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部还没有全部写完就已经被发表连载，还没有全部发表就被多家报刊转载，还没有转载完就被数十字影视公司争购改编权的作品。

山西省大同市福利院每天清晨都会在门口拾到来历不明的各种弃婴，围绕着每一个弃婴都有一个催人泪下的感人故事。这本书为您叙述了几十年弃婴的悲惨遭遇以及他们在善良的养父母手中享受的幸福。

一个破败简陋的院落里，破纸箱、废报纸、烂提包、筐子、麻袋、破布片已堆成了小山，这不是垃圾站而是福利院。弃婴们就是被裹在院中的废弃物中被丢在这里的。许多婴孩是先天残疾：兔唇、腭裂、脑瘫、肢残、还有一些孩子送来时竟被烧伤、烫伤和冻死。山西省的这个小福利院平均每天都拾到被遗弃的幼小的生命，无权决定自己生命的婴孩只有悲惨的未来？福利院里上演着人类生命和命运大冲撞的悲喜剧。

积雪中的小纸箱

小纸箱里的悲剧

我要给江总书记写信

这里的孩子都姓党

一条逼出来的路

我的孩子要是没命了，我就让自个的孩子死在自个怀里

9个孩子的母亲27个孩子的奶娘

八十的爹，七十的娘

恍如梦境

“有孩子就不怕说老！”“甭叫奶奶就叫妈！”

西骆驼坊

“我不姓党，我姓靳！”民政部江司长说：“这是孩子意愿，应该尊重孩子！”

“妈这辈子对不住你呀，孩子！”“妈，儿欠你的三辈子五辈子也还不清！”

池文清和她的毛毛

“我舍不得这孩子，你要是受不了，咱们就分开过吧。”

“也许是因为这个毛毛，老天爷才没让我去死。”

“只是做梦也没想到，毛毛竟会成了这么一个样子！”

这十几年了，她头一次这么喊了我一声“妈”！

两次做了孤儿的王育英

“这是我的孩子，我要把她再认回来！”

“我从来也不认识她，她凭什么来认我？凭什么！”

“原来我是被亲爹亲妈扔了的！原来我是个孤儿！”

“我不会认她，就是死了也不会认她！”

“我没亲妈，我从来就只有一个妈！”

“活着时没把孩子劝过去，等我死了你们再把她认回去吧，千万别丢下她不管！”

“我是福利院的孩子，死了也是福利院的孩子！”

“这么大这么好的一个男孩，怎么就舍得给扔了！”

“就算孩子要死了，就让孩子死在我手里！”

一个药罐子里泡大的美男子

“如果我要答应了这件事，那还不如让我去死！”

“你就不是他们生的，凭什么要听他们的？”

“我要去工作，我不能老这么坐在家里让父母养着！”

“我什么都知道了，这世界上只有你们才是我的亲生父母！”

后记

只是在打开纸箱子前，人们往往会有一种不可名状的心理，虽然事先也会先打开粗粗看一下，然而等要把孩子真正从箱子里取出来，全身都裸露在明处时，这种不可名状的感觉又会再次笼罩过来。伤感、沉重、悲愤、担心、焦虑、惶惑、慌乱、急迫，还有一种最最让人喘不过气来的感觉，那就是畏怕和恐惧。

想看又不忍看！

谁能清楚里面会是个什么样的孩子！

脏倒不怕，即便是满身都让屎尿糊了，也绝没人嫌弃。保育员们说了，有屎有尿，那就是说孩子还活着。只要孩子活着还有什么可怕的。谁家的孩子没屎尿。

真正有病也不怕。谁家孩子不病，给孩子找医生看就是了。如今的孩子，有几个不是在药水水里泡大的。

脏也不怕，病也不怕，那还怕什么？

20世纪70年代，一个冰冷的早晨，也是一个装肥皂的小纸箱，当人们把箱子抱进保育室时，发现孩子早已冻得僵硬僵硬。衣物同孩子粘连在一起，撕都无法撕开！脸上两道带血的泪痕从眼眶到耳廓竞被冻成了两道殷红的冰锥！孩子鼻孔前耸起的雾淞足有几寸高！谁也说不清楚孩子被冻了多长时间又独自挣扎了多久！

当时的门房师傅，虽然从未有人责问过他，但他一个人呼天抢地、又号又哭地嚷了好些日子。他逢人就讲，一讲就哭，发誓说他那天晚上凌晨三点多还起来过一次，他拿着装有四节大电池的手电，根本没发现门口有这么个箱子。一定是五六点天快亮时才偷偷放在门口的。

谁也没有不相信他说的，但他还是不住地说，差一点没成了精神病患者。如果门房师傅说妁确实是真的，那么可能性就只剩下一个，这孩子是在父母的手里给活活冻僵的！

比这更惨的还有。1991年1月，正是一年最冷的月份。门房师傅在凌晨四点多时，突然闻到了一股异常的焦味。起初还以为是哪家夜里生火飘过来的烟味。然而越闻越感到不对味，最后才猛然觉得这股异常的焦味很可能就在附近，就在大门口！门房师傅翻身一滚猛地爬下床来，披上大衣就往外走。走到门口，他便不禁呆住了。大门口一个不大不小的纸箱子里，正往外冒着呛人的浓烟。门房师傅一边嚷一边扑过去。谁知把箱盖刚一揭开，只听得“嘭”一声便喷出一大团火来。待老师傅和闻讯赶来的人七手八脚地把烟火扑灭，唯一剩下来的只有一具焦黑的小尸体！

人们全被惊呆了、吓傻了。好久好久没一个人说出一句话来。以致在后来的好些日子里，整个福利院始终都沉浸在一种心胆俱裂、惴惴难安的悲怆中。真是惨绝人寰、不堪回首。

人们曾对这惨案有过各种各样的猜测。也许，这弃婴的父母曾在门口附近蹲了好久好久，心慌意乱、夜深天寒，于是就一根接一根的抽烟，慌乱中把烟头丢进了纸箱……也许，也许，人们猜测过无数个也许，但猜测的最终点则毋庸置疑：正是弃婴的亲生父母导致了这场惨剧的发生，最直接的原因正是他们！亲生父母才是真正的凶手！

也就是说，这些弃婴们还在纸箱或包裹里没被最终扔掉时，悲剧往往就已经发生了。  

在低矮简陋、不足八平方米，然而又显得慈和平安的保育室里，保育员们曾目睹过多少让她们，心惊胆战、不寒而栗的罪恶和惨状。所以每当一个纸箱或包裹被抱到这里来时，完全可以想见她们会有怎样的感觉和心情。

这一个又会怎样？

今晚值班的保育员是一个保育工作时间不长但却快四十多岁的中年妇女。她生养过好几个孩子，如何侍弄孩子她有着丰富的经验。当她小心翼翼而又麻利地打开纸籍，取去盖得很严实的厚厚一层棉绒套，她看到了一张像是痉挛似地抽动了一下的脸。在箱盖的阴影里，看不清孩子的模样，但轮廓显得很大。凭感觉，她立刻就意识到这绝不是一个刚出世的婴儿，少说也有八九个月了。她再次揭开盖在小孩身上的又一层棉套。只见保育员像是被什么猛击了一下似的，紧接着便听到了一声令人毛骨悚然的惊叫！

箱子里放着的，竟是一个烧得几乎没了人样的女婴！

超大面积的烧伤。遍体都是焦黑的颜色。大半张脸都是黑的，头发全被烧光，半张头皮也烧没了，一个耳朵也给烧掉了，一只胳膊被烧枯了半截，五个像木炭似的手指稍稍一碰就掉下来一个。

最最令人可怜的是，这孩子居然还活着、没被烧焦的一只眼睛居然还微睁着！几乎冰凉的身子对光线的反射竞还下意识地抽动着！

这样的孩子怎么还挺着没死去！而唯其活着才更让人感到惊惧和颤栗！

所有的人都被惊呆了。连那个曾经抱过无数各种各样孩子的门房师傅，也不自由主地倒退了两步。那个年轻的值班员止不住地啼哭起来却发不出任何声音……

所有的人都这么愣着，好久好久，也没人敢再去动一动孩子。

这孩子长得很疼人，皮肤白白的，双眼皮、几颗细细的小牙。可这么一个孩子怎么会被烧成这样！从烧伤的深度和面积来看，绝不会一下子就烧成这样。一个一岁左右的孩子，当身体接触到火源时，加上挣扎，翻滚，如果没有几分钟，甚至十几分钟的时间，一个活生生的生命绝不至于会烧成这样！

最最让人无法容忍的是，孩子烧成这样，伤天害理的父母却居然没给孩子进行过任何医疗处理，即使是最最简便的处理也没有！从孩子身上烧伤的疤痂来看，惨剧发生的时间应是在数天以前。这就是说，当事故发生后，孩子就一直被藏匿着。做父母的就这么守在孩子身旁，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亲骨肉在痛苦和死亡中挣扎，最后又在深夜里把孩子抛弃在冰天雪地之中！

当负责保育室的张秀花闻讯赶来时，也一样给惊呆了。她不到二十岁进福利院工作，这么多年了，不知侍弄过多少孩子，有毛病的孩子也不知见过有多少，然而像这样伤势危重的还从未见过。

不过张秀花心里异常明白，这个孩子一分钟也不能再拖了，不管怎样，得立即送医院，只有医院才能处理和救得了这个孩子！

张秀花当机立断，连本该当场就办的登记手续也没想到去做，稍加整理，抱起装孩子的纸箱就往医院跑。满脑子只有一个念头，多争取一分钟的时间，孩子就多一分钟的希望！

没有叫车，当时也不可能有车，天还没亮，又是在背街，哪会有什么车等着你去坐。她也没想着叫什么车，福利院唯一的一辆面包车，往往十分二十分钟都发动不起来。打的么，福利院的一个小小保育员，怎么打的只怕还不懂，她那会儿就只懂得加劲跑。

天气阴沉沉的，雪粒打得脸面生疼，打得眼睛也睁不开。凌厉的寒风逼得人喘不出气来。张秀花连手套也忘了戴，没走多远，两只手连胳膊全麻木了。跟她相跟出来的两位年纪大的保育员，早已被撇在老后边，此时连个替换的人也没有。她一下也没放手，就只是跑。街上又是积雪又是暗冰，她本来十分小心地注意着脚下，然而当到了一个拐弯处，迎面一辆卡车冲过来，她闪了一闪，刚躲过汽车，脚下便哧溜一个打滑。一下子就把她摔出去一丈多远！P6-9

孤儿泪？

仅仅“孤儿”两个字，就足以使我们眼前浮现出一群衣衫褴褛，蓬头垢面，食不裹腹，面黄肌瘦的儿童。够让人心酸的了。在孤儿后面再添上个“泪”字，给人的岂能不是凄惨、悲凉、沉重的感觉。

孤儿两个字本身曾是痛苦、艰难、悲惨的另一种写法。从旧社会过来的人，有过孤儿生活经历的人，亲眼见过流落街头的孤儿的人，对这两个字都会有真切的理解。在新中国的阳光下成长的年青一代，从描写旧社会孤儿生活的电影、小说、戏剧中也会对孤儿两个字作出相同的理解。

但是，当我深夜读完我省著名青年作家张平的新作《孤儿泪》之后，却是热泪盈眶，心潮起伏，彻夜难眠。我的泪和孤儿们一起流——这是感动的泪，幸福的泪，对美好的今天充满信心，对更加美好的明天无限向往的泪。

我感激我们伟大的人民，我进一步理解和热爱我们的人民了，我为自已有幸成为这个古老而伟大民族的一员感到骄傲和自豪。是我们的人民，是那些普普通通的劳动者用自己的一点一滴、一言一行铸就了一种无与伦比的真诚、善良和美丽。只有一个有着悠久的光荣传统的民族，只有一个有着灿烂的文化历史的民族，只有一个有着崇高的理想和追求的民族，才能有这种杰作，这种创造，这种伟大；才配有这种真诚，这种善良，这种美丽！

我感激我们伟大的党。是她，继承了我们民族的传统美德和优良传统，并经过自己的身体力行使之得到升华，得到发扬；是她，适时提出并正确实施了两个文明两手抓的战略方针，不仅赋予真善美以新的形式，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赋予真善美以崭新的时代内容；是她，以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策略教育了千千万万的优秀儿女，引导着一个伟大民族向着光明，向着真善美不断迈进。不论我们背负着多少历史的沉重，不论在“十年动乱”中那些丑类们如何疯狂地践踏，不论在改革开放中外来的思潮如何汹涌，也不论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中金钱有多大的诱惑和腐蚀力，我们教育和领导的人民对真善美的追求都是始终如一，坚贞不二。

我感激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只有她，才有这样博大宽广的胸怀，将每一个孤儿都揽在自己的胸口；只有她，才能以母亲一样的深情，将爱的甘霖洒在每一位孤儿的心田，将母亲的爱还给了他们；将阳光还给了他们，将春天还给了他们；只有她，才以新的社会制度，建立起一种新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们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人们自觉自愿为孤儿所做的一切，既不是个别人的乐善好施，也不是为了什么“善有善报”，而真正称得上是一种无私的奉献。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人民，这样的党，这样的祖国，孤儿们才彻底扭转了命运，才有了孤儿不孤，孤儿不苦；才有了孤儿的欢乐。孤儿的幸福，孤儿的热泪，孤儿们充满希望和憧憬的明天。这里。我不由想顺便说上一句：孤儿问题，是一个历史问题，在我国几千年的历史上，不论是战争，还是自然灾害，都曾使大量的儿童沦为孤儿；孤儿问题，也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不论哪个国家，每日每时都会产生新的孤儿。我们国家也不会例外，(虽然同旧社会相比。孤儿在总人口中占的比例几十倍地缩小了)，但世界上有哪一个党，哪一个政府，能像我们党和我们国家那样关心、爱护孤儿呢？哪个时代、哪个国家的孤儿能比我们国家的孤儿幸福呢？那些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怀有偏见的先生们，那些绞尽脑汁，在人权问题上大做文章的先生们，请你们到大同市福利院看一看，请你们到孤儿中间听一听，请你们到我们的人民中间走一走，对人权——中国的人权，你们会做出怎样的解释呢？

在读《孤儿泪》的过程中，作为一名党的宣传思想工作者，我越来越感到一种使命感和紧迫感，甚至有一种负债感。我们的党和党所领导的人民创造的物质文明建设的辉煌业绩、精神文明建设的丰硕成果太值得我们宣传了，太需要我们宣传了。可是，我们已经做的和我们应该做的、需要我们做的相比，确是太少太少了。从这个角度说，对伟大的党，对伟大的人民，我们确是负债累累。我劝我的朋友们，再不要一千次一万次地解释唐明皇和武则天了——哲学家们向历史寻求智慧，是为了今天的需要和明天的发展；文学艺术家们向历史寻求真善美，鞭挞假恶丑，也应当是为了同一个目的，而当伟大时代的真善美涌现在我们眼前时，我们怎能视而不见，避而不宣呢？我也劝我的朋友们，少一点新的招牌，少一点自我宣泄，少一点无病呻吟——这一切同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相比，同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相比，毕竟是太渺小，太微不足道了。朋友们，让我们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邓小平同志在第四次文代会上的讲话，江泽民同志关于“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的指示及其关于文艺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论述，肩负起时代的重任，莫辜负党和人民的厚望，走出小楼，走出文人学者自我欣赏的小圈子，到人民群众中去吧！那里有火热的生活，有培育我们成才的丰富营养。人民群众欢迎我们，需要我们；而我们更需要人民群众！

原中共山西省委常委、宣传部长 崔光祖

有人曾这么说过，每个人的坟头，都埋着一部长篇小说。

也确实如此，这部《孤儿泪》如果要继续写下去，也许永远也写不完。在大同市这个小小的福利院里，似乎埋藏着无穷无尽的写作素材。过去的永远存在着，新的又在不断地生出来。也许说不定在哪一天，我还会继续地写下去。

非常感谢《啄木鸟》的朋友们对我的信任和厚爱，我根本没想到在我的这部书稿还没写完时，他们就开始连载这部作品。

我也没想到这部作品还没有连载完，就会引起这么多这么大的反响。截至目前，已经有十数家电视台和电影制片厂要求签约，准备把这部作品改编为电影和电视连续剧。同时还有十数家报刊已开始转载这部作品。前前后后，我已经收到了数百封读者来信。借这部作品出版之际，我谨向所有喜欢这部作品的人表示衷心的感谢和深深的敬意！

许许多多的读者在来信中对我说，他们自始至终都是含着泪水在读这部作品的，这些人和事实在是太感人了，太让人激动了。很多读者说了，你写得真是太好了，即便是铁石心肠的人也不能不为之动容。每当我看到这些时，总让我感到万分惭愧和无地自容。也许只有我才能感觉到，世界上那些真正感人的东西，其实是很难用语言来表达的。我写得那些东西如果能表现出真实生活中的十分之一、百分之一，就已经很不错很不错了。

不少朋友都同我探讨过这个问题，在市场意识和商品经济的逐步确立中，这些极为平凡的人和事，这些极为朴素的思想和感情，却依然还会引起这么广泛的关注和这么强烈的反响，究竟是因为什么？我想原因也许是多方面的，但最重要的一点，那应该是爱，一种无私的爱，一种真诚的爱。我们现时的社会发展到今天这一步可能大需要这种没有任何私念的爱心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极“左”路线的影响，一次次的运动，一次次的大批判，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阶级斗争越搞越残酷，人性、人道主义全都成为批判的对象，亲情、友情、慈爱、性爱、以致连母爱也都必须涂上阶级的色彩和掺进阶级的成分。“文化大革命”以后，我们人性中的伤疤还没来得及修复，商品经济的大潮便汹涌而来。市场竞争的冷酷，加上没有修复的人性，再加上金钱的诱惑，在许许多多的地方和领域，良知在泯灭，文明在崩塌。我们民族的灵魂也许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面临着如此严重的危机。重建我们民族的精神文明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我想我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爱我们的人民。而人性和人道主义也就无从谈起，精神文明建设也一样无从谈起，而爱国主义也就很可能沦为一句空谈。在一个没有善良、没有爱心的国度里，人民的安居乐业和国家的稳定也就没有可能。当一个社会越是缺乏爱的时候，人们对爱的企盼也就越发强烈。我觉得这些平凡的人和事之所以能引起这么多人的关注和这么大的反响，即是对这种爱心的一种肯定也是对这种爱心的一种渴望。

有些人说，我写东西往往靠的是一种激情和冲动。所以我的作品不是靠作品的艺术功力打动人，而是靠作品中的那种情感打动人。面对着这样的分析，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讲。就像我这部作品中的这些人和事，早在好多年前我就听说过了，但当时只是感到惊奇，尤其是对那些抛弃自己亲生骨肉的所谓的父母们感到不可理喻。老实说，这些东西在当时并没有任何想把它写进书里的想法。然而当我第一次到实地采访时，却是另外一种东西深深地打动了我。一方面是令人发指的亲生父母，一方面是德厚流光的奶爹奶娘。那些天良丧尽的父母，在抛弃自己的亲骨肉时所表现出来的冷酷和残忍，真是触目惊心、惨不忍睹；而那些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的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们，在抚养这些弃婴时所表现出来的仁慈和善良，却是如此的感人至深，让人感到是那样的五内俱焚、血泪盈襟！我不知道我是属于那一种类型的作家，也不明白我的作品究竟靠了什么来打动人。我以前曾跟别人说过，我写东西总是必须有一个真实的故事或者一个真实的人物为依据为原型，才会写得比较顺畅，比较踏实。也就是说，必须生活中的人和事首先打动了我，才能引起我创作的欲望。我想如果连我也感动不了，也就根本谈不上去感动别人。至于作品的主题，我往往考虑的很少。我很少在创作之前对我所要写的素材去进行理性的分析，并用一个事先想好的主题去框架我的作品。我也不明白一部作品的艺术功力究竟都应该包括哪些东西。作品的感染力难道能同艺术功力无关吗？不过我也确实很少去想那些纯属技巧的东西，我只是想把生活中那些原汁原味的东西呈送给读者。因为我觉得艺术首先应该是真实，真实才是艺术的生命。只有真实，才会有深度；只有真实，才会有力度；只有真实，才会有丰富的内涵；只有真实，才会有长久的生命力。

市场对作家来说，是极为残酷而又毫不留情的。金钱对作家的异化，甚至比极“左”思潮、政治因素对作家的异化更甚。面对市场，逼迫着作家必须作出抉择。老实说，在写《孤儿泪》这部作品前，我一直是非常犹豫不决的。最后能下决心写它，也是一种斗争的结果。我并不是想夸大自己如何如何，人总是生活在一种矛盾里，我想写作品也是如此。像《孤儿泪》这样的题材，每当我到实地采访一次，就会产生一种强烈的要把它写出来的冲动。而一当我真正要写它的时候，又会产生一种难以排遣的疑问：这种东西算不算文学？把自己生命中最辉煌的一段时期用来写这种东西，是不是在浪费自己的青春？要出名，写什么东西不比这出名更快？想捞钱，写什么不比这捞钱更容易？但反过来又一想，你要想写别的什么东西，你会产生这样的冲动吗？你会有这样的激情吗？还有，你如果老是写那种你自己并不想写的东西，读者会怎样看你？在老百姓眼里，你还能算是一个作家吗？至于是不是文学，我想只要老百姓认可，那也就足够了。作为整个社会的文学作品，应该满足各个层次读者的需要，也许正是这种需要，才使得文学作品有了雅俗之分。如果它们都对社会有益，从这一点来讲，也就无所谓孰高孰低了。所以我想，只要我觉得我的作品是对社会有益的，或者多多少少能对社会产生一些好的影响，那我也就问心无愧了。还是那句老话，我无愧于读者，无愧于老百姓，也就无愧于自己。

我衷心地感谢始终对我予以关注和支持的广大读者！正是广大读者的厚爱，才给了我继续写作的信心和勇气。

同时让我难以忘怀的是，在采访和写作的过程中，我始终得到了山西省委宣传部、山西省民政厅、大同市民政局等单位对我的支持和帮助。可以说，没有这些单位和领导们的关怀和扶植，也就不可能有这部书的问世。

山西民政厅孙有富厅长、郭小平主任，原大同市民政局陈寿昌局长、现任范培生局长、程延龙主任，他们对我的采访都给予了最直接的关怀和支持。还有大同市福利院的阎秀清院长和保育员张秀花，她们不仅是我采访的对象，同时也给我提供了极大的方便。特别要提到的是，在连续几次的采访中，我始终得到了我的好朋友，山西省民政厅编辑和著名散文诗作家柴勇无私的大力协助，他不仅数次陪同我实地采访，而且还给我提供了大量的有用的书面材料，还有山西日报理论部主任王义堂，在此一并向他们包括所有帮助过我支持过我的朋友们表示深深的谢意和敬意！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