劫夫早年投身革命，在战争年代就谱写了许多鼓舞根据地人民坚持抗战的革命歌曲。新中国成立后，劫夫任沈阳音乐学院院长，他创作的几十首毛泽东诗词歌曲曾在全国广为传唱。劫夫也因此成为20世纪60年代家喻户晓的作曲家。霍长河编写的《红色音乐家——劫夫》以大量详尽资料和丰富的采访经历为基础，记录了劫夫这位纯朴却不平凡的作曲家充实而坎坷的一生。

劫夫是继聂耳、冼星海之后卓有成就、非常著名的无产阶级音乐家。他因创作《歌唱二小放牛郎》、《革命人永远是年轻》、《我们走在大路上》等歌曲而闻名于世，又因创作了大批广为传唱的“语录歌”、毛泽东诗词歌曲而红遍中华，成为“文革”时期最为活跃的红色音乐家。《红色音乐家——劫夫》以翔实的资料真实地记叙了这位著名音乐家命运多舛而又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生，深刻地展示出其丰富而又曲折的心路历程，多视角、多方位地折射出社会与人生的诸多无奈……令人追思、感悟良多。

《红色音乐家——劫夫》由霍长和编写。

序

第一章 家庭身世与逃出农安

第二章 接触进步文化

第三章 黄台路小学教员

第四章 背着小提琴去延安

第五章 加入西北战地服务团

第六章 前线最活跃的宣传员

第七章 随同丁玲去西安

第八章 初期的创作

第九章 血与火的旋律

第十章 尖兵剧社社长

第十一章 挣共产党小米的女孩

第十二章 歌剧《星星之火》

第十三章 创建“东北音专”

第十四章 音乐教育家

第十五章 建立民族音乐系

第十六章 差点儿成为右派

第十七章 为毛泽东诗词谱曲

第十八章 组建辽宁歌剧院

第十九章 《哈瓦那的孩子》与《我们走在大路上》

第二十章 “劫夫歌曲音乐会”

第二十一章 几位挚友

第二十二章 一言难尽的一九六六

第二十三章 “语录歌”风行始末

第二十四章 到北京避难

第二十五章 与林彪、黄永胜

第二十六章 “革委会”主任

第二十七章 生命的最后五年

第二十八章 永远的旋律

附录一 劫夫的三个女儿

附录二 劫夫生平、创作大事年表

后记

1913年农历十月二十日，劫夫在县城东街的李姓人家出生，时名李云龙。

李云龙是李家第六个，也是最后一个孩子。在他前面，有三个姐两个哥。不知是家族的传统，还是什么别的原因，李家的孩子个个喜爱艺术，尤其长于丹青(就读于燕京大学中文系的大哥李云路除外。他的兴趣是写诗)。大姐李文秀善画兰草，其画风与宋末画家赵所南极为相近，她书法也拿得出手；二姐李毓秀的花卉、牡丹；三姐李菀秀的翠竹也可圈可点；就是在东北讲武堂习武的二哥李云阁，也把芦雁画得栩栩如生(二哥还会拉二胡)。

受他们的影响，李云龙很小的时候，就对艺术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有一次，二哥买回两条鱼放在盆子里，小云龙守在盆子跟前，瞪着两个大眼睛看了好半天，而后，顺手抓起一张纸，在上面像模像样地画起来。三岁时，他撒尿和泥，捏成小猫、小狗、小人，摆满窗台。有时候，哥哥摆弄乐器，他就站在旁边看，等哥哥走了，他就凑过去，小心地在上面弄出些响动。

长到稍大一点，家门口来了拉胡琴卖唱的或是打莲花落讨饭的，他总是跑出去看，并且跟着走出去好远好远。

就这样，他的“本事”渐渐大起来，“在家乡每逢年节有一种唱唱本的习惯，乡里的老大娘们常常要我去坐在炕上给她们整天唱唱本。唱唱本虽然有一个固定的曲调，但怎样处理长短句，都得自己去临时编造，由于那些听众都是文盲，我当然也还得尽量把语言交待清楚，特别是那些比较难懂的和关键性的语言，也还得尽量把曲调唱得好听一些，以满足她们起码的审美要求”。

这就是李云龙的童年生活，它美丽温馨得像篇童话。

然而，这仅是他全部童年生活的一个侧面。生活的另一面却既不温馨也不美丽。

据说，很久很久以前，农安县里来了个闯关东的小木匠。他肩背褡裢在县城的土道上漫无目的地走着。走到一个大车店，见店主正在修轱辘，就停下脚步。埋头干活的店主，无意间抬头看见了这个外乡人，不过，他并没有往心里去。等到他再抬头，看到那人还站在那里，就开口问了句： “小伙计，你有事？”“不，没，没事？”小伙子嘴说没事，可还是没有要走的意思。

又过了一阵儿，小伙子不但没走，反而凑了上来，他说：“大伯，你这活干得不对，应该这样……”说着，他掏出家什，动手干了起来。

店主看小伙子聪明能干，就把他留了下来。日后，把女儿也嫁给了他。

他就是李云龙的祖辈，至于这是哪朝哪代的事情，已经无从查考，只知道他的老家在河北丰润。

祖辈为李家的后人留下了好大一笔产业，李云龙出生时，家里有房二十几间，整整占了半条街。按说，仅凭房租，李家不说吃香喝辣，衣食无忧总不成问题。

可是，李家偏偏摊上了一个不会当家理财的掌门人。

李云龙的父亲叫李瑞春，这个整天笑呵呵的胖老头，不喜欢管家，却热衷于养票友，办戏院。由于他既不会经营，也不善管理，再加上没有防人之心，所以，屡屡上当受骗。可奇怪的是，他一点也不因此有所长进。过不多久，伤疤没好，他似乎就已忘了疼，又把这种只是“角色”不同，而结局几乎完全一样的“戏”重演一遍。

这样，李家的钱就像水一样流走了。

李云龙正是在李家这种生活景况下开始他的人生之路的。那么，等待他的将是什么呢？

劫夫在一篇写于1938年的自传里，做了这样的描述：

“当我生下来的时候，正是我的家庭由小康转变成贫困的时候。但是，却还是能靠着几间小市场里的房子(的租金)和向亲友求借，我入了小学。正当小学毕业的时候，母亲去世了，家庭因为担负了一笔丧(葬)费，所以生活也就更困难了，再来供我读书是没有可能了，我于是成了一个失学的没有人管理的街头流浪儿。这时，我最感觉到快活的事情是当我看到父亲从外边借来了钱，买来了米柴的时候。每一到年节关头，父亲因为逃避债主，每天跑到别处去躲避，家里留下的是我和姐姐们，去应付那些毫无情理的债主。所以，在那时我是没有感觉到过新年的快乐的。就是这样的过了几年生活。虽然感到处处受贫困的痛苦，但是仍旧可以过下去。到了我十六岁的时候，父亲因为债务的关系吃了官司，入了狱，家里除了生活没有办法以外，还要给父亲设法筹些打官司的钱。我于是每天随着嫂嫂(哥哥在辽宁求学)到各处去哭、去求拜，但是能够助我们的真是很少。这样足有两年，我每天都得往监狱里去走两次，给父亲去送饭。当时东北的腐败的官场和监狱里的黑暗情形，我是看得很多的，我几乎每天都要受到衙役的恶骂甚至于殴打。尤其困难的是，在这两年之中，我还得担负着往监狱里为父亲送鸦片烟土，因为父亲如果要是断了鸦片烟就要死在狱中的。当然这得要想出很多方法才能送进去。为了这事，我是时常给狱卒们跪拜的。”

这就是他童年时期十几年间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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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12月10日晚，“李青、李丹丹、李迢迢独奏、独唱、重唱音乐会”在沈阳音乐学院音乐厅举行。

这是一场有着特殊意义的音乐会——节目单上最显著的位置印着这样一行字：献给我们深爱的父亲劫夫及他所爱的人们。

那天前来观摩的人格外多，尤其是像我这样曾在劫夫担任院长的沈阳音乐学院学习过的人，能来的都来了，甚至连外地的也闻讯赶来了。

我随着人流涌入音乐厅。落座甫定，我便感受到了它那不同寻常的气氛。

悬挂在天幕前的设计精美的大幅音乐会会标，素雅而又庄重；摆放在舞台前的一个个大花篮，为音乐会带来了勃勃生机。

开演的铃声还没响，座无虚席的观众厅却已悄无声息。

人们在静静地等待着。

突然二楼响起雄壮健朗的歌声：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

歌声在音乐厅里回荡。

我的眼睛潮湿了。

二十年是一段漫长的岁月。但是，劫夫没有死。

是的，劫夫没有死，那个把爱、把歌、把情献给他的祖国和人民的作曲家没有死。

那一朵朵抛掷到舞台上的小花是献给他的。

那歌声是献给他的。

可是，法国女作家波伏瓦却说，人都是要死的。她不仅这样说，还把这句话当做她一部书的书名。

波伏瓦没错。我们的劫夫也死了。二十年前的一天，生命的门在他身后悄然关上。

他走了，却留下了他的旋律。

这旋律是他的灵魂，一个真诚的艺术家的灵魂。

因此，人虽走了，灵魂还在。而天荒地老，艺术家的灵魂却不会随之飘散。因此我们说，劫夫没有死。

所以，我们只有歌而没有泪。即使是1994年4月那个清冷的日子，我们排着长长的队伍，去沈阳回龙岗革命公墓安妥他的灵魂，我们也没有泪。哀乐不属于我们，我们有自己的歌——我们走在大路上。

我们就是唱着“我们走在大路上”为他送行的。

也是在回龙岗，一幅送给他的挽联上写道：“生也千古，死也千古，几曲千古，李氏名天下；来也清贫，去也清贫，一纸清贫，劫夫寄后人。”

这挽联写得多好啊，它代表了人民的心声，劫夫有知，想必可以含笑九泉了。

这时，开演的铃声响了，场灯随之暗了下来，二楼的歌声也停歇了。大家屏住呼吸，翘首凝视着舞台。

三姐妹一齐出场了。大厅里爆发出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接着，三姐妹逐个向观众致意：我是老大李青，我是老二李丹丹，我是小三李迢迢。

掌声，掌声，掌声，她们每报出一个名字，台下就响起一片掌声。

她们被掌声淹没了。

泪水模糊了她们的眼睛，泪光在观众席里闪动。

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时刻。在这个时刻，我分明看到了一对深邃的眼睛。

那眼睛的主人隐在观众席中，他安详平静地注视着眼前发生的一切。

我知道那是劫夫。

劫夫，你对这一切都满意吗？告诉我们，都满意吗？

虽说你离去已整整二十年了，但是，你看到了，人们没有忘记你。你谱的歌，他们还喜欢听，还喜欢唱。

还有，你的三个女儿都已长“大”成“人”：大女儿李青，现在是国家一级演奏员、辽宁乐团的钢琴演奏家，还是辽宁省音乐家协会的副主席；二女儿李丹丹，国家一级演员、中央歌剧芭蕾舞剧院的女高音歌唱家，主演过《夕鹤》、《蝴蝶夫人》、《茶花女》等歌剧，1996年赴美国与夏威夷歌剧院合作，主演歌剧《图兰朵》；小女儿李迢迢，也是中央歌剧芭蕾舞剧院的演员，主演过歌剧《风流寡妇》、《鬼雄》，在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合唱中担任过领唱。

你听，小李子(李青的小名)把那首难度极大的肖邦降b小调奏鸣曲弹奏得多好；丹丹和迢迢分别用原文演唱的罗西尼、普契尼、威尔第、拉赫玛尼诺夫、福列的艺术歌曲和歌剧咏叹调，多有素养、多么地道。

还有你谱写的那些歌，如《如今唱歌用箩装》、《革命人永远是年轻》、《摇篮曲》、《蝶恋花·答李淑一》，她们是不是都唱得挺好？！

你应该感到欣慰才是。

音乐会结束了。

走进夜的沈阳，我的心绪久久难以平静。

劫夫那三个在艺术之树上成活的女儿的身影，还有音乐会结束时全场上下齐声高歌的动人场面，不时在我面前重现、重现，并且定格在我的大脑深处。

劫夫用他的歌曲在共和国亿万人民的心中建造了一座座矗入云天的丰碑。

劫夫是我们民族的骄傲。

萌生为劫夫写本书的念头，始于上世纪90年代初。当时，我曾数次与我的老主编、当年与劫夫多有接触的寒溪先生谈及此事。寒溪先生很支持我的想法，但他觉得劫夫故去多年，身后又有种种说法，很难写。记得我们谈到即使写出来也不一定能顺利出版时，他还建议我拿到香港去。此后，他还曾与香港出版界的朋友谈过此事。

后来，这事就放下了。

真正把想法变为行动，是1997年末。此后三年，我一半时间用于采访、收集材料，另一半时间用于写作。本书完稿，已是2000年冬。

有朋友问我，你为什么要写劫夫？

这是一个应该回答又不好回答的问题。

真的，我为什么要写劫夫？

这问题，直到书稿完成，我也没想过。我知道，我应该给发问者(包括读者)一个答案。可是，细想之后，我仍觉说不太清楚。在这里，我只能提供一点背景材料，算做对这一问题的回答。

1965年，我从哈尔滨考入沈阳音乐学院附中。入学之前，我唱过许多劫夫写的歌，并且知道他是我将要进入的这所学院的院长。我深为能进入到这所学校读书感到骄傲，因为这里有个劫夫。在一个年仅十三四岁孩子的心目中，他的形象十分十分高大。

在学校的院子里，我常常能看到他。他总是穿着一套又肥又大的中山装，并且不喜欢系扣。

“文革”中，我曾领着北京来的红卫兵请他写“语录歌”，他在学校主楼前写《革命造反有理》那首歌时，我就在现场；“造反派”到他家抄家，我也跟着去看过热闹；我还曾把印有“剥下李劫夫画皮”之类字样的胶版印刷物拿到哈尔滨、长春张贴。

还有，我在学校的音乐厅多次听过他的报告。

我与他的接触(以上如果算接触)，仅此而已。

这都是我十五六岁之前的事。此后的十年间，直至他过世，我再也没有见到他。

不过，总能听到有关他的各种消息——“文革”中在北京大红大紫、林彪事件之后被办“学习班”、辽宁省文艺界对他开展批判、心脏病突发去世、他的歌曲被禁唱等等。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也在有关他的各种消息中渐渐长大。

我对劫夫崇拜过，也喊过打倒。而当历史走进20世纪90年代，我从一懵懂无知的小孩子成为年届四十的中年人时，我开始思考发生在劫夫身上的事，包括上面提到的和未提到的。

尽管那时我对劫夫的了解不像后来那么深，但直觉告诉我，劫夫过世前后，发生在他身上的许多事不对头。他是一个天才的作曲家，他是一个为人民写作的作曲家，他是一个把学校办得有声有色，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有用人才的教育家，他是一个经过战争考验的革命者。这样的人，不该是这样一个下场，他的名字不该被后人忘记。

于是，就有了写一写他的念头——记录他的一生，尤其要弄清围绕他的那些是是非非，给世人一个真实的劫夫。

这就是我要写劫夫的原因。

从一开始，我就知道，我是在干一件难度极大的事——劫夫已经过世多年，有关他的生平事迹，要从与他共过事的人嘴里一点一点往外掏，而这些人分布在天南地北；我的工作不会得到官方的任何支持和帮助；所需费用要全部自理；书稿完成，能否顺利出版是个未知数，所以极可能只有“投入”没有“产出”。

这些困难，我没有多想，因为要么不做，要做，对此只能坦然面对。甚至书最终能否出版我都不太在乎：只要书能写出来，不出版也没关系，我可打印若干本，供对劫夫关心者传阅。

所幸，这本书，从采访到写作到出版，得到了许多熟悉的和陌生的长者和朋友的帮助，可以这样说，没有他们，就没有这本书。

接受我采访，为我提供大量第一手资料的有：

陈明、王玉清、夏戈非、鲁前、郎明(郎宗敏)、卢肃、管林、刘沛、顾品祥、李建庆、边军、李百万、晨耕、张非、郝汝惠、凌子风、严金萱、王竹林、王卓、仲先、黄河、郭东俊、李中权、詹真辉、姚铁、苗淑云、谷莹、刘大为、董小华、林野、方怡、苏毅、苏扬、吕远、洪源、傅庚辰、钟立民、王石、寒溪、林成敦、赵志操、郑风、刘文玉、木青、杨若声、耿大权、张护立、丁鸣、霍存慧、杨孝毅、竹风、鸣戈、秦咏诚、雷雨声、杨余燕、路逵震、徐惠民、姚振声、丁贵文、侯宝珊、王竹君、郑素兰、周绍华、唐毓斌、赵忠琦、谷音、李自强、林振纲、郭明德、孙富、孙德仲、高梦柯、龚荣光、韩育才、黄维强、薛金炎、李一贤、丁雅贤、柴珏、王亚南、林良、谢耿、赖广益、王凤贤、杨清波、徐占海、程明秦、李翠梅、赵旭东、刘连生、王维刚、马素娥、俞志富、满玉华、黄春跃、王志、姜志涛、刘多山。

劫夫的夫人张洛，女儿李青、李丹丹、李迢迢，外甥潘吉星为我提供了大量有益的帮助，尤其是张洛，不仅不顾年长体弱，与我做了长达数月的长谈，而且所需材料，有求必应，用她的话说，差不多等于又被抄了一次家。

我曾供职的辽宁省文联、省音协给了我多方支持；《艺术广角》杂志社为我的采访提供了时间；我在北京、沈阳的朋友蒋力、刘洪波、刘亚丽、郝戈非、吕乐在我困难的时候，伸出了友谊之手；寒溪、赵志操两位前辈不仅始终关注着本书的采访、写作，还认真审读了本书的初稿；林成敦先生为我提供了他编写的劫夫创作年表；作家出版社的王圻、文汇出版社的肖关宏曾为本书的出版出力；劫夫的家人为本书提供了大量珍贵的历史照片；本书的采访与写作，得到了我妻子王小英的充分理解与全力支持。

尤其应提到的是本书的责任编辑、人民出版社的孙兴民先生，没有他的眼光与胆识，本书不知要等到哪一年才能面世。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现在供职的沈阳师范大学，对本书的出版给予了大力支持。

在本书即将付梓之际，我要向以上及所有帮助过我的人深深鞠躬，以表示我由衷的感激之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