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实生活中汲取题材，对人生和生命作不懈的求索，显示了与现实精神并存的理性精神的力度。《胭脂盆地》一改简媜往日作品的风格，在众多诙谐得有些浮夸的句子里，隐藏着深沉的哀思，使流于表面的趣语掩饰了藏在骨子里的悲恸。

简媜以散文知名，其文字曾经入选海内外多种文学选本，获得过台湾岛内三大散文奖。简媜的散文颇具古典文学的素养，传统浪漫的情怀，而又带着现代主义的虚无思想及后现代的解构观。

处红尘自有俗世的修持法，以自己的生存体验作为观照台北人生活现象的契机，使得简媜获得了《胭脂盆地》里极其独特的洞察角度。  书中记录了一个尚未根治飘泊宿疾的中年灵魂“我”在名为“台北”城市里的见习生涯。

简媜从这开始，将关注的焦点从早年抒发个人经验的内省，转向近年对城乡差距、浮世人情的观察。

本书曾获第二十届台湾文艺奖散文以及台湾联合报“读书人”最佳书奖等。

残脂与馊墨——序《胭脂盆地》

赖活宣言

赖活宣言

他们俩

大忧大虑

给孔子的一封信

瓜田启示录

老神在在

天堂旅客

三只蚂蚁吊死一个人

谈挫折

畸零生活索隐

请沿虚线剪下

食字兽的宝贵意见

销魂

意念传输器

黑色忍者

幻想专家

艺术店员

请从此行写起

肉欲厨房

啊！

记诵旧景

流金草丛

银发档案

老歌

春日偶发事件

转口

子夜铃

迟来的名字

大踏步的流浪汉

串音电话

黄金葛牵狗

面纸

当月光在屋顶上飘雪

阿美跟她的牙刷

密音

铁筛

终结者

临时决定

人境

果冻诺言

胎记

不公开的投影

出租车包厢

古意

麦芽糖记录——给儿童

废园纪事——给正要离家的女人

暗道之歌——给狗儿

大踏步的流浪汉——哀王介安

停泊在不知名的国度

阳光照亮琉璃砂——沙捞越纪游

停泊在不知名的国度——法国纪游

赖活宣言

我发誓，我是个彻头彻尾的悲观主义者，可悲的是，没人相信这话。那些自诩是亲密战友、终生良伴的好友们一听到我的论调，总会破口大笑，不择手段地讥讽我的信仰。我现在悔悟了，好朋友就是上帝派来打击你的密探。

所以，当某杂志的编辑小姐向我邀稿，写什么“面对新世界的新心情”时，（她显然情报错误，才下这种乐观进取、让人手舞足蹈的题目给一个悲观主义者。）我的心情非常复杂，一方面基于朋友应互相欣赏、支持的铁律，很乐意当“消防队员”；另一方面，昧着良心强颜欢笑去写乐观心情有违我的原则。（还好，年纪愈大“原则”愈弹性！）我的确答应准时交稿，我的确没交稿。在第三通催稿电话中，她温柔地质询着：

“你不是说很乐意当‘消防队员’吗？”

“原则上是，”我说：“可是忘了讲下半句，我常常会变成‘拖星’！”

“拖星？”她的语气仿佛在质疑一根泡湿的火柴棒还能发出火焰吗？

“拖稿巨星，这是编辑行话，专门指那些坏胚子作家。我可以教你怎么算出每个作家的‘拖稿率’！”

她显然对这不感兴趣，只关心什么时候交稿。

“明天的明天一定交，再不交，我就是小狗！”

这时，她讲了一句令我痛不欲生的话：

“你变成小狗，对我有什么好处？”

我相信她将是非常优秀的编辑大将或一流的讨债高手，因为缺乏同情心。而我除了乖乖交稿，再也不能耍出“你罚我跪汽水瓶盖、你租流氓揍我算了”之类的赖皮伎俩了。

（挂电话之后，我有三秒钟“被迫害”的沮丧感，于是立刻拨电话给欠我稿子的Ｗ君，以资深编辑的口气说：“三天之后，如果我没有看到‘您’的稿子，您知道狼牙棒的滋味吧！”讲完后，通体舒畅。）

于是，我想到一个人。

有个朋友，如我们所知的悲惨通俗剧的男主角，他不小心住在台北，不小心结了婚又不小心生了两个嗷嗷待哺的可爱儿子又不小心贷款买了车子、房子（什么子都有，就是没银子），最要命的是，他还不小心是个诗人。浪漫是非常可怕的东西，使他像对统一发票一样每逢单月就发作一次，不小心加重肩头负担。除了在一家小公司上班保有固定且微薄的薪水之外，他也在两所专科学校兼课，又每周飞东、西、南部补习班教数学。他在飞机上写诗，诗愈写愈短（接近俳句），人愈来愈胖。而且由于飞机坐太多了，每当他想运动时，就不小心做出空中小姐示范穿救生衣的动作。

在一次夏季海滩之旅，我看到他穿一件非常鲜艳的印着菠萝、西瓜图案的夏威夷衫，框个大墨镜，大八叉仰卧沙滩上正在哼《离家五百里》那首老歌，捏扁的可口可乐罐很委屈地歪在肚子上像个怨妇。他哼两句，唱一句。我突然觉得整个海滩都不对劲，也许是炙热阳光照在菠萝、西瓜衬衫上令我不耐烦，也许那首老歌勾起潜意识底层某些不愉快的记忆。我站着看他，仿佛看到他的美丽妻子正与两个可爱儿子手拉手站在他的头顶上空跳舞（仔细看，还看到他的老爸老妈、岳母岳父、小姨小舅……）。他继续唱一百里、两百里、三百里……我又突然想起卡缪《异乡人》中海滩、阳光、枪杀阿拉伯人的情节。（如果手上有枪，说不定会在不可抗拒的蛊惑下枪杀一个正在哼《离家五百里》却丧失离家资格的墨镜诗人，他的歌声太像在对命运之神诉苦，而我责无旁贷的应该是拯救苦难同胞的狙击手！）

我坐下来，继续啃义美红豆牛奶棒冰。（很遗憾它不是枪。阳光是冷的，棒冰是烫的。我讨厌棒冰。）于是，像通俗剧的发展，我开始跟他“拉擂”。（聊天、扯皮、搅局、调戏之意。例如：海基会与海协会正在“拉擂”两岸事宜；老板与总经理正在“拉擂”加薪比例。）

“嘿，墨镜诗人，什么时候出诗集？”

他这才发现我，坐起身，褪下墨镜，抹一抹眼屎，弹个花指，又戴上：“没人肯出。”

“你知道问题出在哪儿吗？”

他很正经地以两坨大墨镜对着我，使我原本想说的关于文学人口如何流失的严肃意见消散，被那两坨墨镜勾起突梯、滑稽的想象，于是我伤害了他：“你的诗只有盲人才看得懂！”

我大笑。没想到他比我还乐：“也不错啦，重见光明。”

我笑不下去了，这家伙是个无药可救的乐观主义者。就我的逻辑而言，从墨镜联想到盲人、墨镜诗人的作品只有盲人才看得懂，是基于无法用红豆牛奶棒冰枪杀他以至于改用吃红豆牛奶棒冰的嘴说话伤害他。某种程度而言，等同于枪杀了。而他整个扭曲我的原意，他认为他的诗可以使盲人重获光明。

我感到无趣，叹了一口气。

“你有没有看过我儿子的照片？”

他从海滩裤口袋掏出皮夹，打开，抽出照片，我接了，看一眼，还他，“很可爱。”我说。（我比较有兴趣的是皮夹内的卡，信用卡、贵宾卡、通提卡、挂号卡、打折卡……卡愈多表示被“卡”得愈紧。他的卡蛮多的，刚刚瞄了。儿子有什么好看的，满坑满谷的小孩子，在地球上。）肮脏的海水浴场，海浪机械式地扑向沙岸，嬉闹的孩子们框在救生圈里玩水，男男女女的泳衣肉体追逐五彩海滩球，不远处飘来烤香肠的气味……我觉得腻，这个世界太痴肥了。这就是人生吗？这就是我们所热爱的混账人生吗？

在我陷入严重疏离状态时，他唠唠叨叨说了些银行贷款、保姆费、牌照税、保险费之类的混账名词，我非常不耐烦，几乎要用我尊贵的左脚跩他那圆滚滚的肚子时（对不起，插播一下，悲观主义者通常有暴力倾向。）有一句话把我拉回现实，他说：“我的人生剩什么？混吃、赖活、等死，就这回事！”

好险，幸亏没跩，是个同志呢。

“欸，你干脆写一本《赖活手册》算了，别写诗了。”我兴奋地说。（狗改不了吃屎，编辑改不了拉稿。）

他有精神了，侃侃而谈现代台北上班族——尤其像他一样“五子登科”每月至少十万才能打平（加上侍奉父母、红白献金、弟兄弹性借贷）的中年男子随时随地充满疲惫、无力感，赚钱速度永远赶不上花钱速度，只看到脚下荆棘嗅不到远方玫瑰。（大概指没能力奉养“外婆”——外面的老婆）为了薪水及劳保，不敢对老板拍桌子摔板凳；为了孩子，不敢对老婆大小声，狗还有狂吠的自由，他不如狗。

“所以我跟自己讲：老李啊，”他说：“你就认了吧，一辈子当乖宝宝，万一有一天‘过劳死’了，大家会说你是个‘好人’，跟你鞠躬！”

“是。”我说。“不是。”我又说。（有什么差别？坏人的灵堂放黑白照，好人放彩色照？也许好人收的奠仪多一点！我偷偷觑他一眼，太绝望了，他那张脸准收不到好价钱的。）

“还能怎样，赖活嘛！”他几近自言自语，不停地捏那口空罐，挤牛奶似的：“比方说搭飞机，你以为我不怕啊，怕得半死。转个念头，摔飞机也不错嘛，捞个百来万给儿子当教育基金，说不定我还变成徐志摩第二咧！”

“是啊是啊，诗还选入国中课本，两大报给您做‘寿版’，风风光光的！”我奉承着：“扯远了。我们这些饿不死吃不撑的都会小市民太需要您这种睿智的赖活哲学，讲真的，说不定这书蹬上排行榜，您下半生就靠它吃穿了，而且，有能力养几个热呼呼的‘外婆’！”“外婆不是只有一个吗？”

这家伙太纯洁了。

如同我们所知的狡诈编辑与伪善作者的“拉擂”关系，墨镜诗人最后答应给我一本《赖活手册》。（就这点而言，我觉得自己挺卑鄙的——这话别往外传，免得毁了我的一世英名。）不过，光阴似箭、日月如梭，那家伙从此杳无音信，也不知正在“赖活”呢还是正在写《赖活手册》？

我的嗅觉告诉我，这猪八戒一定躲到飞机上写诗了，他始终相信他的诗可以使盲目的人重获光明。

提醒我，下回碰到别忘了跩他个二百五，悲观主义者通常有暴力倾向，在我们这个充满奇迹的城市。P2-8

毕竟是一件小事。那日清晨，打开大门，看见整夜狂啸的台风把盘踞两户二、三楼雨檐的数万朵焰红九重葛与砂土同时烙满我的门墙、玻璃窗。忽然，我被这样的暴力撼动，一种接近毁灭的美感，一种冷酷的纠缠。顿时浮现“残脂与馊墨”的意象，我想，就用这几个字保留那幅景致，顺便标示这本书的出版心情。

这是第十本散文集，大量记录了台北盆地；或者应该说，记录一个尚未根治漂泊宿疾的中年灵魂“我”在名为“台北”城市里的见习生涯。这样说的目的，为了画蛇添足地指出收入这本书的故事，或多或少糅合虚构与纪实的成分。在散文里，主述者“我”的叙述意志一向被作者贯彻得很彻底，这本书不例外，但比诸往例，“我”显然开始不规则地形变起来，时而换装改调变成罹患忧虑杂症的老头，时而是异想天开写信给至圣先师的家庭主妇，时而规规矩矩地说一些浮世人情。

虚构与纪实，或许这就是台北给我的一贯印象，她常常真实到让我觉得那是个庞大的虚构。在台北过日子，需要具备萍水相逢、当下即是的修养。譬如你刚喜欢上一家餐馆，下次去已是柏青哥游乐广场；譬如刚记住一对新婚夫妇的电话，下次通话对方宣布已“分居中”；譬如刚打听到朋友任职的公司，打电话去获知“刚离职”。这一次与下一次的时间间隔有多久？对现代台北人而言，可能十秒，可能二十年。置身台北，我们必须开发的不是记忆能力，而是遗忘的速度。

也因此，在散文世界里自行归入抒情族裔的我，以流幻笔墨描述时常擦出虚幻冷烟的城市时，不免双重逸走。我鲜少记录可以与报纸、新闻相印证的流年大事，我迷恋的是长年处于基层的小市民生活圈，他们的一生跟改造社会的巨大力量沾不上关系，却任劳任怨地活着，被决定着。每年清明节一定去扫墓、按时汇款给大陆亲人、忍受塞车之苦上下班、烦恼的时候到行天宫抽签、怪自己不会赚钱所以买不起房子或一天做三份工作为了房屋贷款。他们死的时候有法师或道士诵经。

《天堂旅客》、《转口》、《面纸》、《阿美跟她的牙刷》、《给孔子的一封信》、《迟来的名字》……都是在这种迷恋的背景下写的。我乐于用抒情的文字保留他们的容颜与情感，他们的艰难与慈爱。

只有自己才明白迷恋的根源来自于农村情结，在无法重回“已消逝的美好古代”之下，转而在繁华都会寻觅可以投射的人物；而我有理由相信他们大多是经济浪潮翻腾后分批自农村移入台北、尚未发迹的第一代或第二代。尤其是第一代，步入垂暮之年的，我对他们的情感无疑是农村时期乡亲大架构的延展。只有如此，才能解释为何关于他们的篇章“银发档案”，总是沾染悲调与灰彩，甚至出现舐犊之情。

除了少部分奉天承运继承“田侨”身份的第二代，大多数隶属五○年代后期至六○年代初诞生的这批人，不管套用“雅痞”、“单身贵族”、“丁克族”（夫妻双薪无小孩）、“三民主义信徒”（一夫一妻一子）或“双子星”（两个小孩）……等时髦称谓，都很难掩藏他们大部分是“都市新贫阶级”的事实。这批人归属“旧人类”尾巴，没摸到“新人类”的边，且逐渐成为“新新人类”叛逆的对象，不免有各种救亡图存的指导原则出现，《赖活宣言》里，那位墨镜诗人是个代表。

这本书的原始创作期长达五年左右，从零星篇幅到分辑整编，依例砍砍杀杀。五辑篇章各寓其旨，也各具声调；从辑一“赖活宣言”青面獠牙式的讽喻到辑四“大踏步的流浪汉”之感伤，有明显的落差。我想，留着也罢，好比年迈者追忆往昔，常常也是过度的怨怼夹杂无节制的缅怀。

台北有一种诡异的胭脂体味，仿佛一块混合各式花精的香膏，无意间掉入发皱的废池塘，慢慢在雨淋日晒中舒放，活起来，云腾腾地蒸出妖雾，学会俘虏路人，让他们在狂野与守旧之间受苦、在混沌与清明中轮回、痴恋与遗忘里缠缚、在神圣与庸俗的夹缝喘息、背弃与归航间踯躅、在绝望与憧憬中不断匍匐。

故，名之为《胭脂盆地》。

一九九四年八月于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