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一部名叫《沉沦》的震世骇俗的小说集风行沪上，郁达夫因而声名鹊起。郁达夫风流倜傥，称得上少年情种。他与王映霞之间那一段以激情始，以悲剧终的情爱纠葛，被认为始“现代文学史中最著名的情事之一”。郁达夫的一生，胡愈之先生曾作这样的评价：在中国文学史上，将永远铭刻着郁达夫的名字，在中国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纪念碑上，也将永远铭刻着郁达夫烈士的名字。

本书以通俗的语言，生动的情节，叙说了这为旷世文人的传奇一生。

他风流倜傥，称得上少华情种；他笃于友情，和郭沫若相交几十年；他也是20世纪最有民族气节的诗人之一。他的一生，胡愈之先生曾作这样的评价：在中国文学史上，将永远铭刻着郁达夫的名字，在中国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纪念碑上，也将永远铭刻着郁达夫烈士的名字。

序言：为袁庆丰的新版《郁达夫传：欲将沉醉换悲凉》而写

引言

第1章 谪下红尘我心哀

第2章 严陵滩上是我家

第3章 我将青衿遮傲骨

第4章 世人不知我

第5章 我的青春，我的梦

第6章 我纵狷狂，天何太忍

第7章 我以诗酒对明月

第8章 我未成名君已嫁

第9章 我之所欲

第10章 我不爱而又不能不爱的

第11章 我是零余者

第12章 天生我才济世用

第13章 我将红粉傅娇娘

第14章 空虚牵住了我的手

第15章 樊素忒无情，剩我苦伶仃

第16章 国破家亡我最知

第17章 我不死，我要活

第18章 “安息吧，亲爱的人，安息吧！”

初版附录一：《自己的书架：〈王映霞自传〉》/艾春

初版附录二：郁达夫生平提要

初版参考书目

第三版附录一：“生非容易死非甘，生死中年两不堪”——《郁达夫传》(香港花千树出版有限公司)海外繁体字1999年版代自序

第三版附录二：“灵台无计逃神矢”——《郁达夫传》(香港花千树出版有限公司)海外繁体字1999年版代后记

第三版附录三：关于郁达夫研究的几点思考和刍荛之见——从香港电影《郁达夫传奇》说起

第三版附录四：在“传统与现代——郁达夫与20世纪中国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暨郁达夫诞辰110周年纪念大会开幕式)上的大会主题发言

第三版附录五：关于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郁达夫传》的通信/陈福民

第三版后记

离南门码头不远的一块水边大石头上，这时候也坐着一个五六岁的小孩，头上养着了一圈罗汉发，身上穿了青粗布的棉袍子，在太阳里张着眼望江中间来往的帆樯。就在他的前面，在贴近水际的一块青石上，有一位十五六岁像是人家的使婢模样的女子，跪着在那里淘米洗菜。这相貌清瘦的孩子，既不下来和其他的同年辈的小孩子们去同玩，也不愿意说话似的只沉默着在看远处。等那女子洗完菜后，站起来要走，她才笑着问了他一声说：“你肚皮饿了没有？”他一边在石条上立起，预备着走，一边还在凝视着远处默默地摇了摇头。倒是这女子，看得他有点可怜起来了，就走近去握着了他的小手，弯腰轻轻地向他耳边说：“你在惦记着你的娘么？她是明后天就快回来了！”这小孩子才回转了头，仰起来向她露了一脸很悲凉很寂寞的苦笑。

这就是郁达夫笔下，自己孩提时代的形象勾勒。

如果一个人反省一下自己所走过的人生旅途，他会发现，孩提时代所经历的一切，永远都是那么色彩鲜明，刻骨铭心。人的心灵如同画布，第一笔油墨总是难以清除净尽或完全涂盖的，除非是彻底毁弃。很难说，经历过时间的剥蚀后，它会显露出多少。事实上，初知人世时所经历的一切，已深深溶人生命之河，当河床干涸之际，它必定是最后才会消失的几颗晶莹闪光的水珠。这时候，除了自己，谁能够说出，其中多少甘苦、辛酸，包孕其中呢？因此，从另一个方面说，“三岁看大”的俗语老话，蕴涵着极其深刻的人生哲理。只是人们太容易忘记，尤其是面对作家时，人们总有很多的理由去关注他的成名与杰作；层次更高一点的，则关注他的私生活，为他和他的女人们操心劳神。所以，我同意你的看法：不能太多地苛求现实生活中的庸俗。因此，我特别地和再次地强调，我吁请关注包括孩提时代在内的作家的早年生活经历，而不是仅仅占据和盘绕着他的成名与成年经历不放。

四、生到苏家难作弟

排来行次第三人

郁达夫的孩提时代是寂寞的。长兄郁华(曼陀)比他大十二岁，二兄郁浩(养吾)也长他五岁，而且都在外边读书进学。说起来，郁企曾的妻子陆氏，孩子们的妈妈，有过人之处。比起丈夫来，她也许没多少文化，但却有文化的主见。家里再困难，也要供儿子们念书上学，“不仅是一般的学，而且(还)都要上高等学府”。为了筹措学费，她甚至把全部家产——三间住房、六亩薄田和那一部半“庄书”——通通都抵押出去，借债度日。这位母亲是对的，她爱她的儿子们爱到了实处：长子郁曼陀后来不仅考取(光绪)己亥科院试第一名，补博士弟子员的功名，而且更被录取为本省首批赴日留学的官费生，回国后出任京师高等审判厅推事(法官)；次子郁养吾，后来也进入北京的医科专门学校深造，成了一名科班出身的医生；三子郁达夫在她的督促下勤勉读书，后来你也知道，他成为了不起的诗人和作家——不过这都是后话——培养出三个争气又争光的孩子，你会说这是人穷志不穷，穷人的骨头往往最硬。不，更重要的是，这位母亲坚持的是书香门第的传统。不归属于这个传统的人，当然不能理解它更深厚的意义。当然，书香传统的现实生活自然是贫寒有加的，要不，怎么能称之为传统呢？

两位兄长平日既不在家(即使在家，也必定有许多营生要去忙)，只有姐姐郁凤珍在身旁。但在郁达夫四岁时，凤珍姐就被送人做了童养媳，当时她还是个六岁的孩子，哪里说得上照顾幼弟。既做了童养媳，人身都不自由，姐弟间的情分在这等家境和如此境遇中，怕也无从说起。郁凤珍自家亦是命苦，长大嫁给乡下人叶有耀后，只活到二十六岁就去世了。那是1920年，郁达夫当时还在日本受苦，还没有成为名作家。书香人家的女儿，命运更是不济。  孩子都是隔代亲。对于长辈，郁达夫自小就与祖母戴氏的感情最亲。祖母对郁达夫也疼爱有加，但老人家有三个孙子，都亲。祖孙间的亲密无间是双向的，这种亲情关系在一个家庭里，既微妙，又有趣：“每当祖母和母亲有点婆媳龃龉时，孙儿们尽管不敢参与、多嘴，感情上却清一色地都是祖党，没有一个属母党的”，这是孙儿们以孩子独有的方式对老祖母的感情回报。最让老人家开心的是，孙儿们长大后，尤其是每次放假时，或从日本回来，或从外地转回家，每天都要陪侍在祖母床头，坐谈到深夜。相对于母亲，郁达夫对祖母的依恋与亲情，尤为特别。但他孩提时代的记忆，和祖母当时的心境一样，是苦涩的。祖母当年守寡时才三十岁，历经千辛万苦，忍辱负重大半生，将六岁的郁企曾拉扯成人，直至娶妻生子，独撑门户。老年又遭丧子之痛，心中多少辛酸，恐怕无人能替她说道。“到郁达夫三五岁开始有记忆时，她已经吃素念经三十余年了”。含饴弄孙的幸福，祖母有过多少，不得而知。郁达夫从祖母那里感受到些许的人生的所谓温馨，较之于母亲，这一点要显得多一些。

家中的顶梁柱自然是母亲陆氏，但这位不幸的寡妇，除了年纪比婆婆小，所受的苦累却不比婆婆当年少。光是全家老小的一日三餐，就耗去了她全部心力，哪里还有工夫照管幼子。母子亲情都无例外，但穷困的生存现状不给亲情例外。这时的郁达夫，一日三餐，“既不按时又常不足，连一年一度的除夕年夜饭，(都因为)母亲忙于到各家各店去偿还赊欠或说情延期，往往人到夜半以后才能回家度岁；他只能饿着等待，等得发慌，累得想睡而睡不着。邻家的孩子已吃完年夜饭跑来找他，他伏在桌上只是抱怨还是不要过年的好！这些情景。当然是深刻地留在他幼小纯洁的心灵上了。因此，他说自从他开始有感觉的第一个经验便是‘饥饿的恐怖’”。什么东西能消除这“恐怖”呢？郁达夫忘不了童年时的下饭菜：卤咸菜管，就是用人家不吃的老菜根浸过盐水制成。“母亲为了让孩子们吃得香，每次吃饭都要高声赞美：‘透鲜啊！”’穷苦人家咸的东西不光是泪水，但母亲的泪水也许更苦涩罢。

多亏家里还有位翠花姑娘。说来这也是个苦孩子，她与郁达夫的长兄年纪相仿，在很小的时候就被郁家收养，她是哪里人，生身父母是谁，这些连她自家也不晓得。翠花又是个好孩子，在郁家她名为婢女，实为养女。幸亏有了她与女主人的竭力支撑，郁家男主人过世后，这个家才没有垮得那样快。乡下姑娘吃得起苦，也做得起活。郁家繁重的家务劳动，譬如煮饭烧茶、浆洗缝补需要翠花的大力帮助，就是郁达夫母亲在弄堂口摆的小摊，揽回的衣物加工活计也少不了她的帮衬。更重要的是，郁达夫当时全要靠她一手照管。她是郁达夫童年时代唯一的全天候伴侣，并且“俨然就是身兼母亲、大姐姐。白天相伴江埠锅围，夜晚相依灯下床头”。郁达夫后来很动感情地回忆说，在孤独的童年生活中，“日日和我在一处，有时候也讲些故事给我听，有时候也因我脾气的古怪而和我闹，可是结果终究是非常疼爱我的，却是那一位忠心的使婢翠花。……家中的大小操作，(更)全赖着当时只有十几岁的她一手”。

P10-12

大约是在十五年前，我为上海文艺出版社策划过一套“世纪回眸·人物系列”的丛书，共十五本，主要是现代文化和文化史上著名知识分子的人物传记。当然也不是说，当时认为值得写传记的只有这十五位，而是用了一个偷懒的办法。在这之前，我与陈子善兄应台湾业强出版社总编辑陈信元先生之约，为台湾读者编一套“现代文化名人丛书”，前后一共出版了近三十种。——当然也不是说，当时认为值得写传记的只有这三十位，只是从约稿到出版，花费了好几年的时间，那时候海峡两岸的交流和沟通远不像现在这么方便，这中间发生了不少的事情，慢慢地也就停下来了。由于那时两岸的交流不那么方便，内地作者在台湾出版的图书，一时在内地难以见到，再加上台湾的图书价格昂贵，作者也不可能买许多来送人，而这些传记，显然在当时代表了这一领域较高的水准。一时很受欢迎。因此，应许多作者的要求，我与“业强”方面谈妥了，“业强”只拥有繁体字的版权，简体字版另外在内地找出版社出版。到1993年的时候，我与上海文艺出版社谈妥，就挑选了其中的一部分在内地出版。从1993年到1998年，前后一共出版了鲁迅、钱钟书、沈从文、徐志摩、胡适、张元济、冯友兰、熊十力、周作人、李金发、陈寅恪、弘一法师、郁达夫、张爱玲和丁玲，共十五种。

为什么只挑选这十五种？也是有各种各样的理由，因为其中有些传记本来就是先在内地出版，然后再经修订或删改后在台湾出版，这一类没有列入；还有一些传记已经在别的出版社出版了，也不能列入；第三个原因是有些传记当时无法引进内地出版，譬如王观泉先生写的《被绑的普罗米修斯——陈独秀传》，这是陈独秀传记里最深刻也是最动人的一部作品，原书有四十多万字，后来删改到三十万字在台湾出版，引起过轰动，可惜这本传记至今也没有在内地公开问世。还有，其中也有几本传记并不是从台湾版挑选出来的，譬如雷启立的《周作人传》和袁庆丰的《郁达夫传》，是直接编入上海文艺(出版社)的丛书里出版的。究其原因，大约是因为：台湾版的《周作人传》的作者是钱理群先生，他的书原先在北京十月(出版社)出版的，后来编入台湾版时只是在原书的基础上删掉了四个章节，当然不能再编入内地版，但这一套“世纪回眸”的人物系列里，总不能少了周作人，于是我请雷启立兄重新写了一本，启立兄的《周作人传》与钱理群的《周作人传》自有不一样的特点，读者可以自己去判断；至于庆丰兄这本《郁达夫传》的出版情况，(他)已经在书的后记里讲得很清楚，我就不需要重复了。只补充一句，因为台湾版的传记丛书是我与子善兄一起编的，当时我们也相约，我撰写《巴金传》，子善兄撰写《郁达夫传》，后来我写出了半部巴金传，取名为《人格的发展》收在丛书里出版了，而子善兄忙于搜罗各种善本珍本，编辑各种文史资料，一时没有写出这本呼之欲出的“郁达夫传”，时间一晃过去十多年，我们这套台湾版的传记丛书里，始终没有子善兄许诺过的“郁达夫传”。这是十分可惜的事情。也正因为有这个机缘，当庆丰兄向我提出要写一本“郁达夫传”列入丛书时，我当场就欣然同意了。

我在1990年代初的时候，曾经花了很多精力去实践出版与人文理想的关系，当时出版界面临着市场经济大潮，面对出版优秀的人文学术读物心存犹豫，唯恐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亏损太多，而我当时在海峡两岸主动策划编辑了许多图书，目的就想证明，真正优秀的人文学术类图书非但不会赔钱，而且能够对岌岌可危的人文学术事业有绝大的支撑作用，甚至可以起到挽救人心颓伤的作用。这套“世纪回眸·人物系列”正是希望以前辈知识分子辉煌的实践来证明，无论是稳坐书斋论道说法，还是在社会实践中苦苦探索，甚至曲折低回，遍体鳞伤，他们都为后人提供了现代知识分子社会实践的参照系。现在回忆起来，我还是觉得这些工作是很有意义的。因此事隔十多年以后，庆丰兄来信说，他的“郁达夫传”将由中国传媒大学(即原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重新排版印行，嘱我为之写序。虽然我现在正被许多文债追逼得焦头烂额，无处躲身，还是忍不住答应了他的要求，当我从书橱里找出这本传记来阅读时，心里充满了一种温润的感觉。

庆丰兄心地单纯，性格方正，主观性强，在今天这样浊流滚滚举世滔滔的环境下，非常难能可贵。他对学术与生活都有些固执，因为单纯，眼睛里容不下一粒沙子；又因为固执，往往执著于一点而不及其余，不愿意有半点通融。这在做人，有难得的可爱之处，但在做学问，就难免有偏执之处。譬如，他在书的后记里提到我与他曾经发生过的分歧，其实很简单，他在博士论文里提到(在本书里他也是持同样的观点)，假如郁达夫没有与王映霞结婚，就不会有后来的家庭悲剧，那么也不会负气南下，以致被日本侵略军杀害。按此推论，王映霞对郁达夫之死负有不可推却的责任。从个人行为的偶然性来说，这样的因果逻辑推断似乎也有几分道理，作为一家之言，也是可以这么说的。但是我总是不大赞成这种说法。从命运的悲剧性而言，郁达夫的天真任性、多愁善感、浮躁颓伤、恃才傲物、自我暴露，等等，恐怕在处处有险恶的中国社会世间难免会遭遇到悲惨的结局。不说别的，只要想一想，如果郁达夫没有英年g逝而是活到了1957年，他会有好的结局么？这与有没有王映霞并不构成必然的关系。我甚至以为，王映霞是否真如郁达夫所怀疑的红杏出墙也是值得推敲的。台湾刘心皇先生的那本论郁达夫的书我没有读过，不便说什么，但他有关沦陷区文学的论著错误百出，论断轻率，难以作为信史，这已经是学界所共知。天真的庆丰兄却是从刘心皇的论著里读到有关资料，百分百地相信王映霞是“红杏出墙，铁证如山”。而我觉得，即使退一步而言，王映霞真有郁达夫所怀疑的那些破事也没有什么不可理解的。以郁达夫这样的天才个性，要做他的合格妻子也是很困难的，所付出代价，无非是女人应该忍气吞声，应该默默牺牲，就像孙荃那样，这样就幸福了吗？

我对于现代中国社会的家庭婚姻悲剧，本来就有很多感触，总的说来，女性在舆论上吃亏的还是比男性多。别的不说，我读过好几本现代作家的传记，如讲到周作人，总是说他做汉奸是因为娶了日本妻子的缘故，连周氏兄弟的失和的责任也一股脑儿地往羽太(信子)身上推，好像这么两个大教授大知识分子全是日本女人玩弄于掌心的木偶。再说茅盾，与孔德祉的婚姻好容易拉扯到了最终，但在他的传记里，作者往往是在为他惋惜，公开的理由，孔德祉的晚年脾气凶暴，(好像羽太也有这个毛病)，但反过来该不该想一想，一个女人，陪着周作人或茅盾这样的男人过一辈子，容易吗？有没有为了名流的妻子名分，承受了许许多多本来不应该由她们来承受的压力和负担？研究者们对于朱安的评价比较客气，常常用“旧时代的牺牲”一句话来形容，可是，为什么旧时代的牺牲偏偏要朱安来承受而不是鲁迅呢？同样的情况在国外也有，如托尔斯泰的晚年日记里，对其夫人多有责备，似乎他最后离家出走客死他乡，是他夫人迫害的缘故。由此我想起巴金老人在《随想录》里论述托尔斯泰，他在非常敬佩托尔斯泰的伟大人格的同时，对其夫人承受了许多不该承受的压力说了公道话。

回过来说我与庆丰兄的分歧，其实就是那么简单。但我前面所说的话，并不是针对庆丰兄的，我是另有所指。庆丰兄既维护了他的观点，又表示尊重我的意见，他好意地把我曾经用艾春的笔名写的一篇读书随笔附载他的书后。其实我这篇文章写在读他的博士论文之前，不是为了批评他。我是有感于当时有人认为郁达夫是烈士，呼吁不要再在烈士的脸上“涂抹胭脂”。我反感这样的言论，郁达夫是烈士，这与他的颓废、伤感、性的苦闷并没有关系，不至于当上了烈士，就连先前的性苦闷也不存在了。我是为了这个缘故才写了那篇随笔，后来在庆丰兄的博士论文答辩会上，我也说了这个观点。但这只是我自己的想法而已。我不会以我之是来论定别人之非。何况庆丰兄的坦率和真诚，决定了他一定会这样来对待社会上的阴暗面。而且，对于庆丰兄恣意汪洋、纵横捭阖的文笔与热烈的感情，我是非常钦佩也很喜欢的。

我还是从庆丰兄的精彩论述里，学习到了很多东西。比如说，我过去觉得，郁达夫对异性的趣味上是有缺陷的，他早年游学日本时期，有过感情很好的日籍女友，可是为什么他的小说里写到留学生在日本的性苦闷时，却有那么多的不堪经验呢？事实上，当时中国在普通日本市民的心目中还不至于那么糟糕，中国留学生中间有很多人有过异国恋爱、结婚的经历，还发生在郁达夫的朋友之中。为什么这些正面的故事，郁达夫都熟视无睹呢？于是我曾经判断，也许郁达夫本人在审美上掺杂了自卑和自暴自弃的心理，他喜欢的女人不敢去爱，结果只能到一些比较低等的场所去寻欢，但这种寻欢仅仅满足了他的肉的欲望，却使他离开自己灵的追求更加远了。这是郁达夫的痛苦所在。但是我在读了庆丰兄的论述后，完全折服于他的阐释。他把这个问题放到了郁达夫对异性的审美倾向上，指出郁达夫对女性的审美标准是属于“那种成熟、丰腴、高大的类型，或者身材虽然短小，但却结实、肥硕的女人。在性心理层面上，这是一个无可指责的个人偏好的标示。”庆丰兄以郁达夫作品里大量的人物描写为证据，以性心理的审美标准来解说郁达夫对待孙荃与王映霞的关系。我原先说他“到比较低等的场所去寻欢”还是含有道德的成分，而庆丰兄则把这种现象放到了异性审美标准的个性倾向上给以考察，是令人信服的。

这部传记有着强烈的主体性，读者可以注意到，传记所设的章节目录，几乎每一条目录都含有一个“我”字。这个“我”，不仅仅代表了郁达夫，同时也隐隐约约地含有袁庆丰自己的内心呼唤；与“我”相对应，传记的叙事上，常常会出现一个莫名的“你”，这个“你”没有姓名，扮演着庆丰兄指责、争辩的对象，也是与郁达夫的磊落形象相对照的猥琐形象。有时候，这个“你”也包含了作者对王映霞“有负”郁达夫的愤怒，但更多的场合，“你”反映了一种与郁达夫的形象不协调、以致相对立的世俗社会的力量。这种叙事在一般传记里很少看到，只有在作者主体性过于强大的情况下，作者的传记叙述不足以表达他的强烈的情绪，才会出现这么一个负面角色。这是袁庆丰的传记写作的创造，值得读者注意。

记得庆丰兄原来有一个习惯，喜欢写长信倾诉自己的内心感情。他在刚去北京的时候，经常有信给我，而且每封信都有连续的页码编号，有时候看到他的书信编码已经到了上千页，不由得喟叹他的精力如此旺盛。现在都用电脑通信写作，这样的习惯可能也难以保持下去，但是在庆丰兄的著述中还是保留了这样的倾诉习惯，读者可以在这本传记的编排结构上看到大量的附录，展示了作者在以后十多年里对郁达夫研究的新的看法。可以说，读完这部传记，不但活生生的传主的形象跃然纸上，作者的自我形象也同样鲜活澄明地展示在读者的眼前。

于是，也许我可以就此打住，不再饶舌下去了。

2009年2月25日

于黑水斋

诸位现在看到的这本《欲将沉醉换悲凉——郁达夫传》，最初是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在1998年11月印行(责任编辑：陈征；封面设计：王志伟)，当时有幸收入复旦大学陈思和教授主编的“世纪回眸丛书”，“丛书”收辑了中国内地学者分别撰写的15位中国现代作家的传记。次年(1999年)，香港花千树出版有限公司(ARCADIA PRESS)从中选择了4本，发行繁体字海外版，拙著有幸入选，更名为《郁达夫传》(编辑：王陈月明，助理编辑：谭芷茵、李小媚；封面摄影：张五常；设计：赵绮媚)。恰巧当年夏秋之交，我作为校际交流教授赴美国访学，在纽约的“世界书店”居然看到了这几本书的展售，虽然当时自己很高兴，但还是知道，同样入选的其他几本著作，譬如王晓明教授的《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其境界显然在我之上。十几年来，在郁达夫研究领域，我也没有真正做到像他教导的那样，站到能够俯视研究对象的高度，至今还是很觉惭愧。 

1993年，我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毕业后，辗转分配到北京广播学院(即现今的中国传媒大学前身)，在其后的近10年时间里，我一直为本科生讲授《美学概论》、《文艺理论》，以及《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和《中国古典文学简史》等边缘性基础课程，也曾经为硕士生讲过几个学期的《西方经典文论选读》。其间的1996～1998学年、2000~2002学年，我作为访问学者，在职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先后追随钱老师理群教授和陈老师平原教授，做了4年的中国现代文学专题研究工作，除了“郁达夫传”之外，还出版了一本学术论文集《灵魂的震颤——文学创作心理的个案考量》(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2年1月版)。这些教学科研工作最大的副产品就是，毕业迄今，除了在上海攻读学位和在北京大学进修时期所结成的纯净的师友关系，无论是所谓学术界还是行业圈子，我都一直游离在外，和众多普通的大学教师一样，默默无闻地教书写作、糊口谋生。

2000年1月，当我被北京广播学院确认了电影学专业硕士生导师资格时，我个人的研究兴趣和写作重心，实际上已经开始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淡出”，转入具有相同时代背景和文化生态几乎重叠的中国电影史研究。2004年前后，我在北京的音像市场上到处收集相关的影片资料时，偶然看到一部多年前就已耳闻的香港电影《郁达夫传奇》(VCD)，随即买了下来，后来又买了DVD版本。当时的动机仅仅是出于对早年定向研究领域的本能反应。那时，我的电影学研究刚刚起步不久，还处于侧重1949～1989年中国内地电影史及其文本的重新研读阶段，尚未涉及香港电影，所以就一直没有看，只是作为资料收存。

我在高校从教的十几年间，正式出席一定规格的学术会议不超过3次，第一次是1996年年底(“郁达夫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第三次是2006年，郁达夫的家乡、浙江省富阳市准备在12月6日召开“传统与现代一一郁达夫与20世纪中国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受郁公子峻峰先生和大会组委会的热情邀请，我决定参加(路费自理)。这次与会，其动机有两条：一是向各位前辈和同行专家报告一下这些年来我个人对郁达夫后续研究的一点心得。譬如，以前我一直以为我在各方面受鲁迅的影响较深，现在我发现，对于郁达夫，我作为不再新鲜的研究者，除了在精神气质上一定程度地认同研究对象之外，在历史观和文化理念上，亦同样受到他的启迪和影响。这些认识，是建立在我对他和鲁迅几乎一致的高度评价之上的。二者，是想就我这三四年来研究中国内地电影的一些体会，结合我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一些问题的思考，贡献一些不成熟的看法，这就是本书第三版“附录三”那篇文章的由来；为了更好地坦白交代我的心路历程，供各位批判，我把那次大会主题发言的录音稿列为第三版“附录四”。

这里需要插入一点的是，1992年，我开始撰写博士学位论文《郁达夫早年生活经历及其个性心理研究》的时候，原来专门有一章准备讨论郁达夫的性心理，但由于种种顾忌，并没有正式形成论文，只提交了该章的“大纲”供评委参考。在毕业答辩的时候，我对郁达夫的第二次婚姻生活做了一些言词激烈的论述，答辩委员之一的陈老师思和教授提问说，你一个没结婚的人怎么会对婚姻心理有这样多的见解呢？我当时理直气壮：就因为我没结婚，所以(对婚姻)有很多理论——现在，我已经认识到我在这个问题上的局限；幸亏当时没写完，不然今天就更不好意思了。

前些年，阳光卫视(SUN TV)和凤凰卫视(PHOENIX TV)在制作有关郁达夫的专题节目时，曾经先后采访过我。录制之前，我禁不住好奇地问，怎么会想起到地处偏远的北京东郊来找社会地位更加偏远的我？他们都说，是接受了上海和北京两地学术界前辈的热情推荐而来；其中，除了陈子善教授是我当年求学时熟识的老师之外-其他前辈我竟然从无过往。几个月前，有学生把网上评论郁达夫传记而与我有关的资料转发给我，我才知道，我这本11年前的“郁达夫传”，至今还得到高人青睐，而一些书店已经只有书目没有库存了。(上海文艺出版社当年的版权只有5年，我自己除了自留的“校改本”之外，手头基本上也没有存书可以送人了。)

自获得博士学位在高校任教至今，我先后出版过几本不足为外人道的著述，在每本书的“后记，，中，都有一份很长的感谢名单，有同事曾不无刻薄地当面批评我太“滥情”。这样的看法是不对的。我能在各方面有点滴进步、拥有相对美好的现实人生，基本上应该归功于我的至亲、恩师、前辈和包括学生在内的朋友们，没有他们的关爱、提携、指教和倾力相助，我不仅会一事无成，而且也不会生活至今、更不会展望未来。对此，我铭刻在心，从不敢些许忘怀。

旧作《欲将沉醉换悲凉一郁达夫传》，现在能够得到在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第三次重新排版发行的机会，首先要感谢我的家人的支持，譬如能够理解我几乎一天十几个小时工作“驻扎，，在教研室里的狂热做法；感谢我以前的老同事姚博士小鸥教授当面向苏校长志武教授对我这本旧作的一再大力举荐和揄扬；感谢时任研究生院院长李老师晓华教授对本书重版的热情延揽——作为我当年晋升教授时的评审委员会主席，他多年来一直在各方面对我勖勉有加，上个月在他转任中国传媒大学学科办公室主任后，终于促成此事。有意思的是，本书决议第三次排版之前，我与出版社编辑黄松毅女士、本书责编李水仙博士，都是一次偶然场合相识的结果，这是我们无功利愉快合作的一个良好象征。

出版社蔡社长翔教授对本书超长字数网开一面的特别批准、总编辑闵惠泉教授在版式设计方面的一再热情建议，也是我要声明感谢的：在当下中国，没有领导和朋友的时刻关照和帮助，任何一件好的事情都不太可能顺利办成。而本书能够在规定的时间内提交出版，亦有赖于2008级硕士研究生顾龙和朱洋洋同学夜以继日的录入与校订：对他们的辛勤劳作，我同样满怀感激，并对他们在一、二校时与我并肩努力的工作表示特别鸣谢。

海外繁体字香港版的《郁达夫传》，基本上是《欲将沉醉换悲凉——郁达夫传》的上海版，只多了一个《代自序》。考虑到内地很少见到此书的海外版，因此，不唯将它原样收录为《第三版“附录一》，而且亦将海外版《代后记》替代上海版的《代后记》，列为《第三版“附录二”》，供读者审读。除此之外，无论哪一个版本的正文部分，除了错词病句等非删改不可的地方，均依照出版IH例，一概保持原貌，不做任何增减。

我将一如既往地渴望倾听来自读者诸君的反馈批评，我的个人电子邮箱(Yuanqing-fengl@yahoo.com)，以及我的博客“袁庆丰教授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yuanqingfeng918)始终期待着方家赐教。

2009年1月3日，初稿

2009年1月18日大雷雨之夜校改

袁庆丰  2009年1月25日～2月7日

识于北京东郊梆子井观天阁

传记的章节目录，都含有一个“我”字。这个“我”，不仅仅代表了郁达夫，同时也隐含有袁庆丰自己的内心呼唤；与“我”相对应的，常常会出现一个莫名的“你”，这个“你”没有姓名，扮演着庆丰兄指责、争辩的对象，也是与郁达夫的磊落形象相对照的猥琐形象……这种叙事在一般传记里很少看到，只有在作者主体性过于强大的情况下，作者的传记叙述不足以表达他的强烈的情绪，才会出现这么一个负面角色。这是袁庆丰的传记写作的创造，值得读者注意。

——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陈思和

《郁达夫传》其实是一次关于自我的写作，具有某种“艺术”文本的意味。“安息吧，亲爱的人，安息吧”！你安抚的那颗灵魂不仅是郁达夫的，也已经是你自己的了。我读到这个题目时，眼泪几乎要夺眶而出。这不仅是语言和叙述的力量，更是灵魂的力量。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陈福民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