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外交领域发生了许许多多的大事。现在，《外事见闻》一书的诸多作者将以亲历者的身份，为我们讲述他们亲身经历的外交事件：外交部初建阶段散忆；中国进入联合国；忆全球购棉与技术援外；一场打到联合国的官司；接待美国总统尼克松首次访华；赫鲁晓夫与中印边界冲突……

中国进入联合国；我受命参加裁军谈判；接待美国总统尼克松首次访华；中苏风云二十年见证录；章文晋与中美建交；1964年莫斯科中苏会谈的破裂；赫鲁晓夫与中印边界冲突；我为胡志明主席治眼病；卡斯特罗的中国情结……《外事见闻》一书将以亲历者的视角，为我们讲述20件新中国外交事件。

《外事见闻》由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主编。

外交部初建阶段散忆

◎范国祥

中国进入联合国

◎任欣

我受命参加裁军谈判

◎范国祥

忆全球购棉与技术援外

◎周永嘉

一场打到联合国的官司

◎张珊珍

接待美国总统尼克松首次访华

◎唐龙彬

章文晋与中美建交

◎张颖

银河号事件始末

◎米德

中苏风云二十年见证录

◎李凤林

抗美援朝时期的中苏朝关系

◎师哲

1964年莫斯科中苏会谈的破裂

◎吴跃农

中国与俄哈吉塔四国边界测定纪事

◎王锐昌

赫鲁晓夫与中印边界冲突

◎邢和明

援越帮助土改的岁月

◎周星夫

我为胡志明主席治眼病

◎陈智慧

卡斯特罗的中国情结

◎陈久长

在东京目击中日邦交正常化

◎刘德有

张纯如与她的《南京大屠杀》

◎张连红

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溯源

◎王春南

李秀英案东京胜诉录

◎朱成山

1949年初，古都北平解放后，到处热气腾腾，万象更新。青年知识分子纷纷涌到新型大学，经过短期培训，参加革命工作。通过组织关系，我从北京大学被介绍到外事学校。是年4月至9月，我先后在该校政治班和业务速成班学习。

外事学校刚从乡下搬到城里，校址在御河桥前日本兵营(后又先后成为团中央、北京卫戍区所在地)，师生均过军事化生活，睡地铺、坐马扎、扭秧歌、拔河，顿顿高粱米，每周末肉包子。政治班学习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在理论学习会和生活检讨会上，对比新旧社会，谈中国人民的前途和知识分子改造的必要。那时乔冠华、龚澎、董越千等也在业务速成班向我们讲过国际形势，以及解放战争时期军调部和香港新华社的斗争情况。那时，他们还不到40岁，风华正茂，从他们那里我们听到了许多前所未闻的事情。

在外事学校临近结业时，组织上急需会英文打字的干部，我被派到驻于宣武门里松树胡同的中央外事组短期工作。新中国成立前，中央外事组便是解放区的“外交部”。叶剑英任组长，王炳南任副组长，成员有柯柏年、凌青等。当时，只有塔斯社英文稿，看不到西方报刊。通过邮政检查，我们得到国外寄给驻华机构的英文剪报，我们将有用的材料打字留下来，供研究整理，原件再寄走。我第一次接触到外事工作，感到很神秘、很新鲜。

进部第一课

中华人民共和国甫一成立，我被分配到外交部国际司，不久，组织上又决定我先在行政处庶务股协助工作。

开国之初，外交部设在东单外交部街，这里原是北洋政府的外交部所在地，历经沧桑，北平解放后又一度是华北人民政府的办公地点。我记得当时外交部仅有东楼和西楼两座主要办公楼，设有部长办公室、办公室、政策委员会、条约委员会、苏欧司、国际司、交际处、签证处、亚洲司、西欧司、美澳司、情报司、人事处等。我到行政处工作后曾领了一大把钥匙，逐个办公室去试门锁，将合适的钥匙留下，还负责采购办公桌椅、文具，供部属各单位使用。

庶务股交办的工作我虽然都尽力去做，但心中不快，觉得自己大材小用，比别人低一头，便向人事处干部科反映了意见，组织上讲了个人要服从革命需要的道理后，又说外交部初建需一些物质装备，你是北京人，采购物品方便，也锻炼办事能力和服务态度，不应为此有情绪。此事加深了我对个人与组织关系的认识。

一天，部党委办公室主任兼团委书记李清华在给外交部全体团员作报告时，讲了周总理对外交干部的四点要求，即站稳立场、掌握政策、熟悉业务、严守纪律。她说这四个方面都必须做到，不能含糊，应强调的是，政策、业务的掌握需要一定时间；对青年干部来说，立场坚定也有个锻炼过程，但是，严守纪律这一条，一进外交部的门，就必须做到，这是外交工作的需要。中国如此，其他国家亦然。

常务副部长李克农也向我们作过报告，他的讲话既严肃，又有幽默感。一次，在向外交部全体干部讲话时他指出，外交工作是高度机密的工作，外交队伍必须纪律严明，服从指挥。一件衣服，提着领子和袖口，便可整齐地展现出来，只抓着下摆，必然吊儿郎当。又说，对上级指示，不能总是记在本子上，要用心记在脑子里，忘了怎么办？不应忘，万一忘了，也比丢掉强。他还单刀直入地讲，纪律性不强的一个重要根源是小资产阶级好面子，不顾工作需要，总想表现自己。

外交科班

新中国成立之初，外交学院尚未成立，也没有系统学习理论、历史、法律、国际关系的条件。基层工作的实际磨炼，部各级领导把着手教，便成了外交部“科班”的课程。

联合国是国际司的主要工作对象，但刚开头，从司长到科长(当时司下设科，相当于现在的处)都不懂联合国为何物，更不用说我们年轻科员了。幸亏有一科员在大学读过国际法，包括司长在内的全体同志就恭恭敬敬地听他讲联合国大会、安理会、经社理事会等机构的职能。从南京调来的国民党外交部与联合国的原始往来文件，堆成大垛。大家不知编号顺序，无从下手，很花了一番力气，才将材料排好上架。后来，在联合国秘书处工作过的龚普生(章汉夫副部长的夫人)来当副司长，国际司才有了懂行的人。

1950年，我国曾准备参加联合国，由张闻天任首席代表，李一氓、冀朝鼎、孟用潜任代表。当时集中了一大批外事骨干，还从上海调来10名大学生。在东城赵堂子胡同设“联合国代表团办事处”，紧急收集有关联合国机构和应对当时各种重大国际问题的背景材料。后因国民党集团在西方大国支持下赖在联合国里，此事未果。

1950年代初的一天，王炳南带着一份英文稿来到国际司，要我负责打出，并指示说，这是西欧司宦乡司长两小时后就要交给英国驻华代办的照会，要用最快的速度打好，不能有一点儿错。我一看，只有两页，便答应下来。谁知，心里紧张，老出错，换了几张纸，还未打好。回头一看，炳公正站在我身后等着，我出了一身汗。炳公顾不得批评，找来在政策委员会工作的柳无垢(柳亚子之女)接着打。我原以为自己英文打字不错，但关键时刻却顶不上去，这是功夫不过硬呀！这件事给我的教育颇深，几十年后我都牢牢记得，使我懂得，一个革命者光会喊革命口号不成，还得有真本事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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