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恩克·耐茨尔、海拉德·威尔则所著的《撒旦篇章(二战德军窃听实录)》史上第一部“连口述者自己都不知道”的口述史，还原最冷酷的二战真相！比“口述史”更真实，真正没有任何人为加工的窃听实录。从前线到殖民地；从飞行员到潜艇兵；从元首府到集中营；从屠杀平民到虐杀战俘……详实资料与严密分析，揭开所有德军胜利神话的秘密；还原被无数硝烟和死亡覆盖八十年的二战真相。

斯恩克·耐茨尔、海拉德·威尔则所著的《撒旦篇章(二战德军窃听实录)》内容简介：在二战中，英、美两国修建了特殊集中营，专门用来对德国战俘的对话进行秘密监听。这些战俘的对话不仅涉及到了军事秘密，如武器技术、战略和战术的细节等，更包括了他们自己对敌人、战争以及对犹太人的灭绝等各方面情况的观点和看法——窃听实录一共15万份，在之前的八十年里一直作为机密被保存在英国和美国的国家档案馆里。《撒旦篇章(二战德军窃听实录)》的作者在对15万页的对话实录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分析之后，为读者描绘出了一幅关于战争、战斗和灭绝杀戮的完整画卷，令读者们能够从全新的视角去了解一个个被称作“杀人恶魔”、“战争机器”的士兵们的精神世界；了解一个充满杀戮、死亡、堕落的真实的二战。

前言

十五万份窃听实录

打开“第三帝国”大门的钥匙

第一章 “撒旦”眼中的战争

 假戏成真的“世界大战”

 被文化杀死的维京人

 致命的“无知”

 战争与和平

 一场名为战争的角色扮演

 战争就是战争

 情感源于义务

 坏心眼儿的神学院学生

 情境

 人性的抗争

第二章 孕育战争的世界

 “第三帝国”

 军国主义蓬勃发展

 无坚不摧的德国军队

第三章 战斗，杀戮和死亡

 让人心痒难耐的大轰炸

 为杀人而杀人

 讲一个没有“死亡”的好故事

 充满美感的杀戮

 “找点乐子”

 冷血的猎手

 海上大屠杀

 战争的罪行——占领军的屠杀

 大开杀戒

 前线的疯狂

 人竞相食的集中营

 大屠杀的真实面目

 从旁观者到刽子手

 愤怒与借口

 “我是一个好人”

 写给元首的8000封情书

 窃听不到的恐惧

 性——强奸、灭口、性病与妓院

 战斗武器开发竞赛

 神秘而威力无穷的“复仇武器”

 从“必胜”走向“必败”

 战争的最后一年

 永远的“元首”——阿道夫·希特勒

 救世主和大明星

 “如果我们战败”

 “元首”像是变了一个人

 一个不剩！

 狂热的反犹太主义者

 战争狂眼里的战争狂

 “做个好兵！”

 战斗到最后一枪一弹

 牺牲与尊严

 “我可舍不得我这条小命！”

 “废物”意大利与“野兽”俄罗斯

 “胆小鬼”与“逃兵”

 美丽的成功

 勋章与嘉奖

 好队友和“猪”队友

 “背黑锅”的党卫军

 勇敢与狂热

 恶名昭著的“骷髅”师

 综述：什么才是战争？

参考书目

永远的“元首”——阿道夫·希特勒

1945年3月22日，第17伞兵团团长马丁·菲特尔与第27战斗航空联队的飞行员安东·沃尔芬进行了一场关于纳粹主义的对话。两个人同于几天前被俘，一个是在柯森滕，一个是在莱茵贝格。对于他们来说，战争无论从时间上还是从实力上来说都已经结束了：

菲特尔：“不管人们对纳粹主义怎么想，阿道夫·希特勒都是元首，迄今为止，他给予了德国人民很多、太多东西。至少人们又能为自己的民族感到骄傲了。这一点人们不该忘记。”

沃尔芬：“不该。人们也无法抹杀这一切。”

菲特尔：“但我也相信，他会是德意志帝国的掘墓人。”

沃尔芬：“掘墓人，对。”

菲特尔：“就是他。毫无疑问。”

这是一段非常值得玩味的对话：元首——在很多份窃听记录中阿道夫·希特勒都是被这样称呼的——在这两位对话者的眼中“给予了德国人民…太多东西”，这是一件不应该“忘记”和“抹杀”的历史事实。但这一论断又与两人随后一致认同的观点形成了奇怪的矛盾，因为他们相信希特勒也是“德意志帝国的掘墓人”。这两种显然自相矛盾的看法能够相互并存吗？还是这两名士兵不过在疯言疯语？他们显然是正常的。这段简短的对话只是表明了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理解“对元首的信任”这一概念：这段对话发生在1945年3月，此时德国的失败已成定局。自1943年起，希特勒的军事能力就频频遭到质疑。不过，虽然获胜的信念越来越低，但令人惊讶的是，人们一直保持着对元首的信任和崇拜。正如上文的例子所表明的，即使是“第三帝国”可能面临的覆灭结局也不能使之动摇。这种现象看起来很难理解，但如果我们从以下几点因素出发进行分析，问题就不言自明了：首先是希特勒在对外和对内政策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功。由于这些成功，希特勒被塑造为一个天赐的救世者的形象。他废除了凡尔赛条约加诸在德国身上的桎梏，从而令（非犹太裔的）德国人重新树立起对祖国和民族的“自豪感”。

1936年3月7日，在“掌权”三年以后，希特勒在国会发表讲话，声称他的政府要让德国在短时间内重拾“尊严”，“重新树立起一种信念，并克服最大的经济困境，最终造就全新的文化的飞跃。”在3月29日的选举中，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获得了98.9%的选票。虽然这绝非一场民主的选举，但正如伊安·凯尔绍所说，它能够明显地表现出，当时大部分德国人都支持他们的元首。据至今仍健在的那个时代的见证人们回忆，“第三帝国”时期里所谓的和平年代是一段“幸福”并且“美好”的时光，而人们也确实能够切实感受到很多壮观的伟业，他们将其归功于他们的元首：“在执掌权柄四年后，”凯尔绍写道，“大多数观望者都认为希特勒政权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的表现都非常稳定、强势并且成功。希特勒个人的地位不容侵犯。最初通过宣传塑造起来的伟大公民及天才领袖的形象在大部分民众的心目中已经与他们的情感和愿景水乳交融。国内的复兴和德国在外交政策上取得的胜利无不归功于希特勒的“天赋”，这使得他成为欧洲最受欢迎的国家元首。……最主要的是，即使是其批评者们也不得不承认，希特勒重塑了德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德国摆脱了一战的耻辱，重新振兴，再次成为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事实证明，用强硬的政策进行自卫是一种成功的策略。”

菲特尔在对话中恰好表现出这一点：第三帝国衰亡的命运虽然令人惋惜，但在他的眼中，这并不能影响阿道夫·希特勒身为德国人自我认知的核心形象，而这恰恰是由于他与纳粹主义和其他的精英领袖有所不同。菲特尔在这里提到的是捍卫“第三帝国”的大众的情感——即那些非犹太裔德国人对纳粹政策的看法和他们对其所投入的感受。而对元首倾注的信任直到战争中都依然令人觉得无悔。

菲特尔和沃尔芬并不是唯一将元首的功绩与战争的失利和德国的崩溃分开看的人。党卫军旅长库尔特·迈耶尔的看法也和他们如出一辙：

迈耶尔：“我个人认为，由于各种原因，元首差不多从1941到1942年冬天开始就不是特别清醒。他的情绪太歇斯底里。但我还是得说，元首在德国崩溃以后曾创造了不可思议的奇迹。即便是现在整个帝国再次面临崩溃，他也仍然在极大程度上唤醒了德国。是他使德国人再次成为自信的民族。”

至少到1942年，即俄国之战的第一个冬天以后，这种情感的投入看起来仍有意义：政府名义上和实际上所获得的成功令人感受到的民族自豪正是大众情感与精力投入所带来的巨大收益——正如作家W·G·塞巴尔特对大众的描述，“1942年8月，当第六军的前锋到达伏尔加河时，很多人此时都梦想着战后在静静的顿河边的樱桃园中获得属于自己的领地以及如何在那里安身”。正是这种情感——梦想在纳粹政治的领导下获得更好的境遇——解释了，为什么系统信任和对元首的信任能够伴随着纳粹体系的产生持续地增长。

这种对自我判断充满希冀的信仰体现在元首和纳粹政策上，它的影响非常广泛，甚至连最初对这些政策持保留和批评态度的人也逐渐被其同化。这种自我信念导致的心理是，对自己的信任可能赋予了错误的元首和体系的质疑无异于直接意味着自我价值的贬斥：因此，直到战胜的希望破灭，对元首的信任却依然得以保留。我们在阿道夫·希特勒自身不断膨胀的自信中也能看到相同的辩证原则。伴随着越来越多的成功经验，他显然也越发坚信，自己是受“天意”的拣选及指派，来使德国变为超级大国的，而这也是自然和种族恒久法则早已注定的事实。如凯尔绍所说，当希特勒逐渐变成了“其自身价值神话的牺牲品”，“他的人民”则在对元首和自身的信任中上投资了过多的情感，以至于——如在股市中一般——当价值下跌的时候他们再也难以抽身而退。对元首希特勒的崇敬最终压倒了种种批评之声，变为一种救世者的神话，同样，民众们也相信他和他的人民团体是无所不能的。

因此，士兵们在窃听记录中所表现出的对元首的信任直至战争结束还依然超过了他们的系统信任。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和菲特尔与沃尔芬一样，将元首与国家区分开来。有人认为，国家，特别是战争中的很多决定都是在希特勒背后做出的，有悖于他良好的初衷。正是这种看法使大家在系统越来越腐败，战争面临失败的威胁下依然保持着对元首的信任。即使是在战后，这种看法也还非常普遍。时隔三代人的现今，我们几乎难以解释，为什么这个历史人物散发了如此大的魅力，以至于直到21世纪的今天，元首地堡中的任何一件琐事还都会被渲染为重要的历史事件。而那些今天看来围绕在元首身边的戏剧性的人物——希姆莱、戈林、戈培尔、莱伊、鲍曼——在当时士兵的眼里的角色分配就已经如战后历史所认同的一样：希姆莱形象丑恶，他和其领导的党卫军为系统和战争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戈林，也常被成为“赫尔曼”，是可信可靠且忠贞的行动者，可惜他并没有给希特勒带来多大的影响；戈培尔被不同的人称为“充满幻想的政治家”或“一个废物”，人们相信他的智商；莱伊则被视为混迹政府中的低能、伪善又堕落的投机者。在窃听实录中，鲍曼的形象是元首前身具有洞察力，但同时又充满危险的守门人，大家对这一形象的看法一直延续到战后。

人们对这种角色分配的看法与1944年开始通过对德国人进行采访而进行的心理战所得出的结论相仿：这些战后对纳粹国家领导层中重要人物典型形象的描述并非在战争失败后才形成的，它们在上世纪40年代时就已经完成了。我们在阅读窃听实录时发现，在二战结束前与结束后这两个不同时期里，人们的偏见却惊人地如出一辙。P176-179

十五万份窃听实录

那是典型的英国十一月中的一天：天上铅云低垂，空中雨雾弥漫，室外气温只有八度。我像往常一样搭上了开往皇家植物园的区域地铁。然而，在到达这个位于伦敦西南风景如画的小站后，我却疾步奔往英国国家档案馆的方向，迫不及待地想一头扎入那些故纸堆中去探个究竟。那天的冷雨似乎比往日更加愁人，促使我加快了脚步。入口大厅里站满了保安，他们循例草草翻检了我的书包后才予以放行。进入阅览室要先经过一个小书店，再穿过衣帽间，然后再循楼梯而上。看到阅览室里那刺目的绿地毯时我终于确信，这里的一切自我上次拜访之后不曾有丝毫改变。

就在2001年的那个秋天，我受邀作为格拉斯哥大学的客座讲师在伦敦进行了短暂的访问。临行的前几周，我偶然间发现了一本介绍1943年5月大西洋战役转折点的书，作者为米夏埃尔·加农。那本书中刊有几页德国潜艇士兵的窃听实录，这立时引发了我莫大的好奇。此前，我只知道我们保存着德国战犯的审讯记录，但是关于秘密的监听记录我却闻所未闻。于是，我决定顺着这条线索去查个究竟。不过，我当时并没期望能获得一鸣惊人的发现。毕竟，那寥寥几页零零星星的只言片语都不知源自何人何地，它们究竟又能说明什么呢？在以前的研究中我也曾无数次满怀希望地以为找到了新的线索，然而最终却发现自己只是再次徒然地钻入了死胡同。

然而，在那个秋日，我预感到自己的研究之路就要柳暗花明了：我面前小小的书桌上摆着一摞厚厚的、捆扎得结结实实的档案，一共有约800页之多。那些薄薄的纸页干净整洁，排列有序，看来我恐怕是第一个翻阅它们的人。档案中记载着德国海军士兵的谈话，那些曾经鲜活的对话被一字一句地付诸笔端，转化为一份份实录。它们立刻吸引住了我痴迷的目光。当我发现这800页档案全部录自1943年9月的时候，不由联想到，既然这里有9月的记录，肯定也有1943年10月和11月的记录。那么，战争中其他的年份呢？不出所料，其他月份也有厚厚的存档。渐渐地，我感觉自己觅到了一线曙光，终于要揭开这尘封冰山的一角了。我急不可待地借阅了一份又一份档案，激动地发现馆中不仅存有海军士兵的档案，还有空军和陆军士兵的窃听实录。我全神贯注地读着这些对话，战争中士兵们的精神世界在我眼前展现无遗，吸引着我，令我流连忘返。我仿佛身临其境，似乎能亲耳听到他们刻板的对话声，亲眼看到他们在手舞足蹈地争论。而最令我震惊的是，他们谈论战争、杀戮及死亡时居然是那样坦言不讳。我将自己感兴趣的对话复印了下来，怀揣一叠复印件兴奋地奔回了格拉斯哥。第二天，我在历史系碰到了贝尔纳德·万瑟斯坦教授，向他讲述了我的发现。我兴奋地说，这不啻为一条崭新的线索，绝对可以让学生就此写出博士论文。然而，万瑟斯坦教授却惊讶地反问道：“你真的想把这个题目让给别人？”这个问题令我陷入了长久的深思。是的，教授是对的：我确实应该独自发掘这些历史的宝藏。

自此，我开始了频繁的伦敦之旅，也渐渐了解到自己最初偶然发现的材料背后隐藏的真相：原来，整个二战时期，英国军方对数以千计的德国战俘和数百名意大利战俘进行了系统化的监听，并将其中比较有价值的对话录制在了胶片上，还做了详细的笔录。所幸，这些记录虽然经历了战火，却最终被保存了下来。直到1996年，这些档案才被解禁，得以重见天日。然而，多年以来却始终没有人意识到这些原始资料的重要性，因此它们也就一直默默地躺在档案架上任岁月流逝。

2003年，我首部窃听实录的摘要付梓出版。两年以后，我又整理发表了新的版本，其中收录了将近200名德军指挥官的窃听记录。而这也仅仅将原始资料庞大的整理工作推进了一小步。此后不久，我在华盛顿美国国家档案馆也发现了相似的馆藏。而美国的存档数量惊人，居然两倍于英国的记录，达到十万页之多。此时，我意识到单凭一己之力再也无法完成这海量文件的整理和研究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