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山如有待》收录了作者王学泰近些年来撰写的随笔杂文。这些杂文有些针砭时弊，有对师长的缅怀，历史事件的反思，也有对社会转型中一些社会、文化现象的思考。绵里藏针，纵横捭阖，研究中国文化，跨越文明两界，江湖文化，游民文化，隐士文化，见人所未见，及人所难及。

小品文，渐行渐远，渐行渐近，又渐渐地远去了，如潮涨潮落散落在沙滩上的碎贝，在苦涩海水的冲刷下，少了引人的各色花纹，多了平实的光泽。这光，不耀眼，但即使在夜里，也会闪出一些光来。它们或被拾走，或又被冲回大海，或静静地散落在沙滩上，散落在草原里，散落在撒满灰尘的书架上……散落在大自然的各个角落里。

《江山如有待》收录了作者王学泰近些年来撰写的小品文。《江山如有待》内容包括关于国学的随想、不要盲目崇拜《四库全书》、远去一百年的贡院、颠沛流离中的奋斗、一篇感人的报道和广东有位杨志斋等。

自序

关于国学的随想

“国学”不可能成为主流学派

不要盲目崇拜《四库全书》

君子之心，常存敬畏

远去一百年的贡院

礼乐文化中的玉

颠沛流离中的奋斗

有感于“电影经典对白的评选”

那个连阴雨的秋天

由酷暑而想到的

汉字

说“淡”

从“有鬼无害论”说到“有鬼有害”

王安石变法与钱

说第六伦

我的“三人主义”

异峰突起读报热

中英两国不同的改革与保守

呼唤狂者与狷者

回家过年的另类故事

辞官与“君子人格”

一篇感人的报道

提升服务意识，增加个体就业

文化·“武化”·商业化

厘清弊端，谋求新的发展

选官，要按照规矩办

反思校园血案，纯洁师生关系

一件小事，一点议论

广东有位杨志斋

张海超的无力感

自然生态下的知识人

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

国家、民族进步的“反面资源”

迟到的悼念

《丑陋的中国人》及其风波

梁羽生与他的《名联趣谈》

追忆李慎之

悼念王元化

追忆陈乐民

再忆陈乐民

读《悦读》随感

有组织的犯罪·帮会·黑社会

谈谈中国的黑社会

中国的黑帮

庙堂很远，江湖很近

后记

主编手记

关于国学的随想

2005年5月中国人民大学国学研究院成立，6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成立了儒教研究中心。这两则文化消息使得“国学”再度成为一个热门话题。

“国学”这个带有点“民族主义”色彩的词汇，始行于清末民初。说来可笑，它却“是外来语，并非国产’’货(曹聚仁的《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开篇就说到这一点)。它来自日本，江户时期日本学者将受清朴学影响发展起来的日本文献研究称之为“国学”。明治维新后，西学在日本走红的同时，这种学问再度兴起，与西学争辉，引起中国留学生和学人的关注。

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办了《国学报》，章太炎在El本时也以传播国学为己任，开办“国学讲>--j会”，鲁迅、钱玄同都是他的入室弟子。~'ffl从鲁迅文章中还可以感觉到作者在裁量人物、评骘史事时受老师影响的痕迹。辛亥之后，太炎先生在苏州创办了“章氏国学讲习会”，开坛授课，广收弟子，培养许多国学研究的人才。他的《国故论衡》很有影响，太炎先生被尊为“国学大师”是当之无愧的。

章太炎主张的“国学”是其所主张“排满”革命的一部分，他强调用“国粹来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他所说的“国粹”就是“我们汉族的历史”。包括语言文字，典章制度和历史人物的嘉言懿行等。太炎在经学上属于“古文学派”，主张“六经皆史说”。他的“国学”是告诉国人当以自己的历史为自豪。与其对立的今文学派则是把孔子视为“素王”(没有王位的圣王)，把经学看作能够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政治学。章太炎在《癸卯狱中自记》中指出“国学不振”有三个原因，除了“新学”(即西学)外，还有“常州学派”(清代中叶复活的“今文学派”)和康有为的把“今文学派”推到极端的“公羊说”。所以我以为太炎的国学的政治性只是鼓舞国人的爱国热忱。而康有为就不同了。他按照“公羊学”中“据乱、升平、太平”、“三世说”和根据《礼记·礼运》篇中对原始族群生活(大同)的记忆而设计了中国改革方案，要把两千多年前的社会文明搬入现实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中来，这是非常有害的。因此章太炎与康有为论战，不仅是革命与改良之争，也包含了究竟如何对待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问题。

清亡之后这两种“政治国学”基本上偃旗息鼓，太炎先生虽然仍是著作讲学不辍，这些活动主要是学术的。康有为虽然屡有“尊孔”“读经”的呼吁，但调门很大、回响极小，常常流为笑柄。而他的高足梁启超先生早已随着时代前进了，与乃师分道扬镳了。

民国的建立，思想控制的解体，各种新异的思潮涌入。而统治者认为“治理中国之永久之政策，舍专制必无适宜之政体”(《尚贤堂纪事》第六期)，这虽是美国人李佳白的话，却颇合乎当时统治者的口味，说出了他们的心里话。这些死把住权力不放的统治者面对许多新说，还是觉得老思想熟悉而且可靠。鲁迅小说《肥皂》中的四铭，《高老夫子》中的高尔础就是此类，他们或明或暗地向当局贡献条陈，于是《论中华国民皆有整理国史之义务》、《恭拟全国人民合词吁请贵大总统特颁明令专重圣经崇祀孟母以挽颓风而存国粹文》一类的东西出笼了，令人啼笑皆非。虽然这些帮闲在鲁迅的笔下有点漫画化，但是像现实中遗老孙雄(师郑)写《读经救国论》，康圣人为“辫帅”张勋草拟治国方案，以及章士钊先生本人的表演，其肉麻程度与这些人相去有多远？

是不是五四以后就是割断历史，弃“国学”于不讲呢？我看不是。像鲁迅曾激愤地说过“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然而他不是也写作了《中国小说史略》和《汉文学史纲》吗？(有人认为“国学”只是指与意识形态有关的儒学、诸子学、史学，不应包括文学。其实国学的经典著作章太炎的《国故论衡》的中卷就是《文学总论》)胡适也倡导整理国故。这些“五四”反传统的骁将都是把传统文化作为一门学问来研究。他们不是以古人的价值观为自己的价值观，更不是把它当作“应帝王术”去推销。而是用新方法、新的眼光和科学精神去重新研究。在这种风气影响下，许多高等院校成立了国学系或国学研究院。此时的国学不仅不与新学对立，而且借助了西方传入的新方法。许多国学家还是饱学的欧美留学生。陈寅恪先生就是一个典型。P1-4

《后汉书·襄楷传》：“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爱，精之争也。”唐李贤注：“言浮屠之人，奇桑下者，不经三宿，便即移去，示无爱恋之心也。”佛教视一切皆空，超凡脱俗，因此他们才告诫信徒注意与万事万物的分割，甚至不能在一棵树下住过三宿，否则就会产生流连之心，爱恋之意。可是作为世俗间的普通人，身处于万物万事之中，只要稍有经历、涉猎，就不免生情。连杜甫这样颇有佛教倾向诗人也不能免俗。他的名句“寺忆曾游处，桥怜再渡时。江山如有待，花柳自无私”讲的就是即使只去过一次的胜境，也使人久久不能忘怀。诗人有点自嘲地解释道，那是因为无私的花柳等待我去欣赏，江山美景期待我再次光临。

我也有点与杜甫类似，有所经历，必有感触，有了感触，就不免要形诸笔墨。因此，拉拉杂杂的文字就不断地出世，见诸报刊，最后结成小集。于是便有这个小集的问世。

退休好几年了，许多事情已经看淡，所不能忘情者，大约只有自幼就浸润其中的传统文化了。从小学开始接触诗词，几十年乱读书、读杂书，大多与传统文化有关。这些在“文革”中遭到空前的贬抑与扫荡，凡事涉及“旧”，无不在打倒之列，我为之不平，一时头脑空了，仿佛被抽干了脑髓，以为从此无安身立命之所。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大道周星，物极必反。昔日被抑之于九泉之下，现今又扬之于九天之上。传统文化中的儒家经典被重新定义为“国学”，大有取代一切而不考虑时移势异，社会转型，使我为之不安。所以，才有了这个小集中的许多文字。期待着读者批评。

王学泰

2011年5月

老去文章浑漫与

六十多岁还写时评，真是有点不自量力。去年的一个会上与张鸣先生聊天。他说：“王老师，我写时评，人家都嫌老了，您比我又大十多岁还写，是不是有点‘挑水的回头——过井(景)了’。”张鸣的名字就是他生年标志，大鸣大放的1957年，那一年我初中毕业。不论从脑力还是体力怎么能和他比呢？张鸣被誉为评论界的劳动模范，听说他的“博客”上有六百多篇文章，我这三十年间写的东西也不及其半。

又一次，一个朋友打电话，说：“在报上又看到了你的短文，还在写呀！”我答道：“没事就写点，锻炼锻炼思维，防止老年痴呆。”“哈哈哈……”，电话那边大笑“以你这个年龄干这事，已经是老年痴呆了。”我悚然一惊，电话那边还在笑。我想，老朋友说的也许真是有些道理。人过六十，做点像太空行走似慢动作，写点怡情悦性、或像杜甫所说“老去诗篇浑漫与，春来花乌莫深愁”不招人生气的随意文字还靠谱，还可以理解。老弄“短平快”，命题作文，两个钟头交稿，大多费力无用而又招人厌烦的文字，难怪人们疑之为“老年痴呆”。

时评这种文体大约是随着近代报纸一起出现的。那时是革命的前夜，民族危难，进步的知识人或跑到日本，或进入租界办报纸，宣传救国救民的道理。报刊上的社论和评论文字大多是办报者自己写的。他们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评论时事，发表自己的主张，影响民众。章太炎、梁启超就是其中的佼佼者。进入民国后，带有企业性的报纸兴起，为了使报纸盈利，资本家聘请社会上有真知灼见知识人，主持报政，也笼络社会上知识分子为他们撰稿。70年代买旧书时认识了一位研究中外关系史的老专家卿汝楫先生，他对我谈起，抗日战争时期，《大公报》许多有关国际形势的社评是他写的。报馆的服务生，早上把题目拿来，下午交稿。他说那时年轻力壮，三个钟头两千字没问题。50年代之后，随着传媒国有化，报纸担负了引导舆论的任务，因此每家报社都有专门评论员，报纸上的大多评论文字特别是社论，“本报评论员”一定是本报评论人员撰写，重要的还请社内外领导写。

现在的时评，勃兴于21世纪。当时还有争论，是杂文的时代，还是写建设性的时评？有的人说煌煌盛世，偶有微瑕，时评作者以负责任、光明正大地坦荡进言，对于批评者与被批评者双方都好；而主张杂文者，认为文学家不是宫廷侍臣，没有建言进言的责任，杂文就是一种文学创作，它撷取世态万象，描绘给人们看。读者如何想，是读者自己的事。其实我觉得两者并行不悖，不知道为什么当时争得那么激烈。随着新型媒体——都市报大量涌现，争论似乎没有意义了。时评数量稳坐文体的第一把交椅。当然这不意味着时评这种体裁成熟了，读者习惯接受了。而是因为报纸版面多，仿佛是超市排排挺立的货架，总得有东西填满它呀。市场经济社会远较计划经济社会复杂，分析、批评一些社会现象是全社会都应关心的问题。现在网络的热闹正是这种关心的一种反映。因此现实需要一大批从事社会批评工作的人，他们要有开阔的胸怀、敏捷的思维、丰富的知识、迅捷的反应能力和娴熟的驾驭文字能力，从事这项工作。这行当不是年迈者能干的了。

当然，也不是从此封笔。在写作上，我很欣赏杜甫的“老去诗篇浑漫与”。老了不要刻意去写，当想法、冲动逼得你非写不可时，也可以随意写一点，以遣积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