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生动的事实，展示了一个教育改革的先驱者敢探新理的道路，其开拓精神、创造精神、实践精神，对处于开放、改革时代的我们，具有极大的启迪作用。它以真实的形象突显了一个具有浓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国际主义精神和献身精神的知识分子的楷模，读了可以使人净化灵魂，可以使我们从中吸取营养，以塑造自己的一生。

在中国教育史上，陶行知先生创立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的教育学说。在如今21世纪的时空背景上，他那前卫的教育理念，在大力提倡素质教育的今天，仍然具有巨大的指导意义。

本书作者以独特的视角，新鲜的史料，全面细致、生动地展现了陶行知作为一位伟大的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坎坷而辉煌的一生。将其显现于民国历史的大背景中，揭开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

第一章 驾鹤西去

 一、身后不寂寞

 二、哀荣

 三、病逝

第二章 大后方办学与再婚

 一、与政府和而不同

 二、苦办难童学校

 三、第二春

第三章 出国抗日

 一、做了国民外交使节

 二、成立全欧抗联

 三、新华侨的“接生婆”

 四、第八君子

 五、争取洋人同情与支持

 六、信心的力量

第四章 公而忘家

 一、理还乱的西南之行

 二、病笃爱弛的发妻

 三．亦慈亦严为人父

第五章 愈挫愈奋

 一、“通缉犯”做了《申报》顾问

 二、让“赛公主”下嫁平民

 三、冷对政府无常

 四、一个快速普及教育的梦想

第六章 流亡生活

 一、匿居租界

 二、与胡适越来越远

 三、岛国疗伤

第七章 为了一所新奇的学校

 一、创办晓庄师范

 二、大祸降临

第八章 走出象牙塔

 一、从南高师到东大

 二、想给上亿人扫盲

第九章 留学美国

 一、赴美之途不轻松

 二、在伊利诺一年半拿硕士

 三、升入哥伦比亚大学

 四、与胡适同学并不亲热

第十章 徽宁求学及确立信仰

 一、故乡启蒙

 二、金陵读中学和大学

 三、做了基督徒

第十一章 从哪里来

 一、先祖

 二、父亲

 三、母亲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二、哀荣

1946年6月，为甩开国民党特务的跟踪与监视，在上海的陶行知搬到他的朋友任宗德家里暂住。7月下旬的一天早晨，陶行知在任宅病发脑溢血，仅仅延宕至中午便逝世了。

陶行知之死，成为1946年下半年中国社会一桩大事件。之所以如此，一是陶行知作为著名的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民主党派人士，影响极其广泛，亲朋师友遍及海内外。他的遽然而逝，使认识他的人、敬佩他的人、得过他教益或受过他恩惠的人无不感到震惊，哀痛或惋惜并发为追悼的潮水。抗战中，他到世界各地宣传抗日，尤其在华侨中赢得很高威信。

二是中国共产党在反对蒋介石政权的斗争中，引陶行知为同道，视其为战友。周恩来甚至认为陶行知在临死之前如能说话，必定会请求加入共产党。自然而然将对陶行知的悼念，演成对政府的控诉与示威。

陶行知病倒那天，周恩来正逗留在上海，有人打电话通知他时，陶行知已至弥留之际。

周恩来接到电话时已是中午，他原定十二时一刻会见上海记者，当时已有记者陆续来到周公馆，周恩来当即委托陈家康代表他会见记者，而自己与邓颖超驱车赶往任家。抵达时，陶行知刚刚去世。周恩来拉着陶行知尚未僵硬的手，哽咽着安慰道：

“陶先生，你已经对得起民族，对得起人民。你的事业会由朋友们，你的后继者们坚持下去的，你放心去吧！我们一定要争取全面的、永久的和平，并实现民主来告慰你。朋友们都得学习你的精神，尽瘁民主事业，直至最后一息。陶先生，你放心去吧！”

周恩来询问了料理后事的安排，并请郭沫若撰写悼词。周恩来当日的原定计划是要在南京就国共谈判问题会见马歇尔特使与司徒雷登大使。离开任家后他飞到南京，可陶行知突然去世的刺激，使他心绪不宁，因而取消了当天的会晤。当日《文汇报))南京专电称：

“周氏因陶行知先生今晨在沪逝世，情绪不快。彼抵京后，即以电话通知马帅及司徒大使，因精神不佳，今晚在家休息，定明日往访马帅及司徒大使。”

上海《申报》25日南京电称：“周恩来、邓颖超廿五日下午五时飞抵京，周氏原定今晚往访马帅，惟因感于陶行知之新丧，情绪甚为沮丧，故改订廿六日上午十时与马帅会晤……”

周恩来当日不见外人，除了个人精神上的因素外，还有就是他得赶紧安排处理有关陶行知后事。他一面与董必武、邓颖超、李维汉、廖承志共同署名以中共中央代表团的名义电唁陶行知家属，称陶行知为“伟大人民教育家和民主战友”，说他的死，是“中国人民大众政治解放和精神解放的最大损失。”一面又致电中共中央，报告噩耗：

“……在离沪前，陶行知于今晨忽得脑溢血。我们赶到时已断气，痛心至极，惟握手时，体温气色未动。据沈钧儒子(系医生)云，确系脑出血，尚无其他中毒症候。为慎重计，我们已商定将尸体在殡仪馆放过十二时，看有无变化，然后入殓。……如无其他原因，陶先生确是死于劳累过度，健康过亏，刺激过深。这是中国人民又一次不可补偿的损失。十年来，陶先生一直跟着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路线走，是一个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我这次去沪，曾意识到陶先生的安全，提出要上海工委劝他休养一时期。话未传到人已不在。……请中央将南京新华社关于陶先生逝世的报道广播全国……”

就在当天，以毛泽东与朱德共同署名的唁电随即就从延安发过来了：“惊闻行知先生逝世，不胜哀悼！先生为人民教育家，为民族解放与社会改革事业奋斗不息，忽闻逝世，实为中国人民之巨大损失，特电致唁。”

最先报道陶行知逝世消息的，是中共南京局以民间名义办的(《联合晚报》，当日以“民主运动又一大损失，陶行知今午逝世，在友人家突患脑溢血”醒目标题刊出，各地报纸的相关报道与纪念文字随即铺天盖地而来，连绵数月不绝。而重庆《新华日报》是其中刊登悼念陶行知活动消息、发表纪念陶行知文章最多的报纸。

陶行知逝世后，遗体即移至上海殡仪馆，家属则被暂时安顿在吕班路环龙路口的胜利饭店。郭沫若、柳亚子、欧阳予倩、胡子婴、黄炎培、章伯钧、许广平、阳翰笙以及生活教育社同人等数百人陆续赶到殡仪馆。沈钧儒老先生一直在场主持治丧筹备工作，直到下午六时才在众人劝说下离去。

陶行知治丧委员会由生活教育社、育才学校、晓庄师范、社会大学、山海实验乡村学校、民主星期刊社、民主同盟、人民救国会、全国和平运动大会、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利他社、私立武训补习学校、大公出版社、星海合唱团、生活书店等十四个团体组成。可能是因为正处炎夏、遗体难以保存，故而决定次日上午便由各团体致祭，下午四时入殓。P18-20

陶行知的名气，逾出了他的专业圈。所以提起陶行知，连教育界以外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有名的教育家。在一般人的印象里，教育家总是坐在书斋里，苦心研究教育理论与规律的；要么是待在学校里，婆口教导莘莘学子的。可是陶行知却与这些“标准”的教育家有很大不同，尽管他也孜孜石乞石乞从理论上研究教育，他也对学生们善诱循循、教导谆谆，但他所做的，远不止这些。或者说，他所做的特别有价值的，不在这些方面。

翻开中国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以降的与陶行知学历相仿的知识分子的生活史，就会发现，他们所走的道路虽然因了国运的蹇剥、年代的动荡、外强的入侵而各有坎坷，但相较于陶行知所行之路，总还不失为常途。换句话说，知识分子在那个年代所经历的坎坷，是一般人都会经历的。而陶行知除了“照常”经历这些坎坷外，还经历了像他这样的知识分子不曾经历的挫折。

在抗战之前的二十年里，像陶行知那样留学归来的知识分子，除了入仕的不算，单是安身于大学教席的，也多有物质生活优裕、社会地位甚高的黄金岁月。而陶行知，却出象牙塔而放弃了“阳关道”，另选了一条崎岖的山路，披荆斩棘，踽踽独行。因此，在这一群知识分子中，陶行知“另类”的标记很明显。自然的，他的人生价值也恰恰在于此。

从身份的内质来说，陶行知不仅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更是一位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只不过他的社会活动主要是围绕教育，所以不妨称之为社会教育活动家。

陶行知是一位很有“异质”感的人，这使他不安于现状，不囿于传统，而常思改变，勇于革新，喜另辟蹊径。他身上的这种特质，在他步出校门，刚刚踏上社会的第一份工作中，就表现得十分突出。他之所以成为社会活动家，其原因也即在此。

作为一个独特的社会教育活动家，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及其所走的大众教育、教育救国之路，必然是独特的；与他同时代的知识分子所走的道路相比，迥异是必然的。“独特”是陶行知及其思想生命力长盛的炭火。

在陶行知逝世六十年后的今天，他的影响力并未因他的渐行渐远而稍有减弱，反而更增强、更扩大了，“陶行知研究”成了一门显学。如今国内，不仅成立有全国性的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在大陆总共三十余个省份及直辖市中，除了五六个较为偏远的省份外，都成立有省一级的陶行知研究会，而市级的、县级的陶行知研究会、各高等院校、研究机构及其他单位部门的陶行知研究会、研究所、研究中心加起来有数百近千之数，以陶行知为专业研究方向以及研究过陶行知的人更是多不胜数。陶行知的作品选集不断由不同的出版社出版，他的全集也分由两家出版社出版过三个版本；研究陶行知的各种专著以及描写陶行知的不同体裁的作品达数百种，且每年还在以十数本的速度递增；怀念或研究陶行知的文章，总数达数千篇，每年以数百条的速度增加，且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加速增加的趋势明显；全国又有许多以陶行知名字命名的各级学校，以陶行知名字命名的还有一些期刊；全国各地多处建有陶行知纪念馆；如果用卫星拍摄的地图搜索，或许可以看到中华大地上雨后春笋般的无数个立身室外的陶行知塑像，它们长年于日晒雨淋、风吹霜打中，表情不变地思索或关注着中国的教育；近年来，随着网络的兴起，陶行知网站也层出不穷。在当今中国，没有一位教育家乃至历史名人，能如此广泛地、热烈地受到人们的崇敬和关注。这种绝无仅有的景观，或可称之为“陶行知现象”。也仿佛表明，陶行知的一切都是独特的，无人能及的。

在抗战中及抗战胜利后，中共重要官员不止一人当众表示过要请陶行知做教育部部长的意愿，这令人不禁产生设想，假如陶行知不那么早逝，1949年后或许真做了共和国的教育部部长，那么他的思想，肯定会更多地影响甚而主导当代中国教育，那么我们的教育，很可能不是今天这个样子。

陶行知一辈子都在努力把孩子从书本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最反对学生除了读书什么都不会，最不屑书呆子。而我们今天的教育，是要学生像青虫钻入菜叶一样，尽可能地没入到书本里去，头埋得越深越好。在国家、社会、家庭各方面的诱导与压力下，标准的书呆子在流水线上被成批地生产出来。

当今我们在子女教育方面早已习以为常、司空见惯的现象，当年陶行知却看得非常严重。当他留学归来做了大学教授之后，看到随着自己收入的丰厚，家庭条件变得优越，他的儿子们都变成了少爷，吃饭有人添饭，穿衣有人洗熨，睡觉有人铺被，什么事都不用做。在老妈子和佣人的服侍下，小孩子的手和脚都变懒了，触动很大。他认为中国人的大病都与手脚有关，其中一种就是读书人的软手软脚病，导致呆头呆脑。他的逻辑是，“小时候不能动手动脚，大的时候当然一切事要别人做；小的时候做惯少爷，大的时候当然做老爷。”甚而“今日卖国贼，哪一个不是当年的双料少爷！”

可以想象今天对陶行知的这个观点不以为然或不以为意的人一定不在少数，因为溺爱子女唯恐不深、一有条件就要让子女做少爷小姐的父母比比皆是，而且认为理所应当；又有多少从事教育及其管理的人，头脑中闪过要改变这种状况的念头呢？

陶行知对此是真痛心疾首的，甚至于他的著名的晓庄师范学校，其创办目的之一，就是为了这个啊。

作者

2009年5月4日于随园

我在无数个日夜，试图了解、涉入陶行知思想观念之河的源流；试图触摸、感受陶行知的心灵的悸动与情感的起伏。我在他的以及别人写他的那些文字中睃寻，徜徉，就像守着他的心脏血压监视仪，他的脉搏曲线的小小一跃，都会使我精神一振。

在我们当今这个时代，许多人已经不再怀有远大的社会理想，不再怀有做一个贤者圣人的高尚追求。惟其如此，历史上的那些热烈的理想主义者，那些怀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的人，那些对自己的人格与品行有相当自觉与要求的人，就愈发使我们产生怀念之情；使我们想起他们来，就不禁要肃然起敬。

为写陶行知，曾与他的四子陶诚先生有过电话及书信联系。陶诚先生为人豪爽、直率，耄耋之龄不改赤子之心，从他身上，我真切地感受到陶行知先生热情待人、予人以诚的性情的遗传；他与我谈陶行知，只说他的观点，并不干涉我怎么写作，由此我也真切地感受到陶行知先生尊重他人、与人为善的品行对子女的影响。

借此机会，谨向陶诚先生，向为本书花费许多心血的团结出版社么志龙副社长，表示我深深的谢意！

王一心

2009年10月于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