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参与“供给侧改革”、“十三五计划”制定方案的专家解读。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专家审定。

“十三五”开局，新常态下“供给侧改革”成为创新的纲领，唯有领会供给侧改革的本质，才能纲举目张。

吴敬琏、厉以宁、林毅夫、樊纲、周其仁等著，朱克力主编的这本《供给侧改革引领十三五(精)》集结国内的专家学者、企业家，就其长期研究或从事的领域扎实解读。

2016年是“十三五”开局之年。新常态下，中国经济下行压力明显，新旧动能转换，供给侧改革成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突破口，“释放新需求，创造新供给”也被写入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成为“互联网+”、“中国制造2025”、“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一带一路”等众多新动能的重中之重。

吴敬琏、厉以宁、林毅夫、樊纲、周其仁等著，朱克力主编的这本《供给侧改革引领十三五(精)》集结国内的专家学者、企业家，就其长期研究或从事的领域扎实解读，全面阐释供给侧改革的理念与行动，清晰描绘未来中国的创新发展蓝图，以此为读者把握宏观政策创造基础，实现站在风口顺势而为。

序 创新制度体系，推动供给侧变革 吴敬琏

第一章 创新驱动新常态

 新常态国家的创新体系 吴敬琏

 只有创新才能更好生存 厉以宁

 经济低潮要反向思考，寻找动力和空间 周其仁

 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企业机会 林毅夫

 中国经济中长期发展趋势与改革战略 刘世锦

 中国搭上科技革命列车头等车厢 姚洋

 中国经济新增长点怎么“发光”？ 李稻葵

第二章 供给侧改革（上）

 继续推进工业化，创新是关键 厉以宁

 正确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李佐军

 新供给发力：重塑中国经济增长红利 张茉楠

 制度变革令三大发动机释放新红利 李佐军

第三章 供给侧改革（下）

 供给侧改革的主战场是要素市场改革 刘世锦

 以制度供给为核心，推进改革优化供给侧环境机制 贾康

 供给侧改革须避免三大误区 滕泰

 为什么宏观调控要转向供给侧 周天勇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十三五”转型升级 迟福林

第四章 互联网+

 “互联网+”：连接普惠经济 马化腾

 移动互联网的10个关键点 马化腾

 互联网时代，如何创新商业模式 张瑞敏

第五章 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

 面对现实，回归常识 许小年

 公司与中国现代化进程 陈志武

 市场的逻辑与企业家精神 张维迎

 创新、制度与规律 樊纲

 万众创新，要从教育做起 俞敏洪

第六章 中国制造2025

 培育中国制造能力的巨大势能 周其仁

 如何保持中国制造业增长势头 樊纲

 中国制造2025路线图与方法论 苗圩

 关于“中国制造2025”的策略 李培根

第七章 治理现代化

 移动互联应用于城市交通的思路 周其仁

 互联网城市化呼唤释放私车潜力 薛兆丰

 生态治理现代化越显重要和紧迫 俞可平

后记 供给侧改革如何引领中国“十三五” 朱克力

只有创新才能更好生存

厉以宁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

没有创意就没有创新

常听到有人说：“发明是科学家的事，创新是企业家的事，创意则来自天才。”我们可以这么想，在技术方面如果没有创意，新产品、生产工艺会怎么样呢？没有创意也就没有创新。在制度方面没有改革的新思路，或者改革到一个阶段之后不知道应该怎么做，没有一个新想法，也就不会有制度创新。创意总是先于创新。任何发明和创新都以创意为突破口。

创新是企业家的事情，管理是非常重要的，而经营的主要任务是指在资本存量可变的情况下让资本增值。这就看出区别了，管理是合理的运用、配置各种资源，资本是可以创造的，财富是不断增加的；创意首先体现于设计思想的超前、领先。要设计出别人所没有的，甚至想都不敢想的新工艺流程或新产品。从这点出发就不一样了。所以我们需要的是创新、创业。

具有创意的产业，才能占领本产业的制高点，也才能引领本行业发展的新潮流。创意引领发明，引领创新。这就是说：没有创意就没有创新。

而如果没有科学家的努力，创意只会停留于设计阶段，不会转化为发明。如果没有企业家的努力，研究的成果也只会停留于实验室阶段，不可能对经济产生巨大作用并结出丰硕的果实。

企业家的最大功绩在于把创意和发明引入经济，落实于创业行动。

创业就是建立有核心竞争力、拥有知识产权并且能继续开拓市场的市场主体。

经营和管理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管理，是在资本存量既定的条件下，如何配置人力、物力、财力，以提高效率。经营，则是以资本存量增加为目标，力求以现有的资本存量去促使资本增值。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不仅要擅长管理，更要擅长经营。这才是创新和创业之道。

市场是可以创造的。创造市场，靠的是经营，而不能单依靠管理。管理固然是重要的，但对于一个企业家来说，经营更为重要。资本用活，主要靠经营；资本增值，也主要靠经营。中国企业家中不少人还没有弄懂这个道理。

没有创新就不可能立足于价值链的高端

对企业家来说，盈利率不管怎么说都是重要的，否则会引起投资者的不满，经理人也不能再得到投资者们的信任。

价值链有低端，也有高端。企业唯有立足于价值链的高端，才不至于成为一个单纯的加工者，而让利润大部分归于有创意和创新的其他企业，知识产权归属于他人。如果企业处于价值链的低端，只能获取Diem费，盈利率的空间很小。

要让企业的产值增加，利润增多，企业就必须走自主创新之路，拥有自己的知识产权。

立足价值链的高端，也必然会提高本产业的整体质量。这是因为，本产业中的各个市场主体，彼此既是竞争者，又是合作者，或存在配套关系，或相互提供服务。这样，本产业中的企业越是拥有更多的自主创新成果，就越会加快本产业的资产重组，进而使本产业的整体质量提高。这具体反映于：本产业将形成新技术下的产业链，带动新产业链上各个环节的企业升级、转型。

过去谈管理学的时候经常谈西蒙的次优利润，次优是可行的，但是在今天谈到创意和创新的时候我们必须讲最优。现代市场的竞争态势是：最优才有前途，才有出路，次优同样会被排斥，会被淘汰。形势逼人，未来市场是最优者的市场，蕞优者就是本产业的领跑者。最优跟次优的关系是什么呢？可能是这种关系，对于一个企业内部来说，如果你处处求最优可能是不现实的，成本最低、利润最大，从内部管理角度讲有时候得退而求其次，让可行性更大一点，但是在国际竞争中和市场竞争中必须最优。

最近听到一件事情，讲中国企业到国外去开拓市场，国企走出去人家抵制，不愿意让你进来，民营企业出去，单个企业势单力薄，各个地方都不能取得自己的优势，还受排挤。所以最近企业界就想了一个办法，抱团出去，而且必须是本行业中最优的前三名之一，好几百家企业都是各行各业最优的企业。抱成一个团出去了，别人欢迎都来不及呢。所以，最优还不仅是指个体，最优者要组成一个集团，这对未来的创新是有用的，这样才能立足价值链的高端。

这就告诉我们：在创意、发明、创新的道路上，谁都不能满足于现状，都需要在现有基础上继续前进，不能止步。P11-15

创新制度体系，推动供给侧变革

吴敬琏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中国经济正面临着变革的关口，这需要解决供给侧的问题。

供给侧的逻辑

我们从过去讨论宏观经济问题的时候主要着重在需求侧转向着重供给侧，这是非常重大的转变，是积极的转变。供给侧存在问题提出很久了，但是在分析问题、提出解决办法的时候，往往把重点放到了需求侧。为什么现在会碰到这么多问题呢？一分析就是需求方力道不足，就是大家所知道的“三驾马车”。

特别是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后，经济上暴露出许多问题，这些问题的根源在哪里？习惯思维就是认为需求侧出了问题，需求不足。需求侧主要包括三个因素：投资、消费、出口。因为这三方面不振，所以经济上出现了速度下滑以及其他一些问题。

从这样的观点、角度去考虑问题，得出的答案是增加需求。增加消费需求碰到很多困难，设法增加出口需求也碰到很大的困难，最容易办的、政府也比较有能力去做的是增加投资，叫作“扩需求、保增长”。但是这个办法是有局限性的，甚至会引起一些副作用。比如2008年4万亿元投资、2009年10万亿元贷款措施推出后，经济增速马上就回升了。可也有一些副作用，最近两年副作用表现很大，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是投资回报递减。在2008年4万亿元投资、2009年10万亿元贷款措施推出后，经济增速马上就回升三个甚至四个百分点。然而，近年来效率递减，同样的刺激力度，但是经济增速回升得很少且持续时间很短，甚至到了最近这一年投资后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速没有变化。用增强需求的办法去解决问题效果越来越差了。

第二，我们如果靠投入资源去解决问题，可我们又没有那么多资源，资源越来越紧缺，投进去的是什么呢？就是票子、债务，就是寅吃卯粮，这使得国民资产负债表、国家资产负债表，包括政府资产负债表、企业资产负债表和居民资产负债表杠杆率越升越高，特别是整个企业界杠杆率远远超过了欧盟所规定的90%的水平，这样某些环节上就开始出现债务危机和资金链断裂，如果这种情况继续发生而且发散开来会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稳定，出现所谓系统性风险。这使得从需求侧去看问题、从需求侧去找解决办法的大多数人失去了信心。

对于经济学界来说，这种观察宏观经济长期问题的方法和解决长期持续增长问题所用的措施是不恰当的，本来经济学界是有定论的，可是对于社会各界来说，认识这种方法的偏差有一个过程。2015年，社会各界在这个问题上基本达成了共识，特别是2015年11月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高层领导人都明确了一点，就是要从供给侧去分析问题的根源，从供给侧采取措施。  供给侧主要也包括三个因素，从长期经济发展趋势来说，经济学界的普遍共识是应该从供给侧的基本因素去分析，从供给方面去看增长，这三个因素如下：第一个因素是投资，就是新增资本；第二个因素是新增劳动力；第三个因素是效率提高。

近年来，因为城市化过程到了后期，一般的技术水平和先进国家的差距大大缩小，不可能用简单的购买和引进的办法来提高技术水平，这方面拉动增长的可能性就逐渐在消失，加上投资已经引起了消极后果的积累，也不能再大量用这个办法保持供给的增长。这种情况下要改善供给方，最重要的是提高效率，着重在第三个供给驱动因素，即效率提高上下功夫，这是非常重大的转变，对它的积极意义怎么估计都不过分。

如何改善供给

那么，怎么能够改善供给？其实改善供给的问题在党和政府的一些决定里，早在20年前就已经出现了，这就是第九个五年计划，第九个五年计划规定了要实现增长方式从粗放增长到集约增长的转变。什么是从粗放增长到集约增长的转变呢？当时在普及宣传“九五”计划的时候，其实说了很多，不过后面慢慢人们就忘了。所谓粗放增长就是主要依靠投资实现的增长，主要依靠投入资源实现的增长；所谓集约增长就是主要依靠提高效率实现的增长。在1995—2000年的5年计划里就要求实现这个转变，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供给侧的改善。

为什么“九五”计划就做了规定，到现在已经过去20年了又重新提出这个问题呢？因为过去方法上可能不当，可能不够有力。中共中央在1995年做出的制订“九五”计划的建议里说得很清楚，增长方式的转变要跟另外一个转变一起进行，另外一个转变就是体制的转变。所以“九五”计划所规定的转变是两个“根本转变”，第一个根本转变是增长方式从粗放增长到集约增长的转变，第二个转变是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而且说得很清楚，第二个转变是第一个转变的基础。

在“九五”计划期间，因为十四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改革正在进行，所以体制的转变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增长方式的转变。但是到了“十五”计划，这两个根本转变都大大减弱了。虽然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要推进改革，要改善社会主义、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是实际上“十五”期间热衷于大投资，进行所谓政绩工程和形象工程的建设，所以增长方式其实是有所退步的，是更加粗放。

到“十一五”又重提要把增长方式的转变作为“十一五”工作的主线，但是这方面进展一直不够快，原因就在于改革推进得不够。政府习惯于遇到经济问题就想办法从需求侧解决，靠投资拉动来解决问题，而且即使注意到供给侧问题往往也采取计划经济的办法来解决，政府出手改变供给结构、改变供给体系。  比较突出的是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那一拨运动，那是供给侧的改善，使得供给结构有所变化，使战略性新兴产业能够发展起来，提高了整个经济的效率，而用的办法在相当程度上就是政府出手、政府起决定性作用来配置资源，给企业大量补贴发展光伏产业、LED（发光二极管）产业等，而不是用市场的方法解决问题。即使是认定了问题出现在供给侧，要改善供给也有两种不同的办法，在我看来，正确的办法是建立有利于创新创业的制度体系，通过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制度体系来推动供给侧的改善、供给体系和供给结构的改善。

所以，改善供给的时候也需要注意，要坚持市场化、法治化改革，要用能够支持激励创新和创业的体制去推动实现结构的改善。

突破变革关口

政府、企业和社会要共同来推动改革，共同实现改变。所谓突破变革关口，就面临着供给侧体系和结构的变革，更重要的是经济体制和法治建设的变革，而这些变革都需要我们共同来做好。政府要像十八届三中全会所说的那样，在它应该做的事情上做得更好，过去政府总是做一些不应该做或者做不好的事情，而它应该做的事情又没有做或者没有做好，要改变这种状况。

譬如要在供给侧鼓励创新，政府最重要的是要建设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要建设法治化市场体系，而不是直接去确定攻关目标、确定技术路线、给企业许多补贴，甚至是已经到了竞争后阶段，仍然继续给一些企业补贴，这样会削弱市场竞争。

所有企业都应该是变革的积极参与者。市场化、法治化变革对于某些企业的既得利益是有影响的，但是对于企业长远发展、整个国家健康发展是有好处的。这对企业来说就存在取舍问题，能否支持这样一些可能会损害自己短期利益的改革，是全力支持还是阻挠、阻挡改革的实现？

另外，企业家要做好准备，要适应新的经营环境。过去因为体制不健全，所以就有很多特殊政策或者优惠政策等。但是为了推进实现供给侧转变，使得经济持续稳定向前发展，一定要建立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这样的营商环境下，或者说十八届三中全会所说的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环境下，企业家从事业务活动，并且要把企业办得很成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因为不能再依靠政府的特殊政策、特殊优惠去赚钱，只有靠提高核心竞争力、提高适应消费者需要的能力才能把企业办得成功，这是需要花力气的。

政府、企业和整个社会共同推动，我相信我们能够创造力量，能够突破变革的关口，保证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地发展。

供给侧改革如何引领中国“十三五”

朱克力 智石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研究员

经济动力赢弱现状及宏观展望

2010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一直面临下行压力，直到2015年第三季度降至同比增长6.9%，至今尚未扭转下行趋势。诸如结构性产能过剩、企业债务高企、房地产库存过多等众多重要经济难题横亘在前，短期内难以得到有效解决，使经济增长动力越加赢弱。

具体而言，以传统的“三驾马车”分析框架或需求端视角分析，无论是投资、消费还是净出口，都面临着下行的现实压力。从投资来看，截至2015年11月，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长10.2%，较2014年同期下降5.6个百分点；房地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长1.3%，较2014年同期下降10.6个百分点。2015年以来虽加大了基础设施投资力度，但由于制造业去产能、房地产去库存仍处于深水区，占比较大的制造业投资和房地产投资都显不足。

从消费来看，2015年1～11月社会零售总额累计同比增长10.6%，较2014年同期下降1.36个百分点；截至2015年三季度居民收入同比增长6.8%，较2014年同期下降0.1个百分点，可见消费和居民收入增长整体也处于下行趋势。

从净出口看，截至2015年11月，中国进口同比下降9%，出口同比下降7.1%，贸易顺差同比下降1.21%，下降趋势明显。且2015年第三季度数据显示，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已降为-1.8%，靠出口拉动已非可选项。

基于如此情势，可以预期：2016年中国经济仍有相当大的下行压力，甚至可能进一步下探。因此亟须进一步加速结构性改革，寻找增长新动力新空间。

正确理解“供给侧改革”的逻辑

自2015年11月以来，中央高层频繁提出供给侧改革。日前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将供给侧改革定调为2016年改革与发展的四大看点之一。

以需求管理来刺激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之所以进入瓶颈，原因在于中国现在的问题并不是周期性的经济失调，而是生产能力，尤其是创新性、高端的生产能力不足，伴随着低端产能过剩、资源过度流入低效传统部门的结构性问题。一味以财政和货币政策进行刺激，无法从本质上解决该问题，反而会使问题积累越来越大，风险也随之增高。加之刺激政策边际效益递减，需求管理已趋强弩之末。

此番中国政府提出供给侧改革之前，整个社会和大众媒体都深陷在总需求管理的迷雾之中：提到经济增长，则满篇不是谈论投资拉动、消费拉动，就是谈论降息、降准，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经济增长概念的混乱。实则，即便以凯恩斯主义视角观之，也只有在总需求不足，即总需求小于长期总供给时，进行需求管理才是有效的。而在短期内，长期总供给线是垂直的，如果它不向右移动，那即便将短期总需求提到高于长期总供给，实际产出最终还是会回落到潜在产出水平，保持经济增速自然也就无从谈起。

什么是经济增长？从国内生产总值这个词的字面意义，可以认为，经济增长关注的是一国在一定时期内生产能力的增长。法国古典经济学家萨伊有句名言：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萨伊定律)。生产能力即潜在产出提高了，长期总供给曲线能够不断向右移动，那么总需求和国民收入自然就随之而增长。反之，如果潜在产出不变，则长期来看国民收入也无法增长，即使短期内进行需求管理提高了实际产出，最终可能只是转变为产能过剩和物价上涨而已。

由此可见，当下中国经济的问题，主要在于潜在产出增长乏力。借鉴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至少能看出这样几个问题：

(1)中国目前虽然经济体量很大，但由于各种体制原因，无论是科技进步还是商业创新都显得十分不足，因而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困难。

(2)虽然中国目前处于资本相对充裕的阶段，但是由于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在获得资本方面拥有绝对优势，而相对灵活的中小企业却融资困难，使得资本的投资回报率不高。加之目前较低的利率水平进一步刺激了国有企业进行低效率资本扩张的冲动，这会不会进一步加剧国企债务高企的问题？目前并不明朗。因而通过进一步增加杠杆以形成资本积累的方式不可持续。

(3)中国的人口红利早已耗尽，而目前的生育率已远远低于人口代际更替率。如果不采取有效的措施保障劳动力供给，中国的快速老龄化问题，将对潜在产出增长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

潜在产出面临的巨大挑战的一个具体表现，就是中国经济增速的不断下滑，而这个下滑无法通过大规模货币政策刺激加以解决。开启另一个思路，进行供给侧改革更合理和应时。汲取美国20世纪80年代里根经济学的经验教训，当前中国经济改革可着重关注以下方面：

(1)政府进一步简政放权，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从而提升经济效率和减少市场运行的体制成本。

(2)国企市场化改革，提升国有企业经营效率。放开非必要的政府垄断行业，为民营资本和国有资本的市场化竞争营造公平环境。

(3)进行结构性减税，增强企业活力以促进商业创新；同时增加个人可支配收入，以促进消费持续增长。

(4)放开人口生育限制，甚至鼓励生育，从而将人口生育率尽量提升至代际更替率的水平。

“十三五”中国经济增长新动能

要想如期完成“十三五”规划的目标，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国需要培育新的增长动力和源泉。国务院2015年11月发布的《关于积极发挥新消费引领作用加快培育形成新供给新动力的指导意见》提出，让新消费引领和催生新投资、新供给，并形成经济发展新动力。进一步说，就是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满足服务消费、信息消费、绿色消费、品质消费、农村消费等新消费需求；促进产业升级转型，淘汰落后产能和僵尸企业，从需求和供给两侧同时发力，提升经济增长质量和增长潜力。

以网络约车平台为例。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以及传统出租车行业无法满足居民外出打车需求的矛盾激发，网络约车平台这种新商业模式应运而生。通过在线平台的资源调配和私家车车主的接入，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原来管制市场的供给不足。政府在管理过程中需尽量减少对这种服务模式的创新添加过重的行政管制，而要鼓励市场来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以创新供给来满足新的需求，从而提升经济效率。

在新消费的目标函数下，供给侧改革，就是促进资本、劳动力等资源流动到最有生产力和创新力的部门，从而不断焕发市场活力、发现新的经济增长点。供给侧改革不是加大政府对供给的计划和管制，而是进一步简政放权，让市场和民营资本发挥更多主动性与创新性，增加供给的活力和质量。

以此为出发点，智石经济研究院认为，中国“十三五”乃至未来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新动能，主要包括：①对内深化供给侧改革，以激活中国经济内生动力；②对外深入挖掘“一带一路”等协同效应，以加强国际产能合作；③大力鼓励创新，以法治保障创新创造，使创新真正成为驱动发展之源。

其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立足于“市场决定”和新常态的宏观经济大逻辑，在“双创”“互联网+”“中国制造2025”等产业经济和微观经济层面的战略矩阵下，蓄势发力，持续激发企业家精神和万众创新伟力，方可顺利实现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型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