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四川成都，三岁后住在重庆，八岁那年，跟随父母从重庆迁到北京。由那以后，便一直定居北京，经历童年、少年、青年、壮年时期，直到如今渐入老年，已达半个世纪之久，所以，我虽不是“土生”于北京，却可称得上是“土长”在北京了。
关于我自称“定居北京半个世纪”这一点，曾引出过质疑，比如一位海外的汉学家就问过我：你“文化大革命”中没有“上山下乡”吗？没有“下放锻炼”过吗？没有去过“五七”干校吗？他知道我出生于1942年，“文化大革命”爆发的1966年，该是二十四岁，按十九岁上大学算，如果是五年的学制，我那时应该大学快毕业而尚未能分配工作，在卷入“红卫兵”运动之后，应该是有一段离开北京的“上山下乡”或“下放锻炼”的经历，至少得一两年；如果我在1966年以前已然分配了工作，则又难免有下放到外地“五七”干校的遭遇；因此，我的“定居北京”，怎么说也该是断续的。可是，我的实际情况是，户口自1950年后从未迁离过北京，1966年以前既没有到外地上大学，也没有被派往外地参加“四清”，1966年后也没有上山下乡或下部队或到“五七”干校锻炼，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虽年年都有国内或海外之游，但最长也都不足三个月。在我八岁后的生命史上，迄今为止，没有连续三个月双脚不踩北京地皮的情况出现过。这就使得我，对北京从此刻前溯，差一点点就满半个世纪的风云变迁，具有最充分的“现场感”，我的观察体验，身历憬悟，一旦用文字“侃”出，也许，其“一手”的资料价值，总还不可抹杀吧。
1949年以前，我父亲是重庆海关的职员，我家住在长江南岸，他每天上下班都要坐“海关划子”(一种小的机动船)摆渡，母亲是家庭妇女，她嫌我在家淘气，而那时附近并没有托儿所，只有一座海关子弟小学，于是她将那所小学权当托儿所，把我送去上了一年级，那是1947年，我只有五岁。父亲在国民党的海关里，跟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人员过从甚密，对他们很起了些掩护作用。1949年lO月1日，北京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重庆还没有解放。父亲跟地下党一起，为迎接解放，做了大量保存海关物资的工作——我曾以此为素材，拓展想象，写过一个中篇小说《嘉陵江流进血管》——1949年年底解放军来到后，重庆海关成立接收小组，成员除了军代表和公开了身份的地下党员以外，还特别吸收了我父亲参加。那时，北京的人民政府成立了海关总署，立即调用重庆海关的原地下党员到任，而他们又特别推荐了我父亲，去担任新海关统计处的副处长。于是，1950年初，父亲以兴奋的心情，携母亲和我的小哥、阿姐和我，先乘江轮到武汉，再乘火车抵达北京。到了北京，暂时把我们家安顿在东交民巷的海关机关的一座洋房的地下室里。我因为上学早，因此也许比同龄的孩子在感知身外世事上较为敏锐。刚到北京时，正值寒冷的冬日，待在屋子里，也仍然冻得够戗，偶然跟着大人外出走走，只觉得街道上一片灰蒙蒙的景象，对比于重庆南岸四季有绿的风光，真是不喜欢。那时小哥、阿姐和我一时都未能解决转学续读的问题，窝在家中，一起嬉闹时，常常故意学着父亲的腔调说“北京好着呢”以为讽刺。
父亲和母亲在重庆带着我们奔赴北京时，的确频频地向我们宣谕北京的佳妙。他们虽祖籍四川，很小便随我爷爷到了北京，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都是在北京度过的，婚后才离开北京。他们壮年时得以回来，大有重归故里之感。我们一时却难以共鸣。记得母亲曾带我去前门某胡同，一座大四合院里，探视某昔年的故旧，那破败的门牖，纸制的窗帘，烧煤球用以取暖的，比我身体还胖大的“花盆炉子”，以及一节套一节弯出窗户去的黑铁皮烟筒，还有大砖炕上半身不遂的、戴着旧式黑绒帽、喉咙里呼噜呼噜总涌着黏痰的胖老太太，炕头放着的齐我大腿跟高的、长脖细腰的黄铜痰盂，连带着弥散在他们屋子里的羊肉茴香馅饺子的气味，都铭心刻骨地让我感到与之格格不入。那该是旧北京的残存景象之一。 没过多久，海关总署为我家安排了正式宿舍，在钱粮胡同三十五号。现在那条胡同的外观变化并不很大。但我们住过的那个院子，经重新编排门牌号码，已不是三十五号了。那是一个不仅有外院，有垂花门通进去的，院心栽有四株西府海棠的漂亮内院，而且还有后院、侧院和花园的，很大的一座宅院。据说汉奸当权的敌伪时期，那座院子一度是日本鬼子的特务机关，我家所入住的那套住房里，便留下了明显的“和式”格局。我随父母在那个院子里住了十年，从八岁到十八岁。这个院子不仅是我从童年、少年向青年时代过渡的生命空间，也是我心性发育的重要载体。那院子使我逐渐喜欢上了具有北京特色的市民生活，我家门外那高大的合欢树(即马缨花树)，我家后窗外仲春时几乎要把花枝伸到我床头的西府海棠，后院那需要三四个孩子才能合抱的古槐，还有分布在好几处，每到秋初全院孩子都会为收获、分配其上果实而激动的枣树、核桃树，都扎根在了我的心灵中，永不会枯萎……
住到钱粮胡同以后，我先在胡同南端的私立耀华小学插班。至少到1953年左右，那时还有很多的私营机构，从私人工厂、商店、电影院到私立学校。我家附近当时的蟾宫电影院和明星电影院，就是私营的，记得家里大人曾带我去那里看过费穆导演的、梅兰芳主演的彩色戏曲片《生死恨》和美国好莱坞的彩色歌舞片。虽说我上学早有早慧的可能性，但那时这样的电影只能让我没看完第一本便在座位上呼呼大睡。抗美援朝以后，美国电影被驱赶了，梅兰芳等“四大名旦”的戏照唱，家里大人全是戏迷，带我看了不少京剧以及评剧(那时叫“绷绷戏”)，稍后又出现了一种从大鼓书等曲艺形式攒合而成的曲剧，我由此不仅知道了“四大名旦”，也知道了马连良、谭富英、裘盛戎、叶盛兰以及新凤霞、魏喜奎……”P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