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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为什么伟大和不朽？本书论经典的条件与大师的修养。

文学因何而伟大？——这并不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所谓“知之非难”。

怎样才能写出伟大的作品？——这意味着艰难的考验，所谓“行之难也”。

本书第一部分的，是谈论外国文学的文章，而其中大部分，都与俄罗斯文学有关，另外一部分涉及的是一些外国作家和作品的“问题”。第二部分的话题围绕批评展开，通过这一组文章，分析和揭示那些被种种假象遮蔽的问题，内中虽然多有拙直、迂阔之论，但也可以见出作者对当代批评的困惑和思考、焦虑和希望。第三部分关涉的，大都是当下的作家和作品现象(除了关于《金瓶梅》和《色戒》的两篇文章)，——这些文章其实包含着共同的意图和指向，即试图通过对具体作家、具体作品的分析和研究，来揭示健全的写作应该具有的态度和立场，应该选择的路向和尺度。

文学的缘故(自序)

真正的天师

经典的律则

文学上的唯美主义与功利主义

祝福感与小说的伦理境界

站在恺撒的对立面

俄罗斯经验：文化教养与反对庸俗

忏悔伦理与精神复活

文学与政治的宽门

文学之病与超越之路

托尔斯泰难题

美好人物及其伦理意义——以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例

契诃夫：一只低掠水面的海鸥

朴素而完美的叙事经验——全面理解契诃夫

高尔基为什么贬低果戈理

傲慢与黑暗的写作——评《尤利西斯》

为什么是库切

论批评家的精神气质与责任伦理

文学批评的绝对命令

猪舌检察者与批评豁免权

小街上的面包店

文学主于正气说

我看文学奖

水犹如此，人该如何？

真正的文学与优秀的作家

《红楼梦》的孩子——论《百合花》的谱系、技巧与主题

模仿，独创及其他——为《百合花》辩护

庸碌鄙俗的下山路——《色·戒》及张爱玲批判

消极伦理与色情叙事——从小说伦理看《金瓶梅》及其评论

自传与怀念的道理

《王蒙自传》：不应该这样写

文学因此而伟大(代后记)

真正的大师

最近，我的一位朋友，从遥远的西北打电话来，说他刚刚读完某“著名作家”的“自传”。他说，自己是很喜欢这位作家的，但没有想到他写起“自传”来会如此自恋，竟然用了那么多的篇幅，顾盼自雄地自我欣赏。然而，更令他难过的，还不是这些，而是，当谈到一个已经客死他乡的颇孚众望的老作家时，这位“著名作家”却大加贬抑，几近诟厉，全然不念往日情分，不仅毫无“费厄泼赖”的精神，而且缺乏最起码的“宽容”和物伤其类的“同情”。随后，又说到另外一位作家如何以字画为诱饵，到西部某国家级贫困县大敛其财，对此，我的朋友更是痛心疾首：“那地方穷得丁零咣啷响，有好多孩子失学呢。他一下子卷走那么多钱，于心何忍！”最后，我的这位朋友，失望而困惑地说：“这样的作家怎么可能写出好作品？——你说，咱这里，咋尽出这么一些作家？咋就出不了几个真正的大师呢？”

真正的大师？这倒是我最近想得比较多的一个问题。

在我看来，一个时代若是正常，就应该充满期待大师出现的强烈愿望。因为，大师不仅标志着一个时代在文化创造上所达到的高度，而且，还会对一个国家的文明和一个民族的文化，产生深刻而巨大的影响。雨果说过这样一段话：“试将莎士比亚从英国取走，请看这个国家的光辉一下子就会削弱多少！莎士比亚使英国的容貌变美。他减少了英国与野蛮国家的相似点。”是的，有了但丁，意大利就显得灿烂辉煌，失去了莎士比亚，英国就将黯然失色；有了贝多芬，德国就是一个令人向往的国家，失去了托尔斯泰和契诃夫，俄罗斯就会失去至少三分之一的光荣。如果说，经济上的富有和军事上的优势，显示着一个国家外在的强大，那么，包括文学在内的文化上的辉煌，则在更高的意义上表征着一个民族精神上的健康和伟大。倘若在一个富得流油的国家，你看不到精美的雕塑，读不到优美的诗歌，听不到华美的音乐，那么，这个国家本质上就依然是贫穷的，就是不值得羡慕和赞美的。唐代较长时期的政治清明，固然是了不起的业绩，但它真正令人向往的，却是由诗人创造出来的那个四季常春的美丽世界，换句话说，最终使唐朝不朽的，是伟大诗人们的吟唱，而不仅仅是帝王们的文治武功。十九世纪的俄罗斯，在政治上几乎是无足称道的，但是文学上的成就拯救了它，——一个出现了群星一样灿烂的文学大师的时代，人们不仅忽略它政治上的落后，而且感激它在文化上的贡献。

因此，一个社会若是足够强大，就应该为大师的产生提供良好的人文环境。从幼儿园教育开始，它就应该在人们身上培养健全的人格、丰富的情感和创造的精神。自由精神应该被当做人的基本天性受到保护，批判精神应该被当做知识分子的基本素质受到包容，博爱精神应该被当做公民的基本情感受到培养，平等意识应该被当做基本的观念深入人心。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出现大师；即使如此，也未必一定能够出现大师。因为，大师的出现，还有赖于一些几乎无法理解的条件甚至神秘的因素。

那么，何谓大师？大师是那种在创造能力和人格修养上，都达到极高境界的人；是那种在许多方面，都高于他的时代的人；是那种人们提到他的名字，便觉得温暖和鼓舞的人，便觉得骄傲和自豪的人。他还有其他几个别名：“天才”、“英雄”、“伟人”。比较起来，“天才”显得超凡卓异，是康德、叔本华等哲学家和十九世纪的浪漫主义者钟爱的表达；“英雄”充满内在的力量，是卡莱尔著作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巨人”则强调着精神和人格的伟大，是罗曼·罗兰的几部传记着力描述的形象。最近十多年，“大师”似乎取代了“天才”、“英雄”和“伟人”，频繁地见诸媒体和“评论文章”，被用来评价那些在名利场上获得巨大成功的三流作家。这也不奇怪，——越是没有大师的时代，越是会用虚假的方式制造大师。在一个广告话语主宰一切的消费主义时代，华而不实、言过其实的夸饰，就成为一种流行的表达风格和修辞策略。“大师”遂因为被当做广告语言随意滥用，而失去了它固有的庄严和神圣的光彩，而沦为一个贬值的名词和廉价的称谓。因此，为了我们的文学能有可靠的前行方向和稳定的评价尺度，我们必须捍卫“大师”的严肃性，必须恢复对“大师”的虔诚和敬意。

是的，大师不是那种和光同尘的俗物，不是那种目光短浅的小市民。真正的大师是在才华和人格上同时达到极高境界的人，换句话说，他既是一个思想深刻的智者，又是一个民胞物与的仁者。他有愿望也有能力为自己的时代提供方向和尺度，为人们的精神世界提供温暖和光明。这就是说，大师不是指外在形式上的庞大，而是指内在精神上的伟大。或者，用雨果的话说，大师身上所表现出的，不是“物质的威严”，而是“思想的威严”。例如，从形式上看，作为皇帝，残暴的赢政和冷酷的刘彻，无疑具有攫取权力的狡诈，拥有生杀予夺的大权，但是，在文化上，他们其实不过是些野蛮人，而他们所具有的，不过是“物质的威严”，因此，只是仅仅在形式上显得“庞大”而已，而作为知识分子，司马迂蒙羞受辱，杜甫穷困潦倒，似乎既卑且微，毫无力量，但是，他们的著作却内蕴着巨大的力量，这赋予他们以令人尊敬的“思想的威严”，使他们在精神上显得非常“伟大”。

笼统地讲，大师又分两种。一种是简单意义上的大师，我称之为“技术型大师”，就是在自己的职业领域获得巨大成就和影响的人，例如，舒马赫就被叫做“方程式赛车大师”，聂卫平被称作“围棋大师”，乔丹被誉为“篮球运动大师”，齐达内则被赞为“足球运动大师”。这种类型的大师，我们评价他的尺度只有一个，那就是专业能力，或者说，看他是否在自己的专业领域达到较高的境界。虽然人们也尊敬这些在竞技场上及锋而试、锐不可当的人，但是，基本不用或者很少用人格和道德的尺度来评价他，因此，也不因道德上的亏欠，而褫夺其“大师”称号。例如，齐达内的用头顶人，例如，马拉多纳的吸毒和其他劣迹，似乎就不是什么“其德之衰，一至于斯”的严重问题，并不影响人们一如既往地称他们为“大师”。

还有一种大师，即完整意义上的大师，我称之为“人文型大师”，例如，艺术家、诗人、作家、哲学家和那些具有人文精神的科学家。这种大师不仅要在专业上取得很大的成就，而且，还必须在“信念伦理”上达到极高的境界。具体地说，他们必须在人格和道德上，达到伟大而庄严的境界，——他们关心价值领域的事情，对人类的现实处境和未来前途，充满深切的焦虑和深远的思考。例如，爱因斯坦作为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大师，就不仅是“相对论”的创造者，而且还是一个关心人类命运和前途的人。在《爱因斯坦晚年文集》中，他就表达了对“道德的衰败”、“道德与情感”、“教育与自由”等问题的看法；广泛而深入地论述了诸如“人类和平”、“世界政府”、“人类生存的目标”等重要问题。如果爱因斯坦除了“相对论”，对别的事情尤其是人类的境遇毫无兴趣，那么，他只不过是一个专业意义上的大师而巳，就不会在全世界范围内赢得人们崇高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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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的缘故(自序)

凡事都有个缘故的。这是宝玉的一句名言。他说得不错。只是，有的事情简单明白，其缘故自然人人皆知，无须细说，有的事情却扑朔迷离，似是而非，似非而是，要将其缘故说明白，并不容易。

然而，即令如此，人们却还是要追本溯源，非得把问题弄清楚才肯罢休。所以者何？因为，很多时候，只有知晓缘故，人才能心安理得地活下去，否则，就会像宝玉对黛玉说的那样：“就便死了，也是个屈死鬼，任凭高僧高道忏悔也不能超生，还得你申明了缘故，我才得托生呢！”

其实，文学也是有个缘故的。文学不是无所用心的胡闹，不是流情荡志的狂欢，而是一种追求意义的自觉的文化行为。它致力于提高人类心灵生活的境界，使之具有高尚和诗意的性质。将一个简单意义上的“自然入”，升华为通人情、有教养的“文化人”，这既是教育工作的最终目的，也是文学事业的最终目的：作家之所以写作，是为了这个目的；读者之所以阅读，也是为了这个目的。

或许，正是因为发现了文学的这个伟大目的，正是因为认识到了文学之所以重要和伟大的“缘故”，歌德才在《歌德谈话录》中反复强调作家的责任和文学的作用。他批评史雷格尔“毫不操心去探索一部剧本的作者替我们带来什么样的高尚心灵所应有的美好生活和高度文化教养”；他以高乃依为例说明作家承担着培养“民族灵魂”的使命：“一个伟大的戏剧体诗人如果同时具有创造才能和内在的强烈而高尚的情感，并把它渗透到他的全部作品里，就可以使他的剧本所表现的灵魂变成了民族的灵魂。我相信这是值得辛苦经营的事业。高乃依就起了能培育英雄品格的影响。”

在歌德看来，只有描写“美好的人”的文学，才能带给我们积极的影响，才值得我们效法：“我们不应该认为中国入或塞尔维亚人、卡尔德龙或尼伯龙根就可以作为模范。如果需要模范，我们就要经常回到古希腊人那里去找，他们的作品所描绘的总是美好的人。”他说得对，文学的确应该描绘“美好的人”，因为，主要是通过这样的人，我们理解了人生的意义和价值，看到了应该追求的生活理想。一位美国哲学家说，“宁与柏拉图同悲，不与槽猪同乐”。他简洁而深刻地说明了“美好的人”对于我们的意义：与柏拉图一同体验人生的悲苦，是令人骄傲的，因为那悲苦里有着人性的高贵；像猪一样享受冻馁无虞的快乐，是令人害羞的，因为那快乐里缺乏最起码的尊严。前者肯定人的价值，后者否定入的价值，——而文学之所以成为人类的一种迫切的精神需要，其缘故就在于，作为一种积极的力量，它表现着对人生肯定的态度，充满了对生活美好的祈向。

袁枚在《随园诗话》中说：“作诗为人有不可不辨者。……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而文学批评，归根结底，也无非是个论是非、辨然否、别善恶、分美丑的工作，或者，一言以蔽之，无非是个求“缘故”的事业。写作有什么目的？文学有什么用处？什么样的作家才是优秀的、值得尊敬的？什么样的作品才是完美的、值得欣赏的？这些问题因人而异，千差万别，似乎无须深究细问的。然而，如果我们要想深刻地理解文学，要想准确地评价作家和作品，就无法对它避而不谈，就必须认真地面对和回答。

关于文艺的目的和功用，长期以来，至少有两种阐释尖锐对立，相互摩荡。“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者的回答是：艺术是纯粹的、无目的的，尤其没有道德目的，因为，它不过是作家和艺术家的审美感受的“表现”而已。与之不同，“为人生而艺术”的功利主义者的回答是：一切艺术都是以现实生活为基础的，都是与人生关联在一起的，因此，一切艺术都是为了生活、为了人生的，总是包含着对善恶的态度和对是非的判断。

在我看来，不管有多少理由，都不能把“艺术”与“人生”对立起来，不能把文学与道德和伦理割裂开来。视艺术为艺术，强调美感的意义和价值，固然没有错，但是，只有同时把人生当做艺术应该表现的重要内容，只有同时强调道德的意义和伦理的价值，我们才能更加完整地理解文学。事实上，文学的价值，既决定于它在艺术表现上，达到什么样的完美程度，也决定于它在道德诗意和伦理境界的追求上，达到了什么样的水平，而在一个文化脱序的消费主义时代，强调后一点，显得尤为迫切和必要。鲁道夫‘奥伊肯在诺贝尔受奖致辞中说：“尊敬自己及其作为的艺术家不会非难伦理性。具有高度独创性的艺术家几乎很少有人信奉对人生采取的纯美学见解。”以赛亚·伯林也在《艺术的责任：一份俄国的遗产》中说：“艺术不是新闻，不是道德说教。但并不是说因为它是艺术，它或者艺术家就不负道德责任。”所以，几乎所有那些优秀的作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精神特征，那就是，都把对读者产生积极的人格影响和道德影响，当做自己写作的重要责任和根本目标。

然而，令人忧虑的是，在我们这里，“纯文学”成了许多人的文学“信条”。他们把道德和伦理向度的要求，当做对文学的贬低，把政治性的诉求，当做对文学的亵渎。最终的后果，正像马斯洛在《动机与人格》中所批评的那种人一样，我们时代的一些作家对生活抱着一种“绝望”和“玩世不恭”的态度，而这种态度，“有时甚至堕落为腐蚀性极强的恶毒和残酷。事实上，他们拒不承认有可能改善人的本性以及社会，拒不承认有可能发现人的内在价值或者对生活产生一种普遍的热爱”。这样，在写作实践上，有的作家便放弃了起码的“道德责任”，任性妄为，肆无忌惮，极力渲染阴暗、病态的情节事象，彻底沦为秽心污目的“消极写作”的奴隶，成为“私有形态”的“反文化写作”的牺牲品。

在我的批评话语中，伦理尺度无疑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有人说这是受了业已过时的“苏俄文学”的影响，有朋友则批评我是着了“左翼传统和儒家诗教”的道儿。某种程度上讲，他们没有说错，没有冤枉我，因为，对俄罗斯的强调道德诗意和精神拯救的“文学纲领”，对中国的“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和“兴观群怨”的文学精神，我的确是向风慕义并积极评价的。其实，公平地说，我之强调文学和批评的“文化”责任和“道德”意识，也是受英国的德莱登、约翰逊博士、马修·阿诺德和F·R·利维斯启发和影响的结果。我把《悲剧批评的基础》、《<莎士比亚戏剧集>序言》、《文化与无政府状态》和《伟大的传统》当做文化批评和文学批评的经典文本。德莱登说：“使观众在愉快中得到教益是一切诗歌的总目标。”约翰逊博士则说：“写作的目的在给人以教导；诗歌的目的在通过快感给人以教导。”后者的另外两句名言是：“人只要用理性来思考，就会思考道德问题”；“一个作家永远有责任使世界变得更好，而正义和美德并不受时间和地点的限制”。我们有理由相信，正是这些从亚里斯多德和贺拉斯延续而来的思想，鼓励了马修·阿诺德和利维斯，使他们有信心将“文化”和“道德”当做自己批评事业的稳定基础。

当然，我也必须怀着感激的心情，坦率地承认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俄罗斯文学的价值观和精神气质，对我有着更为内在、更为巨大的影响。假如没有俄罗斯文学，很难想象我对文学的认识和理解会是什么样子，也很难想象我的文学经验会有多么严重的残缺。同情小人物，热爱大自然，利他的献身精神，温柔的博爱情怀，充分的人民性，稳定的信仰基础，对抗罪恶的勇气，拯救苦难的激情，凡此种种，使俄罗斯文学体现出一种高贵的气质和伟大的精神。面对这样的文学，我似乎没有理由不对它充满由衷的敬意，也没有理由不将它所提供的经验，当做自己理解文学的可靠依据。

从批评方法上看，我沾渥英、美现代文学理论惠利的地方，也很是不少。T·S·艾略特和“新批评”派的批评观和“细读法”，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美国兴起的修辞理论，都给我提供了观察文学、评价作品、分析作家的重要启示。尤其是布斯的小说修辞理论，正本清源地救正了从十九世纪以来形成的种种“客观主义”和“唯美主义”的文学偏见，雄辩而深刻地阐明了这样一个真理：通过“说服”从“道德”上影响读者，乃是修辞的“缘故”和“目标”。布斯的“小说修辞”理论弥合了“美学”与“伦理”之间自近代以来逐渐形成的巨大裂痕。

从内容构成上看，收在本书第一部分的，是谈论外国文学的文章，而其中大部分，都与俄罗斯文学有关，另外一部分涉及的是一些外国作家和作品的“问题”，然而，无论礼赞俄罗斯文学，还是批评“问题文学”，我的总体的目的无非是发掘那些宝贵的文学经验，以求得波兰尼(Michael Polanyi)在《个人知识——迈向后批判哲学》中所说的“上层知识”(按照波兰尼的界定，它是大作家、英雄和圣贤所说所做的总和)，因为，在波兰尼看来，正是这些“知识”构成了我们应该“服从”的“标准”。第二部分的话题围绕批评展开，通过这一组文章，我想分析和揭示那些被种种假象遮蔽的问题，内中虽然多有拙直、迂阔之论，但也可以见出我对当代批评的困惑和思考、焦虑和希望。第三部分关涉的，大都是当下的作家和作品现象(除了关于《金瓶梅》和《色戒》的两篇文章)，——这些文章其实包含着共同的意图和指向，即试图通过对具体作家、具体作品的分析和研究，来揭示健全的写作应该具有的态度和立场，应该选择的路向和尺度。

当代文学研究和批评的一个特点，就是它面对的是一个正在生成的不稳定、不明晰的对象世界。如果说，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研究面对的是过去时态的文本和事件，面对的大多是盖棺论定的古人或归于泥土的逝者，那么，当代文学研究和批评则必须与当下正在展开的“对象世界”相周旋，——不仅要克服“媒体”和“市场”的干扰，而且必须与“活生生”的人进行直接的对话，甚至发生直接的冲突。这固然带给研究者和批评家身临其境的在场感和新鲜感，但是，也意味着考验和风险。所谓考验，就是你在对作家和作品进行分析和评价的时候，是否能把“说真话”放在“看情面”之上；所谓风险，就是你会因为说真话而失去朋友，甚至招怨树敌。不过，只要能把文学当做神圣的事业，当做我们“共同的朋友”，那么，一切的误解都会烟消云散，一切的敌意都会被升华为美好的友谊。

正像创作是有缘故的一样，批评也是有缘故的。勃兰兑斯在《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中说：“批评是人类心灵路程上的指路牌。批评沿路种植了树篱，点燃了火把。批评披荆斩棘，开辟新路。因为，正是批评撼动了山岳——撼动了信仰权威的山岳，偏见的山岳，毫无思想的权力的山岳，死气沉沉的传统的山岳。”他将批评的性质和使命，说得再清楚不过了：批评意味着道路和光明，意味着改变生活的巨大力量；真正的批评应该充满热情和责任感，应该充满担当的精神和行动的勇气。

《论语》上说：“法语之言，能无从乎？”尽管向上的攀登，从来就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但是，我相信，为了文学理想的缘故，为了理想生活的缘故，追求勃兰兑斯所称道的那种批评境界，一定是值得的，也一定是快乐的。

2009年2月26日，北京

文学因此而伟大(代后记)

托尔斯泰与屠格涅夫是这样两个朋友：他们既互相欣赏，也常有龃龉。屠格涅夫属于西欧派，托尔斯泰属于斯拉夫派；屠格涅夫的创作具有明显的西方气质和唯美主义倾向，托尔斯泰的创作则是纯粹的俄罗斯现象。在托尔斯泰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精神特点——对宗教的虔诚信仰，利他主义倾向，民粹主义立场，蔑视威权的贵族主义气质，批判现实的人格独立原则。

屠格涅夫的身上虽然有福楼拜式的对“纯艺术”的热爱，但他本质上不是一个担风袖月的“艺术至上”论者，而是，像绝大部分俄罗斯作家一样，他也将艺术当做影响生活的手段。但是，他似乎并不赞成作家过于经常、过于直接地介入生活，因为这会影响作家的创作，会因为生活而牺牲了艺术。然而，对托尔斯泰来讲，艺术就是为了生活而存在的，为了现实中的人而存在的，所以，它天然地有着“功利主义”的性质——只有对生活有效用，只有成为人们之间交流情感的有效手段，它才是有价值、有生命的，才算得上是真正的艺术。

屠格涅夫喜欢托尔斯泰的作品，爱惜他伟大的才华。他把托尔斯泰的作品当做俄罗斯文学的最高成就，逢人说项地介绍给欧洲的文学家。但是，他不认同托尔斯泰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他觉得托尔斯泰不应该“浪费”自己的才华，所以，总是提醒自己的朋友不要把精力抛掷在非文学的社会工作上。直到1883年6月27日或28日，已患重病的屠格涅夫还从布格瓦尔写信给托尔斯泰，表达他“最后的诚恳的请求”：“我的朋友，回到文学活动上来！”

屠格涅夫的信写得很感人。我们从中看到了屠格涅夫对文学的热爱，但也看到了他对托尔斯泰的工作的价值和意义的误解。正像莫德在《托尔斯泰传》中所说的那样：托尔斯泰“最深刻地激起群众的兴趣，得到他们的爱戴的，就是他正视人生问题，他给予人生以指引，以及——虽然他是一个地道的艺术家——为了某些东西他准备随时为之放弃艺术这一事实”，因此，“那些因为托尔斯泰从事宗教问题、道德问题和社会问题的研究而表示惋惜的人，正表明了他们自己的局限。甚至他的小说的大部分价值，也正得力于他对真理和博爱的渴求，这种渴求是他从幼年到老年的特点，只有那些为《那么我们当做什么？》所吸引的人，才能真正地欣赏《战争与和平》”。毫无疑问，托尔斯泰的文学成就是巨大的，但他的作品之所以伟大，却是因为它们包含了作者终其一生都不曾放弃的“对真理和博爱的渴求”。

是的，无视真理、博爱、苦难和拯救等重大的问题，仅仅追求“文学”价值的文学，是不可能成为伟大的文学的。事实上，文学没落和破败的显著标志，就是作家把全部的注意力都放在“文学”上，只追求技巧的新奇和形式的完美，或者，都放在自己身上，只满足于对肉体快感的叙写和阴暗情绪的宣泄。在那些褊狭、平庸的作家看来，文学与他人是没有关系的，与政治是没有关系的，与道德是没有关系的，与苦难的历史、沉重的现实、茫远的未来，都是没关系的，总之，文学只为“文学”本身而存在。

文学当然应该首先是文学，但是，文学的价值并不只决定于“文学”——高超的技巧和完美的形式，而且，还决定于文学之外的事物。波普尔在写于1952年的《猜想与反驳》中说：“真正的哲学问题总是根植于哲学之外的迫切问题，如果这些根基腐烂，它们也就消亡。”可以肯定地讲，文学倘若不根植于文学之外的问题，也注定是要“腐烂”和“消亡”的。

文学必须面对的“迫切问题”，是人的生存境况。真正的作家把文学当做讨论生活的一种方式。他关心、同情弱者和不幸的人们。他把写作当做帮助人们摆脱苦难、获得拯救的伟大的伦理行为。他大胆地抨击罪恶，无畏地追求真理，执著地探寻生活的意义。遗憾的是，在我们的时代，文学的这些重要的使命和责任，常常被当做一种陈腐的教条和失效的纪律。

我不止一次听到一些搞“纯文学”的人批评索尔仁尼琴的小说不是“小说”。与我们时代的一些小说家的恣肆的想象、荒诞的虚构和放纵的叙述比起来，他的小说实在显得太笨拙，太滞重，太缺乏技巧了，确有些不像“小说”。他执拗地表达对独裁、专制和暴政的仇恨和敌意，而不太在乎叙述的技巧、多义的象征以及含混的隐喻的价值。但是，他的小说里有可怕的真相，有解放的力量，有给人以尊严感的道德力量和高贵气质。他的小说因为包含着这样的品质和力量而伟大，也将因这些品质和力量而不朽。

为他人而写作，而不是仅仅为自己写作；为真理而写作，而不是单单为荣利写作；敢于对抗邪恶，而不是与之同流合污；勇于直面苦难，而不是视若无睹；充满拯救不幸者的焦虑，而不是陶醉于掉臂而游的逍遥——这就是俄罗斯文学的精神传统，也是俄罗斯文学之所以显得伟大和高贵的根本原因。正像索尔仁尼琴在那本名为《牛犊顶橡树》的自传中所说的那样：“我不属于我自己，我的文学命运也不是我个人的文学命运，而是所有那干百万人的命运”；“我一生中苦于不能高声讲出真话。我的一生都在于冲破阻拦而能够公开地向公众讲出真话”。在一个“无聊的作家”借“文学”之名逃避责任甚至拍马逢迎、编造谎言的时代，他勇敢地选择了与“干百万人的命运”密切相关的写作方式，直言不讳地把文学当做“讲出真话”的方式。索尔仁尼琴这样的俄罗斯作家，既是一面镜子，也是一个尺度。在他们的衡照下，那些只图自己“受活”的文学和阿附权贵的文学，显得尤其委琐和卑贱。

对比起来看，中国文学则呈现出与俄罗斯文学完全不同的精神气质。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中，文章被视之为“经国之大业”，诗歌则被当做“观风俗”的镜子和“正得失”的手段。我们的文学过度地强调了“事父事君”的功利性。由于文学被赋予了被夸大的政治作用，写文章的人反倒失去了自由感和余裕心，而统治者则因为多疑和恐惧，常常通过“文字狱”等手段，来控制写作者的灵魂，长此以往，很多作家便恂恂然如辕下驹，完全失掉了灵气、朝气与虎气。然而，大地上总有巨石压不住的竹笋，总有野火烧不尽的春草。从批判精神和责任意识的角度来看，中国也有与俄罗斯大师一样伟大的作家。我们的优秀作家——例如司马迁、曹雪芹和鲁迅——身上所表现出来的高贵气质，他们的作品所表现出来的成熟经验，与世界上任何国家的作家和作品相比，都毫不逊色。

在古往今来的所有中国作家中，司马迂的遭遇最为悲惨，所承受的伤害最为严重。但是，迫害和屈辱不仅没有摧败他，反倒给他的意志淬了火。充满正义感的无畏精神，赋予他的写作以自由和伟大的性质。而高度成熟的理性意识和历史意识，则使他能够张开天眼，“通古今而观”，从而发现历史的秘密，揭示生活的真相，写出人性的本质。

班固在《汉书·司马迂传》中说：“然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宋代史学家刘攽则说：“古者为史，皆据所闻见实录事迹，不少损益，有所避就也，谓之传信。”所谓“实录”和“传信”，不仅是一种叙事方式，更是一种伦理态度，一种对人和世界的心情态度。司马迁把人当做人来写，既不曲意回护，也不肆意贬损；他将冷静的描述与温柔的怜悯融为一体；他将美与丑、善与恶、明与暗、洁与污一并写出，显示出对人和生活的宽厚而平恕的态度。在司马迁的《史记》里，我们会发现，对历史过程的客观叙述，对人物言行的客观描写，是一个不容违忤的绝对原则。同时，我们还会发现，他所追求的“客观性”，不是物理意义上的还原性呈现，而是包含着自觉而高远的目的性，也就是说，司马迁之所以要“述往事”，之所以要“成一家之言”，就是为了“思来者”，或者，径直说，就是为了表达自己的政治愿望和文化理想，就是为了对现实和未来的生活发生积极的影响。

从叙事伦理的角度看，司马迁的《史记》达到了高度完美的境界，为中国的小说叙事和历史叙事，奠定了稳实的伦理基础，确定了可靠的伦理原则。孔子著《春秋》，“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董仲舒对此颇为赞许，司马迁也在《太史公自序》里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事实上，直到司马迁的《史记》，中国的历史叙事和文学叙事，才真正达到了高度成熟的境界，才表现出一种独立、自觉的批判意识。正像徐复观先生在《两汉思想史》中所说的那样：司马迁“作史的精神，主要是发挥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的与权威相抗拒之上。他作史的目的，则是要使他的著作成为‘礼义之大宗’，以标示人民为主体的‘王事’的大方向。《史记》之所以能成为‘实录’的原因在此，《史记》之所以有千古不磨的真价的原因也在此”。“与权威相抗拒”以及“人民为主体”，这就是司马迁比孔子更为成熟、更了不起的地方。从精神气质上看，太史公更接近轻君而贵民的孟子，而不是面对权力顶礼膜拜、战战兢兢的孔子。

司马迁的叙事伦理精神的伟大，还在于他并不只将关注的焦点，集中在帝王将相身上，不单为胜利者树碑立传。他的叙事世界的大门，向一切值得书写的人群打开。伟大的司马迁泯贫富之界限，斫尊卑之篱藩，去华夷之大防；伤贫贱而不势利，抒愤懑而不颓唐，叹屈辱而不恨世。他写出了失败者悲歌慷慨的雄姿和气概，写出了刺客“立意较然，不欺其志”的侠骨，写出了游侠“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的义举，写出了复仇者卧薪尝胆的隐忍，写出了弱女子不畏“殁身之诛”的凛然，写出了大度者“先国家之急”的胸怀，写出了刀笔吏“滑贼任威”的酷虐；他赞美了“五帝”的“厥美帝功”，批评了“始皇”的“矜武任力”；他既写出了那些贵为“天子”的人们的勇武和雄才大略，也写出了他们的虚怯和小奸小坏。

支撑一部《史记》的，说到底，是太史公的良心。良心，在那些充满“解构”激情的人们眼里，不过是一个古旧的字眼和失效的概念，显得如此空洞，如此苍白。但是，对于历史叙事和小说叙事来讲，没有良心，便什么都谈不到。没有良心，人就会惟利是图，就会把写作当做牟利之具，就会心甘情愿地沦为势家的奴隶。近代的历史主义大师马西勒克(Friedrich Mxinecke，1862—1954)在《历史与现代》一文中强调：“没有坚确的伦理基础所把握的历史，只不过是波浪似的游戏。所以只有良心之声，才能使一切流动的东西，相对的东西，突然地成为形而上的坚确的，而且是绝对的东西。”他的另一段话是，“良心，对于单纯的表现性，恣意或非道德的企图等，不断设定严重的限制。……良心才是人类社会的强力结合剂，同时也是人间真正形而上学的根源点。在良心里，个别的与绝对的相融合，历史的与现在的相融合……结局，历史的一切的永远的价值，皆来自行为的人类的良心的决断。”即使面对可怕的惩罚，即使面对汉武帝这样的“今上”，司马迁也没有降低“良心”的旗帜，也没有放弃秉笔直书的原则，也没有丧失“对权力说真话”的勇气。《史记》之所以成为一部伟大的历史著作和不朽的文学作品，之所以到今天仍然能够打动无数读者的心，就是因为它使我们感受到了良心的力量，倾听到了良心的声音。《史记》因为它所表现的“良心之声”而伟大，因为它所确立的“绝对的东西”而不朽。

文学因何而伟大？——这并不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所谓“知之非难”。

怎样才能写出伟大的作品？——这意味着艰难的考验，所谓“行之难也”。

对那些被市场绑架、被欲望劫持、被时尚裹挟的作家来讲，司马迁和俄罗斯文学意味着方向和出路。只有像太史公和俄罗斯大师那样勇敢地生活，那样无畏地写作，我们才有可能写出有价值的作品，才有可能使自己时代的文学显得高贵而伟大。

2009年4月8日，再改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