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奴，一个崇拜狼的草原游牧民族，曾经游荡在西北坦荡的土地上。他们像狼一样地野性、勇犯剽悍，骁勇善战，他们从草原上崛起，他们与强大的秦汉对抗，称雄数右年，他们以铁骑征服了广大土地，他们的牛羊吃草到哪里，哪里就是他们的疆城……但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强悍的、震撼了东西方世界的马背民族，却在自己最为辉煌的时候，没有留下任何文字，神秘地从历史舞台上突然消失了……

高建群编著的《最后一个匈奴(现当代长篇小说经典)》是一部高原史诗，再现了陕北这块匈奴曾留下深深足迹的特殊地域的世纪史。作者力图为匈奴民族的历史轨迹寻找到一点蛛丝马迹……作品为我们展现了三个家族的两代人波澜壮阔的人生传奇。

高建群编著的《最后一个匈奴(现当代长篇小说经典)》是一部高原的史诗，陕北这块曾经让匈奴民族留下深深足迹的土地上，在二十世纪发生了改天换地的变化。主人公一家三代人，背负着历史的重负繁衍生息，艰难生存。他们见证了黄土高原上人们的坎坷命运，也见证了红色革命的火种在此保存并形成燎原之势的历史。新时代来临之际，作者依旧在这里寻觅那个古老民族的遗踪。

正文

从郅支之死到阿提拉出世，这中间的几百年时间，对我们来说是为黑暗遮掩和混沌不清的。谁也不知道这支匈奴人是怎样穿越险峻的高山和湍急的河流完成这一场跨越洲际的大迁徙的。仅就河流而论，他们穿越了乌浒河、药杀水，穿越了伏尔加河、顿河、库班河、第聂伯河，穿越了多瑙河，穿越了莱茵河。他们穿越的路程较之《圣经·出埃及记》中的以色列人，要漫长上许多倍。他们是如何穿越的，多少人死在了路途，又有多少人在路途上出生，这一股洪水裹胁了多少人一起走，他们又将多少人留在了路经的地方。这些都是谜。土耳其的史书，俄罗斯的史书，阿拉伯的史书，西方人的史书，曾经零星地记载过这些伟大迁徙者的蛛丝马迹。换言之，这些史书只是在记载他们民族的故事时，由于这些草原来客的出现，楔入了他们的文明板块边缘，于是偶尔地给一些零星的笔墨的。北匈奴人在黑海和里海，勾留过相当一段的时间，后来由于这里的盐碱、干旱和极其恶劣的气候，才不得不拔起营帐，向更湿润的西方继续走。匈牙利人裴多菲在他的民族史诗中吟唱道：我的光荣的祖先呐，你们如何在那遥远的年代里，从东方，从黑海和里海，迁徙到水草丰美的多瑙河边，建立起我们的公国。

每天那像橘红色大车轮子一样停驻在西地平线上的落日，一定给过这些草原子民许多的想象。当疲惫的马蹄和吱哑的车轮向前行驶时，他们并没有目的地。目的只是远处的水草。逐水草而居是这些草原子民的生存法则。他们就这样一段一段地撵，一直走了遥远的路。是夜，迁徙者围成一个圆。圆心生起篝火，妇孺们留在垓心，强壮的士兵则枕戈待旦，一直到天明。

公元三百七十四年的时候，匈奴人这一支洪流，缠裹着欧亚大平原几乎所有的游牧民族，突然出现在多瑙河畔。一位西方传教士，曾经作为客人，走入过匈奴人的帐篷。他为我们详尽地描述了这些引起欧洲大陆强烈震动的草原来客形象。这是迄今见到的对匈奴人最详尽的描写。当然，文字中包含了一个优越的定居文明对这些迁徙者的许多轻蔑和贬低。但是，它毕竟透露了一些真实的信息。

文字说：“匈奴人在残暴与野蛮方面是超过了人们所能设想的。他们戮破自己小孩的面颊，使长成瘢疤以防胡须生长。他们有粗矮的体格，两个长大的胳膊，和一个很大的脑袋。他们的外表是可怕的。而且他们像畜牲般地生活着。他们的食物没有被烧煮和加调料，他们吃野草根和马鞍压软了的肉。他们不知道犁的使用，不知道定居的房屋、土房或木屋。他们是永远的游牧者，从幼小的时候就习惯了冷、饥、渴。他们的牧群随着他们迁徙，他们拽着装载他们家属的大车。是在这上面，他们的妻子纺着线和缝制他们的衣服，生育和抚养他们的孩子一直到成年。你问这些人是从哪里来，在哪里出生，他们是不知道的。他们的衣服包括一件麻料下衣一件用野鼠皮缝制在一起的宽袖上衣。暗色的下衣腐烂在他们身上。他们除了不穿它时之外从来不知道更换。一个有前檐的帽或一个帽顶堆在后面的无檐的帽，加上缠在他们的长毛腿周围的山羊皮，这就配备全了他们的行装。他们的没有式样和大小的鞋子不让他们走路。作为步兵他们完全不适宜于作战，但只要一跨上马，则我们会说他们是钉在马背上的。他们的马是小而难看的。但它不知道疲乏，走时像闪电一般。是在马上度过他们的一生。有时骑着，有时侧身坐在马背上像妇女一样。他们在马背上开会，做买卖、吃、喝，甚至于把前身倒在马颈上睡觉。在战场上，他们袭击敌人时会发出可怕的叫声。如果发现有抵抗，他们很快地逃走，但以同样的速度再回来时，则一直向前冲击，推倒在他们面前的一切障碍。他们不知道如何攻下一个要塞和击破一个防御的阵地。但他们的射击术是无可比拟的，他们能从惊人的距离射出他们似铁一样坚硬和能致命的尖骨头制的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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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十集电视连续剧《盘龙卧虎高山顶》的开机仪式上，央视制片人李功达先生说，如果不把高老师的《最后一个匈奴》这部中国文学的红色经典，变成一部电视连续剧，那是中国电视剧人的羞愧，是我们中央电视台的失职。

而杨作新的扮演者潘粤明、黑白氏的扮演者刘涛，则在开机仪式上发言说，央视有信心把它打造成中国电视剧创作的一部代表作，他们则有决心把它打造成自己个人的一部代表作。

他们做到了，完完全全地做到了。我在看了样片以后，给李功达先生打电话说，我看了前五集，流了四次泪，我经常说长篇小说要“宏大叙事”，什么叫宏大叙事，这就叫宏大叙事。

我还说，中国共产党已经行年九十，但是很遗憾，一直没能认真地、有意识地为自己树一座纪念碑，现在你们这些人，一不小心就把这件事完成了。

我还向演员们致敬。我说，我看到一群表演天才在演绎人物，这些人物比我小说中的人物更鲜明、更具有戏剧张力，他们将小说中的戏剧因素挖掘出来，像吹气球一样无限放大。记得拍摄期间，我曾经三次前往陕北去“探班”，地冻天寒，山沟里钻着一群傻乎乎的人，面色呆滞，目光狼狈，像回到过去年代。我记得，只有当年(1979年冬天或1980年春天)拍《黄土地》时，我才有过这种感觉。

一部小说，一旦变成铅字，便有了它自己的命运。作为原作者，他现在唯一适合做的事情就是三缄其口，作壁上观。让它去经历吧。包括小说的经历，也包括这部电视剧的经历。在这里，我就是以一个局外人、一个旁观者的角色向剧组献上敬意。这个敬意还献给当代最好的小说家之一、本剧编剧葛水平女士，还献给尊敬的导演延艺先生、梁彤女士。

《最后一个匈奴》面世前后，有许多的事情发生。这也许是命运使然，是小说本身的命运，亦是小说作者本身的命运。哎，小说面世已经二十年了吧!二十年是个不算太短的时间概念。

它的启动是在1979年4月19日。当时，陕西作协恢复名称恢复活动后开的第一次创作会叫“新作者会”。会上，我和一位叫藏若华的北京女知青商量，要合作写一本关于陕北高原的长篇史诗。会后不久(大约是那年年底)，若华女士去了香港定居，这样这部书就只好由我独立完成了。她留给我的所有资料是那个剪纸小女孩的口头传说和变成文字的包裹在小说中的那三千多字的短篇《最后一支歌》。

我开始了自己梦魇般的写作历程，开始像一个陀螺一样自转。十多年之后，到了1991年，小说已经完成一大半了。但是小说稿丢失了。

这事现在叫我想起来还觉得诧异。1991年7月，中国作协通知我到西安领庄重文文学奖。那时我在延安报社，行前，一位青年评论家朋友来我家，提出要把稿子带走去看。待我回来，他说稿子丢了。

我在那一刻如五雷轰顶，有一种世界末日的感觉。我找了许久，跑遍了这座城市每一个公用厕所，并且和能联系到的小偷、包括小偷组织的头儿商谈，还是没有找到，小说手稿从人间蒸发了。

终于有一天，我站在阳台上热泪盈眶。那时的我多么虚弱呀!我明白这是命运，我不应该被打倒，我要从头再来!

这样我只好从头写起。

行文到这里，我突然厌倦了自己这种伤感的情绪。本来我后面还想谈谈该小说后来吃官司、再后来某文学奖评选落选的事(这两件事互为因果)。但是现在我决定不说了，这里只说高兴的事。

一位东欧小说家说人们之所以觉得过去年代的阳光灿烂，是因为人们健忘，把不好的事都忘记了，而把美好的事一字不漏地记录了下来。——老高现在就准备做一个这样的健忘者。

我感激尊敬的编辑家朱珩青女士。她说，能写出《遥远的白房子》的作者，肯定能写出惊人的长篇的。这样我和作家出版社签约。

该书写作途中，她又专程来催稿。她先到四川，寻找周克芹的遗稿，接着又从西安来到延安催稿。她对我说，世界上的事情件件都很重要，但是对你来说，重要的事情只有一件，那就是把《最后一个匈奴》这项“工程”完成。

1993年5月19日，北京《最后一个匈奴》座谈会上，她穿着一套西装裙，站在会场的门口，迎接来宾，年过半百的她，像小女孩一样，梦幻般地微笑着。——这一幕也许我会记到死亡的那一刻。

北京座谈会上，国内的评论界大腕几乎悉数到场，他们给予《最后一个匈奴》以高度评价，给予这位涉世不深的写作者以真诚的鼓励(那年我整三十九岁)。因为来的人太多了，我这里不一一写出来了，我怕记不全，丢掉了谁。

不过有两个人我要特别说一下。

一个是主持座谈会的作家出版社常务副主编秦文玉。他已经于十五年前走了，在福州出的车祸。那是一个多么真诚多么敬业的编辑家呀!他主持会时那嘶哑的声音后来长久地回荡在我耳边。

另一个要感激的是《光明日报》记者、散文家韩小蕙女士。她的会议报道《陕军东征》，除了报道《最后一个匈奴》以外，还报道了陕西后来出的几本书的消息。“陕军东征”一时成为一个热门话题，成为新时期文学的一次重要事件。

《最后一个匈奴》以及由它引发的“陕军东征”，代表了长篇小说创作的一个高度。记得后来有一次，在北京见到柳萌老师，他问我怎么看当前的长篇小说创作。我说“陕军东征”时期曾经达到过一个高度，后来又从这个高度滑落了。

该书也给出版社带来了可观的收入。记得作家出版社常务副主编王文平对我说，那一年该社的工资、奖金、年终奖，主要靠的这本书。

关于《最后一个匈奴》，说到这里为止。

根据该书改编的三十集电视连续剧《盘龙卧虎高山顶》，先在央视八套黄金剧场首播，(连播三次)接着在黑龙江卫视地方台首播，继而在全国各地方台播出。

我对陕西的广电局长说，时也势也，文学必须向影视“就范”，向网络“就范”。我说，我的母亲不识字，我都写了三十本书了，母亲一个字也没有看过，但是当小说变成电视剧以后，她每天晚上都看，脸上洋溢着幸福，上卫生间也是一路小跑。八十岁的她，每年开春，每年入冬，都要住两次院，可是2011年的春天，因为忙着看电视剧，连生病都忘了。

不过电视剧有一个遗憾，就是名字不如叫《最后一个匈奴》那么响亮。许多人问过我为什么要改，我说这是审批时，上面一1改的，理由是不要用“匈奴”这两个字作噱头。唉，世界上的事情，总不能尽善尽美，能够播出，能够产生影响，这就算不错了。世界上的事情，但凡能做到八分，就叫圆满了。

随后，我的另一部重要著作《大平原》，也将被改编成四十集电视剧。预计在今年的8月开拍。运作者基本上还是那个团队，即央视电视剧制作中心的李功达先生出任制片人，不过，投资方变了。

《盘剧》给投资方带来了丰厚的回报，正如小说给出版社带来丰厚的回报一样。但愿《大平原》的拍摄也能做到如此。因为我的劳动而给别人带来收获给社会创造财富，这总是一件叫人高兴叫人体面的事。

2011年，我还完成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即给匈奴民族的唯一都城、匈奴民族在行将灭亡前发出最后一声绝唱的地方，陕北高原的统万城，写了一个电影文学剧本。我原来想把这电影叫《统万城》，导演则将它定名叫《最后的匈奴王》。电-影是大制作，类似于《约瑟王》、《木马屠城(特洛伊)》那样的大片。电影将来拟请联合国秘书长题写片名，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向全世界发行。电影的拍摄，除了艺术的目的之外，它还有一个功利的目的，即能对统万城申请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一事，有所帮助。

而我下来该做的事情，是将这个七万多字的剧本，扩充成一个长篇。那也许将是我的二件重要作品，一件东方与西方沟通和对话的作品。我说过，“匈奴”这个话题，是全人类的一根大筋，一抽动它，东方的和西方的每个人，都会痉挛起来。匈奴民族因为消失而存在，那血脉在如今不同国家、不同肤色、不同种族的人们的血管里，继续澎湃着。

我仍然决定将小说的名字叫成《统万城》。我将调动我的所有积累，所有激情，所有艺术才能写好它。我今年已经行年五十又八了，这本书，也许是这个写作者向长篇小说这种艺术形式，最后的一次致敬了!

我不久前过的五十八岁生日。生日那天，我把自己关在工作室里。画了一天画。一边绘画一边思考，我给自己定了个“步入晚年三原则”。这三原则是：第一，到退休年龄就退休，绝不拖泥带水；第二，绝不欺行霸市，永远低调做人；第三，抓住剩余的人生，再写点好小说再画点好画。

行文就要结束时，说点有趣的事：几天前，一位专题片导演来府上拜访，他带来了一个讯息。他说，在江苏地面，有一位“赫”姓老板，说自己是最后一代匈奴王赫连勃勃的后裔，并且有家谱为证。而那家谱上一代一代，支脉清晰。这老板想拍一个《最后一个匈奴》的专题片，请我来当文学顾问。

这导演的话，我还是相信的。因为他就是不久前热播的那个八集大型人物专题片《作家路遥》的导演。

今天西安的天气真好。适逢长江文艺出版社重版《最后一个匈奴》之际，从而就在上面说了那么多的话。老百姓说：锣鼓长了没好戏!那么我的饶舌，到这里知趣地打住。

最后让我大声地说：谢谢亲爱的读者，我爱你们，我把读者对我作品的认可，当作最高的褒奖!

高建群

2012年2月9日西安

我骑着我的黑走马，逡巡北方。我的马蹄铁在沙砾上溅起阵阵火星。我的黝黑、瘦削的脸颊上挂满忧郁之色，眉宇间紧锁着一团永恒不变的愁苦。在中国最北方的那根界桩前，我勒住马，向苍茫的远方望去。远方是欧罗巴大陆，回眸脚下和身后，是栗色的亚细亚。我在那一刻感受到一切都是瞬间，包括我刚才那一望，已经成为历史凝固。是的，要不了多久，我们都将消失，这场宴席将接待下一批饕餮者。

“你知不知道有一种感觉叫荒凉?”这是一首流行歌曲里的话。是的，我当时就这种感觉。“荒凉”不仅仅是因为身处一块荒凉地域的原因，而且是由于在我的一瞥中，我看到了人类的心路历程。我因此而颤栗以至近乎痉挛。

那已经是整整20年前的一幕了。现在当我得知，我逡巡北方的那一块地域，正是匈奴部落迁徙所经的地方。他们于公元二世纪启程，自陕北高原与鄂尔多斯高原的接壤地带，途经中亚细亚、黑海、里海，于五世纪时，匈奴的一支，成为欧罗巴大陆上一个叫“匈牙利”的国家。

我曾经与一位叫穆哈默德·阿里·冯富宽的诗人探讨过这种迁徙心理，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流浪民族的后裔。他说，他们普遍有一种深刻的孤独感，他们担心一觉醒来，自己突然像沙漠里的潜流河一样消失。

我的尊敬的朋友、散文家刘成章，这个无可奈何地承认自己身上有匈奴血统的人，在罗马尼亚访问时，他曾经接受过罗作协主席夫人深情的一吻。夫人是匈牙利人，她紧紧地拥抱着这位越过两千年的时间和欧亚大陆这样的空间，来到她身边的兄弟。她希望刘成章先生还她一个吻。你能够抵挡一个女人的请求吗?你能够按捺住这两千年积淀的感情在此一刻的喷发吗?刘成章照我们所认为应当那样做的做了。这一刻，也许我们这个小小寰球上发生过许多更为重要的事情，例如爱国者号拦截飞毛腿号，例如经过三年禁赛的马拉多纳重披战袍，例如西方七巨头在法兰克福秘密会谈，但是，这一吻远比那些烂事儿更加美丽和深刻。

在我逡巡北方的地方，一条干涸了的河流的旁边，有一座公墓。原木堆成的塔，一座挨一座，占了半个戈壁。木头已经发黑、发干，只是在炎阳的炙烤下，它还十分坚硬。我请教过不止一个的哈萨克学者，问这坟墓是谁的。他们说，这不是哈萨克的，它显然属于在他们之前来过这里的，一个匆匆而过的民族。那么，今天我想，它会不会是匈奴民族的呢?

以上所谈的，完全是和《最后一个匈奴》无关的话题。作者无意于追究那已经走失了的历史，也没有闲情逸致去凭吊岁月。

他是在为他的长篇小说服务。因为他的世纪史，是在两个大背景下展开的，一个是革命的背景，一个是陕北大文化的背景。

陕北的地域文化中，隐藏着许多大奥秘。毕加索式的剪纸和民间画。令美国研究者赞叹的绝不同于温良、敦厚、歌乐升平、媚俗的中国民间舞蹈的那个安塞腰鼓。以赤裸裸的语言和热烈的口唇唱出来的陕北民歌。响遏行云的唢呐。450万唐吉诃德式斯巴达克式的男人和女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境内的所有红色根据地都损失殆尽，而陕北依然立于天地间。毛泽东一行在这块黄金高原使事业达到大盛，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解开这些大奥秘的钥匙叫“圣人布道此处偏遗漏”。这是清廷御史(大约还是梁启超的岳丈)王培菜视察陕北后奏折上的一句话。遗漏的原因是由于在两千年的封建岁月中，这块地域长期处在民族战争中的拉锯战之间。退而言之，儒家文化并没有给这块高原以最重要的影响，它的基本文化心理的构成，是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结合。而作为人种学来说，延安以北的黄土丘陵沟壑区和长沙沿线风沙区，大约很难再有纯正的某一个民族的人种(尽管履历表上都一律填写着汉族)，他们是民族交融的产物。——民族交融有时候是历史进步的一种动力，这话似乎是马克思说的。评论家肖云儒先生又将他的这一阅读心得转告于我。

陕北高原最大的一次民族交融，也就是说构成陕北地域文化最重要的一次事件，是在汉，即公元二世纪。南、北匈奴分裂(也许昭君出塞是导致这次分裂的原因，待考)，北匈奴开始了我们前面谈到的那一次长途迁徙，南匈奴则永远地滞留在高原上了。刘成章先生如果有意做一次回溯的话，他也许会发现他正是滞留在高原上的后裔之一。史载，汉武帝勒兵十八万，至北方大漠，恫喝三声，天下无人敢应，刘彻遂感到没有对手的悲哀，勒兵乃还。我想那时，南匈奴已经臣服，北匈奴也大约已经迁徙到了我逡巡北方的那个地方了。

我的长篇中那个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所生的第一个儿子，他的第一声啼哭便带着“高原的粗犷和草原的辽阔”。他们构成了有别于中国其他地域的一种人类类型心理。如果我是一个严肃的学者和小说家，我只能做出这种解释，我也只能以此作为出发点，来破译这块玄机四布的土地上的各种大文化之谜。

我的世纪史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展开的，我的人物和二十世纪陕北高原上的几乎所有重大历史事件，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活动的。如果没有这个背景，所谓的史诗只有徒具形式而已。

另一个背景是革命。

这里，仍然可以使我们延续“你知不知道有一种感觉叫荒凉”这个话题。

革命是促使历史进程前行的一种方法。当进程已经不满足于温良恭俭让式的改良的时候，它求助于历史的手术刀。于是，风暴开始了，时代激情呼唤和驱使一部分人去义无反顾地献身、英勇卓绝地斗争，去为自己的利益和隶属于自己的阶级的利益而战。“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列宁的这句话放在这里是合适的。

发生在中国二十世纪的产业工人、农民以及同盟者所进行的革命，习惯上称之为无产阶级革命，或共产主义运动。它正属于上面所说的。这是人类的优秀的思想家们和行动家们，为了寻找合理的生存秩序和完善的社会制度，一次勇敢意义的尝试和实践。这种实践过程目前仍在继续。

值得骄傲的是，陕北这块地方，曾经有13年的时间，成为这个历史大动作的中心舞台。

因此，我的世纪史必须将这场辉煌放在它的大背景下，或者更准确地说，如果以革命历史题材来框这件作品的话，它乃是以诚实的笔触，表现了革命在这块土地上发生和发展的过程。

责任编辑朱珩青女士认为，作者给予革命了一个全新的审美视角，他告诉人们，革命不是外来的，是从土地本身自然而然地产生的，民国18年的那场大旱较之造成李自成揭竿的那场崇祯年间大旱严重许多倍，因此一定会有革命产生的，不同的是，二十世纪的这场革命，由于有了共产主义因素的介入，使它有了行动纲领和终极目标。

中国权威的长篇小说研究专家蔡葵先生，在北京座谈会上说，他认为作者试图寻找历史的“框位”这个问题，种种的因素“框”定了，历史只能这样走而不能那样走，这一方人类族群只能这样走而不能那样走，每一个单个的人亦只能这样走而不能那样走。蔡葵先生所说的“框位”，大约就是我在“后记”中所谈的“历史的行动轨迹”。我感谢蔡葵先生的深刻，我在题赠给他的书中，称他为“大师”。

暮鼓晨钟，岁月轮回，人类已经走了它的文明史的相当一段时间了。二十世纪所进行的革命，我的小说所表现的这一幕大剧，是人类进程中的一截，链条中的一环。人类还得继续前行，对真理的探索是没有穷尽的，但是，这个探索是以目前的一切为基础的。

为什么当我二十年前，骑着黑走马，站在欧罗巴与亚细亚之交，注视满目荒凉的那一刻，永恒的愁苦表情，便像命定的印记一样，凝固在我的前额。

为什么呢?因为我看见了人类生存的不易，看到了人类处境的艰难，看到了人类的心路历程，充满了荒凉的感觉。不同肤色，不同信仰的人类族群，都如是。那种强烈的孤独感和痛苦感，并不仅仅存在于迁徙的民族中，它同样存在于定居的民族中，它是人类共有的一种无法排遣的情绪。

西班牙学者兼小说家乌纳木诺，将这称为“悲剧意识”。而在人类每一次徒然的挣扎、徒然的探索之后，小说家加缪用“西西弗斯”神话来安慰人类，并鼓励人类再来一次——既然无法改变的结局(每个人的句号都是死亡)使人生充满了悲剧感，既然所有徒然的努力最后都归结于虚无，那么，让我们把握住现在时，让“我”的这一次生命质量高一些，让我们再大汗淋漓地推石头上山一次吧!——阿门!

《最后一个匈奴》中那些斯巴达克式唐吉诃德式的当代英雄们，他们所忘我的献身的事业或垂之以久远，或风行于片刻，那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人们曾经理想过、追求过，并且在这宗教般的献身中因为自我阶值的实现而得到了最大的人生满足。  你知不知道有一种感觉叫荒凉1

1993年7月8日于延安

高建群是一个很大的谜，一个很大的未知数。

——著名作家路遥

我一直想请教高先生，我不明白，匈奴这个曾经震撼过东西方世界的伟大游牧民族，怎么说声没有了，就从历史进程中消失了。

——著名作家金庸

建群兄的《最后一个匈奴》取得了大成功，我在他的文化衫上写上“匈奴”这两个字，他走到哪里，我的祝贺就带到哪里。

——著名作家贾平凹

如果不把《最后一个匈奴》这部中国文学的红色经典，变成一部电视剧，那是我们电视剧人的羞愧，是我们中央电视台的失职。

——著名电视制作人李功达

高建群是一位从陕北高原向我们走来的略带忧郁色彩的行吟诗人，一位周旋于历史与现实两大空间且长袖善舞的舞者，一位善于讲“庄严的谎话”（巴尔扎克语）的人。

——著名批评家高洪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