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他发表了中篇小说《解冻》，时下正是赫鲁晓夫执政时期，这部作品在苏联文艺界引起巨大震动。社会各界对这部作品褒贬不一，毁誉参半。《解冻》也因它的政治敏锐而一时轰动国内外文坛，文学界掀起了“解冻”之潮。爱伦堡在这部作品中以其独特的见解向众人阐明了很多苏联当时的问题，比如社会问题、文学问题以及文学与政治关系等等的问题。

《解冻》第一部发表于斯大林逝世后的1954年。作品反映了苏联当时面临的思想动荡，抨击了官僚主义，高扬人道主义旗帜对社会进行评判。1956年作者又发表了第二部，进一步描述苏联社会“解冻”后春天的到来。

工程师布莱宁把一沓儿讲稿放在自己面前。他讲话非常快，好像惟恐来不及说完似的。有时候他结结巴巴，讲得挺吃力，于是就戴上眼镜，翻看讲稿。

“刚才几位发言的同志讲到了这部小说的缺点，讲得很对。但是，尽管有这些缺点，可以说，它还是有很大的教育意义。农艺师祖布佐夫为什么在造林问题上失败了呢？可以说，作者提的问题很正确：是祖布佐夫对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意义认识不足。当然，党组织书记舍巴林是能够帮助他的。但是，作者在这里又鲜明地表现了忽视集体领导所造成的后果。如果作者能够考虑这些批评意见，把若干情节改写一下，那末，可以说，这部小说仍然不失为我国文学中的一部优秀作品……”

俱乐部里挤得满满的，过道上，门两旁，都站满了人。看来，州出版社出版的这部青年作家的小说引起了许多读者的兴趣。但是布莱宁用大段大段的引语，用他的口头语“可以说”和枯燥无味的公事腔把大家折磨了很长时间。只有寥寥几个听众出于礼貌鼓了几下掌。

“现在请柯罗捷耶夫同志发言。下面请斯托里亚罗娃同志准备。”玛丽娅·伊莉妮什娜这样一宣布，全场顿时活跃起来了。

德米特里·谢尔盖耶维奇讲得很生动，大家都认真地听着他的发言。但是，玛丽娅·伊莉妮什娜的眉头却越皱越紧了，她想：他谈论契诃夫的作品时可不是这种调子的呀。他为什么要指责祖布佐夫呢？看来，他不喜欢这部小说……不过，柯罗捷耶夫还是称赞了这部小说的，他说，刚愎自用的舍巴林和年轻正直的女共产党员费多罗娃两人的形象都刻画得很真实。祖布佐夫这个形象也是活生生的。

“老实讲，我就是不喜欢作者那样暴露祖布佐夫的私生活。他所描写的那种情况，首先就不够真实，更谈不上有什么典型性了。读者不会相信，一个自视颇高，又很正直的农艺师会爱上自己同事的妻子，爱上那个喜欢卖弄风骚的轻佻女人。他们之间，在精神方面，是没有共同兴趣的。我觉得，作者是在追求廉价效果。实际上，我们苏联人的灵魂是更加纯洁、更加严肃的。祖布佐夫的爱情倒有些像是从资产阶级作家的作品中机械地搬到苏联小说中来的……”

一阵掌声送走了柯罗捷耶夫。有些人喜欢德米特里·谢尔盖耶维奇的讽刺——他讲到了某些作家的创作旅行，说他们带着笔记本，向十来个人浮光掠影地问了一下，回来就宣布：“我已经收集到了写长篇小说的素材。”有些人感到满意是因为柯罗捷耶夫认为他们比那部小说中的主人公更高尚，内心世界更复杂。还有些人鼓掌则只是因为柯罗捷耶夫本来就是个聪明人。

坐在主席台上的茹拉甫辽夫对玛丽娅·伊莉妮什娜大声说：“他批判得很好，这是无可争辩的。”玛丽娅·伊莉妮什娜没有搭腔。

好像只有茹拉甫辽夫的妻子，中学教师莲娜一个人没有鼓掌。茹拉甫辽夫叹了一口气，心想：她总是标新立异。

柯罗捷耶夫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模模糊糊地意识到：我像是感冒了。这个时候病倒可真不妙！我还得处理布莱宁的设计方案呢。本来不该发言的。不过是重复了一遍谁都懂得的道理！头痛。这里真热得难受。

他根本没有听见卡佳·斯托里亚罗娃在讲些什么。一阵掌声打断了她的发言，把柯罗捷耶夫吓了一跳。因为工作关系，他认识卡佳。她是个快活的姑娘，浅黄头发，眉毛也很浅，脸上经常流露着一种对生活的无限赞美。柯罗捷耶夫迫使自己细听卡佳的发言。原来卡佳正在反驳他：

“我真不明白柯罗捷耶夫同志发言的意思。我并不想说这部小说写得像古典作品，比如像《安娜·卡列尼娜》一样好。不过，它很感动人。我听许多人都这样说。这跟‘资产阶级作家’，有什么关系呢？我想，人都是有感情的，所以人才会痛苦。这又有什么不好呢？我可以坦率地说，在我的生活中从前也有过这种时刻……总之，这是很激动人心的，所以就不应该抹煞它……”

柯罗捷耶夫暗想：谁能想到这个平时嬉皮笑脸的卡佳已经体验过什么人生悲剧呢？“人都是有感情的”……他突然出神了，他再也听不见别人的发言，瞧不见玛丽娅·伊莉妮什娜和俱乐部里摆的灰褐色多刺的棕榈和书架。他目不转睛地望着莲娜，几个月来的痛苦一齐涌上了心头。莲娜一眼也没有看他。他希望这样，但又害怕这样。近来，每当他们见面的时候，总是如此。可是，就在不久以前，夏天，他跟她不是还可以毫无拘束地谈笑、争论吗！那时候他常常到茹拉甫辽夫家去，虽然他心里并不喜欢茹拉甫辽夫，认为这个人太缺乏热情。他之所以常到茹拉甫辽夫家去，主要是因为他觉得同莲娜谈天很愉快：这个女人很有意思，我在莫斯科还没有遇到过这种女子呢！当然，这里的人们不大爱闲聊，看书多些，有时间思考问题。可是，莲娜在这里也是例外。看得出，她是个深沉的人。她怎么能和茹拉甫辽夫在一起生活呢，简直令人不能理解。她比他高出一头呀。但是，他们相处得似乎很和睦，一个小女儿已经五岁了……P4-6

一个老译者的老实话

(代前言)

每逢奉编者之命写此类放在正文之前的文字时，我都十分犹豫和不安。因为：一，任何一部成功的作品，都是作者“心织”的，是作者用心灵的七彩丝一针一线、一字一句认真编织的成果。从作品开篇，乃至每个情节，每个人物的一颦一笑，都不是作者兴之所至随意落笔的，必然经过他深思熟虑；另一方面，对作品的认识、评论、褒贬、臧否，则应由读者在读后自己做出，见仁见智只该是读者的事；二，放在作品之前的“译者的话”不可避免地带有“导读’’’陛质，我过去也看过几本书前的“导读”，说实话，真不敢恭维，有些甚至是在误导；三，译者的责任只是：在深刻理解原作和把握原作精神实质的基础上，完整地传达内容与形式浑然一体的原作之意境。译者没有义务，更无权把一己之见摆在前面，影响读者；四，自知水平有限，认识肤浅，深恐误导别人。

若说译者应该写点什么，我无宁更赞成让他写点“译后记”，因为一个有责任感的译者必然是认真的，认真到吹毛求疵程度的原文读者，他完成一部作品的翻译之后必定会有些话想说。

既然此文要放在前面，我想，莫如借此机会捡拾几朵表明《解冻》中文译本出版情况的小花给您看看，或许倒能帮您多得些信息，拓宽些联想的天地，对此书产生较大兴趣；当然，更希望它能有助于您理解书中的人、事、社会、时代。

现今六十岁以上的人大概都还记得，1953年3月6日可以说是全球追求社会主义的人民哭泣的日子，那天莫斯科《真理报》宣布：“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斯大林大元帅于3月5日逝世”。从那一天起，苏联社会的各个层面都开始发生变化。那变化尽管还是星星点点，很不明显，但是，它犹如地火，恰似春风，在人们不知不觉中改变着一切。一般人不知不觉，但有些信息灵通又独具慧眼的人，却能从那初现的秋毫中看到必将发生的巨变。在苏联，感到这变化并敢于把它形诸文字的，就是名作家爱伦堡，他很快便写出了《解冻》。

《解冻》原文是1954年5月在全苏作家协会的机关刊莫斯科《旗》杂志发表的，当时书名只是《解冻》，并无“第一部”字样，其内容也不似现在的第一部这样丰满。只因两年之后，1956年，爱伦堡似乎意犹未尽，又发表了《解冻·第二部》单行本。随后苏联的出版社将这个单行本与1954．年发表的那部分合并出版时，才自然而然地把前一部分称为“第一部”。

首先，应该说，《解冻》不是爱伦堡的成名作，也不是他的代表作，甚至不能说是他的主要作品之一。爱伦堡最重要的作品，我个人以为，应该是他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前半连续发表的六卷回忆录性质的《人·岁月·生活》。尽管该书当时在我国曾引起激烈争论，但窃以为该书可以与巴金老人的五本《随想录》媲美。作家在书中表达的思想、认识、观点，容或有其主观片面之处，他对个别问题的提法或许值得商榷，但是，只要他的写作态度真挚、坦率、尊重事实，我就尊重他。

我说这些，并非要贬低《解冻》，不，我知道1954年《解冻》的发表曾经名副其实地“一鸣惊世”，震惊了世界文坛。可能还不止文坛。《解冻》唤醒了许多所谓“冬眠、蛰居”的作家，从而涌现出大批类似题材的作品；由于《解冻》书名的高度艺术概括性，竟有了“解冻文学”之说，爱伦堡自然便是开其先河者。

《解冻》在我国文艺(大概也不止文艺)界也曾引起不大不小的风波。当时曾传闻，关于此书应否翻译出版的问题有两种意见，争论上升到政治层面，以致不得不由相当高层的领导出面“拍板”。看来那传闻并非空穴来风。细心的读者仅仅从《解冻》译文在我国发表的时间和刊物上，就不难看出些端倪。

《解冻》1954年在苏联发表后，我国当时并没有人翻译它。要知道，那可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前半期，是苏美两大阵营在全球争霸的时期，是我国坚决执行“一边倒”(即倒向苏联)政策的时期，是苏联文学作品的译文几乎独占中国译坛的时期，是我国俄文翻译界争先恐后“抢译”几乎每一个多少有些名气的苏联作家作品的时期，是全国各大出版社之间争抢苏联作品选题，有时在各出版社协调出版计划的会议上达不成协议便各自为政，以致屡屡发生同一作品由几个出版社先后(几乎同时)出版不同译本的时期。而鼎鼎大名的作家爱伦堡的《解冻》竟没有人“抢译”，没有出版社“抢出”，个中原因在翻译出版界是大家都明白(这是“政治”)而心照不宣的。

但是，《解冻》是不能不翻译，也不能不发表的。原因很简单：它是爱伦堡发表在世界和平理事会机关刊《国际展望·和平月刊》上的。爱伦堡是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世界和平理事会是世界人民保卫和平委员会(我国也是其成员国)的领导机关；根据国际协议，各成员国必须各自在本国以本国文字出版领导机关的机关刊。所以，尽管在我国关于是否应该翻译出版《解冻》的问题争论了一年多，最后结论还是：不能不翻译，不能不刊载。所以，1955年秋它的译文才终于出现在那份发行量很小的《国际展望·和平月刊》上，而且是分为4期(第43—46期)连载的。至于翻译工作，领导上作为“政治任务”交给了我的组长党员沈江同志。是沈江同志约我这个非党“群众”与他合译的。

《解冻》的中译文已在杂志上发表，但《解冻》单行本的出版又是竟然多年没有人争，没有人抢，仿佛出版界不知道译文已经发表似的。在杂志上读过《解冻》的人会觉得奇怪，但对于‘‘。瞳政治”的人来说，则是当然的，他们知道：《国际展望·和平月刊》上登《解冻》是迫不得已的，但是要在国内出它的单行本，则必须考虑“国内的具体情况”。

“政治”高于一切。各级各单位的领导都懂得“政治挂帅”。因此，没有一个出版社提出要出《解冻》的单行本。只是八年之后，1963年，基于情况变化，出版社准备出《解冻·第二部》了，并已经约好了译者，这才提前于1963年1月先出了《解冻》(第一部)的单行本(正文213页，定价5角5分)，同年11月才出第二部的单行本(正文194页，定价却是9角7分)。两本还都是“鉴于国内研究工作的需要”以“仅供研究人员内部参考用”的所谓“黄皮书”形式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副牌“作家出版社”出的，没有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名义。“黄皮书”是当时的通称，由于其米黄色封面而得名，它是内部限量发行的，阅读范围有一定的“行政级别”限制，一般干部和大学生是看不到的。当然，事实上，有资格看的人未必都看，因为“解冻”二字本身就似乎包含着某种威胁，好像瘟疫，有些人避之尚惟恐不及。好比久住北极圈内而习惯于那里生活的人，不敢贸然应允去江南旅游的邀请似的。另一方面，那些没有资格看却又想看的人，也未必看不到：俗话说，“猫有猫道，狗有狗道”。这是那些动辄喜欢搞“资格”、“限制”的人明明了解，却不大愿意去想的；每遇此类情况，他们惯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从这些，我们不难嗅出当年“谈虎(《解冻》)色变”的一些气息。

1956年爱伦堡发表《解冻·第二部》的时候。中共和苏共两党(因而也必然是两国)的关系，已经发生实质性变化，远远不能与“一边倒”时期同日而语了。因此《解冻·第二部》在我国的遭遇当然与第一部迥然不同：它当时在我国根本没有引起任何反映，没有人提起它，更谈不上翻译它；借用鲁迅的话说，它是被完全“默杀”了。《解冻·第二部》中译本1963年才在我国出版。

您会说：“这都是五十年代的事嘛！”不，请看下面的“故事”。  八十年代前期，有个研究单位“为了教学研究的需要”计划出版一套“丛书”，其中包括《解冻》(当然是第一、二两部合一的)。于是我又根据新版俄文全本重新校改了全书译文。我发现作者在出书时对最初在《旗》杂志上发表的第一部原文作了不少修改，有些地方有成段的删改乃至有整页的增补。我的译文脱稿并付印后，很快就印好，并开始装订，没几天样书就送到了领导手中。不料这时却被领导人紧急叫了“停”。

我作为译者当然关心：为什么呢？有人告诉我：“跟你没关系，是封面设计出了政治错误！”“政治错误？！”这在当时是非常吓人的。经了解，我才得知：领导的意见是：“封面底色用灰色是对的。但书名和教学研究参考丛书等字为什么印成红色？！”(其实不是正红，是暗红色。)于是领导命令：“印好的封面作废！封面上的字全改印黑色。已装订好的，拆下封面重装！”我不慎笑了笑，表示了一点对这种浪费的不理解。坐在我对面的年轻编辑马上油嘴滑舌地“帮助”我，他说：“您怎么不懂，领导怕犯政治错误嘛！公家财产浪费没啥，他得保住头上乌纱！”我又无奈地笑笑，只好沉默。(下班后我去印刷厂讨了几张作废的封面纸，拿回家，作为时代的纪念品，我至今保留着。)

另外，这次新版《解冻》的版权页和封底上还都赫然印着：“限国内发行”。一部早已在多国翻译出版发行的外国作品，领导还怕它传到国外去！这都发生在1982年。如今听来未免觉得荒唐，可当年的情况确实如此。

《解冻》为什么如此“可怕”？说实话，我到现在也不完全理解。

当年，我只知道认真地翻译，并未读懂此书的真意。那时天天学政治，实际上只说些名词，丝毫不懂政治。直到蒙古的温都尔汗机毁人亡了，我才影影绰绰看出点什么。可最后得出的结论，说来惭愧，却是警告自己：以后别再想这些！

“文革”中期我在“五七干校”待过两年，那时除领袖著作外只许读鲁迅。我通读了鲁迅。但我读懂并记住的只是一句话：历史是每个读书人的必修课。

当然，如今这一切都已经成为历史了，犹如大江东去。

但是，历史也是必须了解并记住的，因为历史告诉我们“现在”之所由来，历史能启示我们看出“现在”之今后发展轨迹。

钱诚(钱育才)

2009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