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北大教授，李零对自己的评价是：“我也幻想当学者，可是怎么当怎么不像，书像人不像，江山易改，野性难除。”

本集所收的多为李零的读书笔记，李陀戏称“李零的读书体”。

李零是一位用现代眼光研究中国古代文化，同时精通考古、古文字和古文献三个领域的学者，他的著作很多，很专业，但同时很好玩。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人生最大乐事。

本集所收，主要是读书笔记

读什么书？主要是闲书

笔记的传统是丛谈琐语，但此书不一样

作者是借读闲书说闲话，冷眼向洋看世界。

自序

历史篇

 读《费尔巴哈》章——说唯物史观的原始表述

 中国史学现状的反省

 两种怀疑——从孔子之死想到的

 先秦诸子的思想地图——读钱穆《先秦诸子系年》

考古篇

 说考古“围城”

 一个考古读者的希望——“新世纪中国考古学传播”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考古：与谁共享——读《赫章可乐二〇〇〇年发掘报告》

汉学篇

 学术“科索沃”——一场围绕巫鸿新作的讨论

 答田曉菲

 秦汉罗马：一场时空遥隔的对话——写给法国远东学院北京中心

战争篇

 中国历史上的恐怖主义：刺杀和劫持

 读《剑桥战争史》——杀人艺术的“主导传统”和“成功秘密”

 读《西洋世界军事史》(上)

 读《西洋世界军事史》(中)

 读《西洋世界军事史》(下)

革命篇

 读《动物农场》(一)

 读《动物农场》(二)

 读《动物农场》(三)

历史篇

中国史学现状的反省

目前，中国史学界有不少人都在谈论“史学危机”，但这个“危机”的实质到底是什么，大家好像说不清。就像鲁迅讲的“来了”，只是众口相传“来了，来了”，听起来挺吓人，可到底什么来了，却并不知道。

我从史学研究中常常发现一些问题，和专家们的想法不大一样。有次和朋友谈起，他们劝我把想法讲出来，以为即使是从“观众角度”讲一些老问题、常识问题，或许也有一定用处。我就遵照朋友们的愿望，谈谈这些大家关心的问题。

一 观察角度的变换：中国也是“正常的儿童”

中国的历史研究，重心始终是在中国史上面。

我们对中国史的研究，无论从民族需求来看，还是从世界需求来看，很重要的一个任务是对背景的认识，即对中国传统社会的认识。中国的背景问题很大很深，与现实问题处处相关。这个问题，本来是中国近代以来的老问题了，过去叫“认清中国国情”。现在随着中国重新开放，人们又一次面临新的文化冲突，这个问题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突出，它不仅与历史学家有关，也与我们每一个人有关。近时出现的“文化热”已表明了这一点。

“传统社会”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一般说，它是有别于近代工业社会的一个概念。传统社会与近代工业社会的对比很重要，它是世界史的一个基本出发点。一个粗略的时间表可以告诉我们，人类历史，狩猎采集有三百万年之久，农耕畜牧有一万年左右，文明出现有几千年的时间，而现代工业社会则只有几百年的历史。世界史是个逆溯比较体系，它是站在这个“几百年”之上去认识几千年、上万年和几百万年的。欧洲人发现我们这个世界时，他们呆的那个地方是被不同阶段和不同类型的传统文化(主要是农业文化)包围着，像一座孤岛。这本身是一个历史形成的环境。他们是在近代工业社会与传统社会的冲突中去认识这个世界。这种冲突把历史学家常常说的“过去”与“现在”，“活历史”与“死历史”、“非主体历史”与“主体历史”摆在了同一个平面上。

中国史是世界史的一部分。世界史作为一种认识体系，无论从纵的方面看还是从横的方面看，都要有一个观察主体。中国史也一样。可是我们应当注意的是，世界史的观察主体最初只能是欧洲人。当初欧洲人认识世界其他地区，很像是搜集动植物标本。他们到处搜集所谓“野蛮人”的各种资料，从肤发体貌、语言风俗直到地下掘出的遗物、遗迹，乃至一切一切，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像体质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或民族学)、考古学等学科，以及埃及学、亚述学、印度学、汉学等研究地区文化的学问。他们对传统世界的理解最初只能是以自身为参照系或标尺。像汤姆森的三期法，法国史前考古确立的一系列标准，以及希腊罗马的古典时代、欧洲中世纪，这些都是他们观察的一些出发点。

以欧洲历史作标尺去观察其他地区的历史有它一定的进步意义，就是它毕竟找到一个支点，以这个支点把整个比较体系的架子搭起来了。但是由于当时欧洲历史学家对落后地区的文化内涵还非常隔膜，特别是由于缺乏被观察者真实可靠的“主诉”，这种观察往往充满各种偏见。

当人们一旦超出早期欧洲历史学家搜奇志怪的材料搜集阶段而进入较高的理论层次，仅仅有一个观察点便显得远远不够了。人们不仅开始注意到“文明人的偏见”，介入观察所形成的干扰，而且也注意到每种文化都有它独特的一套“内心理解”。不仅世界其他地区的历史要根据这种内心理解做重新研究，而且欧洲人自己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也要参照这些地区的历史来改写。这就是所谓“自内以观彼，自外以观己”，或者用王国维《人间词话》的话说，就是要有一个从“有我之境”到“无我之境”的转变(超出“小说叙述的第一人称”，超出“摄像者的镜头”)。多角度观察，是这一转变的必然结果。

现在的中国史学界对世界历史学已经发生的这一转变似乎并没有真正的感受。他们表面上对“欧洲中心论”持批判态度(只是民族感情的一种肤浅表现)，而实际上骨子里却还是以欧洲历史作标尺。因为虽然他们好像并未直接搬用西方历史学家的观点，但是因为他们强调要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作指导，而实际上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却又缺乏科学的历史评价，无形中他们已把上一个世纪欧洲历史学界的许多通病继承了下来。

如何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在中国史学界是个大问题。这个问题说到底是一个过“时代关”的问题，即如何正确对待19世纪历史学研究的问题。

P39-41

韩非子讲过一个有名的故事：守株待兔。

宋国有个庄稼汉，别提多傻。他家地里长棵树，有只倒霉的兔子，眼神不好，一头撞死在这棵树上，让他想入非非(他大概算了一下，兔肉总比粮食值钱)。从此，他把手中那件叫“耒”的吃饭家伙扔了，天天蹲树下等兔子，就像《敖包相会》唱的那样，眼巴巴等兔子来，等它们前来送死(《韩非子·五蠹》)。

战国那阵儿，大家尽拿宋人打镲，逮谁犯傻，就说谁是宋人。他的事，据说在宋国都被人耻笑，可见是个超级死心眼儿。过去，我老怀疑，天下傻子多，怎么全在宋国？我猜，当时的聪明人之所以糟改宋人，只因宋国是古国，特讲老礼儿，打商代传下的老礼儿，太古板。

兔子会撞在树上吗？我一直不信。

然而，有一天，我终于信了。

1981年10月7日－12月10日，我参加过一次考古发掘(作为研究生的毕业实习)，地点在陕西宝鸡县西高泉村。那里真的有泉水，泉水挨家挨户流，夜深人静，哗哗作响。

老卢(卢连成)、陈平和我，就三人，一共挖了72座墓，都是东周秦墓。天天晚上粘陶片，画图，做记录，忙得不亦乐乎。

临走，天寒地冻，突然发现一座汉墓，是座大墓。大墓被盗，老卢决定大揭盖，墓顶被揭开，土堆得像座小山。墓坑很深，上面的天很小，有只兔子从天而降，落在一个民工的怀里，谁都想不到。

原来，秋后的旷野，地里光秃秃，无遮无拦，三线工厂的职工，骑着摩托端着枪，正在到处打兔子。兔子慌不择路，不知“小山”顶上有陷阱，一头扎下。

墓是空墓，只剩骨粉和棺钉，兔子是唯一收获。

民工说，他只要皮，肉归我们。

我们，“三月不知肉味”，顿顿一碗芹菜面，浇上红辣子，从没换过口，这可是第一次开斋。兔肉，放在炉子上烤，嘣儿香。

我的斋号就是这么起的。

本集所收，主要是读书笔记。

读什么书？主要是闲书。

笔记的传统是丛谈琐语，但此书不一样。

我是借读闲书说闲话，冷眼向洋看世界。

世界处在岔路口，又一个世纪的岔路口。

2000年的冬天，日本东京银座，豪华商店林立，灯红酒绿，到处都是庆祝“千禧之年”的字眼，一片嘉年华的气氛。

回到北京，有一堆电话，都是约写新世纪的来临，但我却感到一种莫名的悲哀。

我知道，整整一代人，我父辈那一代人，他们正在离开这个世界。

大树飘零：

无边落叶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流。

当时，我无话可说，真的无话可说。

现在，我才悟过一点儿劲来，写在这本书的前边，算是世纪感言吧。

事情很清楚，上个世纪的风云人物，基本上是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那一代人，当时的80后、90后或新世纪头10年出生的人。比他们小的，多半是追随他们。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死于战乱和革命，幸存的少数人，自然成了那个时代的“英雄”。

他们真正风光，是二次大战结束后的50年代。

那个时代的学者、文学家、艺术家，真正名擅一时的大家，也是处于同样的年龄层。比如1948年中央研究院选出的第一届院士，他们的年龄就是如此。  上个世纪，前50年是战争与革命，好像火山爆发；后50年是和平与冷战，好像熔岩冷却。

战争引起革命，冷战冻结革命，一切复归沉寂。

但我的耳边有一种声音在地下滚动，隆隆作响，依稀可以听到。

战争真是硬道理。

手边放着一本《戈尔巴乔夫回忆录》。

他是共产主义守墓人，也是共产主义掘墓人。

我想看看他的感受，看不下去。

他说话太罗嗦，说的事琐琐碎碎，几次硬着头皮读，都读不下去。

他很少谈中国。哪怕说亚洲，也很少涉及中国。他的关注点主要是美国，其次是其外围防御圈的崩溃，其次是其国内的积弊。他对里根和布什最上心。

没错，他的压力很大，特别是军备竞赛，实在抗不住了。他希望退出这场没完没了的竞赛，加入主流，结束对抗，“告别黑暗帝国”，成为民主国家，但他也不愿看到苏联的解体。

他很矛盾，也很无奈，急了就拿“改革”的咒语念一念，缓解内心的伤痛。

什么是“改革”？他也不知道。

今天早上，我终于看到一段有意思的话，是他和一位蒙古政治家的对话。

1991年2月，戈尔巴乔夫和蒙古新总理比亚姆巴苏伦会晤。比亚姆巴苏伦说，“我想以蒙古人民的名义，祝愿您获诺贝尔奖金”。

戈尔巴乔夫说：

有人已经建议取消这一奖金了。但是不管怎么说，没有人能够使改革的进程逆转，它在苏联和全世界已经蓬勃开展起来。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明白，深入变革的必要性实际上与各大陆所有的国家都有关。瞧吧，欧洲在变，中国、印度、阿拉伯国家在变，拉丁美洲在急剧的变革。旧的政治衣钵已经千疮百孔，民主倾向正在拓展自己的道路，尽管面临着许多障碍。大概要数美国最不容易感到变革的必要了。

然而17年后，我们终于听到：

We need change.(我们需要改变)

这话出自即将上台的美国总统奥巴马之口，声音很大。

2008年，祸起萧墙，没有任何事比金融海啸还大。

戈尔巴乔夫说，全世界都需要“改革”，没错。问题不在要不要改，而在怎么改，朝什么方向改。而且，关键的关键，是美国改不改。

皇上不急太监急，都是瞎急。

上面不改下面改，全是白改。

有一件事，更是难题：

如果全世界都争当美国，美国自己还怎么当。

我们不可能回到过去。

不仅回不到孔夫子和孙中山的时代，同样也回不到斯大林和毛泽东的时代。

路在哪里？我很茫然。

一个时代已经结束，另一个时代还没开始。

2009年1月11日写于北京蓝旗营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