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鲁迅对上海《救亡情报》的记者说：“汉字不灭，中国必亡……因为汉字的艰深，使全国大多数人民，永远和前进的文化隔离，中国人民决不会聪明起来，理解自身所受到的压榨，整个民族的危机。汉字是否有罪，在今天大概已不成其为问题，因为越来越多的西方人、东方人到中国来学习汉语、汉字的事实作出了回答，汉字中心也早就回到了中国。

本书对于传统文化的思考主要集中在下面三个方面：一是中国的传统文化究竟是不是优秀文化，能不能毁，该不该灭？二是优秀的传统文化究竟要不要继承，需不需要发扬光大？三是优秀的传统文化在现代文明的建设中，是否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与不可低估的作用？

本书对于传统文化的思考主要集中在下面三个方面：一是中国的传统文化究竟是不是优秀文化，能不能毁，该不该灭？二是优秀的传统文化究竟要不要继承，需不需要发扬光大？三是优秀的传统文化在现代文明的建设中，是否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与不可低估的作用？

此外，本书还将传统文化在环境保护、健康养生方面的作用做了必要的讲解，具有益智、益心、益体的积极意义，值得一读。

序一

序二

序三

问鲁迅，汉字何罪

应该实事求是地评价历史人物

不必为尊者讳之一

不必为尊者讳之二

从《黄帝内经》谈起

鲁迅何以能称“国学大师”

鲁迅的胸襟

不懂京剧的胡适与不看中医的梁启超

这种现象当今中国有否

说说梁宗岱

不该有的偏见

由读《智民之师张元济》而想到的

为了万古长存的中华

替朱熹翻案

读《先秦诸子的(愚民)观》一文后有感

老子与华盛顿、孙中山

请记住这位中国杰出的战略预言家——陈孝威

重要的是角度

关于“儿童读经”及其他

儒文化与现代化及其他

致舒芜先生的一封公开信

何谓“中国人”

读《冷血方孝孺》一文后与齐庆民先生商榷

明代外国传教士眼中的中医

救救中医

写在《大成拳筑基功》出版之后

“诚信”兮，归来

话说“国学养生”

书画相伴，怡然一生

简约淡泊，可以养生

此曲何必天上有

“艮卦”中的古传桩法

讲仁讲义亦讲气

实践墨子的兼爱与修身

养功养道见天真

“治已病”与“不病学”

禅不在坐，戒贪嗔痴

人是周围环境的产物

“笑”能健身又治病

求人不如求己

精气神与信息能量物质

谈“意”说“气”

年寿与养生一

从李娜“回家”说到弘一法师

章乃器的养生之道

孟子的“心之官则思”错了吗

性命双修与高僧大德

解析“如婴儿之未孩”

何必“削足适履”

由京剧流派的形成而想到的

清食养气

亦论弘扬东方文化

为孔子甄别几桩冤情

1936年5月，鲁迅对上海《救亡情报》的记者说：“汉字不灭，中国必亡……因为汉字的艰深，使全国大多数人民，永远和前进的文化隔离，中国人民决不会聪明起来，理解自身所受到的压榨，整个民族的危机。我是自身受汉字苦痛很深的一个人，因此我坚决主张用新文字来带替这种障碍大众进步的汉字。”。值得注意的是，鲁迅先生的这番谈话是1936年5月讲的。而在1936年春，当时在燕京大学历史系任教的洪业先生，在上第一堂课时……突然，洪先生一拍讲桌，挺身站了起来，愤然说道：“同学们，现在日本人侵略我们，国家已危在旦夕了。……日本人狂得很，他们说，世界汉学中心从来就不在中国……现在是在日本。他们说我们中国人没有能力，我们一定要争口气，把汉学中心抢回我们北京来。”请看，同在1936年春夏之交，一个是著名的作家，一个是淡泊的学人；一个在上海，一个在北京；一个面对记者，一个面对学生，两人却发出了截然不同的声音。如果抹去两人的名字而留下他们的言论，今天的读者看后将会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洪业的骨头是很硬的。1941年12月，洪业作为燕京大学教授被日本人抓去。在其他师生都遭到残酷毒打的情况下，关押了一个星期左右后才开始对他提审。突然间，日本军官通过翻译问道：“你是不是抗日分子？”洪业回答：“我是。”又问：“你为什么抗日？”洪业说：我是研究历史的，小时候在中国读中国史，后来到外国读世界史。我得到了一个结论是：用武力来占领别的国家，把别国人民当奴隶，镇压别国人民的意志，只能暂时收效，最后一定得报应；报应来时，压迫者有时比受害者更惨。我不仇视日本人民，但我反对日本的军国主义。……在视死如归、大义凛然、知识渊博、慷慨陈辞的洪业面前，那名提审的日本军官摘下军帽，用中国话说：“我向一个不怕死、敢说实话的人鞠躬。”

说实话，看到鲁迅的上述言论，笔者不禁目瞪口呆，可谓心冷手凉，一时不知从何说起才好。因为笔者虽区区一介布衣，然先生在自己心目中是极有地位的，笔者一直是敬重伟大的鲁迅先生的。然而，在民族危亡的关头，鲁迅却对《救亡情报》的记者说了一段很不合时宜、使人难以理解的话。鲁迅之言，激进是够激进的，然而“灭”了汉字，中国就得救么？中国人还会是中国人吗？“我以我血荐轩辕”的鲁迅先生啊，“灭”了汉字，您又如何用自己的“血”去“荐轩辕”呢？再者，“轩辕”还会要您所“荐”的“血”么？世界上还从未听说过有“灭”了自己民族文字而兴盛强大起来的国家！

历史证明，创造出汉字的中华民族，不但给中国带来了辉煌灿烂的文化艺术，而且对世界文化和科学的发展也作出了伟大的贡献。在古代，中国就逐步建立了最为发达的数学、天文历法、物理、化学、地学、农学、医药学，以及工程技术等各个学科。请问九泉之下的鲁迅，这个历史情况您难道会不知道吗？

不错，“汉字是艰深”，但艰深的汉字并未导致中国“永远和前进的文化隔离”，关于这个历史情况前面已经谈了。何况，作为一个中国人，他也许听不懂各地的方言，但讲各种方言的中国人却都认识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方块汉字。无论海内外的华人身处何方，也许他们的政治观点不同、宗教信仰有异，或者是有无党派，但在方块汉字的大旗指引下，所有的中国人都会为中华之崛起、领土之完整、祖国之强盛而与骨肉同胞一起携手共进，奋勇向前，去创造美好的明天。道理很简单，因为“汉字”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根”(安子介先生语)。“根”固才能枝叶繁茂，国强才能不受歧视。

至于说汉字导致“遭受的压榨，整个民族的危机”云云，则实在是天大的冤枉！真所谓，汉字何罪，遭此责骂？试问鲁迅先生，一部源远流长的华夏文明史，去掉以汉字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标志，会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浩然正气吗？会有“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忠烈豪言吗？会有“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振聋发聩吗？会有先生您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憎爱评判吗？……先生啊，没有方块汉字，如何去铸成中华民族的脊梁？又怎样去筑成华夏文明的长城？

至于谈到使用汉字的中国人民“决不会聪明起来”云云，难道不是先生您极为有害的误导又是什么？请听听，英国科学史家贝尔纳是怎么说的吧。这位西方学者认为，“中国许多世纪以来，一直是人类文明和科学的巨大中心之一。”法国启蒙思想家狄德罗盛赞：“中国民族，其历史之悠久，文化、艺术、智慧、政治、哲学的趣味，无不在所有民族之上。”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则认为，中国“……在公元3世纪到13世纪之问，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李约瑟还曾明确地指出：“倘若没有中国古代科技的优越贡献，我们西方文明的整个过程将不可能实现。试问，若无火药、纸、印刷术和罗盘针，我们将无法想象，如何能消灭欧洲的封建主义而产生资本主义。”2000年5月22日来华讲学的未来学大师奈斯比特告诫，中国在发展自己的高新技术的同时，一定不能丢掉中国的传统文化，对全球化、对高新技术的认同，不能以牺牲中国文化为代价。在此，笔者想知道您是如何在三味书屋从四书五经中启蒙的，后与胞弟周作人又是如何在日本师从章太炎上国学讲习，并成为章氏的私淑弟子而接受《说文》、《尔雅》、《庄子》、《楚辞》授课的。由于接受了如此丰厚的国学熏陶，您才发现了祖国传统文化的某种魅力，并往往在行文时投进一些古僻的字眼。不要忘了，您非常尊敬的日本医学老师藤野严九郎，由于少年时代学习过汉文，故对汉文化有着很浓的兴趣，对中国十分敬重，他才爱屋及乌，将这种敬意直接转移到前来留学的您的身上，使您得到热情和认真的辅导。还有，颇得您赞赏的日本作家夏目漱石，从小就接触了大量的汉文典籍，因而对中国人一直抱有好感。这位专攻英国文学又通中国古典文学的日本作家，其作品想象力丰富，且文采四溢，而他的名字就出自中国古典小说《世说新语》中的“枕流以洗耳，漱石以磨牙”。后来，您弃医从文，与好友许寿裳一起誊抄从江南图书馆借来的善本书，获益不少。到北京后，您又校录古籍，涉猎佛经，探讨佛经教义。1914年，您大量收集各种古物、古画、古碑与古砖，如此等等，说明您的求学之路，始终未脱离以汉字为根本的传统文化。那么，您是否因此而“愚蠢”了呢？还有，您这一笔落下去，难道不是抹杀了无数用汉字孕育出来的中华民族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科学家又是什么呢？鲁迅先生啊，您此言一出，难道不正表明了您异常偏激地失去了理智与理性吗？P1-5

汉字是否有罪，在今天大概已不成其为问题，因为越来越多的西方人、东方人到中国来学习汉语、汉字的事实作出了回答，汉字中心也早就回到了中国。在国外选修汉语的人数也日益增加，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已证明汉字甚至繁体字的汉字已不成其为障碍，不管多复杂的汉字，也就是敲一下键盘就行。相反，简体汉字的负面作用却日益明显。有人认为汉语将成为世界第二共同语种。

汉字如是拼音文字，偌大一个中国，试问将有多少种文字？又将分裂成多少个国家？又有几个人能读懂《论语》和《道德经》，更不用说《易经》了。温家宝总理2003年12月在美国哈佛大学讲演中提出要“回溯源头，传承命脉，互相学习，开拓创新”。如何“回溯”，如何“传承”呢？如果中国文字是拼音字母，可能就要翻译成各种各样的方言拼音文字，这又何等艰难啊！

中国是一个土广民众的泱泱大国，中华文化是唯一绵延不断，延续至今，而仍有巨大生命力的古文明，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和凝聚力。正如冯友兰先生在西南联大纪念碑文中所说：“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而其他国家，或“有古而无今”，或“虽新而不古”。中国的疆域大体相当于欧洲，而人口却是欧洲的好几倍。中国自秦汉以来即已统一，而欧洲早在罗马时代就想统一，但迄今仍遥遥无期。其中原因很多，但汉字以及秦始皇的“书同文”，实有大功焉。

在近代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中西文化大论战是一次思想大解放。“五四”运动的先驱人物打出科学与民主的大旗，冲决封建伦理纲常的罗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白话文运动由此迅速展开，并成为官方认可的文字，使文化决定性地下移到广大人民群众手里，极大地促进了思想启蒙运动，功不可没。

但“五四”时期中西文化论战并非纯学术性的讨论，它是与救亡运动紧紧相连的，来去匆匆，紧锣密鼓。当时守旧势力打出封建亡灵的旗号阻碍思想解放。因此，“五四”运动的先驱者们用词激烈，笔锋常带感情，说了一些过头话，甚至有些地方思想偏激，往往矫枉过正，说好一切都好，说坏一切都坏，陷入一种非此即彼的过于简单化的思维泥淖，把“脏水连同小孩子一起倒掉”。鲁迅是斗士，但不仅是鲁‘迅，在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胡适、钱玄同等人的身上，同样可以看到存在不同程度的类似的缺陷和不足，这是一种时代的烙印和局限。20世纪30年代陈序经提出的“全盘西化”和王明的“全盘苏化”，都是其进一步的发展和延伸。今天我们在继承“五四”精神的同时，还应该超越“五四”，应该给这场论战以历史的理解和实事求是的理性分析。

“五四”时期中西文化的大论战，是在中西文化大规模正面碰撞和交融的时代大背景下发生的，上可以追溯到1840年鸦片战争，下可以一直延伸到现在，而且还将贯串中国现代化的全过程。这也是中华文化凤凰涅粲、浴火重生，从而走向复兴的过程。李约瑟曾认为在当前所面临的许多统一任务中，最重要的莫过于欧美文化和中国文化的融合了。他的看法，今后将愈显其重要性。这不仅关系到中华民族的未来，也关系到整个人类的未来。

这场论争的主题是，如何看待中华文化，如何看待西方文化，如何看待中西文化的碰撞和交融；中国往何处去，中华文化往何处去，甚至牵涉到世界往何处去，人类文化往何处去的大问题。

有人说，现在的中国是一个浮躁的社会，很多人忙忙碌碌，但夜深人静又感到空虚、失落、不安，甚至恐惧。因此，有人说现在需要召魂，召回国家之魂，民族之魂。在经济迅猛发展的同时，人们还需要安身立命。

但在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全国已有上千万的少年儿童开始读经，许多年青人在自发地研习与传播中国传统文化。我们还高兴地看到像张东宝先生这样的民间学者，对中华文化如此充满着热情和信心。由此，我们看到了中华文化强大的自我调节、自我复壮的功能。

中华文化绝不是几次运动、几次冲击所能割裂得了的。一阴一阳之谓道也。

季羡林先生对中西文化曾说过：“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这并不是一种宿命论的推测，不同的时期需要不同的主导文化，当科学技术尚未威胁到人类自身的时候，在西方的近代科学革命、产业革命后，西方文化在一个时期曾占主导地位。但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逆转。当今时代的主旋律是和平与发展，人类不仅需要生存下去，而且还需要可持续发展。只有符合这种和平与发展需要的文化，才是当今的先进文化。

科学的发展，已从高度分析走向高度综合，从精确走向模糊。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整体性、有机性和互补原理等方面已日益受到科学界的重视。西医把人看做机器的理论基础已日益受到挑战。中医、中药的兴起及其现代化，很可能在本世纪会引发一场医学革命。

因此，中华文化经过西方文化冲击的洗礼，经过综合创新，与时俱进，必将复兴，因为它符合时代的需要。西方一些有识之士已经预感及此。英国大学者汤因比说：“中国文化如果不能取代西方成为人类的主导，那么整个人类的前途就是可悲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瑞典阿尔文教授在1988年也说过：“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2500年以前，从孔子的思想中汲取智慧。”

张岱年先生通过对中西文化长期的潜心研究，曾经语重心长地说过“19世纪是中华民族饱受屈辱的世纪，20世纪是中华民族站起来的世纪，21世纪是中华民族复兴的世纪”。中华民族的复兴，不仅是经济的复兴，更是中华文化的复兴。

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两次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一次是在先秦，一次是在近代，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可以预见，第三次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可能已为时不远。不久前，我曾就这个问题当面请教过张岱年先生，他表示完全同意这个看法，而且认为不经过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中华文化不可能复兴。但中华文化必然要复兴，所以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繁荣局面，也注定要出现。

张东宝先生对中西文化的比较做了大量的工作，提出了不少深刻的见解，对中华文化充满信心。欣为之序。

温家宝总理去年在哈佛大学讲演中引用张横渠四句话作为结束语，含义深长。在此，愿再引以共勉：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羊涤生

2004年3月于北京清华园

注：作序者为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中华孔子学会常务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