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利策奖两度获奖历史作家塔奇曼笔下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欧美世界，不同于其他分析“一战”成因的著作！

巴巴拉·W·塔奇曼在这本《骄傲之塔(战前世界的肖像1890-1914)》中仅力求将战前世界面貌栩栩如生地重现在其笔下，究竟世界大战的原因如何，读者们可以在文字中细细品味和琢磨。

巴巴拉·W·塔奇曼在《骄傲之塔(战前世界的肖像1890-1914)》这部作品中将视线集中于“一战”爆发前25年的西方社会，以艺术家般的手法再现了彼时的思潮与理想，遽变与纷争：“八月炮火”轰响之前，英国的贵族世界开始倾塌，权力转向新的阶层，热血的无政府主义者畅想着一个和谐世界，帝国主义情绪爬上新大陆，美国海军悄然崛起，德雷福斯事件掀起一场法国人内部的激烈对峙，施特劳斯的音乐与尼采的思想影响着德国……在繁荣的表象之下，旧世界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前言

第一章 权贵

英国：1895—1902

第二章 理念与行动

无政府主义：1890—1914

第三章 美梦终结

美国：1890—1902

第四章 “我要战斗！”

法国：1894—1899

第五章 沉静的鼓手

海牙：1899—1907

第六章 尼禄主义在蔓延

德国：1890—1914

第七章 权力转移

英国：1902—1911

第八章 饶勒斯之死

社会主义：1890—1914

后记

致谢

参考文献

索引

第二章 理念与行动

无政府主义：1890—1914

没有国家、没有政府、没有法律、没有财产所有权的世界是多么美好，腐败的机构一扫而光，人们获得自由，并像上帝所希望的那样变得善良。为了这个美好的愿景，六位国家元首在1914年之前的20年内遭到暗杀。他们是1894年遇害的法国总统卡诺（Carnot），1897年遇害的西班牙首相卡诺瓦斯（Canovas），1898年遇害的奥地利皇后伊丽莎白（Elizabeth），1900年遇害的意大利国王翁贝托（Humbert），1901年遇害的美国总统麦金莱（McKinley），以及另一位西班牙总理卡纳来哈（Canalejas），他在1912年遇害。他们当中没有谁称得上是暴君。他们的死是绝望的、受蒙骗的人们的姿态，为了唤起社会对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关注。

在席卷了这些生命的无政府运动中，没有一个人是英雄。英雄就是理念（Idea）本身。正如一位研究革命的历史学家所说，那是“一场浪漫主义者的白日梦”。它有理论家、思想家，他们富有智慧，真诚而热切，热爱人文精神。它也有工具，那些因为不幸、绝望、愤怒或贫穷而变得堕落和无望，然后被理念吸引，直到被其占有、推动，付诸实行的人们。他们成了杀手。这两组人之间并没有接触。思想家们在报纸和小册子上为无政府主义的千年盛世搭建出非凡的模型；倾吐充满仇恨的激烈演说，猛烈抨击统治阶级及其卑鄙的帮凶—资产阶级；振臂呼吁行动，呼吁“行动宣传”（propaganda of the deed），以推翻敌人的统治。他们呼吁的对象是谁？所谓的行动又是什么？他们没有准确地说出。他们有所不知，在社会的底层，寂寞的人们在倾听。他们听到了演说和鼓吹的回音，窥见了闪闪发光的新千年，允诺没有饥饿和老板的生活。突然，他们之中的一个满怀仇恨或使命感的人拍案而起，出去杀人—并在理念的圣坛祭上自己的生命。

他们出身贫穷、拥挤的杂院，饥饿和肮脏在那里称王；结核病人咳嗽，空气中弥漫着粪便、烂白菜和过期啤酒的味道。婴儿哀号，夫妇争吵尖叫，屋顶有漏洞，坏掉的窗户也不曾维修，冬天阵阵冷风便直灌进屋里。隐私是难以想象的，男女老幼同住，在一个房间里吃喝拉撒、交媾、生病、死掉。茶水壶在两餐之间当洗涤锅用，旧箱子当作凳子，肮脏的稻草堆当床铺，两个竹篓上搭一块板充当桌子。有时候全家的小孩不能一起出门，因为衣服不够用。正派人家要和醉鬼、殴打妻子的人、窃贼以及娼妇住在一处。生活在失业和干不完的辛苦劳动间来回晃悠，一个制造雪茄的工人和妻子每小时挣13美分，一天工作17小时，每周7天，才能养活三个小孩。死是唯一的出路，也是唯一的奢侈，辛苦一生的积蓄就挥霍在雇用堆满花的葬礼马车上，悼念的人群行进，一切为了抵抗被遗忘的命运，以及那最后的耻辱—公共墓地。  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只要消灭邪恶之王—财产，就没有人能依赖他人的劳动生活，人性也将获得解放，追寻人与人之间自然的正义。国家的角色会被个体自发的合作取代，取代法律的是公共福利的最高法。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任何通过选举或劝说进行的改革都不会起任何作用，因为统治阶级绝不会放弃财产，也不会放弃财产所有权的保护者—权力和法律。只有以革命推翻整个恶毒的现有体制才能取得想要的结果。当旧的系统成为瓦砾，完全平等、没有权威的新秩序才能微笑着安顿在地球上，每个人都有足够多的东西。这个主张看来非常合理，所以一被提出，受压迫的阶级不可能不回应。无政府主义者的任务是散播消息和宣传行动，用理念唤醒他们。于是某一天，某个这样的行动就能点燃反抗的烽火。

革命的1848年是无政府主义的第一年，也是对其发展而言最重要的年份。它的两位重要先知是法国人皮埃尔·蒲鲁东（Pierre Proudhon）和他的门徒—俄国流放者米哈伊尔·巴枯宁（Michael Bakunin），他后来成为这项运动的积极领导人。

蒲鲁东宣称：“谁把手放在我身上、统治我，谁就是篡位者，就是暴君；我宣布他是我的敌人……统治人民的人民政体是奴役”，而它的法律是“贵族的蜘蛛网，穷人的铁链”。自由社会的“最高形式”是没有政府的，而蒲鲁东第一个将其命名为“An-archy”。他热情洋溢，充满蔑视地抨击政府。“被政府统治就是被没有智慧和美德的人看管、检查、监视、管理、训导、说教、控制、支配、审查。就意味着每一个动作和交易都要注册、盖章、缴税、获取专利、许可、评估、测定、惩戒、矫正、遭遇挫败。以公共福利为借口，政府统治被利用、垄断、侵占、掠夺，然后，稍微有点儿抗议或抱怨，当事者就会遭到罚款、骚扰、诽谤、殴打、恫吓、缴械、审判、谴责、入狱、处死、绞喉、遣返、贩卖、背叛、欺诈、蒙蔽、暴打、凌辱。这就是政府，这就是它的公正，它的道德！再想想我们当中的民主主义者，相信政府是好的；社会主义者，以自由平等博爱之名，支持这个丑物；无产者自荐为共和国政府的候选人！真是虚伪！”

蒲鲁东认为“权利的抽象理念”消除了革命的必要，人们通过理智，会被说服而接受没有国家的社会。而巴枯宁为理论添加了暴力革命的必要性，这是他在尼古拉斯一世的俄国学到的。他的竞争者卡尔·马克思坚持认为革命只会从工业无产阶级中产生，他们有组织，为这项任务受过训练。巴枯宁与马克思观点相左，他认为一触即发的革命会发生在经济落后的国家—意大利、西班牙或俄国—那里的工人尽管没有什么训练，没有组织，甚至不识字，也不了解自己真正的需要，却会揭竿而起，因为他们一无所有。有责任心的革命者的任务是在群众中传播理念，把他们从统治阶级强加的无知和偏见中唤醒。有必要让他们意识到自身的需要，并从他们当中唤起和冲动相对应的思考，对于反抗的思考。这样一来，工人们就意识到自身的意识，于是“他们的力量变得不可抗拒”。然而，信赖组织的马克思从巴枯宁手上获得了对第一国际的控制。

无政府主义团体本身有阻滞其发展的矛盾之处。无政府主义拒绝政党。蒲鲁东称之为“专制主义的变体”，但是服从权威、组织和纪律又是促成革命所必需的。一旦无政府主义者开会策划活动，他们就不得不面对这个必要性。忠实于理念的他们当然会拒绝。革命会从群众中自发产生。需要的只有理念—以及一点儿星火。

无政府主义者所期待的（资产阶级所惧怕的）任何一次罢工、面包引起的骚乱或地方上的起义，都可能是革命的星火。左拉小说《萌芽》中的埃纳博太太—矿场经理的妻子，注视着矿工们在如血的夕阳下罢工游行，她看见的是“恐怖的革命的红色幻景，在世纪末的某个阴暗的黄昏毁灭一切。是的，在那个黄昏，终获解放的人们会让中产阶级血流成河……他们靴子震响，皮肤肮脏，呼吸充满难闻的气味，这可怕的军团将摧毁旧世界……到处是火光，什么都没了，铜板、头衔、地位、财产片甲不留”。

P63-67

本书的主题是一个时代的末年。那个时代没有因为年老或意外死去，而是爆炸于终结性的危机里，成为历史的重要一页。但那次危机并没有在本书中出现，因为那不是书中人物的经历，对他们来说，它还没有发生。我试图停留在当时已知的范围内。

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像一垒烧焦的泥土，横亘在那个年代与我们之间。多少可能在后来成为中坚力量的生命因此灰飞烟灭。理想被摧毁，思潮遭转变，留下幻灭的伤痕，无法愈合。两个时代生理和心理的沟壑由此而生。本书将试着探索“一战”前那个世界的特质。

这不是我最初打算写的那本书，事先的构想随着调查研究的深入被逐个抛弃。那个时期对于绝大多数没有特权的人而言，并不是什么黄金时代或美好年代（Belle Epoque）。那个年代不只有自信、纯真、舒适、稳定、安全与和平。所有这些品质当然都存在。人们的确对价值和标准更有信心，对人类的未来更有希望，这一点上，可以说比今天的人更纯真，但他们的生活并非更平静、舒适—少数特权阶级除外。而我们却错误地认为，怀疑、恐惧、骚动、抗议、暴力和仇恨是不存在的。生活在那个年代的人也误导了我们，当他们跨过战争的鸿沟回首往事时，前半生便笼罩在了美丽夕阳的薄雾下，充满和平与安宁。而当他们身处其中时，似乎就没有那么光辉灿烂了。他们的记忆和怀旧情绪影响了我们对战前世界的观念，但我可以根据足够的研究告诉读者：关于战前社会有多美好的说法，都是那代人在1914年之后提出的。

如第一次世界大战这般波及甚广的疮痍不可能从一个黄金时代中产生。这么明显的道理，也许我一开始就应该意识到，但我并没有。然而，我确实觉得，那场战争的起源并不像《大国政治》（Grosse Politik）里，伊斯沃尔斯基（Isvolsky）对埃伦塔尔（Ahrenthal）、爱德华·格雷爵士（Sir Edward Grey）对普恩加莱（Poincaré）所说的那样。历史学家们跟随再保险条约、德奥同盟、三国同盟、摩洛哥危机、巴尔干纷争等一系列蜿蜒曲折的事件，在其中苦心寻找根源。这些研究当然是必要的，我们后来者也非常感激这些学者，但他们的工作已经完成。战争爆发时，俄国外交部长赛奇·萨索诺夫（Sergei Sazonov）在一系列调查之后终于大喊：“够了！别再罗列年表了！”我是站在他这边的。《大国政治》式的处理办法已经用尽，而且，这种办法也有误导作用，它使我们更容易去相信一个肤浅的幻想：“他们”—爱惹麻烦的政客总是战争的元凶，而“我们”—无辜的群众，仅仅是被诱导、利用的。这种印象是错误的。

“一战”的所谓外交起因只是病人的体温表，它无法告诉我们是什么引起发烧的。要调查根本的原因、深层的力量，我们必须从整个社会体系入手，努力探索是什么在推动着人们。我试图关注社会，而不是国家。强权政治和经济竞争尽管重要，却不是我的课题。

本书所述的年代，首先是人类历史上发展速度最快的一个世纪的顶峰时期。好战意志在拿破仑战争中最后一次井喷，此后工业和科学革命转变了整个世界。走进19世纪的人们仅使用人力和畜力，辅以风力和水力，这同进入12世纪甚至公元1世纪相比，没什么不同。但从19世纪进入20世纪的人们，运输、交流、生产、制造及武器研制的能力却因为机器的能量而翻了几千倍。工业社会给予人新的能量和新的领域，但与此同时也累积了新的压力：贫富差距拉大，人口不断增长、城市拥挤，阶级、群体间矛盾激化，人与自然分离，个体工作缺乏满足感。科学给予人新的福祉与新的眼界，却带走了对上帝的信仰和对所知体系的确定性。告别19世纪时，人们的忧虑与安定一样多。尽管世纪末（fin de siècle）常常意味着颓废，但实际上，世纪之交的社会却迸发着新的张力和累积的能量。1914年的斯蒂芬·茨威格33岁，他相信战争的爆发“与理念毫无瓜葛，甚至与边界也关系不大。除了多余的力量之外，我无法做出其他解释。40年的和平所累积起来的内在动力如今在寻求暴力的释放，结果便是这场悲剧”。

我坦承，在描绘战前世界景象的尝试中，已精挑细选、淘汰了许多材料。如今此书将成，我可以针对完全不同的题材，用同样的书名再写一本。 然后还可以写出第三本，也仍然不会重复。我可以增加关于这个年代的文学的章节，或者关于战争的—中日甲午战争、美西战争、布尔战争、日俄战争、巴尔干战争—还有关于帝国主义、关于科技、关于商贸、关于女性、关于王室、关于医疗、关于绘画，关于可以引起个别历史学家兴趣的任何主题；还可以有关于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契诃夫、萨金特、马匹、美国钢铁公司的章节，所有这些都在我的原计划中。本来还应该有一章关于某个平凡的小店主或职员，将他作为湮没无闻的中产阶级的代表。可惜我始终没能找到这样一个人。

我想，我有必要向读者解释一下我遴选材料的过程。首先，我将自己限制在了英美和西欧世界中，这是我们的经验和文化最直接的来源。我舍弃了东欧，虽然它也很重要，但毕竟属于不同的传统。在选择题材时，我只挑那些有代表性的、对1914年以前的文明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对象，而不考虑其后的情况。因此，我排除了汽车和飞机，弗洛伊德和爱因斯坦，以及他们所代表的趋势。我也排除了古怪离奇的人物，尽管他们魅力无穷。

我意识到本书并没能给出最终的结论，只从那个年代丰富的异质性中做出一些漂亮的概括是站不住脚的。我也知道本书的内容远不是那个年代的全貌。这么说不是出于假意的谦虚，而是因为我痛苦地意识到那些未被包括进来的人和物的存在。写作收尾时，聚集在我周围的便是他们的声音和脸庞。

此后的四年，如格雷厄姆·沃拉斯所写，“人类进行了有史以来最强烈、最英勇的努力”。这番努力结束后，1914年可能带来的幻想和热情渐渐沉入了巨大的幻灭之海。付出了这样的代价，人类的主要收获便是痛苦地意识到了自身的局限。

这座骄傲之塔，在欧洲文明最伟大的时代建造，它是崇高与激情的大厦，有财富，有美，也有阴暗的地窖。与此后的时代相比，居住其中的人更自立，更自信，更有希望；更伟大，更奢侈，更优雅；更舒适，更快活，在彼此的陪伴和交谈中更愉悦，更不公，更虚伪，更悲惨，更贫困，感情更丰富(包括虚情假意)，更难以忍受平庸，更有尊严地工作，更享受自然，更有兴致。旧世界失去了很多，不管将来会得到什么。比利时社会主义诗人埃米尔·维尔哈伦(Emile Verhaeren)在1915年回顾往昔，将他的诗篇“满怀深情地”献给“曾经的自己”。

塔奇曼女士以大师之笔为我们挥毫画下一幅场景：它熠熠生辉又光彩夺目，穷奢极侈又离谱至极。

——《先驱报》

这是极其罕见的对无懈可击的学术研究和精致文字的结合……读《骄傲之塔》，你不可能不感觉愉悦和钦佩。

——《纽约时报》

巴巴拉·W·塔奇曼的历史是自立的，根本用不着理论支持。它就是让读者着迷了，它让他们得以如此接近过去的历史，这接近的程度是前所未有的。

——费正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