《汉字百话》形象生动、案例丰富,“汉学泰斗”白川静穷毕生心血的精粹之作,领略汉字之美的首选读本。
白川静穷毕生心血,亲手抄录近十万笔甲骨金文资料文,直达三千年前的造字现场,旁及考古与民俗,融汇神话及文学,开创了汉字研究的新局面。《汉字百话》融合对神话、考古、民俗、训读细节的敏锐观察,捕捉每个文字构件所隐含的象征意义,并援引《诗经》《九歌》《周易》《礼记》与日本《万叶集》《古事纪》等经典,将渔经猎史融入汉字解析。这位一代汉学家,以他宏阔的学识和想象,通过汉字一笔一画的解读,带领我们回到甲骨文、金文的洪荒世界,再现了“仓颉造字,鬼哭神号”的魔界幻境!不愧为大众读者领略汉字之美的首选读本。
《汉字百话》是“汉学泰斗”白川静穷毕生心血的精萃之作,带领我们探寻栩栩如生的汉字世界,融汇融合神话、考古、民俗与文学,重回甲骨文、金文的洪荒世界,再现“仓颉造字,鬼哭神号”的魔界幻境!
汉字承载着中国文脉,是理解传统文化的重要途径,更是我们的文化之根。但要真正理解汉字,我们必须跳过许慎的《说文解字》,径直回到造字之初,看看在公元前十七、十八世纪,人们如何造出、使用汉字。
那是血腥残暴又奇幻瑰丽的时代,人们笃信万物有灵,天上的云中有龙,风中有鸟形神;蛇虫有巫灵,人的首级是法器;与敌人交手用咒术,大小事均有仪式……人们驰骋想象,将景象与意念化为象形,刻上卜辞上告神灵及祖先,万事万物因而有了名。
与其说象形是具象的描形,不如说是抽象的象征。「山」「水」「日」「月」等字,皆可望形知义,而「善」「恶」「义」「德」等抽象概念,又是如何演绎成形?
《汉字百话》是日本著名学者白川静穷毕生心血,亲手抄录近十万笔甲骨文金文资料,直达三千年前的造字现场,旁及考古与民俗,融汇神话及文学,开创汉字研究的新局面。一代汉学家以其宏阔的学识和想象,通过一笔一画的解读,捕捉每个文字构件所隐含的象征意义,让中国上古时代的世界观与生活史历历在我们眼前展开,为我们找回了汉字根本的思维与记忆。
3神话书记法
考古学遗迹中,往往充满着具有神话性思考的记号。不管是除了史前的巨型石柱、石墓之外什么都没有留下的位于法国西北部布列塔尼半岛南端的卡纳克(Carnac)遗迹,抑或是玛雅文明的巨大石造物,无论是在时间还是在空间上,二者的设计都浸透着神话性的思维。远古时代遗留下来的陶器,其上的纹饰和刻文等,也是这种思维的残存反映,它们和旧石器时代洞窟、岩壁上刻画的动物画等遗存属同一系谱。
作为中国最古老的陶器文化的彩陶陶器,最初大概发源于黄河屈曲部一带。自西而来的渭水、自北而来的汾水、自西南流来的伊、洛二水在这一带合流。这一带是洪水泛滥地带,拥有最为肥沃的土壤,是中国最早繁盛起来的文化区。洪水之神、农耕之神均在这一地区产生。西安半坡遗址出土的彩陶陶器,就是这个地域遗留的文物。根据放射性碳元素的测定报告,其年代约在公元前四一一五至前三六三五年之间。
半坡陶器中,可见很多人面鱼身、鱼与鸟为主题的图像,其纹样以几何纹样为主。笔者曾在《中国的神话》一书(一九七五年,中央公论社刊)中指出,这种人面鱼身的图像,可能就是具有彩陶陶器文化特征的古代夏王朝的始祖神大禹的神像原型。鱼代表的也许是被认为是大禹之父的鲧的形象。这两幅图像表现的是对所谓夏族的创世纪的记录,是一种神话书记法。
彩陶陶器中最显著的几何纹样,是早期的陶器文化中常见的纹样,也是直至较晚时期未开化地域最基本的花纹样式。根据奥地利美术史家AloisRiegl的《美术样式论》(一八九三年。长广敏雄译,一九四二年,宝右座刊)一书的经典解释,这些几何纹样一般认为是对动物图像等进行几何学形式化之后产生的。半坡陶器中所见的纹样,可以看作是从神像向几何纹样过渡的一个印迹。这些几何线条的结合,是半坡人最初的艺术创造,是其世界观在图像样式上的表现。也就是说,在这种未开化的体系之中,种种意识性的纹样形状变化已经逐渐出现。从半坡图像来理解神话性的表记并不困难。
4山顶的大铙
到了铸造青铜器的时代,纹样就高度地完善了。从殷墟出土的象牙、兽骨上刻有的繁缛纹样,以及具有殷商陶器文化特征的白陶器上的斜格纹来看,它们意图表现的纹样样式,在青铜器的制作中已经实现了。典型的纹样有饕餮纹、夔凤纹、虺龙纹、蝉纹,其底纹均是刻入器物表面下的雷纹。呈方形或圆形的雷纹,充斥在纹样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表现了神灵之气在天地之间遍布、流动不止的状态。这些纹样也可以加入前文提出的神话书记法的系列之中。
饕餮的形象大概源于老虎。北方所称的“虎”,南方称作“於菟”。饕餮、梼杌等称呼贪吃恶兽的词汇,和“於菟”可能有着相同的语音来源。这个南方词汇,和印欧语系中的tiger或许是同源词。
饕餮纹最初的含义是什么呢?要弄清这个问题需从一件青铜器谈起。在去年(一九七六年)的中国古青铜器展上,很多人应该还记得有一件湖南宁乡出土的大铙。同时展览的还有四羊方尊,也是从距离大铙出土地不远的山中谷地出土。二者出土地都在南方边境区,地方相连,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大铙器口朝上,埋藏于山的顶端。大铙鼓面的主要纹饰是饕餮,口缘配有象纹。据《孟子?万章上》所记,舜之弟象封于南方有鼻之国,大象是该国的象征。
除了这个地点之外,在附近的长江下游沿岸数地均有大铙出土,这些铙一般重达六七十公斤,出土地与宁乡的象纹大铙相同,都在高地顶端附近。埋藏之时,大概均选择视野开阔、方便瞭望的地方。迄今为止,其他地域出土的大铙,发掘报告尚未公布,但可以推断其主要纹饰可能都是饕餮纹。这些地点位于殷商与南方诸异民族接触的最前线,埋置大铙应该是以压服异族神灵为主要目的的。我国所赋予铜铙的机能,与殷商大铙的功能也许是相通的。大铙并非易于搬运的物品,作为圣器它也许一直被埋于山顶,举行祭祀时挖开其周围的土,设置圣坛,祭祀仪式完毕后再重新将其埋置好。由于各地出土大铙的情形大概一致,可以推测殷人在山顶举行面向南方诸异族的如同今日国家之间会见,或可称作“山见”的仪礼。殷王朝的来自神授的统领权,大概是通过这一类的祭祀用器,以及相关的符咒仪礼来加以维持的吧。由此也容易理解为什么青铜器的纹样原本也是属于神话书记法的一种了。
P6-9
有关日本国字政策的内阁告示颁布之后,迄今(本书刊行之时)已逾三十年。现在大多数的出版物都遵从告示的规定,日本国字问题的争议逐渐平息。所有的固有名词一类的汉字,经过日本国字政策的实施,全部规范化了。正如为了配送邮件的方便,随意地更改自古以来的地名,如今为了将信息情报机械化,文字、词汇也正在被改写。因为对汉字的使用有选择的自由,所以并不是所有领域都遵从内阁告示的规定。而在某些领域,由于对汉字的选择余地很小,只能接受强制的规定。从总体上看,自从有关文字使用方面的政策施行以来,话语的使用方面也开始进入没有规则的状态。现今的问题是,人们并未意识到这种不规范状态的消极影响。
中国在大胆地推进文字的简体化。常用文字几乎都丧失了原来的形义,正在朝着单纯的记号的方向演进。而那些重视日中同文之谊的人们,可能也会认为日本的文字改革不够彻底,并主张追随中国的文字改革。
但是,虽然同为汉字国,日本和中国的情况却大为不同。中国不存在片假名和平假名一类的辅助符号,所以也没有与年龄和智力相对应的分阶段的学习方法。我们可以用假名书写“ぉかぁさん”、“シ一ソ一”,他们只能写作“妈妈”,“跷跷板”。因此对中国而言,简化字形的要求极为迫切,字形的简化有利于普及教育。不过,即使所有的常用汉字全部简体化,也不会成为假名一类的表音文字。失去了字形及形体所包含的意思之后,简体字成了毫无用处的符号及符号堆积。
日本和中国文字改革最基本的共通之处在于二者都不承认汉字的字形意义。日本创作了很多的新字,但是,如做整形美容手术一样,这些新字的改变不大,很难看出字形中的哪个部分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中国的做法与此不同,坚决地贯彻表音化的原则,显现出很强的表音化趋势,简体字因此有着较强的表音性质。就汉语的单音节性质而言,最为适合这个特性的文字就是汉字,中国面临的问题是,采用何种方式保存并活用汉字,抑或是像越南那样施行全面放弃汉字的政策。不过,与越南的不同之处在于,中国拥有世所罕见的数量众多的文化遗产,如果放弃汉字的话,就意味着对这些文化遗产的废弃。如果中国真的有放弃汉字的打算的话,就需要重新再认真讨论了。
汉字研究是我探求古代文化的方法之一,我将汉字看作是无文字时代的文化集积体,从这个视角来思考汉字的内涵体系。《汉字》和《汉字的世界》两本书都是从这个视角撰写的普及性读物。我不愿意介入政策问题,但是,在现在这个汉字面临着悲惨命运的时刻,针对这个问题,我想谈两三点最基本的看法。
就汉字的传统而言,在中国一直都有纠正字形的正字之学,在日本则存在通过训义使汉字日语化的传统。目前,中国舍弃了正字,日本也废止了对很多汉字训义的使用,这都是对各自国家文化传统的否定。就两国文字改革的方向而言,其出发点都在于力图否定汉字所具备的意义体系,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实际上,与其说两国力图否定汉字的意义体系,不如说他们的汉字字形学知识过于缺乏,正是因为字形学知识的缺乏,才导致了这个问题的产生。如果理解汉字的构造及字形意义的话,即便是创作简体字或新字,也会自然而然地依照汉字的构成来创作,所造的新字也易于学习。不管怎样,创作之前必须具备有关字形解释的正确知识。如孔子所言,“必先正名”也。
本书的大部分内容用于解说汉字的构造原理。汉字由作意符的形体素和做声符的音素组成,具有完整的体系。使用文字时,虽然不需要必须具备语源和字源的知识,但是必须要知道文字、词汇所属的意义体系,如果对这方面不了解,文字就成了单纯的符号了。即使需要对文字进行改革,也应该在文字所属的体系内进行,不能随意地更改。
通过训读,可以把握汉字的含义,理解汉字所组成的语汇,完成汉字的日语化。在音训表中,将“もぅ”、“ぅたぅ”、“かなしぃ”等动词、形容词,分别限定为对“思”、“歌”、“悲”的训读,不再有其他的汉字。但是,语感之间的差别是多种多样的,除了“思”之外,“陵、念、想、憾”等字都不能使用“ぉもぅ”这个训读,人们也就无法体会不同汉字之间的语感差别了。同样,“ぅたぅ”只是对“歌”的训读,虽然还有“唱、谣”等字,音训表中却没有“唱ぅ”、“谣ぅ”这两种训读。
汉字是拥有特定含义的文字,没有训读的文字就会逐渐地符号化,失去新的造词能力。音训表中,有“ぁゃまゐ(误)”却没有“ぁゃまち(遇)”。可是没有人是没有过错的,所以,音训表的这个做法也应该是一种过失吧。幸运的是,这个“遇(过)”字,近年来终于被收入改订后的音训表中了。
现在的年长之人,都会想起带有假名注音的小红书,也会很怀念少年时代可以从这些书中自然而然地学到的很多的文字。而现在的年轻人,虽然有着旺盛的吸收能力,却被关闭在规定好了的语言环境中,而这个语言环境拒绝知识的进入。他们对大量的语汇、丰富的语言表现,以及语汇中所包含的提升情感的内容都一无所知。如果现在的少年出现了不爱读书、远离读物的倾向的话,其原因之一当归咎于这种压抑的文字环境。明治、大正时期的诗人,不仅注意词语的含义和音感,同时还关心所用文字的视觉印象,连印刷用的活字大小、文字在纸张表面的排列等方面都十分注意。因为文学、思想著作,不应该有与生活用语相同的语言过程。而文字的形体,不仅关系到文学、思想的表达,还影响到它们的美学价值。
长久以来,无论是敬而远之还是视而不见,文字论学者一直都将汉字排除出他们的研究范围。作为一种通时性的文字,汉字经历了古代到现代的漫长时期,留下了大量的文献,这是世所罕有的。日本通过音读和训读来使用汉字,弥补了日语的缺点,从这点来说,汉字是最值得称道的。
这本小书从文字论的视角论述了尽可能多的问题,不过限于篇幅,没有十分详尽地展开。不过对于关心汉字问题的人来说,我想大概可以提供一些看待问题的视角。
昭和五十三年四月
白川静
此书对汉字的说解有别于传统观点,体现出日本人对探索汉字根由的关怀与热情。
──蔡哲茂(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
白川静的毕生贡献,立足汉字学,横跨考古与民俗,旁及神话和文学。他通过卜辞金文的庞大研究业绩,系统性、独创性地,对于中国及日本的古代文化,提出丰富又生动的见解,旗帜鲜明,别树一格。做为普通读者,当然无能无力置喙学术专业,好在他也出版多本通俗(基础教养)书籍,让一般人得以窥看瑰丽斑烂的“白川静汉字世界”。
——《中国时报》
白川静的字源解释常常别开生面,独树一帜,令人耳目一新,甚至可以说带有相当的“异端性”,让人既感到新奇刺激,又感到突然意外。应当意识到,他提出的不只是一些具体的意见,而是一条新的道路、一种新的学术方向,在根本上否定着《说文》传统。
——《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