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会战是中国抗日战争时期于1939年夏季发生的一场会战，日军第11军司令冈村宁次中将指挥3个师团在短期内打败了罗卓英指挥的第九战区右翼30几个师，占领了南昌，并打退了国军的反攻。但此会战给予日军有生力量以相当大的杀伤，为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的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会战。《赣北兵燹(南昌会战)》基于丰富详实的史料，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具体而生动地讲述了此次会战的全过程。本书由谭飞程著。

1939年初，中日两军围绕南昌发生了一系列争夺战。自3月17日日军进攻吴城开始，到5月9日蒋介石下令终止反攻南昌结束，整整54天。作战过程中，中国军队在付出巨大代价后，仍没有守住南昌，在战役的第二阶段反攻南昌时，也未能达到目标。但此会战给予日军有生力量以相当大的杀伤，为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的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会战。

《赣北兵燹(南昌会战)》基于丰富详实的史料，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具体而生动地讲述了此次会战的全过程。《赣北兵燹(南昌会战)》由谭飞程著。

自序：我与抗战

第1章 武汉会战之后的抗战局面

第2章 中日军事大调整

第3章 日军：目标南昌

第4章 中国军队：攻与防的矛盾

第5章 牵制

第6章 序战吴城

第7章 修水毒烟

第8章 烈焰涂家埠

第9章 箬溪助攻

第10章 长蛇破

第11章 致命一击

第12章 大崩盘

第13章 武宁不宁

第14章 名城陷落

第15章 进攻余绪

第16章 高安狼烟

第17章 喋血庐山

第18章 西线攻势

第19章 东线袭击

第20章 大江北去

第21章 余恨绵绵

第22章 会战评价

参考书目

鸣谢

在策划、战备工作进行的同时，各部队的集结工作也在同步进行中。其中，地面部队大致可分成四个批次。首先，在1月底，将用于本次作战的工兵部队主力开始向战区集结和开进，部分驻扎区域较远的炮兵部队或其他配属部队开始向武昌、九江集结。前者如独立工兵第1联队归军直辖，向德安集结；独立工兵第2联队开赴阳新；独立工兵第3联队向咸宁集结，再向瑞昌推进。各个架桥材料中队也按照分配，与前述各部会合，一起行动。后者包括野战重炮兵第12联队、独立山炮第3联队、独立迫击炮第3、5大队、独立机关枪第1大队改为军直辖，开始向武昌集中，要求在2月7—14日完成集结；独立山炮第2联队开赴九江，配属第106师团指挥；第2野战瓦斯队先到汉口集中，再推进到德安，要求2月18日抵达。

第二阶段是2月1日，《吕集团作战命令第215号》(以下简称吕集作令)发布，全军范围内开始全面、大规模调动。军炮兵队(野战重炮兵第10、14联队，独立野战重炮兵第15联队、独立攻城重炮第2大队)按命令于12日将驻地警备任务移交，开始向德安以南的集结地域进发，时限为2月24日。炮兵队的火炮由水路船运，辎重车辆、马匹由陆地行进。第6师团则自8日起，将其在咸宁和武汉、大冶的警备任务分别交由第9和第13师团承担，然后分别在2月15日和25日接替第106师团在阳新和德安的警备任务。第106师团在换防后，向德安西南地域集结。第101师团向德安以南地域集结。两师团集结时限为2月28日。

第三阶段主要是战车部队的调动——2月7日命令战车第5大队与第7联队(包括配属的2个独立轻装甲车中队)，在2月10-20日之内，将所属的坦克和轻装甲车由水路从武昌运至九江，再由铁路运输至德安。所属的卡车则自行从武昌出发，经瑞昌开赴九江，与坦克、轻装甲车会合，然后再开赴德安。为了确保大规模调动的保密性，第106师团的集结调动和战车部队的陆上运输行动都在夜晚进行。另外，在2月6日命令朝武昌集结中的野战重炮兵第12联队归第6师团指挥。2月8日命令独立第8工兵联队开赴武昌，转第6师团指挥。

最后在2月15日，第11军下达《吕集作令第235号》，明确各部队集结地和隶属关系，并命令原先就在德安附近的炮兵部队(野战重炮第13联队及第10联队1个中队)归建。

由此，在鄂东、鄂东南、赣北，到处都是部队在集结，到处是部队在调防，道路上满是车队，长江中尽是轮船。在日军集结过程中，自武昌以下经大冶到九江的公路成为繁忙的通道。为了同时照顾东西向的行军需要，按照第11军2月14日发布的命令，早晨8时至傍晚6时为东进部队使用，傍晚7时至早晨7时为西进部队使用。

然而，日军的集结并不像想象中的那样顺利。2月的鄂东赣北之地阴雨连绵，山洪暴发，河道涨水。中国落后的道路体系加重了这一问题的影响——部分道路桥梁被冲坏，乡间泥泞不堪。可想而知，日军各部是如何在这样的泥泞中挣扎着向集结地前进。第101师团步兵第103联队士兵中村常贤在杂记账中提及“自从进入2月以来到今日(26日——作者注)连续下雨，仅有两三日晴天，就像梅雨天那样”。他还在日记中进一步发牢骚道，“山间田野里开辟的新路因为下雨马上就变得泥泞，似乎快要没过膝了，特别是我还要跟接到命令的人一起去旅团，所以就有了骑马过去的想法。至少这样就算路上难走点也没关系，而且马的腿长，会没过人膝盖的地方对马也没影响。马儿走二里地就一个多小时，我骑着马心想为什么自己没做骑兵呢?现在才开始讨厌步兵的速度”。

大雨和泥泞的路不仅给各部队的运输造成影响，还影响了前线布置，特别是炮兵阵地构筑缓慢，重炮部队久久无法进入。有鉴于此，冈村不得不连续推迟作战发起时间。最初冈村确定的时间是3月10日，即日本陆军纪念日。但是到3月4日，眼见准备不及的冈村发布《吕集作令第253号》，将预定攻击发起日推迟到3月15日。3月9日，又进一步推迟到3月20日。

尽管大雨对港务和飞行也有影响，但海军和航空兵部队的集结相对还是顺利一些。2月28日，T部队集结于九江和湖口，迅速完成了战备工作。3月13日，第3飞行团司令部进驻二套口机场。14日，第75飞行战队及第45飞行战队直协侦察中队作为第一批抵达的作战部队，进驻二套口机场。次日，第3飞行团所有部队完成进驻。16日，第1飞行团独立第16飞行中队的2架侦察机也抵达当地。其间，地勤、警备、防空部队和航空作战所需的弹药、油料等物资也先后到位。

集结中的日军沿途也不太平，据笔名志藤宗男的第6师团日本老兵回忆，他们的中队在向前线推进中，路过村庄，进入“征发”粮食的人员有一个没有回来。中队立即全体出动包围村子，喝令交人，否则就要杀死全部中国人。由于得不到回应，日军入村搜索，发现失踪人员被杀死，于是抓了四五个中国人一路踢打，最后全部杀害——谁都知道日军的所谓“征发”就是抢粮，对照先前的发盐的宣传，这种“保护”的本质就很清楚了。P62-64

写完这本《南昌会战》的初稿，我已经虚龄36岁了，这搁在中国古代，是可以自称“老夫”的年纪了。就是按照旧有的老中青三代的划分，也是中年人了。在30多年的生涯里，从听闻抗战、了解抗战到书写抗战，有许多经历与感悟，在此与广大书迷分享。

我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但从小由外公、外婆两位军人带大，所以从小就对军事十分着迷。我与抗战的结缘是在1987年，那一年，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神圣抗战》一书；电影《屠城血证》也上映了。当时虚龄10岁的我被《神圣抗战》中一个个精彩的故事所吸引，而《屠城血证》使我直观地了解了“日本鬼子”的凶残。但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在《神圣抗战》中，除了戴安澜将军的那篇以外，就没有涉及1938年以后的正面战场了，只是用了一段话概括，这让我疑窦丛生，产生了了解那段历史的想法。

之后，我的阅读逐渐开阔。1994年，中考前的我买了张晓然先生的《八千男儿血》(湖南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一书，看了之后心境久久不能平静。我有了一个念头，想收集国民党抗战牺牲的将领，记录其姓名、军衔、职务、教育、籍贯、出生时间、字号、牺牲时间地点等，做成一张表格。不久，我有幸买到了党德信、杨玉文两位先生的《国民党抗战骁将·炎黄忠魂录》(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一书，于是抛开以前零星的收集，以此为基础，补充成一张表，并记录在硬面抄之上，取名“炎黄忠魂谱”。到高三时，重新誊录，并在硬面抄的扉页题上了《我的中国心》歌词以明志。随着阅读的增多，我又开始做校级军官的版本，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始终未能成稿。2002年，我把整理的100多名(后增至126名)将军名单贴在了音速论坛，被诸多转载。以今日之眼光，此表还存在很多问题，但自己已经没力量修改，倒是好友胡博潜心钻研国军人物，在微博连载抗战殉国将领，并与王戡一起推出了《碧血千秋·抗日阵亡将军录》(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成为此领域集大成之作，殊堪推荐。

高二时正逢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学校组织了全校抗战故事演讲比赛，我也报了名。我的演讲即以《八千男儿血》的内容为本，浓缩成一段常德保卫战的故事。演讲那天，在20名演讲者中，只有我和另外一个人讲正面战场的故事——他讲的是课本上就有的台儿庄。抽签时我抽到的是2号，第一位同学讲平型关声音如同蚊子叫，而且故事又特冗长，超过规定时间。所以，他一讲完我就几乎是飞奔着上台，然后以洪亮的声音一口气讲述了自己准备的故事。事后同学评述，说我讲得太快，连喘气都不带，没有给听众缓冲的时间。最终我什么奖也没得，但我觉得那天是最畅快的一天。

在看抗战书籍时，我发现几乎所有的书对中国军队方面的介绍是详细的，而对日军确总是含糊不清。我于是又产生了一个念头，以后要注意日军材料的收集。然而，那时的我不可能接触日文材料，这个念头只能暂时保留了。2001年，我在大学图书馆自修时，偶然发现了李惠、李昌华、岳思平三位先生编著的《侵华日军序列沿革》(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一书，爱不释手。为了省钱，我在图书馆泡了几天，把整本书抄录在一本小册子上。至今，这本小册子仍在，只是有一次沾了水，用纯蓝墨水写的字漫漶了好几页。

人的求知欲总是无穷的，在看完这本小册子之后，我又不满足了，期望能接触真正的日文材料。就在那一年，我在音速论坛认识了侨居日本的章骞先生。我们在上海一见如故，章骞先生给了我许多有益的指导，还赠送我人生的第一本日文书《日中战争》(三野正洋，光人社)。由此，我开始着手《侵华日军序列变迁总表》的编订。工作以后，我有了稳定的经济来源，随之日文材料也逐渐多了起来，但俗务也更加繁忙，且极欲成就定鼎完备之作，以至于该书的体例就修改了数次，至今尚未成稿。

2002年，我踏进了和平论坛，这是个专门研究民国的BBS。在这里，我认识了一大批朋友，还写了生平第一篇真正意义上的抗战文章《衡阳保卫战系列之衡阳机场争夺战》(未刊稿)。当时是想抽取衡阳保卫战中数个经典战斗，写成一个系列文章，但因俗事纠葛，未能继续。后来，这个论坛改版为立雪社(论坛)与征程忆事(网站)，大家在立雪社讨论，成稿的文字发布在征程忆事。近些年活跃在民国和抗战写作一线的大多数草根研究者，如胡博、王戡、冯杰、牛戈、蔡朋岑、马雷、高明辉、霍安治、钟子麟、黄勇、周明、周强等都是出身于此。2008年，网站遇到资金困难，主持者因先前一直受大家捐助，不忍再告难众人，不得不关闭。至今想来，甚为可惜。

2003年，我进了人生第一家单位，是个军事刊物编辑部。我本以为可以发挥我对抗战的了解，但单位却要求我将注意力放在太平洋战场。到2005年，考虑到抗战胜利60周年，单位重点组织策划了一个台儿庄战役的军史专题。专题这期一出，从销售商那里反馈的消息却是灾难性的，他们纷纷表示销售很困难。后来，我们又做了一期第三次长沙抗战的专题，销售商们几乎要造反了，说如果再出抗战的专题，他们就不卖了。面对市场冰冷的反应，我们只能屈从。以至于到2007年，单位与上海某出版社合作，准备精选历年文章出专题文集，起初策划了抗战的内容，可是缺乏足够的文章而作罢。其间2006年，我加入了一个草根中国历史研究QQ群，这个群里清一色的七字昵称。这就是如今微博上所谓七字党最早的源出。这里的人士对于中国古代史各自有一块自留地，见解也颇有见地，但唯独谈到抗战史，对正面战场诸多贬低。每每争论，则都是我一人舌战群儒。不过日子久了，他们看我言必有据，便相互求同存异、和光同尘了。

2008年起，我有了一段短暂的自由时光，开始钻研魏晋南北朝这一块，并希冀有所建树，抗战便又放下了。只是把一篇2003年就开始写，答应给朋友的南阳保卫战仓促完稿。2009年初，有朋友找到我，说正在和武汉大学出版社合作出抗战系列的书，希望我能参与。他提供了三个选题：武汉会战、随枣会战和枣宜会战。我当即选择了武汉会战。因为我在高中时，读过陈道阔先生的《长河落日》(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深深为之倾倒。高三时，我又根据数本材料，与同学一起做了个武汉会战的图上兵棋推演。我自以为对武汉会战还算了解。然而，当真正开始创作时，我才发现自己是多么幼稚。武汉会战场面之大，各个小战斗之繁复超乎自己的想象，加上长期疏远抗战，资料储备不足，一时陷入困境。幸得好友胡博倾囊相助，他将自己的资料库开放，随我取用，这才解了燃眉之急。

资料到手了，然而困难也接踵而至。国人记载历史以意为先，所以战史及回忆资料大多信息模糊，矛盾重重，导致诸多情节迷蒙不清，断非短期可以厘清，不得不再三妥协，小部分考证，大部分回避。最后花了大约一个月时间搜罗资料，三个月时间全脱产闭门造车，终于勉强完成了此书。写书时，从早晨一睁眼就开始写，一直写到深夜一点多，当中只有吃饭上卫生间可以休息片刻。特别感到难受的是，每天的情绪也随着书稿的内容起伏。抗战之中国以一个落后的躯体与凶残先进的侵略者对抗，情势之险恶艰难，牺牲之悲壮惨重，让人痛苦不堪。书稿写成后，仍然持续数月处于抑郁之中。2010年书稿付梓，稍得宽慰。其后幸蒙近代史史料学会秘书长李永璞教授青眼，因此书忝入学会，总算多日辛苦有所报偿。

《鏖兵江汉——武汉会战》完成后的2009年秋，我从上海搬到了杭州。因为生活和环境的变故，几乎无法继续写作，于是心生退意。2012年，当武汉大学出版社的王军风编辑再度向我约稿时，我陷入了矛盾境地。这两年的微博兴起，使得信息的传播速度大大加快，形成一种独特的媒体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一批所谓“公知”红口白牙造谣惑众，以民国时代为尧舜之治，以苦难抗战为燕然之功，以个别人物为孙吴再世，为其不可告人的目的造势；一批所谓“自干五”又以讨伐公知为名，一味讥诮正面抗战，嘲笑当时中国的困境，用钓鱼这种无耻无底限之行径娱乐大众。我以为出现对历史细节的争论和歧见是正常的，但像眼下这样的认知对立乱象是极不正常的。在如此乱象之下，我觉得自己是不是该做些什么?于是，在反复考虑之后，决定接受新的书稿任务。

这次编辑是让我自报选题，我则选择了南昌会战。因为南昌会战是武汉会战之后的第一次会战，从某个角度而言，可视为武汉的续章。然而南昌会战并不好写，其一，南昌规模较武汉为小，而要达到同等篇幅需更多材料。其二，自搬迁杭州之后，资料分隔上海和杭州两地，经常需要来回奔波，特别不方便。其三，写武汉时是脱产状态独自在家写作，而本次是边上班边写，而且住处并非一人，往往要等夜深人静才能提笔。令人欣喜的是，本次写作得到更广泛的帮助，无论同事、朋友、军迷皆慷慨相助，比如好友胡博，请教问题随电随查随答，当场解决；冯杰不收快递费将收藏的罗卓英将军纪念集快递过来；李异将珍藏的《抗日战史-南昌会战》翻拍发来……这样的例子太多太多，我笼统地附记在后面，以表达自己的感谢之情，有不敬之处，还请各位宽谅。

本次创作的程序大体与《武汉会战》一书无二，先搜罗资料，再具体写稿。最大的不同，是《武汉会战》一书是从头至尾铺陈而就，而本书却是大多数章节独立写，最后统稿。特别是最初六个章节，是同时开工，齐头并进，又分别完工的。第一章节恰恰是全文最后完工的一个章节。这是因为在见缝插针的写作条件下，为保证进展速度而采取的临时对策而已。

正因为写作条件不佳，我一度曾想放弃。那段时间，某关爱抗战老兵组织的人士延请我加入他们，我想这是好事便加入了。一次我看到同组织的人在谈抗战时，把一·二八和八一三搞混了，便客客气气地提了出来。可是我没想到，这一句话便捅了马蜂窝。这个组织的领头人(据说还是抗战老兵后人)带着一群人(其中包括大学生志愿者)极尽冷嘲热讽，总结起来一句话“别人也有错，所以我们有错是正常的，你看见了错不能装哑巴吗?为什么要别有用心地指出来?”同时，亦有相熟的抗战研究人士与其他关爱抗战老兵组织合作，对所谓“良心认定”模式而不是“事实认定”的方式提出质疑，劝对方慎重，同样遭到群起批判。连关爱抗战老兵组织的人士都是这么个态度对待历史，又何况普通人呢?于是，我重新全力投入。

本书在内容上比《武汉会战》一书有所提高，大幅增加了日军部队史和个人回忆录的材料，今昔地名对比更加完善，中国军队人物采用系统的职衔标注，并修正了《武汉会战》一书中对中日个别人物介绍中的错误。所以，如果有读者发现不一致的地方，以本书为准。此外，如果说《武汉会战》的精华是第17章，那么本书的精华恰恰是第1章。因为除了南昌会战本身的叙述之外，我想突出反映武汉会战之后，中国所面对的抗战形势，对这种大势的认识是草根研究者和普通军迷容易忽视或了解不透的。对此，我想突出传达几个方面的信息：一是西方政治形势与中国战场形势的关系。这在一般抗战书籍中总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其实在欧洲发生的每一步都牵动东亚的神经，产生深远的影响。二是有关中日和局。自民国时期以来，为汪精卫“曲线救国”翻案的声音就没有断绝过，就是在本书写作期间，有那么几个微博名人打着人民的旗号轮番哀嚎，从最初认为和局可成到干脆为投降鼓噪。其实从现有资料便可以判断，在和谈中握有主导权的日本方面根本无明确的战略、无稳定的政策、无合理的底线，有的只是贪婪的心态、空洞的说辞和变幻不定的谈判条件，根本无和局之可能。退一步说，低调俱乐部诸人在与日本和谈之初，因对中国内情的了解，放大中国的困难忽视日本的困局，对抗战形势产生误判，还可以说当局者迷。那么重光堂会谈一波数折之后，面对明显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条件，还要往里跳，那就是汉奸无疑了。而后人，尤其是某些史学专业人士(尽管非近代史专业)，面对如此清晰的历史事实，还要信口雌黄，比之汪、周之流是更加可恶了。限于本书主题，篇幅有所限制，文中对以上两项仅提供浅显说明，未作充分展开。有兴趣的读者可依据这些线索，作深入探索。

大约有了前次的经验，这次写稿虽然也感到愤懑压抑，但是没有那么剧烈。同时，无数中国军人的前仆后继并没有让我特别感动，因为军人保家卫国是其职责，真正触动我的却是平民百姓。当我发现1938、1939、1940年华侨侨汇大于中国政府财政收入的情况，止不住泪流满面。这是我写这本书稿唯——次哭泣。另外，大大触动我的还有钱塘江上牺牲的三位无名船工和为敌后游击的新编第11师找粮食的老太太和残疾退伍老兵。尤其前者，他们做那样的事情，纯粹是出于一种最朴素的情感。在我看来，这也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值得永远纪念的英雄。

经过11个月的磨砺，在这本书稿初成的时刻，我总算感到一丝欣慰。回看抗战的写作，武汉一书自己的投入与稿费持平，而本书仅购买资料的开支已经大于稿费许多，如此写书求的是什么?我以为我们70后这一代人，所受的教育还是比较传统，观念也比较传统，要做事就是踏踏实实一定要做点成果出来而不是游戏人生，要写历史就写成信史而非纪实、戏说之类。当然时代确实不同了，想要做太史公、班兰台是做不成了，但是齐太史一家的精神是我们需要秉持的。所以两本书(除《武汉会战》第12章)，我都坚持事实叙述，自己不了解清楚的事情不写，缺乏事实依据的事情不写，不作过度解读。在此，我不得不谈一谈关于抗战资料，特别是正面战场资料的使用问题。正面战场资料大体上有这么几类：一是各类原始档案，包括档案馆藏档案、电报、战报等等；一是当时的出版物；一是大陆的文史资料和台湾的传记文学、回忆文献；一是各类自行出版的回忆录或自由采访的老兵口述材料。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和人文环境，这些资料的产生都或多或少存在问题。就第一类而言，一般档案文件只代表文字上的意义，是否执行下去，到什么程度都值得探讨。电报、战报受主观影响很大，记载的事实有多少是真，多少是虚夸或者又隐瞒了多少都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在此不客气地说一句，当时中国军队几乎所有电报、战报的统计数据都不太可信，从写原件之人落笔之时开始就存在夸大或缩水等现象。特别是歼敌数目，如没有日方资料的协助佐证，可直接丢弃不用。另外，当时的出版物出于宣传或论战目的，使用需要谨慎。大陆的文史资料和台湾的传记文学、回忆文献均同样带有强烈的官方背景，在叙事上有时代政治性色彩，不可轻易尽信。最后一类材料受记忆力、资料、个人性格和出版、述说目的的影响，其诚信度更是只有天知道了，只可作有限参考。总之对材料的如何适当运用，去伪存真方面，抗战史研究的难度要比许多近现代战争史研究更高，这也是抗战史研究最艰巨最困难的所在。不慎者很可能因为一个微小的失误，造成全文甚至研究体系的崩溃，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尽管使用材料万分谨慎，然而考虑到两书是商业写作，是以通俗的方式将已有的专业信息传达给广大军迷爱好者，并非真正意义的纯军事领域的战史，所以在不妨碍事实的情况下，我对文字进行适当的文学语言修饰，避免行文过于枯燥。众口难调，不当之处还请广大读者海涵。

当然，本书存在诸多遗憾。其中最大的遗憾是因为本人不熟悉制图软件，又无力承担商业图片制作成本，所以放弃了数十张作战地图。这些地图并非现有地图的简单复制，而是计划在现有地图基础上相互结合、相互考订的产物，以再现当时各主要战斗的态势。只能期待今后条件成熟时再补充了。

尽管本书是按事实叙述的标准所写，但我不敢说我自己了解的抗战就是抗战的全部真相，我对抗战所持的观点就是唯一真理，因为就如同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每个人眼里有自己的抗战印象，只期望自己的书是进入那段历史大门的敲门砖。我特别希望每位读者不要预设立场看书，因为一个人对待历史的态度，决定他对历史的认知。这一点绝不是多看几本历史书，就能改变的。为什么这么说?我曾将书稿中唯一令我落泪的段落写在微博里，结果立即有一位自称是民国财政专业研究者的人以此讥笑当时的中国政府，他罗列了一组数据，甚至提出民国财政达不到侨汇数十倍，抗战第一年财政损失如此严重，所以他就要喷。可以这么说，这位“专业”研究者的数据或有所出典，但他完全忘记了，所谓历史研究的客观不仅是要针对数据、事件，还要针对其历史条件，跳出历史条件来进行评判必然得出极端主观的结论。抗战之艰难困苦，战相丑陋是事实，但这是因为当时中国整体的落后，这种落后也不是以当时的条件，在一朝一夕之内就能改变的，不能将此责任完全归结到某一个政府某一个党或某一个人头上(详见拙作《鏖兵江汉——武汉会战》第17章)。我们可以批判，但不可以因为失望，就占据道德制高点，为喷而喷，尽行讽刺之能事。从另一面而言，民国的人与事存在时代局限，人无完人，事无完事，不可揪住一点，过分拔高，夸张粉饰，仿佛民国时代人人是英雄豪杰，举国是人间天堂。这又是另一个极端了。

我还想劝说许多对抗战有兴趣的年轻人，不要因为少数极端解读者和钓鱼爱好者，就卷入为反对而反对的无谓口水战之中，在微博上成天浪费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发泄和打嘴仗是成本最低的胡闹，起哄和看热闹是最廉价无聊的娱乐。抗战之中值得研究和探索的地方还很多，哪怕是草根群体也有着广泛的做学问的空间，并不是无所事事。如果能将不满转化成研究的动力，能将口舌之争变成脚踏实地地做实事，不以“与人斗”为乐事，则中国之幸、历史之幸、抗战之幸!

谈到抗战的研究和探索，我便想说说对于抗战军事史的看法。我最初给杂志写稿是关于太平洋战争的，查阅资料时发现了日本防卫厅有102卷本的《戟史鼗害))，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分别有15卷本的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Naval Operations in World War Ⅱ和5卷本的History of U.S.Marine Corps Operations in World War Ⅱ，均是体量极大，全景又有相当细节，并从一定程度上参考了对手资料的纯军事战史著作。而放眼抗战，可以这么说，迄今为止国内尚无完整详备的，中日双方资料充分运用的纯抗战军事史著作(台湾“国防部”史政局出版的巨著官版战史，很大程度上只是国军战报的剪辑)。尤其日美这些著作成稿比较早，对对手资料运用还有缺憾，而中国之抗战，近年来各种资料几乎可谓完备，为何没有相应成果呢?究其原因，国人总是对政治、战略比较敏感，关注历史规律性、制度性的东西，在这些方面叙述得比较详尽、透彻，然而对战役详细经过则比较忽视。缺乏对战役细节的精确研究，必然使得观点的正确性大打折扣。所以，个人认为，要写这样一部著作，必须首先对抗战大的会战和游击战中具规模的战斗有深入的研究，最好能对其中一半以上都写过著作或大体量的战史文章，最后在这个基础上作统合。这是一个浩大的工程，需要有志且有能之人，甚至是一个团体的努力。这是梦中呓语，抑或能得实现，吾与诸君拭目以待。

话又说回来，我个人作为一个长期断断续续探索抗战的草根，在知识上未能充分厚积，材料的搜罗亦未穷尽，会战规模的写作又超出自己能力范围，无论整体把握，还是具体细节都不甚完备，况且成稿时间仓促，难免存在错误，欢迎广大专家和读者批评指正。

谭飞程

2013年9月9日于杭州

在本书创作期间，作者得到浙江省委统战部，浙江省民宗委、民政厅，江西省民宗局，浙江省作协，浙江省黄埔同学会，南昌市青山湖区民宗局、民政局，台州市黄岩区政协、民宗局，台州市路桥区民宗局，高安市民宗局，永修县民政局，新建县民宗局，南昌市地名办，永康市党史办，崇明县台办，南昌县、武宁县地名办，高安市瑞州街道办事处，南昌市青山湖区昌东镇镇政府，台州市路桥区横街镇镇政府，高安市祥符镇镇政府，新建县西山镇镇政府，永修县吴城镇政府、立新乡乡政府，日本株式会社Bridge，杭州沈氏古旧书店等单位机构，民革浙江省委副主委俞建民先生，浙江省作协党组副书记郑晓林先生，农工民主党浙江省委宣传部前副部长蔡孝侗先生，浙江省黄埔同学会副主任曹锦玲女士，南京市政协委员王楚英先生，九江市劳动就业局李勇先生，路桥区政协委员陈静殊女士，路桥区纪委蒋辉智先生，路桥区民宗局陆明英女士，青山湖区民宗局陈铄涛先生，美国波士顿大学顾剑教授，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会秘书长、鲁东大学李永璞教授，浙江大学徐明德教授，南昌大学张国功教授，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会会员胡博、冯杰先生，上海市日本学会会员章骞先生，上海市图书馆张轶先生，北京法华图书馆王云女士，江南都市报黄浦先生(排名不分先后)，王吟春、王戡、孙寅、乔亚宁、李异、余戈、陈钧、陈剑、杨佳豪、唐思雯、高明辉、瞿元超等好友(以姓氏笔画为序)及许多甘居幕后的朋友大力帮助，没有这么多机构和朋友的无私帮助，此书的完成是无法想象的，在此表示最诚挚的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