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桥编著的《记得》首次出版简体字版，配图精美，值得期待。其文笔雄深雅健，兼有英国散文之渊博隽永，与明清小品之情趣灵动。厚古而不敢薄今，浪漫而不忘务实，米勒怀旧怀的是文化那炷幽明的香火和儒林那份执著的传承。

行内人说，你一定要看董桥，字字句句都泛着岁月的风采。

董桥写自己所藏的新旧清玩，这些有生命、有故事在里头的文人宝贝：如梁启超的遗墨，王世襄的玉钗葫芦，张充和的书画，林青霞的新书……从故事里走出来的，是清玩，更是人物，淡淡地栖身古雅的人物。他的散文《记得》是日常的叙事，平淡、平常、平实，清新可读。

在这个文字日渐粗糙化的年代，董桥把玩诗词、古画、闲章、羽扇……《记得》文字精致圆熟，具贵族的优雅逸致与文人的婉约多情。

新岁百吉

敬慕周绍良先生

一纸清供

曾孟朴好事

梁启超遗墨

集锦扇子七十岁

任伯年团扇

《青玉案》散记

溥靖秋画蛱蝶

又听到《望春风》

珍惜家书

艳阳下的马丁尼

张充和耶鲁书展

犀角的欲望

紫杉树下

和杨老板聊天

兰庭剪影

云在青天水在瓶

墨影呈祥

如画，如史

朱石麟的月亮

书札影真好看

字里；字外

周作人妙品

想慕思明园

真是瑰宝

随意到天涯

卡普里之恋

风雨故人来

老唐养静

两般秋雨

永远的琥珀

企鹅旧梦

我的董其昌

题林青霞新书

怀念柳先生

史特罗夫太太

字里吉凶

橙园纪事

沈先生那枝笔

小海娶亲

文窗劄记

皇帝的旧书

王老的心事

余英时新书付梓志喜

工尺谱归我珍存

后记

和杨老板聊天

我的老师苏雪林一九五五年写《花都漫拾》说，她早些年在香港住过一整年，治安大坏，匪风大盛，家家铁栅门日夜紧锁，闹市抢手表抢钱袋天天发生，偏僻巷衡尤其危险：“在香港没有钱日子不容易过，有点钱，又要日日夜夜提心吊胆，这种地方岂不太可怕又极端可厌么？”我六十年代迁来香港，市面秩序似乎不乱，抢劫事端好像也不多，大陆潜来的人潮尽管无日无之，毕竟是劫后重生，再怎么困苦大都不想做什么犯法勾当。那年月穷人多，有志气的人也多，那是香港步步兴旺的序曲了。

苏老师那篇旧文是南洋友人杨老板找出来给我看的。杨老板一九五一年也从大陆先来香港，他说一九四五年二次大战结束之后那几年，大陆多事，台湾惶惑，香港不安，江湖上亡命之徒都以为忧难之秋才是创造财富之时：“我刚来香港那阵子，高尚地区有钱人大起大落的故事都听到了；草根阶层偷鸡摸狗的偏门行径报纸上登得也不少，全世界处处一样。你们苏老师是矜贵才女，艰险的世道绣房里怕是没听过！”杨老板说苏雪林文章写巴黎那位老女作家的晚境倒是写得好极了：“教我想起张爱玲！”

杨老板七十老几了，身体还算硬朗，人前却爱说机器老了，小病丛生，大病潜伏，年来全靠一位老中医替他调理，这回才有精力来香港看看朋友办点私事：“自然规律如此，合该带病延年！”他浅浅呷了一口桂花茶笑得有些诡秘。他说前一阵子他的老部属带了一本《小团圆》去看他，说是五十年代他在香港跟张爱玲有一面之缘，这本书写了一些老香港，不妨怀旧。“眼力退化，读几页竞有些眩晕，辜负人家美意，大感不安！”真是个讲究礼数的老派人，结识他几十年从来如此，总是整整齐齐做人做事，温温文文待人待物，遇上大是大非的关键时刻脊梁骨比谁都挺得直。

听说杨老板五十年代在香港只住了两三年，跟几个朋友试办一家出版社，亏了，赶紧带着积蓄奔南洋，先当教师，然后经商，小生意慢慢做成了大生意，还娶了一位苏州同乡成了家。他说那次全仗友人带去见张爱玲谈出书的事，谈不成，隐约记得她很瘦，飘来飘去不怎么说话：“如此而已。我在上海报上当然也读过她的文章，年少不记得了。横竖张小姐冷冷的过了一辈子，跟人家打个招呼也许她都嫌烦！”余也鲁先生的《夜记香港百天》写张爱玲也写了这样的印象，说张爱玲“那时穿旗袍，平底便鞋，不施脂粉，走路轻如燕，几乎一点响声也没有便已走到你身旁”。那是她在女青年会写《秧歌》的年月。接着是司徒拔道蜗居的日子，几个月不听电话不见人：“然后突然像影子般走到你的身边，一堆稿纸，散乱，边多磨折，脸上露出带着无奈的浅笑；嘴角撅起，千载难见的那种比蒙娜莉萨还蒙娜莉萨的浅笑，随即隐没，被一种冷漠掩却，把你的话、你的笑、你的热全撇开，一扭转身子，头也不回地走了。”

余也鲁离开香港美国新闻处我才进去做他做过的工作，他的文字他的学问我不陌生。这篇《夜记》干净的白话写出淡淡的情调，写张爱玲写宋淇都亲切。张爱玲我没见过；宋先生是亦师亦友的前辈了，他的英文名字余先生译作史蒂文，我记得宋先生写信署名偶用“睇芬”，时麾洋名一下子化成江南老宅月亮门里走出来的少爷名号了！杨老板说他也见过宋先生，敬重宋家伉俪风里雨里照顾张爱玲。“在那几年中大的日子中，几乎天天见面，”余也鲁说，“他从没有提过张爱玲，他的夫人也是如此。我只知道张居港期间，宋助她很多。关怀朋友，守口如瓶，是他为人的德行。”

苏老师笔下那位法国女作家是谁杨老板和我都猜不出：我们不熟法国文坛。苏老师说女作家出身贵族，广有钱财，十七岁写出一本书大红大紫，一生连创作连编译出版了五十多册书，嫁给一位兼做出版事业的作家，婚后开书店，办沙龙，家产经历两次大战都贬值花光了。她丈夫死后她把书店盘给人家，连版权都盘过去，只留了书店四楼一间小房间供她寄住，每个月给她三千法郎零用。苏老师去看她那年她九十岁了：“只见满屋灰尘厚积，窗帏和沙发套罩破旧不堪。她身上穿的一件衬衫多月不换，已由白色变成灰黑了。”苏老师说她抖索索在酒精炉上煮茶款客，只见茶杯垢腻很厚，谁都举杯假品一阵搁下了。杨老板说可惜老太太偏偏跟女儿不和，还好，女儿心地好，每星期给老母亲送粮食，不然更惨。

那天，我带杨老板到茶艺馆去看他想看的茶具，看完我们走去香港公园喝茶。他说香港半山上一些老房子最好看，殖民时代风采，像韩素音小说里写的。老先生这位商人其实一辈子用功读了许多书，少年时代在上海跟过英国老师苦学英文十多年，中文也好得不得了。“说起我的英国老师还有个小故事，”他说，“一九五二年老师回英国，我们保持通信，六十年代我出差去过几次泰国，有一次他托我带一点钱去探望他姑姑，说是她的锡兰丈夫一死她跑到曼谷边上一条山村长住，铁了心不回英国。我找到她了，一个老太婆，一幢破洋房，邻居几家中国人、泰国人都照顾她，泰国话说得棒极了，客厅挂着一幅锡兰军人肖像，说是她丈夫，帅得很，还给我看她写的一首悼亡诗，真浪漫！我从此也跟她通信，她每次都改正我的英文，比我老师还认真。”杨老板凝望山坡上的老树一脸欣忭。

回南洋前夕，一位收藏家朋友转让了两件清代紫砂茶壶给他，老先生一阵高兴硬要请客，拉我去上环吃一顿上好的潮州菜。“老弟，岁数大了更应该去追寻一点骗骗自己开心的事，我早年玩扇子，如今玩紫砂，扇子改天你去挑几把，匀给你！”他的藏扇我都欣赏过，全是精品，“匀”过来只怕我也接不上招，太贵了。饭后我们慢慢走回他住的中环酒店，杨老板说他去年收了一个紫砂臂搁，上头刻了李易安那阕“旧时天气旧时衣，只有情怀不似旧家时”，非常精致，猜想是郑孝胥旧藏：“破旧的锦盒上签条是他写的，焕发极了，苏州老家晚辈替我猎回来的！”

P91-96

上星期英国朋友替我找到丁尼生三本诗集，一八二七、一八三○和一八三三的初版，著名书籍装帧家利维耶旧皮装帧，深绿烫金色花纹，三本合装在黑皮金字书盒中。每本诗集里都珍存一封丁尼生真迹手札，第一本里那封写给厄特里教士，说星期天晚上起程去多佛尔，星期一上午十点四十五分过多佛尔海峡，暂时避开不去巴黎，怕遇上骚乱，转往布鲁塞尔。是一八六九年六月十二日写的，巴黎正在举行大选，群众上街游行争取共和政体。我听说厄特里一生爱山，到处游山看山，跟丁尼生结伴去过瑞士玩了一个月，山上路人看到诗人跪在地上俯身观赏野花丛中一只蜻蜓，高声大叫说他隔着蜻蜓的双翼看得到花的颜色，一朵阿尔卑斯山玫瑰。

夹在第二本里的那封信写给替丁尼生出书的出版社，短短一句话，吩咐出版社让厄特里教士随便挑走诗人的书，要多少给多少。签名底下日期是一八六九年十二月二日。第三本里珍存的是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的信，写给诗人作家贝涅特，也很短，谢谢贝涅特的乐谱和诗评，说不是每一只鸟都会唱出这样好听的歌。这三封手札里写给厄特里那封连信封都保存了，贴着一个便士邮票，教土地址在Streatham Common，我旅居英伦那几年住过那一区附近，搭火车天天经过，是个老乡镇，绿荫怡人，整天懒洋洋，连火车站月台上的鸟胆子好像都比别处的鸟大，不避人。奇怪，一八二七年那本丁尼生昆仲诗集书后贴了一张对折手稿，写明是丁尼生没有发表过的诗，共五节。字迹纤秀，英国朋友说不像丁尼生笔迹，我看也不像。这三本书里夹着的三封手札《丁尼生书信集》里都收录，那五节未发表的诗倒是待考了，要慢慢翻查丁尼生传记材料也许拼得出头绪。

我今年六十八，猎书猎字猎句猎了大半辈子，偶然猎得这样一盒老书几页旧信依然高兴得不得了。小时候 家里大人带我去一家破庙探望一位江浙老和尚，都说老和尚相术高明，随便批两句吓得倒一众信徒。那天他摸摸我的头说：“十七岁出外漂泊，二十三岁与字与书结缘，一生不渝，旁的枝枝叶叶尽是造化，不必多说！”大人们半信半疑，半喜半忧，溜到嘴边的一句话只好吞下肚子里去：“靠字靠书，这孩子将来愁不愁衣食？”罗素说他两岁那年家中大人教他读诗，对着一堆客人他背得出丁尼生的两行诗。我是抗日婴儿，生下来逃难逃不停，拖到六岁才背得出那首“床前明月光”。总之过完十七岁生日我真的飘洋到台湾读书，毕了业颠颠簸簸住过许多陌生的地方，没有一天离开过字与书。二十三岁在新加坡牛车水一家破旧阴暗的书店里淘到一函线装《梦溪笔谈》，我高兴得两眼泛泪：“是宋版书吗？”朋友吓一跳。“是清末民初的版本。”我说。多年后在伦敦买到第一本狄更斯残破的初版我也想哭。

庙里老和尚不点破我也推算得出此生毫不长进。惟其不长进，这几十年里我才摸不着天多高地多厚写得出几十本书：心中学问越小笔里胆子越大。美国幽默作家罗伯特·本奇利说他写作写了十五年才发现他根本毫无写作天份：“可惜我已经太有名了，没办法封笔。”他家三代人都出了作家，孙子彼得写《大白鲨》拍成电影红得不得了。老本奇利当过演员也写过戏剧评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给《生活》杂志和《纽约客》写剧评叫好又叫座。我连改行写剧评都太晚了，当演员也休想，太老了。只好尽量守本份，拼命看书拼命玩书也拼命丢书：看不下去的书越来越多；看得下去的书大半是老书。老书已然好玩，配上老装帧老得典雅老得气派，那是玩不厌的。乔伊斯《尤利西斯》一九三。年巴黎莎士比亚书店印得大方，水蓝色封面反白字，怕弄脏，英国旧书商替我找装帧店做了个布面书盒贴一块烫金字的红皮，妥当极了。劳伦斯《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一九二八年翡冷翠出版，一千本里编号三三○，劳伦斯签名，也供养在后配的书盒里，东京那位旧书商包了好几层牛皮纸送到我家来。英国有个老前辈许多年前去法国拜访毛姆，他说毛姆家的藏书又多又整齐又体面，毛姆坐在书房里抽雪茄皱起眉头说他看书看老了也看累了， 远远瞄着一排排的书脊只想偷笑：“都安好，心里踏实！”

埃德蒙·威尔逊说好几位读书品味很高的饱学之士常常劝他不要低估毛姆的作品，可惜威尔逊始终看扁毛姆，判定他终归是个二流作家。他说英美读书界程度下降了毛姆才那么红：“他的作品确实好看，确实有趣，文词越浅白越见文采，可是他的故事到底是杂志货色，就算题材严肃，情节还是蹩脚得要命。”他说那是毛姆写连载小说媚俗之计，每一期都要制造一些奇情，我是老派人，还是喜欢毛姆。我的文章从来都先在报纸杂志上发表，肯定也是威尔逊说的“杂志货色”。我的文词还没有练出毛姆的功力，我很介怀，也很沮丧。我深信不论中文不论英文，文词清淡可读最是关键。然后是说故事的本领。年轻的时候我效颦，很高眉，认定文章须学、须识、须情。岁数大了渐渐看出“故事”才是文章的命脉。有了学问有了见识有了真情没有说故事的本领文章活不下去。阅世一深，处处是“事”，顺手一拈，尽得风流，那是境界！我读遍毛姆的作品，“我”字摆进去的都好看；没有“我”字的长篇短篇都逊色。“我”不可怕事，总要堂堂正正站得出扛得起才行。

这当然是偏见。说不定七十岁以后我又生出另一些偏见。到时再说。写作免不了师承也免不了偷艺。大仲马不介意妻子跟朋友私通，还喜欢把情人让给小仲马消受，小仲马忍不住说：“我真腻烦了，老爷子你怎么老把你的老相好让给我睡，新靴子也要我先穿松了你才穿！”大仲马听了说：“那是你的造化，证明你的器官够粗你的脚够细。”大仲马写得出《基度山恩仇记》小仲马终于也写得出《茶花女》。连出家人悟禅听说都要本源。邱琼山路过山寺，惊见四壁都画满《西厢》：

“空门安得有此？”

“老僧从此悟禅！”

“从何处悟？”

“悟处在‘临去秋波那一转’！”

三十多年前伦敦旧书商克里斯说埃蒙特·威尔逊这样的人多得很：“毛姆只有一个！”他说他做旧书生意二十多年，走进书店找毛姆的客人多极了，老的少的男的女的都有，从来没有人找威尔逊。“丁尼生的老诗集也是，收进一本卖一本，也许是学校里一代一代的学生都要读他的诗。”英国批评界几乎都跟诗人奥登的说法一样，都说丁尼生抒情最耐读，叙事诗、史诗都弱。艾略特称赞他是听觉最灵敏的英国诗人，不输弥尔顿，说他韵脚押得尤其精到。桂冠诗人奥斯汀说丁尼生的诗是“客厅诗歌”。我倒深信文学作品赏心之余还要悦目，案头这套诗集摆在客厅里绝不寒伧，每一本部曾经美国三大藏书家珍藏，贴了印记。一位是Abel Berland，芝加哥著名律师，坐拥世界级藏书室，二○○一年纽约佳士得拍卖行开专场竞拍藏品。一位是Frederick S.Peck，十九世纪生在罗得岛首府普罗维登斯，名门之后，做过官，收藏拜伦遗著出名。还有一位是Harry B.Smith，纽约人，作家，音乐家，珍藏名家手稿信札最多，一九一四年《纽约时报》全版写他的藏书室。

都说电子书快代替纸本书了，我不信。胡适之对张爱玲说：“你要看书可以到哥伦比亚图书馆去，那儿书很多。”用不着真去都闻得到书香了。我不敢想象胡先生说“你要看书可以按计算机，那里头书很多”！那是胡先生穿长袍跟不穿长袍的分别。我在台北见到的胡先生是穿着长袍的胡先生，轻松，潇洒，长袖子一挥几乎看得到他手上卷着一册线装书临风低吟的神情，那时候他是“中央研究院院长”：一身西装当上驻美大使那几年胡先生多委屈，多倒霉。我情愿一页一页读完一千部纸本书也不情愿指挥鼠标滑来滑去浏览一万本电子数据。荧屏上扫出一页页电子书我也试过，冷冰冰没有纸感没有纸香没有纸声，扫得出大学问扫不出小情趣，感觉仿佛跟镶在镜框里的巩俐彩照亲吻。旧派人应该做些旧派事才合适。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要在大陆重编重印我近十五年里的文集，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居间商议，海外传统纸本书整理成国内一套传统纸本书，我想试试。五十年前我在台南一位老先生家里看到墙上挂的一副对联，“雨久藏书蠹；风高老屋斜”，句子好，字也好：纸本书即便藏着蠹鱼也甘心，也诗意。都说老头子都倔，电子狂风都吹斜了我的老房子了，书香不书香挑起的事端我倔到底。

二○一○年八月二十八日在香港

是伦敦的威尔逊带我走进英文旧书天地。一九七四年一个夏日午后，我们逛完书店到圣詹姆斯公园附近咖啡馆聊天。他说，一九七二那年，苏富比拍卖会上Henry Miuer一九三四年初版斜Tropic of cancer四百五十九英镑落槌：“确然是巴黎的初版，确然是米勒亲笔签名本，可是，旧书店里一百二十五英镑买得到这样一本米勒。没有时间多逛，多看，多听，多学，我劝你别玩旧书！”那是第一堂课。那年冬季，我匆匆读完米勒的《北回归线》和《南回归线》，似乎没有想象中好看，只记得《南回归线》里有一句话说他这辈子样样事情都来迟了一步，连出世都迟到，爬上雪橇赶圣诞，终归还是晚到了半小时：“Everything that happened to me happened too late…It was even so with my birth，Slated for Christmas，I was a half horr too late。”米勒一八九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半夜十二点半在纽约出世。父亲是德国裔裁缝，他在布鲁克林区长大，从小叛逆，不上大学，情愿谋些零散工作打发光阴，一边自修一边泡妞一边写作。一九三○年独自到欧洲流浪，写《北回归线》，自传体小说，写他在巴黎的荒唐岁月，一出版成了英国美国禁书禁了几十年。一九四四年定居加州Big Sur，作品渐渐影响二战后“垮掉的一代”Beat Generation，早先遭禁的作品一下子翻身成了纯真的色戒“innocent eroticism”，一些妇权分子从此对他又爱又恨。“谁让你读米勒的书！”美丽的Leorlora有一天在学院图书馆里压低声音训了我一顿。

其实米勒那本散文集还是好的。书名叫Remember to Remember，我买的是一九四七年New Directions版，收十二篇文章，都是念人忆事的上佳随笔，做了书名的那篇八十几页长一点不闷。威尔逊说米勒即兴写作，错漏不少，论断虚弱，幸亏心地善良，观察细腻，写人写景文笔精练而准确，红了那么些年是有道理的：“米勒的佳作也许不是他的小说，”他说，“米勒小说之外的杂著才是他应该传世之作！”The Air-Conditioned Nightmare写美国旅程，文笔尖刻，活力充沛，跟那本写Big Sur垦荒的集子一样深挚。依稀记得读来最开心的是The Books in My Life，写记忆中他读过的书，有点学究，有点放浪，坦然叙述他不很正统的读书历程，笔调不像欧洲、英国那些书人的书话。米勒一味在琐碎里营造体系，在不经意中流露关爱，那时候我刚读了张爱玲的《张看》，心中确实激起绵绵的涟漪，隐隐然觉得书话应该这样写。不久，我放假回香港路上想绕到希腊看看，威尔逊给了我米勒那本The Colossus of Maroussi，说游记写成这样算是顶级了，难怪Edmund Wilson称赞米勒写希腊人希腊景希腊事谁都没有他写得动人。是二次世界大战开战之初写的书，他挥别住了十年的巴黎先到希腊游历了八个月才回美国。听英伦前辈老萧说，书一出版英国报上的书评说米勒散文讲究一个“碎”字：抛开意识中知识人的矜持已然是莫大的挑战，揭示知识人学问之博而浅更是最难的谦卑，米勒都做到了，下笔从此“碎”得沉实。老萧还说Isaiah Berlin闲谈中也说过这样的顾虑，说是编织学术著述没有这个心理负担，处理非学术的文字却要删削许多无心的卖弄：“Pedantry”。

那年在三藩市简妮介绍我认识一位美国年轻藏书家麦克斯，收集米勒作品收得最齐全，家里还藏着米勒一九八。去世前两年给他写的回信。麦克斯说老头写作其实认真得不得了，晚年私底下常抱怨写不出从前的水平：“他的旧书销路向来不太冷也不是很热，算是稳健派。”我们三个人一起逛了三藩市、洛杉矶好几家旧书店，洛杉矶一位书商还拿了一封米勒信札影印本给我们欣赏，说原件卖到英国去了：“信中米勒写了满满两页纸议论John Cowper Powys！”波伊斯是英国作家，写小说写散文写诗，一九六三年去世，在美国住了好多年，英美老一辈读者都迷过他，七十年代之后读书界反而陌生了，弄不清米勒为什么那么敬畏他，还说一生受惠不尽：“…one of the few persons I shall always revere，whom I shall feel forever indebted to。”我隐约记得米勒那本The Books in LiFe也写了波伊斯，可惜书不在了查不出。麦克斯说为了了解米勒成长的路途他买过几本波伊斯的老书，搁在书架上搁了几年尘封了还没有心情拿下来读。听说波氏三兄弟都写书，三弟uewelyn Powys在英属东非经营畜牧场，他的Dorset Essays老萧说最值得一读。二弟T.F.Powys在英格兰东部东英吉利读书、写作、种地，作品多带乡村风味，老萧说他听过没读过。

可是书还是要写，要出。一连几个深宵我都在整理牛津大学出版社林道群打印的一堆清样，收了去年二月到今年一月三日我的四十六篇随笔，书名我套用米勒的Remember to Remember题为《记得》。是圣诞前后的一个侵晨，我睡醒忽然想起亨利·米勒，想起《北回归线》和《南回归线》，想起Leonora骂我读米勒的书，想起那本Rememberto Remember。起床开灯找遍书架找不到那本书。翌日翻遍书箱还是找不到，只好上网订购。过不了三、四天书寄来了，连夜翻读，真像跟烽火中失散的老朋友重逢，两鬓斑白，一脸风霜，昔日那份矜贵的关爱犹在：米勒毕竟念旧。他说他和他的女人匍伏在地上看巴黎地铁地图，指着地图上的站名辨认他住过的地方，顺着手指的游移回忆他熟悉的地区他走惯的木桥他买醉的酒馆。过不了几年巴黎沦陷了，他说他默默坐在广场凳子上喂鸽子，“少不了还有希特勒，胃口比鸽子大多了”。偶然走进小镇幽暗古旧的咖啡馆，两盏吊灯照亮桌球台面的绿绒布，两个士兵弯腰对垒，他说那是梵谷的画了：“The mission of man on earth is to remember”。厚古而不敢薄今，浪漫而不忘务实，米勒怀旧怀的是文化那炷幽明的香火和儒林那份执著的传承。三十四年前威尔逊送我The Colossus of Maroussi的时候皱着眉头补了一句话：“世界太喧闹了，我们差点错过了这样远古的一声喟叹！”我记得那年冬天伦敦连下几场大雪，冷得要命。

二○一○年一月二十日己丑大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