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村推出的新作将“指正”的箭头转向了时代的“恶”与“罪”，用文学的语言向人们讲述了一个在当今社会底层挣扎求生的人群中可能发生的再真实不过的故事。主人公是贫困的农家子弟，在被迫闯入城市谋生的过程中历尽苦难与挫折，在城市暗藏的罪恶渊薮中沉浮抗争。面对巨大的悲伤、巨大的绝望，主人公愤怒了，用自己的罪来洗涮别人的罪。在经历罪恶、参与罪恶、摒弃罪恶后，他最后的选择是通过爱获得救赎。

爱应该是对一种对象的重要价值的确认。这种确认到一个程度，就称为爱。而且这种价值有惟一性，所以爱是专一的。因此爱是真理。

爱有不同的深度，那么爱到最深的才是爱，要爱到那么深，只有舍已，别无他途。因此爱是信仰。

爱肯定是不求回报的，但爱真的有回应。如果没有回应，不是我们给出的爱并不是爱，就是爱得不够深切，那人(耶稣)爱拉擞路爱得何等深切，拉撒路就要活过来。因此爱是复活。

爱得真，不但对方得安慰．自己也得安慰，真是奇妙的事。一个深爱着的人是大无畏的。看来人类的主要职业就是爱，要一刻不停地爱，哪一刻停下来了，那种神圣的同在就要消失，爱里没有惧怕。因此爱是永生。

爱情

乡村

城市

心脏

消失

泥土

盗窃

逃亡

女儿

警察

笑容

回家

监禁

审讯

演说

顺服

判决

天堂

早上八点，黄城县副县长陈佐松准时上班。他推开窗户，堆积在小城上空的黑云阴郁不散，仿佛一只巨大的墨鱼在持续而缓慢地喷发黑色之物。这就是黄城的特色，天气不好，这是众多来过黄城的人说的，然而他们又无法作出更多的指责，这种积压的乌云持续不散，但也不会马上聚集成雨，所以你抓不到证据。那种类似雾一样的东西在小城上空飘来荡去，你若认定它是雾，空气中又缺乏应有的湿度，多数人明显地感到了干燥的空气对喉咙的伤害，必须不停地喝水。眼下陈佐松就是这样，他灌下一大杯昨天下班前留下的冷开水（据说这对身体很有好处），一股凉意立即从他的身体各处四散，好像他的士兵奉命迅速地到达指定位置。

陈佐松的书架上摆着一张他和李百义的合影。照片中的那个人是他的密友，也是他烦恼的根源。李百义长相清瘦，或者说清癯更准确一些，就是人们常说的苦瓜脸。如果缺乏有关家财万贯的李百义作为黄城最著名慈善家的佐证，你会相信这就是一张乞丐脸。他眉宇间有一种突起，就是两撇眉毛距离较近，这常被作为固执的象征，事实上就是这样。作为陈佐松的好友，李百义经常固执己见一意孤行，留下难处给陈佐松处理。但人们找不到证据指责李百义，因为他所做的一切都不是为自己，他把近一千万财产全部投入黄城的慈善事业，自己却穿着一件衬里会往外翻的破西装。

今年六月，李百义作为一位党外人士被提拔为副县长，获得全票通过，和陈佐松平起平坐。但奇怪的是他一直没有到任，这并不是由于李百义有淡泊官场一说，事实上当官对于李百义的吸引力不在于名利，乃在于他有一个宿愿，在用自己的钱做好事之后，他需要权力继续这一事业。这也是一种猜测的说法。

但三个月过去，李百义不但没有到位，而且从黄城神秘地消失了，谁也找不到他。李百义没有老婆，他的养女李好也找不到父亲。县委书记责成陈佐松迅速找到他，但他一无所获。陈佐松产生一种类似妒忌的愤怒，作为李百义最好的朋友，居然不知道他在哪里，这是很丢面子的。

终于有消息慢慢传入陈佐松耳中，这是迄今为止黄城第一次有对李百义不利的传闻。有关这个著名慈善家和女儿乱伦的谣言轻手轻脚地四下游走。如果这个传闻的制造者来自于李百义的对立面，为了阻挠他的就任，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李百义的善举全城皆知，几乎找不到任何微小的证据表明他的人格破绽。甚至当时他的副县长竞争对手听说战胜自己的是李百义，也心服口服，他还投过李百义一票。

P1-2

若干年前，我在一次关于文学是否会死亡的电视辩论中称：文学不可能死亡，因为它意味着人的灭亡。那是一次无法展开和深入的辩论。今天重拾话题，我要说的是：文学的载体和宿主已经死亡，文学的境遇发生了重大变化，今天越来越少的人阅读纸媒体上的文学，人们只关心诺贝尔奖的奖金是否用于作家还债；读者大量吞咽动漫，海量汲取资讯垃圾，是浏览，而非阅读；网民在网上“集体”创作，无论作者还是读者在狂欢后都陷于更深的孤独。文学真的边缘化了，这是世界性的困境。试想，一个连信仰都不再尊崇的人类，还会相信文学吗？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确实“死了”。人们不再相信统一的知识，也不再用统一的价值来解读这个世界。这个世界被割裂，显现出一个基本特征：所有的价值判断都没有断案，仿佛延展无限可能，实际上尊崇的是偶然法则。如此，便无法整合世界的图像，人就碎片化了。从尼采宣布“上帝死了”、卡夫卡关于“人是甲虫”的宣告开始，文学就开始陷入无力，因为人再没有信心指证和呈现真实，一只甲虫是无法了解人的世界的。接下来除了有三次典型的垂死挣扎：海明威斗鱼的幻觉、福克纳的“苦熬”与加缪的“西西弗斯神话”，至此，文学正式终结为一个神话，意味着它不再干预人类、而成了与人类无关的聒噪。英语的荣耀和力量永远地失去了，只有以拉什迪等殖民化语境的英语创作来试图恢复这种光荣记忆。文学成了文物，或者影视改编的母本。文学如果真的死了，那么，继续创作和阅读的意义在哪里？

十几年前，一些出版商陆续开始找我出版个人文集，我一一婉拒。我觉得那时出版文集就是将我送入坟墓。今天我突然同意出版文集，因为境遇变了，我要借着这一次的总结告诉我自己，也告诉我的读者：文学到了什么关头。我的创作开始于中国浪漫主义、理想主义和自由主义最复兴的上个世纪80年代，在世界性的文学已经式微的时候，中国却出现诗意盎然的理想主义黄金时期，是一种特殊错位。我作为所谓中国先锋作家之一登上文坛时，以一批“者说系列”加入了这场文本狂欢，代表性的作品如《聒噪者说》，它描述了语言的歧义导致真相沦陷的秘密过程。实际上当时的我并没有西方正在经历的所谓“异化”体验，我只是在文本上体验，但这部小说却像预言一样准确地描述了今天我身处的境遇——语言无法叙述真相，所以失去了前途。这就是文学的意义，语言即历史，文学即预言。但这场狂欢难以为继，进入90年代，我被自己描述的这种无意义的聒噪彻底淹没和解构，以至于几年写不出一个字来，完全失语。直到1992年我进入信仰，才重新获得信心和能力来描述我的存在，一种狂喜直接导致了《施洗的河》、《玛卓的爱情》、《水土不服》和《张生的婚姻》等作品的问世，它们用一种从信仰而来的神圣光辉穿透世道人心，我第一次进入了人性内部观察它的纠结和挣扎，我相信人是无法仅凭着有限的人性能够洞察另一种人性的，好比有两个茶杯放在桌上，让一个杯子说明另一个杯子是荒谬的，除非造它的人愿意告诉它。随着信仰道路的艰难挺进，我发现人性的复杂性在超越性力量介入时，会呈现同样复杂的过程和难度，也就是说一个作家如果以手写我心的话，他必须首先在自己的信仰道路上有一种个人史，才能描述人性在圣化过程中的所有难度，而信心又不因此被摧垮。这个时期我的代表作品是《周渔的喊叫》，日后改编为电影《周渔的火车》，已经基本脱离小说的本义。这个时期的我正在信心道路上接受试炼，所以周渔的精神困境被放大了。我意识到这种试炼几乎影响到我的信心，于是我创作了《望着你》这样的纯爱小说来安慰自己，但几乎同时我又写了《玻璃》这样描绘个人在追求终极目标的巨大困难的小说来否定《望着你》。我是多么矛盾！直到有一天我意识到：我可能只是一个器皿，我的个人如果不再以光和盐的方式存在于世界，我的所有追问和纠结不但没有意义，还会被心思缠绕以至于陷入黑暗，最后令我信心陷落。这次转向直接导致了《公路上的灵魂》、《愤怒》和《我和上帝有个约》的写作。我现在确信，我是一个器皿，有生命的管道，我用我的信心而非聪明和才智解释我面对的世界。从我十六岁发表第一个短篇小说开始，近三十年的创作我唯一能告慰自己的是：我的小说写作从来没有离开过我的个人体验，所以，我从来不曾因失语而结束我的创作，我会一直写下去，从不担心写不出或没东西可写，因为我写的是我自己，江郎才尽与我无缘，因为我从来不靠才华写作，我的写作皆来自启示和试炼，它与我个人寻找终极价值的道路紧密相随，以至于它成了我的个人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