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年选将目光锁住纯文学的佳作精品，以其独具的民闻视野，爬梳整理着杂文的09年年度精品。它恪守纯文学阵地，坚持编选的民间视角，逐年梳理，逐年集粹，自成风格。

选本在传统阅读的基础上，打开了文学的多元生存空间，走的是平民化、大众化的阅读路线。它更多的是参与其中，而不是以客观审视或居高临下的姿态亲近现实，它关注生活，靠近民众的阅读心理。

文学佳作年选，对于专家来说，是文学流年的历史见证，是对作品流变过程的分类赏析；而对于大众来说。就是一种普及、传播文学的快餐。省时、便捷，各得其所。文学佳作年选，如同收割庄稼，割了一茬又催生了下一茬。文学似乎在年度的收割中长快了。当下的文学作品还未来得及尘封，便有人抢着为它搜微、存档、检索、点评，这不能不说是时代对文学的垂青。

本年选将目光锁住纯文学的佳作精品，以其独具的民闻视野，爬梳整理着杂文的09年年度精品。它恪守纯文学阵地，坚持编选的民间视角，逐年梳理，逐年集粹，自成风格。

序 “遍读”之难

阿 敏 仰视很“哲学”的领导

爱 军 信息公开了

安 宁 简历人生

安立志 “眼睛雪亮”与“不明真相”

鲍尔吉·原野 上帝的亲笔信

毕会成 历史真的只有那么点事儿？

毕诗成 欣慰与遗憾并存的袁伟民爆料

柴会群 女“许霆”是怎样炼成的

长 平 余秋雨破坏了君子协定

陈 章 也说美国大选花钱

陈 仓 远去的诗意

陈长林 有没有养生书号召不吃饭？

陈鲁民 倘若冯梦龙当编剧

陈四益 关于“扯淡”

陈先义 汉字不是干瘪的符号

刀尔登 我为什么不喜欢狗

邓 刚 幸亏狗不会说话

狄 马 奥巴马当选是谁的胜利？

丁 东 弱智是不是电视文化的宿命？

房连水 开场锣鼓打得没底气

冯日乾 娱乐，不止于死

冯永锋 世界为什么是干的

傅剑锋 与道德批评相关的媒体伦理

高 低 未完成的“测量”

高红十 不知道

葛兆光 中国味道什么味儿

瓜 田 呼吁成立“出逃贪官联谊会”

郭振亚 “盲人摸象”君莫笑

海 莹 像木鸡一样去战斗

韩小蕙 人之不复为人也

何家弘 “人肉搜索”与犯罪侦查的“群众路线”

何三畏 看孔庆东教授的“敌情观念”

和静钧 哪个经济学家向公众道过歉

洪 烛 “少不读鲁迅”

洪巧俊 杰弗逊住旅馆

侯志川 一次不民主的“重要会议”

黄 波 朱元璋的另类“偷窥”

黄一龙 杂文和民主

蹇庐氏 屁从嘴放

蒋 萌 赵本山的“文革”为农民争到啥尊严？

蒋元明 肠子与性格

蒋子龙 2008年的创意

焦 加 老去文章

孔 曦 贪官私房话

老 土 给医生一把枪吧

乐 朋 倘若毛公做了杂文家

黎 明 官员之死与“发来贺电”

李恩柱 舒芜的意义

李建永 杂说“三人行”

李景阳 当官的不会笑

李兴濂 古代马屁奇观

梁 衡 人人皆可为国王

林 希 真是“不得了”

刘 齐 婚书上的语录

刘 谦 那才是魔术啊！

刘诚龙 我娘与诸葛亮

刘吉同 按官“分配”

刘绍楹 老人为入狱而“抢劫”

刘效仁 拒授奥巴马荣誉学位的“惯例”

刘兴雨 忽悠忽悠我爱你

刘运辉 各式“爱国”

柳 萌 人生有悟不白活

陆士华 法律刚性来自严密

马少华 我们为什么都想当神仙

马亚丽 李白如果实现抱负

梅桑榆 话说“五。后”

牟丕志 老鼠与经济社会

南 北 大道至简

潘德东 今天我们怎样“祝福祖国”？

潘多拉 孟学农现在是老百姓吗？

彭 俐 收藏三则

乔新生 诺贝尔和平奖成了和平梦想奖

秦 海 永远闹不懂的概念

阮 直 神圣无聊最无聊

单士兵 你选择向谁致敬

商子雍 面对太阳，众生平等吗？

邵燕祥 牢头狱霸引起的联想

沈 栖 请告诉弱者“不可以”之后“怎么做”

盛大林 对“人肉搜索”如此说“不”

石 飞 从李鸿章的那口痰说“文化差异”

宋志坚 “区区”与“堂堂”

苏中杰 那是美丽的姑娘，不是妖怪

孙道荣 颈椎病的非医学因素

孙贵颂 “毛主席不是学农的”

唐 宋 “温和腐败”践踏了什么？

唐德亮 狗屎缘何变香？

陶短房 六十年，中国人看世界日益个性化

滕朝阳 空姐学哲学

田嘉力 赵本山和二花脸艺术

童大焕 官字两张口

汪金友 “贾君鹏的爸爸”逗谁玩？

王 晖 乡村“意见领袖”

王 琳 卿本佳人，奈何作贼？

王 蒙 语言的享受

王 汀 从今以后，仔仔细细地过

王国华 鼓浪屿上的字

王景山 说给凯歌同学听——关于鲁迅“大骂”梅兰芳

王开岭 让傻瓜活得好好的

王培元 黑衣人鲁迅

王乾荣 无“纯种”，有“特种”

王书亚 做个聪明的小丑

王学泰 从“不怕鬼”到“不怕兔”

魏得胜 语境

魏剑美 骂娘爱国者

吴 澧 人要站起靠自己

吴营洲 宝玉的“情”，以及“悬崖撒手”

吴兆民 “荒唐选官法”比较

吴志实 家住CBD

伍里川 “提前二十天售票”是一种裸奔

西 风 “操事件”中的零容忍和宽容度问题

肖复兴 谁带着孩子一起打碎了窗玻璃

谢浮名 李银河有夸赞王小波比鲁迅伟大的自由

熊培云 白领为什么羡慕农民？

朽 木 忽悠“东方亮”

徐 强 理想的高低

徐 昕 这个可以知道

徐怀谦 需要第一个站起来的人

徐迅雷 论大师文怀沙的没有倒掉

许身健 满文军作证与“亲亲相隐”

许石林 圣贤在谁家

薛 涌 中产阶级需要微型房理念

薛林荣 北京来的电话

鄢烈山 警觉自我感动

严 瑶 “三巨头”认错

严宝康 沉“妖”泛起

严家新 今孔子后代最不该姓孔

阎 纲 不三不四的“研讨”

杨学武 想当罗马市长

叶延滨 意外之得

于 坚 少许

于藏东 牛婆婆写给媳妇几的信

曾 颖 人生的自助餐

张 鸣 大师别颂

张 炜 一棵树

张心阳 “爱国主义”不是救命稻草

张雨生 一座“水韵·森林之城”的忧思

张远山 新老绅士

赵健伟 一个草根艺术家的哲学思辨

赵健雄 米尔克：另类的权利

赵毅衡 “晕书综合征”

郑连根 野鸭逻辑与道德整肃症

周 濂 暗夜微光

周 琼 经济学家的馊主意

周士君 帕夫利克式悲剧

周筱赟 “为地球熄灯一小时”的闹剧

周泽雄 一个耳光与八个主义

朱 晖 大师什么最大

朱大路 两难

朱健国 从《潜伏》看关公

朱铁志 说“门”论“道”

一个中学教师站在电视台的史学讲坛如此之长的时间且尽享史学家的荣耀，已经让史学界人士颇为尴尬了；而今又加上一位“八。后”推出拥趸无数的《明朝那点事儿》。作者自陈，这洋洋洒洒的数十万言，不过来自他每天两个小时的历史阅读与思考。他进而揶揄那些治史动辄几十年的史学教授：作为一个学科的历史真的需要投入那么多的精力吗？

看这些名利双收的书市新宠在历史学的后花园里跑马圈地，之余还对花园的守护人出言不逊，备感无奈，却不得不承认：历史不就那么点事儿嘛！

中国史学作为近代学科体系中的国学，作为与古希腊并称的史学传统，作为史官文化统摄下吸纳民族智力最巨的制度性领域，却至今未能建立起一套“属己”的概念术语系统，以致贩夫走卒、三教九流都可以在不必交代入门口令的情况下长驱直入。它在成就大众智力游乐场的同时，却不能不令人质疑它是否确立了一个当代学科起码的学术边界，是否具备了学术“自足与自洽”的品质，是否形成了一种殿堂文化应有的与民间文化之间的张力。

中国的史学传统与古希腊双峰对峙，在理路上却大异其趣。希腊专业的史学著述仅限当代史范畴，或至多补缀少许的能为“理解之同情”所穿透的过往史实。所谓前朝轶事整体上被排入神话的畛域。古典中国的历史叙述正好起步于希腊史学止步的地方，官修史书的制度性惯例专以前朝史为内容。由此产生的旨趣之迥异在史学起源处颇可玩味：如果说希腊史学的诞生意味着“历史神话化”，中国治史走向则是“神话历史化”。只须提及，德国业余考古者海因里希·施里曼仅仅依据《荷马史诗))的上古传奇，竟完整地发掘了特洛伊古城，你就可以意识到希腊神话作为历史的巨大价值。而在中国，一味代前人修史的结果，最终是将史前传说演绎为言之凿凿的信史，以至中国的历史言必始自三皇五帝。

我无意于对这两种史学传统作孰优孰劣的评判，这种评判必然牵涉到的价值预设不在本文的旨趣之内。我想指出的是，置于希腊史学传统的参照之下，“神话历史化”的中国史学惯力必然引向历史写作中“文史不分家”的联姻格局。这种格局从“史家之离骚”(《史记》)起即趋于定型。它的当代延伸则是传媒时代“戏说历史”风气的衍成，是一些中文系教授在“准评书联播”栏目中哗众取宠的学术娱乐化景观的完成。中国史学先天的散漫气质正适合由说书人来呈现。

“神话历史化”，即以历史驯化和收编神话，既粗暴地取消了一种文化的童年，伤及文学的想象力之源之基；又是对史学自身严谨性的戕害，这种戕害之巨之深之不堪回首使谋求学科独立的史学，宿命般地采取了矫枉过正的决绝姿态，不仅远离了文学，甚至远离了人文领域本身。从文史不分家的妇道中解除婚约的历史学转而投向自然科学的怀抱，并甘愿做了后者的小妾。

不必讳言，当代中国史学研究迟迟走不出近代史学独立之初的实证主义阴影。许多史学家自鸣得意于一孔之见，整日埋在故纸堆里皓首穷经地捡拾古人之遗。在史学界，每一个戴套袖的古籍抄录员，每一个持放大镜的文本甄别者，每一个考证文本之间关系的人都侧身科学家之列。他们把信念安放在一份叙述之中，其中的每一句都有一处“第一手材料”作依据；事实上，如此工作并不比集邮或贝类收藏有更大的科学价值。醉心于寻找死魂灵，丝毫无助于对历史的生动理解。只关注已死的过去，那些一去不复返的“事件”；而不是仍旧活在当下的过去，那贯通古今的以改变了的形式被结合在现实中的“过程”。这种症候尤其表现在史学领域方兴未艾的计量化倾向，这一西方史学范式的“明日黄花”，在中国庶几成为历史研究学术性的唯一标志，无统计数字、抛物线图或柱形图的史学著述几乎有愧“科学研究”冠名的正当性。由此形成的悖论是，史学研究的量化倾向比社会学还要彻底。当代社会研究尚且无法做到的量化研究的彻底性反倒在对过去社会的研究中实现了。一个原应是灵性熠动的思辨空间，现在却到处充斥着机械的计算！

黄仁宇在论及中国古代何以不能自发地产生资本主义伦理时，曾把簿记制度在中国传统商业社会中的阙如作为其核心理据。当代的中国历史研究者却为我们的过去补上了一笔笔貌似翔实的会计流水账！

于是，在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和年鉴学派的《年鉴》杂志相继摆上西方中产阶级的床前案头，供他们进行智力操练的同时，我们走向类似场所的却只能是《百家讲坛》的讲义稿和石悦的《明朝那点事儿》。那些言而无文、言而无物、言而无人的历史学专著或刊物，则只是学院同行们在敷衍体制内的科研指标时，才去功利性光顾的场所。

但是，历史真的只有那么点事儿？P11-12

读了一本书，刀尔登先生的《中国好人》，2009年2月第1版，看来是新著。缪哲先生在该书《序》中说：“这集里所论的，大多为古事；然而所见每与我们听说不同。”这个“我们”，不知包括哪些人？本人读这书，觉得自己也算一个吧。可刀先生令我服膺的，不是他的“所见与我们不同”，很多人之“所见”，也多少每与“我们”或“我们听说”不同呢；我最钦佩的，是他的学识。

刀先生文中，往往有断语式叙述——如说韩愈，“一生事迹，果然好人，至少道德水准在水平以上”，“自古及今，文章能写得如此之好的，能有几人”；如说屈原“作了《天问》，两千年间的学人，则共同创作了一部《不问》”……刀先生这样说，就要熟悉韩愈一生事迹，把自古及今文人的文章，与韩文作一番细比；也须把两千年问学人的文章研读透彻，方可得出他们共同创作了《不问》的结论——这腹笥的浩如烟海，不能不令人惊叹！

经朋友介绍，我从网上看到一篇批评杂文作者和杂文的大作，据说很有影响，所论范围挺大，也爱下断语。文章把杂文作者分为三类，即文坛耆宿、媒体编辑、教授学者，分别点了众多人名。论者说第一类人，“倚老卖老，寻个由头儿，兜售点儿历史典故知识杂碎，字句繁冗絮叨，篇章圆滑中庸”；第二类人是作者“最不屑”的，因为他们“占着那‘一亩三分地’，弄点报刊上的下脚料，敷衍成篇，本是习作练笔之文，却仗着‘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便利，一篇杂乱小文到处开花、遍地结果”；第三类人，则“以杂文为旌幡，遮蔽着自己学术的笨拙浅疏，搭建着自己跻身名流的高梯，护卫着自己在学府里的金字招牌”。其实杂文作者除此三类，还有别类，这位先生也许无暇顾及，但口气还是读遍当今杂文的意味。不管怎样，作为一个杂文作者和编辑，即他划定的第二类人，他这个论断，看得我直冒冷汗。

不过还好，这位先生刀下留情，这样全称判断、一锅烩了之后，仍从“锅”里捞起可入他法眼的两位青年才俊，称之为“杂文干将”，夸赞一番，叫人不至于太过沮丧。对另外五六位，似也有所不忍，认为他们的杂文，“还是有可读性”的，不过“近来没有什么有力量的东东了，在炒冷饭”。所以我的汗，稍敛，又流了下来……

流汗归流汗，我认为上面三类杂文作者对这位论者，没必要反唇相讥——这是我一贯的观点。想来还有更多狠批杂文的文章，如果我读到，也会取这种态度。

前数年，网友评选娱乐圈“十大丑星”，某上榜明星，略欠幽默细胞，把“丑”简单理解成其貌不扬，说爹妈给的，咋啦，于是打起人格权、名誉权官司。其实只要不是侮辱诽谤，血口喷人，那明星就没有理由、也不必要对“丑”如此较真。你是明星，在公共舞台和大众传媒亮相，就要经得起众人评头论足，哪怕品评你的长相——这是你必要的“牺牲”。不想让人家议论，就躲在家里别出来登台表演；而即使在家，你爹妈和兄弟姐妹，也难免对你的言行有所说道。

杂文作者写了文章，放抽屉里，没人会对它说三道四；拿去发表，作用于读者眼睛，刺激读者的神经，还能让人家没有反应？反应，即有毁有誉，纯属正常。当然被毁则报，被誉则默，属人之常情；不过我不赞成当今文化圈某些名家所持的那个动机论——别人对他们大作稍有批评，就指人家“借名人出名”，或“企图以批名人的小文赚点可怜的稿费”，云云。你先别管人家动机，只看那批评是否讲理，有哪些意见值得汲取。可以争辩，不同意他观点，也可以“报”，却不必气急败坏，至少讲点儿风度。

徐志摩当年批评鲁迅说：“先生的作品，说来大不敬得很，我拜读过很少，就只《呐喊》集里两三篇小说，以及……《热风》集里的几页。他平常零星的东西，我即使看也等于白看。”陈西滢更说：“鲁迅……的文章，我看过了就放进了应该去的地方——它们就不应该从那里出来。”瞧这两位口气，何止“大不敬”呢？但是鲁迅对这种轻蔑，持啥态度？他平静地说：“我总算已经被中国现在‘有根’的‘学者’和‘尤其’的思想家及文人协力踏倒了。”断言鲁文“不应该出来”，欲褫夺鲁迅的表达权，便有霸道意味——国民党还没有禁得住鲁迅文章发表呢——还不是“踏倒”吗！可鲁迅并没有指徐陈二人“借批评鲁迅以出名”。

上述这位论者，大概还没有悉数“踏倒”杂文作者的意思，我想他也没有“借批评‘文坛耆宿’而出名”的怪想法。鲁迅都批评得，今天哪怕是“文坛耆宿”，也不应有批评的豁免权吧？批评者就是发一个言，口气冲了一些，论断大而化之了一些。但他给了我一个警醒——还有人对杂文作者和杂文现状，如此愤慨不满，确实值得写杂文的人深长思之。

我权将这位先生的大论，看做对杂文作者的恨铁不成钢吧。他分别用“精神撒娇”、“卫道士的说教”、“没有新见解新思想”、“满纸废话”、“在及格线之下”等断语，定格各路杂文作者的作品；而他眼里的标准杂文，是“具有烟火气息，要纯正激昂、痛快淋漓，有鲜活灼人的真声音在里面”的，所以现有杂文，“没几篇上得了版面”。可不少报刊老是首发或选发杂文，每年还出几册“选本”，显然是荒唐之事。

不过我觉得，当下“激昂、痛快淋漓，有鲜活灼人的真声音在里面”的杂文，还不是没有。我举个例子——收入本选本的孙道荣所写《颈椎病的非医学因素》。作者说：“今天的人，低头多了，抬头少了……看近的多了，望远的少了……哈腰的时候多了，挺胸的时候少了……点头的多了，摇头的少了……东倒西歪的时候多了，挺拔威仪的时候少了。”他推论出，今天人们的“非医学因素颈椎病”，即由此而得。也许有人认为该文不激昂，不痛快，不鲜活，是假声音，没关系；但我觉得它至少有点儿“灼人”，而且总不能指它是“卫道士的说教”吧？它说如今人人皆君子，万“病”概无，更没有这类“颈椎病”，才不算“卫道”吗？又，周濂在《暗夜微光》一文引季羡林话说：“歌颂我们的国家是爱国，对我们国家的不满也是爱国，这是我的看法。”也够“灼”的呀。这后半句，在过去铁定“反道”，是咱们不敢说的，好在如今出自总理看望过多次的季泰斗之口，且引无妨。例子多多，我只举这两个；还有很多杂文也许少见“真声音”，咱们唯有努力。

至于“纯正”，是挺吓人的。纯正就是百分之百。据说当年王明自诩“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已成笑柄。今天杂文如何才能爬上“及格线”，达于“纯正”，这“及格”和“纯”，又由谁决，大多作者恐怕不明所以，也难做到，我想等这位先生详细论证以后，咱们再朝这个方向奋进。

而“没有新见解新思想”，倒是个大问题。现在的杂文作者，很多时候确实只是重复前人思想、既有道理；不过我以为把某一伟大思想，在某一点上“重复”得略有心得，有所发挥，就满不错啦。现在连最寻常道理，很多时候也不被承认，或被肆意歪曲呢。回到常识，并不要什么新见解、新思想，可往往挺难。收在这个选本里的苏中杰《那是美丽的姑娘，不是妖怪》一文说，小和尚想看美少女，是不是人之常情和人们的常识？可老和尚硬指那美女是“妖怪”，禁止小和尚想和看。所以目下一再重复常识，揭一下盛行的瞒和骗的厚皮，能缜密委婉地、令人信服地论证谁是“美丽姑娘”，谁是“妖怪”，或者干脆直通通地明言“是”或者“不”，像那个说皇帝没穿衣服的小孩，就很了不起。而能出“新见解”、“新思想”者，即是鹤立鸡群的思想家——可古今中外一共有多少人堪称思想家？连鲁迅，对有人给他戴上“思想家”桂冠，尚且敬谢不敏呢。也许当下每一位杂文家，都应该争取做一个思想家，但是在成为思想家之前，却不能不让他以现有脑袋思考，也不能不让他写杂文，并且拿常识说事儿。我同意张燕玲在《关于鲁迅文学奖·散文杂文奖答记者问》中说的，“不少杂文，还在拘于一事一议的小格局中”；而杂文要“在精神上与现实对应，在文本上真我相见”。这要求就现实一些，免得用“新见解、新思想”的高寒，把作者冻僵。

说到“具有烟火气息”这提法，指杂文的战斗性吧？战斗性挺好，道理无须多说。我每年编一个杂文选本，自认找到和收到的杂文，很多还是具有一定“战斗性”的。但是有的杂文，战斗到“烟火气息”稍烈了一点儿，我不敢选；有的我并未闻到太多“烟火气”，却被终审者以“烟火”味甚浓而枪毙；并且我揣测，几乎每一位作者，在作文之前或之时或之后，都掂量再三，或多或少地先行灭掉了一些估计会影响发表或招致麻烦的“烟火气”。经如此三番五次打磨，即使作者心中仍有点“火气”，其文也很难“冒烟儿”吧——因此离上述这位论者要求，似乎远了一些。而战斗性，也不一定高喊“打打打”、“杀杀杀”，只管放机枪，非得“具有”刺鼻熏眼的“烟火气”不可。鲁迅说过，“血的应用，正如金钱一般，吝啬固然是不行的，浪费也大大的失算”。战斗不是小孩子使气，要扎实立定脚跟，为避免无谓牺牲，很多时候须躲在掩体里，瞄准对象，有的放矢，方可取得战绩。这是鲁迅在他那个时候提倡的“壕堑战”战术，今天杂文跟令人触目惊心的腐败现象作斗争，也用得着。请看这个选本收入的刘吉同《按官“分配”》一文，用那么大篇幅，历陈某些“公仆”，是如何按官阶大小“分配”小汽车、办公室、住房、子女工作岗位、请客款额、出游地域、土地、矿藏、学位乃至二奶的。这里前三项，我想作为中国老百姓尚可理解和接受，后面的，按常理就十分荒唐，十分不堪，十分令人匪夷所思了，可这在当今官场，却司空见惯。而作者只是“引述”，并注明见于某月某日某媒体，事实俱在，谁也不能说他“造谣惑众”。文章结尾也只说了句实话：“这哪里是什么分配，分明是权力掠夺，人肉宴席。这是在喝老百姓的血，要共和国的命。”似乎有了点“烟火气息”，可一个“这”字，圈定了“烟火”并没有弥漫燃烧到“广大”干部，有理有节，谁也不能诬作者“丑诋人民公仆”。而且他站在国家立场发这番议论，虽然激愤了一些，你总不能说“喝老百姓血”、“要共和国命”的那帮家伙无罪，表达了悯民和爱国主义情绪的这位作者，反而有罪吧！

文无定法，定评也难，你认为好的，他没准儿觉得挺糟，这都正常，是所有文章的宿命。但是我想，包括上述论者在内的一些好心人，是不是对杂文和杂文家的要求，有点儿过高？就说“战斗性”吧，杂文只是口诛笔伐，不可能置人于死地。跟恶势力斗争，最后起决定作用的、解决问题的，并不是杂文，即是说，言论的作用，终究有限。如今信息时代，杂文很多时候速变速成，更像时评，通过便捷的网络，揭露腐败分子，抨击社会丑剧，一时颇能形成舆论风暴，对某些特定对象，形成一定舆论压力，但往往只是热议一番而已。即论“按官分配”，不是刘先生写了这个短文，或者别的人写了更加鞭辟入里，更富于刺激性，更“具有烟火气息”的大作，人家就不“分配”了。

毛泽东1948年12月17日写的广播稿《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我认为也算一篇俏皮的上好杂文。文章对敌首说，“你们当副总司令的，当兵团司令的……应当体恤你们的部下和家属的心情，早一点替他们找一条生路，别再叫他们作无谓牺牲了”，敦促垂死挣扎的敌人投降。可是如果没有像文章指出的，“你们只有那么一点地方，这样多人挤在一起，我们一颗炮弹，就能打死你们一堆人”这个事实，对方还在乎你苦口婆心的“提醒”或“敦促”吗！这是一个战场，就全国来说，对国民党最后打而垮之，靠的是“百万雄师”“追穷寇”。

同样道理，鲁迅也说过，北伐时期，“孙传芳所以赶走，是革命家用炮轰掉的，决不是革命文艺家做了几句‘孙传芳呀，我们要赶掉你呀’的文章赶掉的”，“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当年包括鲁迅在内的杂文家，用比诗“尖厉”得多的杂文猛烈投击孙传芳，也没动了孙大帅一根毫毛。

再说去年发生的“周老虎案”的余波。周正龙造假案定谳之后，网络报刊，一再呼吁有关方面必须解开其中一些“明摆着”的“疑点”，在惩罚周正龙同时或之后，依法查处策划、怂恿、包庇周某造假的关键当权者，制度呀，法律呀，分析得不可谓不头头是道；可相关方面，硬是装聋作哑，至今不开尊口，令无疑之“疑”照疑，相关当事人依然逍遥法外，眼睁睁看着事件不了了之，你却能怎么着？

但杂文可以影响人心，是不假的，只是我看到的当下杂文，很多还不能尽如人意。如张燕玲说，咱们还不“具备鲁迅强烈的不妥协的奋身孤往的批判精神”。咱们只管继续学着“不妥协”吧。从这个意义上，咱们要感谢上述那位论者对当今温吞水杂文的严厉批评。

我不是杂文总管或裁判，每年却要编一册杂文选本，还要写序，便觉得选文难，作序更难。这里水平、眼光是一个问题，阅读范围更是一个大问题。我可以依我的心思选文，哪怕它只是一个段落、一种视角、几处警句刺激了我，正中我下怀；但面对包括网络在内的万千媒体，我不能像鲁迅对编辑所要求的，“掌握更全面的情形”，一定有太多我愿意选入的文章，遗漏了。写序，我更无法高屋建瓴，总揽全局，而惮于下“总体态势”、“发展趋势”之类的结论。就说上述那位批评家的大作，已经引起轰动，若非朋友介绍，我却差点儿无缘拜识。所以我一直钦佩那些下了断语，满打满算一年或更长时间杂文总账的大论，但是也有个疑问——不知论者可看尽了这个时期的杂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