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史上最伟大的女性、拯救德川家族的非凡女人、开启日本维新时代的女将军笃姬的人生全本！日本著名历史小说作家童门氏非常历史·非常日本系列之一，比剧本更贴近历史，比历史更引人入胜！

2008年日本最火爆电视连续剧《笃姬》创大河剧收视率最高纪录。

笃姬是德川幕府第十三代将军德川家定的正室夫人，一个秀外慧中、视界高远、多谋善断的杰出女性。二十二岁嫁给将军，二十三岁守寡，同时落发为尼，号天璋院。本书叙述了她年轻守寡、抚育德川家后人、掌控幕府、周旋于政治军事强人之间、倾尽全力化解战乱纠纷的四十八年人生。

德川幕府末期，日本内外交迫，面临着空前的危机。在这个被称为日本历史上最惊心动魄的时代，笃姬凭借她的政治智慧和高远的目光，从战火中拯救了整个日本，推动了政权的和平转移，让内阁与后宫结为一体，共同面对德川家族的危机。此后日本迎来了改变日本命运甚至亚洲及世界格局的明治维新，笃姬是承接这一界点的关键人物。

第一章　西乡遭叱责

第二章　大名岛津重豪气度不凡

第三章　可怕的秩父崩溃

第四章　调所奋不顾身的改革

第五章　遭人疑忌的世子齐彬

第六章　复杂的琉球

第七章　阿部正弘的联合政权构想

第八章　笃姬与约翰·万次郎

第九章　将军迎娶岛津家之女

第十章　笃姬入选御台所

第十一章　日本告急!德川告急!

第十二章　痦子公主可是个大人物哪!

第十三章　哈里斯眼中的幕府将军德川家定

第十四章　笃姬的大奥生活

第十五章　笃姬对时局的看法

第十六章　德川家定之死 岛津齐彬之死

第十七章　对北条政子的憧憬

第十八章　家茂、和宫敬慕天璋院

第十九章　已成长为日本之蛤蟆的西乡

第二十章　德川尼姑将军 拯救江户

译后记

继重豪之后当上了萨摩藩主的齐宣，本是个想有所作为一番的主儿。当上藩主后不久，他便撰写了一本《鹤龟问答》的册子。书中表明了齐宣式的“藩政改革及其方法”。

他的看法是，唯有彻底地节约和削减开支，除此之外，再也没有别的办法可以帮助自己渡过这场危机了。为此，需要想方设法寻找到有能力帮助自己励行勤俭节约政策的人，来做自己的心腹。也就是须得在人事上有一番大的调整。他提拔蔺牟田的领主，一个名叫桦山久言的做了自己的家臣，并由他担当此项改革的推进者。桦山年方三十，一下子由一名小管家，去跟大名的财务会计打起交道来，并进而成了大名家臣的总管，人们不免要在一旁这样议论：

“桦山先生出任的可是最受殿下(齐宣)信赖的要职哩！”

桦山所执掌的，自然是人事重组大权。看了桦山拟定的人事调整方案，齐宣用力颔首允准道：

“就按设想的大胆去实施吧！我要见证这一切！”

他还把自己私下秘藏的一把正宗的日本刀赐给了桦山。

得了强势的桦山开始果敢地实行起大规模的人事调整政策。

大名家臣中，除了新纳久命保留原职不动外，其余六人均被免职；若年寄岛津久兼遭到叱责，前家臣高桥种央等人，则被下令退休或削发出家。为了巩固自己一派的势力，他还提拔秩父季保出任大名家臣，并任命清水盛之为大名近侍。在驱逐反对派的同时，陆续安置自己派系的人员把持要职。部门设置方面的调整也大幅度地进行着。大番头、道奉行、鸟见头、鹰匠头、庭奉行、尾畔奉行、学校目付之类的头目全部废止。此外，税收减负也在同步推行，免除“一文出银”、“牛马出银”、“船出银”等项征税名目，并进而取缔所有各乡的娼家，取缔娼家，也就杜绝了嫖客。他还筹划对整个藩政官府机构实行精简，并将改革的矛头指向作为藩校的造士馆，就连同属岛津家族的人员，也都成了被调整整肃的对象。加治木的领主岛津久照和他的父亲岛津久微，均以“领地处置不当”为由，一一遭谴处分。

不过，这一半是在找借口，真正的目的是要向人表明这样一种意志：

“倘若忤逆当今方针，即便你是岛津同一家族的，照样严惩不贷。”

作为加治木领主的岛津氏父子，就得到了这样的惩儆。

这一系列改革之举，都在明确地告诉人们：

重豪的政策，已整个儿遭到了否定。

这就跟咱们当今的情况那样，在一种新政策实行之时，如果总是由推进政策的一派在那儿当权作势，从而将反对的一派驱逐殆尽的话，那么自然就会招致人事上的不满，紧接着，心怀不满的人便会抱成一团。这在萨摩藩同样也是如此。对改革深怀不满的一派，紧急派人赶往江户，将萨摩藩所发生的事情报告给了身在江户的重豪③。被激怒了的重豪发话了：

“岂有此理的桦山、秩父，给我就地免职！”

这样的事有点儿奇怪，因为重豪现在是所谓的政务介助，这一职务算不上正式的官职。对于已经引退的重豪说来，本来他是无权过问藩政的，但在重豪心底里，他却一直觉得自己是有权过问的。也就是说，他一直认为：

我可是依然掌有实权的，从藩主位子上退下来的名誉藩主！

蛮横无理到了这样的地步，可是重豪仍想这样蛮横地一意孤行下去。于是重豪紧急差遣一个名叫相良市郎左卫门的武士，作为自己的使者前往鹿儿岛。

而鹿儿岛这边，则由桦山、秩父亲自前往江户，向重豪当面汇报“改革的诸种状况”。这可是让他俩感到心事重重的一趟差使。这时正赶上秩父的家里发生了不幸，桦山不得不自己一个人先上了路。他先是到达国境边界的出水，打算从这里前往米之津港，再乘船抵达大阪。正当桦山在出水等候着秩父、等待着风向变化的时候，正好遇到从江户赶来的相良，相良向桦山传达了重豪的命令。桦山发怒道：

“卑职任命大名家臣，乃奉当今藩主齐宣殿下之命。此时正待前往江户报告详情。老爷子既已从藩主之位告退隐居，理当无权罢免卑职。恕不从命！”

桦山回应得理直气壮。可相良市郎左卫门到底是重豪特意挑选出来的使者，也是相当有政治手腕的人物。他极其恳切地对桦山做了劝说。那些对桦山说来自己无法说出口的话，在相良那儿却被认为是理所当然之事。他还谈到了一些细小的程序：

“我是来通报藩公的。您呢，就请在此等候。我刚才给您传达了老爷子的命令，也得去向藩公作个通报。”

桦山勉强地点头答应。相良一到鹿儿岛，马上就上了城，向齐宣转达了重豪的意向。齐宣震怒，予以拒绝：

“我不同意罢免桦山、秩父两位家臣！纵然是宣告隐居的尊者的命令，我作为藩主，也无法接受！”

齐宣近来血脉通畅，心情愉快，显得仪表堂堂。可是这样一份堂堂仪表，转眼间却突然变没了。听了从江户赶来的相良市郎左卫门的话，齐宣斩钉截铁地说道：

“虽然是父亲大人，但已是告退之身。藩里的要职，任免权在我，与父亲大人无关。桦山和秩父两位家臣绝不能罢免！”

P23-26

通常，人们对日本近代转型的认知，在时间上习惯予以明治维新作为起点。这里边又可以分出狭义和广义的两种理解。狭义的明治维新，是指1867年武士政权将政治权力交还给日本天皇，即史称“大政奉还”的这段史实；广义的理解则是指日本建立近代民族国家、实现富国强兵的一系列举措。

促成日本完成近代化转型的动力，固然有来自应对近代西方列强压力的一面，但它本身又是日本历史错综复杂的相关性的结果，所以，要是不了解日本自身的历史相关性，我们就很难指望对日本的近代转型能够获得一个较为全面的认知。

日本著名思想史家丸山真男(1914－1996)写于战争期间的(1940年代)、出版于1952年的《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为战后日本的思想史研究提供了方法论的基本框架。这本花费了著者很大的心力，对江户思想史中作为日本儒学两大谱系的“朱子学”与“古学派”作了重新梳理的著作，自始至终地贯穿了一个思想动机，那便是要从日本“前近代”(Premodem)的近世思想那里，去寻索在尚未受到西方近代影响的情况下，其自发生成的(丸山称其为“无意识的结果”)日本自己的“近代性思维”因素。在这本著作中，“朱子学”代表德川幕府官方意识形态的政冶儒学，基于“天人合一”的前提，主张自然秩序与社会秩序、道德与政冶以及公共世界与个人世界之间的“连续性”(相当于我们这里所喜欢谈论的内在和谐、谐调统一)，而“古学派”，尤其是其中的荻生徂徕的思想，则被赋予了颇具近代价值色彩的“非连续性思维”的特征。通过对荻生徂徕的解读，丸山清晰地勾勒出近世“正统”的自然秩序观念(“朱子学”)在遭遇到“古学派”的质疑和挑战之后渐次走向解体，与此同时，力主公与私、政治与伦理彼此分离的“人为”秩序观念(“徂徕学”)则逐步得以确立的整个过程。在战后重新肯定近代主义及其价值成为日本社会思想主潮的背景下，丸山致力于从荻生徂徕的思想中去寻索和抽绎出他心目中的近代“市民社会”这一资本主义客观结构的“前近代”(Premodem)要素，即从本民族的思想资源中确认自身“近代性”思维萌芽的思想史叙述，曾经获得了巨大的影响力。

不过，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丸山上述的思想史研究框架，即遭遇到了以柄谷行人、子安宣邦等为代表的、一批有着“后现代”思想背景的研究者的有力质疑和颠覆。在他们看来，丸山对江户思想史的解读，与他对黑格尔式的理性乐观的信念是颇有关系的。在这种理性视野中，历史总是有始有终，沿循“必然”的阶段，朝向线形进步的一定目标坚定前行，并且视“近代性”(现代性)、近代(现代)价值为不证自明的超越性前提。而有着“后现代”思想学术背景的这些晚近的学者和思想史家，对诸如此类的基于历史本质主义的“必然性”，对“现代性”自以为是的毋庸置疑性，则怀有很深的警惕和怀疑。他们认为，丸山立足于欧洲“近代意识”的对江户思想史的解读，固然怀有对法西斯“军部”(军人政权)以及“近代超克”论者的批判的目的，但反省日本的战争体制却又缺失对“近代”本身的批判视角和对“近代性”的反思，这不能不是丸山思想的盲点，也是导致其批判视野和力度的自我遮蔽和自我消解的原因之所在。

丸山质疑者的质疑是无法回避的，以“近代(现代)”、“近代(现代)性”作为不证自明的前提和价值基准，确实同时也是一件蕴涵着危险的事情。但在这里我不打算就丸山和丸山质疑者之间的歧异作出臧否，这也许需要另外寻找合适的地方。我在这里只是想说，尽管丸山的研究框架的确存在着质疑者所指摘的甚至相当致命的缺陷，但他致力于把历史当做一个整体来加以看待，从“前近代”中去辨认“近代”因素的资源和由来，即从“前近代”那里去求得对“近代”的理解，这样的思路至今依然值得我们认真对待。  历史是一个错综而又完整的连续体，一个事件如果只是就它本身孤立地去看待，它的意义很可能是无法看得真切的，唯有把它放置到与它相关的所有前因后果的关系性里边，即放置到它的历史整体性中去，或许才有可能获得较为真切的理解。对明治维新的理解同样也是如此。你要了解明治维新，你就得弄清楚它的来龙去脉，将它放置到它的历史关系性中去读解。本书的译者之所以愿意暂时推开手边的事情，腾出手来译出这本此时正摊放在读者面前的书，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出版社朋友的盛情邀约碍难固辞，另一方面也是考虑到这是一本用较为通俗的历史演绎笔法，将日本明治维新的“来龙”大致上作了一番交代的历史小说，可以给即便是不怎么熟悉日本历史的中国读者，也多少能提供一些了解日本明治维新之由来的便捷途径。尽管这本书只写到江户城“无血开城”便告戛然而止，也就是说“来龙”那一头是有了，可“去脉”这一边似乎未能有个落实。

为了方便读者获取一个相对连贯、完整的印象，这里权将本书所涉及的以及尚未能够涉及的一些相关史实背景简略介绍如下：

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马休·佩里(Matthew Calbraith Perry)率舰队进入江户湾(今东京湾)，叩开日本国门，史称“黑船事件”(亦称“黑船开国”)。

明治维新之前的江户时代，实行等级森严的幕藩封建制，闭关锁国。史书记载：1613年，驱逐天主教传教士和信徒；1616年，海外贸易仅限于平户(位于今长崎县西北部)、长崎二港；1633年，强化丝割符制(一种防止日本银超量流出而限制白丝输入的贸易法规)，除奉书船外，严禁所有船只出海；1636年，下令葡萄牙人迁居出岛(长崎街名)，1639年悉数予以驱逐；1641年，荷兰馆由平户迁至出岛；嗣后，长崎作为江户锁国体制下唯一对外开放的港口，仅对荷兰、中国船只的进出网开一面。幕府则通过荷兰馆馆长所提供的情报了解世界大势。

荷兰东印度公司旗下荷兰船只的乘员中，除了荷兰人，也包括公司雇佣的其他一些欧洲人。

江户时代的学术和教育以儒学为中心，但经由荷兰文研究西方世界也成为一门专门之学，即“兰学”。自享保年间(1716－1736)幕府书物奉行青木昆阳等人受幕府将军之命译读荷兰书籍起，曾造就了一代为数不少的兰学家。研究领域涉及医学、数学、兵学、天文学、化学等诸多西方近代学科。“兰学”对日本的近代化居功甚伟，包括萨摩藩开明藩主岛津齐彬在内的维新开国的先驱，他们的远见卓识的形成，便得益于对“兰学”的重视。

西乡吉之助，即后来赫赫有名的西乡隆盛，原为萨摩藩主岛津齐彬(1809－1858)的亲信扈从，随其居留江户，为“公武合体”、“尊王攘夷”而奔走。“公武合体”是指幕府为纾解各方对其擅权的不满而实施的政策之一，旨在促成将军所代表的幕府与天皇所代表的朝廷之间的通力合作，在各藩大名的拥戴下推进日本政治改革。

1858年齐彬不幸突然去世，西乡失去庇护。

1859年，幕末时代最后一位铁腕人物井伊直弼兴起“安政大狱”，为力挽幕府于既倒之狂澜而诛杀时代先驱。西乡也曾一度蹈海，后侥幸获救。但“安政大狱”不仅无助于挽回幕府的颓势，反而激发起志士的愤怒，井伊直弼旋即遭到刺杀，幕府中顽固派阁僚也纷纷成为武士们组织的“天诛团”的追杀目标。

齐彬弟弟久光虽未继任萨摩藩主，却实际掌控藩政。他虽无齐彬的雄才大略，却不失为开明之士：重用大久保利通等；从流放地赦免召回西乡；利用西乡的声望派西乡前去京都活动，意图率兵入京勤皇；后因西乡在大阪激进志士中从事“尊王攘夷”活动，久光一怒之下将其捉拿下狱。

1864年，西乡再次被召回，执掌起萨摩藩军的指挥实权。  对长州藩的两次征讨(西乡参加了第一次但拒绝了第二次)均告失败，幕府穷途末路的命运昭示无遗，倒幕成为日本改革的必经之路。

1866年，西乡在京都与长州藩讨幕派领袖木户孝允、高杉晋作缔结“萨长同盟”，同时积极促成主要集中在长州(今山口县)、萨摩(今鹿儿岛县)、土佐(今高知县)、肥前(今佐贺县和长崎县)等西南部强藩联合讨幕。这些藩国在历史上与幕府矛盾较深，接受海外影响较早，输入近代科学技术和拔擢中下级武士均甚为积极。在萨摩藩内，西乡则与大久保利通携手改革藩政，扩充陆海军实力，不再盲目排外(如争取英国财政、军事援助等)，为日后倒幕战争的获胜作好了铺垫。

“王政复古”的重要人物坂本龙马试图通过不流血的政变，将最后一任幕府将军德川庆喜的权力夺归天皇，遭西乡、大久保力阻。后者决定诉诸暴力和混乱，有意挑起德川庆喜用兵并致使其兵败，以加速倒幕进程。

1868年(戊辰年)初，西乡指挥讨幕军在京都附近的鸟羽、伏见击溃幕府军，随后统率五万征讨军，分三路进军江户，终致与幕府军首领胜海舟达成五项誓文，兵不血刃进人江户城，史称“无血开城”。

1868年4月6日，明治政府正式诞生。

西乡与胜海舟所达成的“明治五誓文”(经木户孝允改定)如下：

一、广兴会议，万机取决于公论；

二、上下一心，共展经纶；

三、官武一体，以至庶民，各随其志，勿使人心倦怠；

四、破除旧来之陋习，本天地之公道；

五、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

以往日本人眉飞色舞讲起“开国维新”一幕，总是对西乡等“开国元勋”的历史功绩赞不绝口，近年重新审视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目光则有所转向原先往往忽略不计的人物，开始意识到此一决定日本近代命运的宏大场景的背后，包括岛津齐彬在内的同时代诸多思想和行动的先驱，当然也包括诸如齐彬养女、后来进入大奥成为将军御台所的笃姬，也一并发挥过不可估量的影响和历史合力作用。聚焦于此一层面的历史读物和影视剧近年在日本的相当风行，便表明了日本人重新审视“开国维新”的历史视点正在或已经有所调整的迹象。童门冬二这本以笃姬作为担纲主角的历史小说，也即是此一风气推移之下的产物之一。

西乡凭借其倒幕开国及戊辰战争中的卓著功勋，在诸藩家臣中受封最厚。

1870年初，由于与大久保等人在内政方面的分歧，西乡辞职，回鹿儿岛任萨摩藩藩政顾问。

1871年西乡再赴东京就任明治政府参议，并前后参与废藩置县与地税改革。

1872年西乡任陆军元帅兼近卫军都督。

明治政府实施征兵令之后，下级武士的生存便告难以为继。西乡公然叫嚣对朝鲜、中国台湾用兵，试图借此挽回下级武士的颓势。

1873年10月，西乡终因力持的“征韩论”遭到同为明治维新三功臣之一(另一位则为木户孝允)的大久保利通的反对，再度辞职返回鹿儿岛，将自己两千石的俸禄全部用于创办实为军政学校的“私学校”。

1877年1月至9月，西乡为旧萨摩藩士族推拥为首领，发动反政府叛乱，史称西南战役。9月24日兵败，死于鹿儿岛城山。

西南战役硝烟未散，决战中获胜一方的政府军将领即已对这位叛军头目颇表同情。西乡战殁后两年，胜海舟为其立诗碑于净光寺。思想家、教育家福泽渝吉也在当时写下《丁丑公论》，力辩政府权威并非具有不证自明的绝对超然价值，所谓“忠诚”所谓“叛逆”其实只具相对意义，不能因为西乡反叛政府就可以对他诋毁斥责，关键要看一个人的所作所为是否有助于“推进人民之福祉”。

日本人在评骘复杂的历史人物时，似乎格外看重那些与“民气”、“士魂”之类的因素息息相关的东西。

中国自古就少有敢于“抚哭叛徒的吊客”，这是鲁迅先生生前格外慨叹的一件事。日本人对待西乡的思路和态度，是我们所陌生的。

日本从落后封闭的封建体制到一个近代民族国家的雏形，仅仅花费了36年的时间。这里边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的，便是这种日本人所倚重的“民气”和“士魂”的养成。没有这些富于特立独行、义无反顾的担当精神的“民气”和“士魂”，也许就不会有明治维新的成功。

1869年，明治政府以优厚待遇从各藩藩主手中收回封地和人民，使日本由封建制转为中央集权制的君主国。新政府全力引进西方文明，积极鼓励留学。有数字为证：

不惜重金延聘外国技术者、教师、事务员、熟练工。1873、1874、1875年，连续三年超过500人之数(相对于一个人口不多的小国，数量不可谓不惊人)。1874年工部省支付外国技师的76万余日元薪酬，为全年经费的33.7％。1877年东京大学成立，教授39人中，外籍27人，日本人12人，外籍教授薪水占该年度东京大学预算三分之一强。其时首相(太政大臣)月薪800日元，外籍专家中月薪超过800日元的则有多人。

明治新政府最重要的九名官员为：太政大臣三条实美、右大臣岩仓具视、参议木户孝允、参议西乡隆盛、参议大隈重信、参议板垣退助、大藏卿大久保利通、外务卿副岛种臣、工部大辅伊藤博文。

1871年12月23日，明治政府派遣以岩仓具视为大使，由46名政府官员组成的使节团出访欧美各国。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伊藤博文均为使节团成员。费时1年零9个月考察12个国家：美国205天，英国122天，法国70天，德国33天，瑞士27天，意大利26天，俄国18天，奥地利16天，荷兰12天，比利时、瑞典各8天，丹麦5天。

1872年1月15日，使节团抵达旧金山，1月23日，伊藤博文用并不流利的英文，向300多位旧金山人士发表演说：

敝国在物质文明上的改革虽然进步神速，在精神文明的改革上却还很缓慢。数千年来，敝国人民在专制政治的压抑之下，只知绝对服从，不知有思想的自由。……身为使节，我们最大的希望便是把能够促进敝国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资料带回去。

明治维新后，日本全面实行西方教育模式，发展近代义务教育。

经过近20年的民权运动、宪政运动，1889年，日本颁布宪法，剥离原有中央集权制的躯壳，成为内阁制宪政国家。

译者

2009年9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