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涌现出了许多的历史学者。杨天石先生属于最为优秀的中国近代史，特别是中华民国史的学者之一。只要浏览一下它的目录，就会让人折服于杨先生研究领域之广泛。

本书研究了中国国民党的政治和领导人，论述了自清末时期、辛亥革命，以至国民革命与抗日战争时期的政治与思想史的问题。揭示出隐藏在历史帷幕后面、长期不为人知的许多秘密。

南京临时政府昙花一现，北洋军阀统治中国，国民党人继续革命。作者利用在海内外精心访求所得的大量未刊函电、文献、档案，力图回答长期困扰史学界的关于这一历史时期的许多问题。如，南京临时政府的权力转移、孙中山企图“租让”满洲、蒋介石刺杀陶成章、北洋政府的对外关系、国共第一次合作、中山舰事件之谜、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形成与发展、苏俄与中国革命的关系、国民党内左右两派的斗争，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等。作者对此一一作了阐述，从而揭示出隐藏在历史帷幕后面、长期不为人知的许多秘密。

辛亥革命与共和知识分子——对一种传统观点的质疑

黄兴致井上馨函回译及解读——读日本井上馨文书

孙中山与“租让满洲”问题

华俄道胜银行借款案与南京临时政府危机

孙中山与民国初年的轮船招商局借款——兼论革命党人的财政困难与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

在华经济利益与辛亥革命时期英国的对华政策

蒋介石为何刺杀陶成章

新发现的《孙中山致国民党诸先生函》

孙中山致山县有朋函——读日本山县有朋文书

陈其美的“三次革命”设想——读日本外务省所藏陈其美致杨以均密函

黄兴与日本驻旧金山总领事的通信——读日本外务省档案

袁世凯政府指望的中日“互助”——读日本外务省档案

袁世凯伪造的孙中山“卖国协约”

段祺瑞的对日《秘密意见书》——读日本山口县文书馆档案

李大钊致佚名氏密札试解——近世名人未刊函电过眼录

“真革命党员”抨击黄兴等人的一份传单——读日本外务省档案

跋钟鼎与孙中山断绝关系书——宫崎滔天家藏书札研究

宋嘉树与孙中山、宋庆龄的婚姻——读宋嘉树复孙中山英文函

孙中山与田中义一——读日本山口县文书馆档案

孙中山的一次北京未遂之行——读台湾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段祺瑞函

何天炯与孙中山——宫崎滔天家藏书札研究

邓恢宇与宫崎滔天夫妇——宫崎滔天家藏书札研究

徐致靖大骂梁启超——读台湾所藏徐致靖未刊函札

北京政府致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电——读美国所藏顾维钧档案

“五四”答问

1923年蒋介石的苏联之行及其军事计划

孙中山和中国国民党改组

国共合作的历史文献——读李大钊致张继、汪精卫函

瞿秋白的《声明》与国共两党的“分家”风波——读台湾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档

毛泽东对国民党建设的四项提案

国民党档案中的毛泽东手迹——读台湾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档

国民党中央致毛泽东函存稿——读台湾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档

毛泽东和国民党上海执行部——近世名人未刊函电过眼录

关于孙中山“三大政策”概念的形成及提出

中山舰事件之谜

中山舰事件之后

汪精卫何以隐匿、出走——中山舰事件探幽之

欧阳格的被捕——中山舰事件探幽之二

李之龙的“变节”、“脱党”问题——中山舰事件探幽之三

柳亚子“非常可骇”的建议

冯玉祥加入国民党始末——近世名人未刊函电过眼录

沈雁冰致林伯渠函手迹——读台湾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档

蒋介石与前期北伐战争的战略、策略

蒋介石与北伐时期的江西战场

蒋介石假令枪毙孙元良

北伐中蒋介石负伤身死的风传

报国危曾捋虎须——记“三省联合会”与孙传芳的广告战

毛泽东与国民党中央各省区联席会议

邵力子出使共产国际与国共两党争夺领导权

北伐时期的迁都之争与宋子文

北伐时期左派力量与蒋介石的矛盾及斗争

陈独秀建议发展十五万国民党员——近世名人未刊函电过眼录

“四·一二”政变前夕的吴稚晖——近世名人未刊函电过眼录

1927年汪蒋上海会谈辨析

“四·一二”政变前后武汉政府的对策

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

附录：

 潘佩珠与中国——读越南《潘佩珠自判》

 爱国志士的早期联系

 宋教仁佚文钩沉

辛亥革命与共和知识分子——对一种传统观点的质疑

辛亥革命是谁领导的？多年来的回答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与此密切相连的问题是：辛亥革命的阶级基础是什么？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代表哪一个阶级的利益？通常的回答是：民族资产阶级，或日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我以为，这些回答都不准确。

那么到底谁是这一革命的领导力量呢？答日：倘不从某些既定的概念或原则出发，而从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出发，答案其实是十分清楚而明白的。这就是，那个时期出现并形成的共和知识分子是辛亥革命的领导力量。这个问题搞清楚了，辛亥革命的阶级基础、革命党人代表哪一个阶级利益等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试说其理由。

辛亥革命时期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状况

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在洋务运动期间开始出现，戊戌维新前后略有发展，但是，到了辛亥革命前夜，仍然十分微弱。早些年有学者统计，够得上称为近代企业的不过500家左右。近年来有学者重新作了统计，数字有所扩大，但也不过1000家左右。①这1000家左右的近代企业能够产生多少资产阶级分子呢，充其量不会超过1万人吧？如果加上具有近代特征的新式航运业、金融业和商业，资产阶级分子的数量会大一些。有人根据1911年各地商务总会的会员数和商务分会的会董数，约略估计当时民族资本家的数字为52630人。①但是，商务总会的成员和分会会董的情况很复杂，难以一概视为近代意义上的资本家。即使上述数字大体准确，对于幅员辽阔的中国来说仍然是十分微弱的。当时，这一阶级不仅人数不多，经济力量薄弱，而且对政治的影响力极为有限。这样一支队伍怎么可能会领导像辛亥革命这样具有广阔规模的全国性革命呢？我们不能任意地扩大资产阶级的队伍，不能把当时出现的新型知识分子，包括学生、教员、企业雇员以及记者、医生等自由职业者一概视为资产阶级，更不能把旧式商人以至小业主视为资产阶级，我赞成丁日初教授的观点，不笼统地说资产阶级，而说资本家阶级，这样可以有一个严格的界定，不至于把资产阶级扩大化，易于进行科学的讨论。

辛亥革命时期的中国民族资本家阶级是否可以分为上层和中下层呢？从理论上当然可以分，但是，实际上却很难分得清楚，似乎迄今也还没有人作过仔细的区分和精确的定性与定量研究。上层资本家阶级通常以张謇为代表，那么，下层呢？通常以禹之谟为代表(其实，禹之谟办的只是手工作坊，目的在于掩护革命)。除了禹之谟还有谁，似乎不大好找了。如果辛亥革命的阶级基础是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的话，那么，代表就不能是一个、两个，一两个怎么能构成阶级基础呢？其实，如果我们实事求是地进行研究的话，就会发现，辛亥革命前夜的中国民族资本家阶级内部在政治态度和政治主张上并无鲜明的分歧，相反，却是颇为一致的。这就是，参加某些具有反帝爱国性质的运动，如抵制美货运动、收回利权运动等，在政治上，他们一般反对革命，主张君主立宪，求稳怕乱，是立宪运动和国会请愿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只是到了清政府镇压国会请愿运动，建立皇族内阁之后，他们才对清政府感到绝望，个别人如沈缦云才转向革命。武昌起义之后，这个阶级才附和革命。但是，他们仍然怕乱求稳，畏惧革命党人的激烈言论和行动。其结果，在孙中山和袁世凯之间，他们选择了袁世凯。“二次革命”期间，除沈缦云等少数人外，他们更抛弃了孙中山，赞成袁世凯对革命党人的镇压。在以后的年代里，我们也未见有多少资本家阶级分子试图影响孙中山等人的政策并予以大量财力支持(华侨资产阶级有支持孙中山的，也有支持康有为、梁启超的，应作别论)。

多年来，我们习惯于简单地以经济地位来划分政治派别，或者简单地以经济地位来说明政治态度。似乎“大”、“上层”就一定反动，而“中”、“小”、“下层”就一定进步。例如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的学者有所谓“中小地主阶级”说，似乎王安石等改革派、岳飞等主战派，杜甫、白居易、陆游等同情人民疾苦的诗人都是“中小地主阶级”或“地主阶级中下层”的代表，其实，历史的真相何尝如此！乡村里的中小地主剥削起农民来一点也不比大地主轻，抗日战争中，给日本人当汉奸、狗腿子的恐怕中小地主不少吧！这种地主阶级中下层进步说和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进步说都不是从历史事实中抽象出来的科学理论，而是根据某些概念、原则，主观演绎的结果。

关于共和知识分子

辛亥革命前夜，中国社会逐渐出现几种热潮，这就是留学热、办新式学堂热、出版新式书刊报纸热。由于这些原因，中国社会就出现了一个新的阶层(有些学者称为群体)，这就是新型知识分子。这个阶层发展很快，数量很大，试看下列数字：留学生：1903年为1300人，1904年为2400人，1905年为8500人，1906年13000人。国内新式学堂学生：1907年为101.3万余人，1908年为128.4万人，1909年为162.6万余人。较之民族资本家阶级来说，这是一支数量较大、政治上更为活跃的社会力量。

和传统的封建知识分子比起来，他们有若干特点：

1.具有近代科学知识。从知识结构的主体看，不再是子日诗云，而是声、光、化、电和达尔文、赫胥黎的进化、天演之学。

2.具有近代民主主义思想。从思想的主流看，不再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和“臣当尽忠，子当尽孝”的旧观念，而是以卢梭为代表的“主权在民”说。

3.他们出卖脑力，或即将出卖脑力，以知识为谋生手段，主要服务于新兴的科学、文化、教育事业，不必依靠地产，也不必依靠科举，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对地主阶级和清政府的依附。

能把他们看做资产阶级分子吗？不能。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学堂学生、留学生，还没有进入社会生产关系的网络，尚不存在对资本家的依附关系，和资本家阶级的经济利益可谓风马牛不相及。即使他们中的少数人已经受雇于新型企业，他们也是雇佣脑力劳动者，而不是资产阶级。把知识分子统统归人资产阶级的范畴，这是“左”倾思潮影响下的观念，我们不应继续沿袭。

能把他们看成是资本家阶级的代表或资本家阶级中下层的代表吗？也不完全合适。这是因为，他们和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新型知识分子的情况也有不同。

1.推动他们投入社会政治运动的主要原因是救亡，从帝国主义的侵略下挽救祖国，振兴中华，并不是资本家阶级的经济利益。当他们离乡去国，寻求真理的时候，当他们抛妻别子，准备武装起义的时候，他们所想到的是如何使灾难深董的祖国免于瓜分，如何使可爱的民族免于沦为牛马。至于发展资本主义，他们中的许多人连想都没有想过。

2.他们不少人的思想中程度不同地存在着批判资本主义或反资本主义的内容，并表现出对社会主义的同情和向往。例如邹容，1903年出了本《革命军》，这是长期被人们认为是提出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的一本书，然而，没过几天，他就宣布，他本人对《革命军》一书已经不那么有兴趣，现在要写《均平赋》了。所谓“均平”，正是社会主义思想在近代中国早期传播时的同义语。又如章太炎，1903年以前向往的确实是西方资本主义，但是，走出上海西牢，到了日本之后，一看，不对了，原来资本主义社会也有很多问题，那贫富悬殊不论，单就议会选举过程来说，真是千奇百怪，丑恶肮脏得很。于是，他怀疑了、愤怒了，表示要扒开拿破仑、华盛顿的坟墓，用金锤去砸他们的头。金者，铁也，分量是很重的。他设想了一个“无政府、无聚落、无人类、无众生、无世界”的五无境界，以之作为最高理想。当然，章太炎明白，这是幻想。于是，他又大讲善恶并进，俱分进化，提倡社会倒退，认为人类愈文明也就愈恶，倒是野蛮人善良，主张学习野蛮人，甚至学猴子，“吾辈拟猿可也”。这一时期的章太炎显然不能视为资本家阶级的代表。当然，章太炎的上述思想比较极端，但是，当时像章太炎一样大骂资本主义的却大有人在。1907年东京中国革命党人中有一个社会主义讲习会，每会必讲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当然，他们所谓的“社会主义”，其实是无政府主义，那时，在中国革命党人中，不同程度地受到无政府主义影响的人不在少数！这里，附带说一句，毛泽东到五四时期还崇信无政府主义呢！“文革”时期，红卫兵找到了毛泽东发表于《湘江评论》上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如获至宝，誉为马克思主义的文献，其实，那里面虽然提到马克思，但歌颂的却是“意思更广、更深远”的克鲁泡特金！辛亥革命前后，有那么一个阶段，拿破仑、华盛顿不那么吃香了，卢梭也不那么吃香了，吃香的是巴枯宁、蒲鲁东，特别是克鲁泡特金的共产无政府主义，受到许多人的信仰。这不是偶然的。辛亥革命发生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相对尖锐、工人运动相对发展的时期。既然资本主义有那么多问题，而共产无政府主义又显得那么美好，彻底地平等，彻底地公正，彻底地消灭了剥削和压迫，那么，一步跨进这个天堂岂不是很好吗？所以，中国革命中超越资本主义、避免资本主义的思想是由来已久的。

这里，要着重谈谈孙中山的思想。还在1903年，他就表示，西方社会贫富悬殊，不是理想世界。他也像邹容一样谈“平均”，声称社会主义乃一刻也不能忘记的东西。1905年5月，他在比利时访问社会党国际局(第二国际)，要求接纳他的党，同时表示：将吸收欧洲文明的精华，使“中世纪的生产方式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阶段，而工人不必经受被资本家剥削的痛苦”①。同年，他在《民报》发刊词中创立了民生主义概念，明确表示，中国不能走欧美老路。1912年，他觉得民族、民主革命已经成功，该是他搞社会革命的时候了，于是到处骂资本家，骂资本主义，大讲社会主义，推崇马克思。1914年5月，又致函社会党国际局，希望得到该组织成员的帮助，“让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②。对此，人们应该充分肯定其在中国革命史上的破天荒的意义和孙中山的伟大追求，不应该根据某些凝固的社会主义模式加以挑剔。同时，应该指出的是，孙中山懂得，在生产力十分落后的中国，资本主义并不是只有破坏作用，相反，倒是不可或缺的东西。因此，他于1918年在《实业计划》中提出，要奖励和保护私人资本主义，但是，孙中山本人的兴趣和感情都倾注在国有和公有经济上。他想最大可能地发展国有和公有经济，同时，限制和节制私人资本主义。在政权问题上，孙中山在1912年就批判西方资本主义民主，认为那只是富人的民主。十月革命后，他提出要建立俄国式的“最新式的共和国”，后来又提出要建设一个非少数人所得而私的真正民主的国家，还曾表示要当“工人总统”①。显然，孙中山的思想和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家的思想是有所不同的。马克思说过：“同样，也不应该认为，所有的民主派代表人物都是小店主或小店主的崇拜人。按照他们所受的教育和个人的地位来说，他们可能和小店主相隔天壤。使他们成为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是下面这样一种情况：他们的思想不能越出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所越不出的界限。他们在理论上得出的任务和决定，就是小生产者出于自己的物质利益和自己的社会地位在实践中所得出的那些任务和决定。一般说来，一个阶级的政治代表和著作方面的代表人物和他们所代表的阶级间的关系，都是这样。”②但是，孙中山的某些思想恰恰超出了资产阶级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将它们完全说成是代表了资本家阶级的利益是说不通的。相反，如果从知识分子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的角度去理解，那就一切都在情理之中了。有些事，按照事物的本来面貌去解释，本来是清楚的；按照某些教条主义的原则去解释，可能愈说愈糊涂。

孙中山并不是一个人。廖仲恺、朱执信，以至胡汉民、早期的冯自由等都有类似的思想。这是一个派别，有一群人。当然，就这一时期投身革命的知识分子的主体来说，无政府主义或社会主义都还不占支配地位。他们投身革命的目的还不是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而是为了救国，振兴中华，建设一个强大的、实行共和制的“主权在民”的民主主义国家。因此，我觉得，称他们为共和知识分子比较合适。当然，也可以称他们为平民知识分子、民主知识分子，或革命民主知识分子，意思都一样。但是，如果考虑辛亥革命前后的时代特征，并和近代中国其他时期其他类型的知识分子相区别的话，我觉得称他们为共和知识分子比较恰当。

反对帝国主义，振兴中华，推翻以清朝贵族为代表的封建专制制度，建设共和国，这是有利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共和知识分子代表了中国民族资本家阶级的利益未尝不可，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们难道不代表民族的利益、人民的利益？如果仅仅把他们看成是资本家阶级利益的代表者，是不是缩小了辛亥革命的意义和内涵？是不是不符合、至少不完全符合那个时代大批仁人志士的精神面貌？对于那些断头沥血、慷慨捐躯的烈士们是不是有点不敬？

辛亥革命时期共和知识分子是中国前所未有的社会力量，也是中国知识分子中前所未有的类型。他们既部分地代表中国民族资本家阶级，又不完全代表中国民族资本家阶级的利益。这一社会力量的出现立即使中国历史出现了新的特色。P1-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金冲及

在最近三十年来中国近代史众多研究工作者中，杨天石同志取得的成绩是相当突出的。

为什么他能取得这样的成绩?我想有几个原因。

第一，他极其重视发掘近代史中以往很少为研究工作者所了解的珍贵史料，特别是重要历史人物的原始档案，作为研究工作的出发点，因此他常能讲出新话来。本来，史学工作者必然论从史出，这几乎已成为绝大多数人的共识。我国著名史学家陈垣教授，曾提倡对史料要做到“竭泽而渔”。可是，从事近现代历史研究的学者常有一种苦恼。和古代史不同，近现代史料浩如烟海，研究工作者根本谈不上“竭泽而渔”，倒是常要“望洋兴叹”。在这种情况下，要能识别并发掘出前人没有利用过的珍贵史料又谈何容易。杨天石同志有两个重要条件。一是勤奋。他不仅经常深入国内一些重要档案馆和图书馆，细心搜罗；还不知疲倦地奔走于美国、日本等许多国家以及台湾地区，披沙拣金。他有一本论文集的书名就叫《海外访史录》。此中甘苦，凡多少做过一点儿这类工作的人，大概都能领会到。二是有敏锐的识别力。这需要有扎实的功力和犀利的眼光，能够分清什么是沙和什么是金。否则，再重要的史料放在那里，也可能因不认识它的价值而交臂失之。杨天石同志恰恰具有这两个条件。

第二，他具有史学大师陈寅恪教授提倡的那种“问题意识”。他另一本论文集的书名叫《寻求历史的谜底》，就可以说明这一点。研究工作，从它的本来意义来说，无非是要解开包括自己在内原来弄不清楚的谜团，寻求符合实际的答案。如果只是把一些历史事实叙述得清清楚楚，却没有回答什么人们原来感到迷惑的问题，这种著作或论文也有它的用处，但很难说是有较高价值的研究成果。杨天石同志善于从人们习以为常的旧说中发现疑点，提出问题，经过严密的论证，得出新的结论。他的论文《中山舰事件之谜》，运用可靠的原始档案，对一个人们普遍关心而又不明其所以的问题，起了释疑解惑的作用。我曾听胡乔木同志称赞过这篇文章。

第三，他的文章思路清晰，明白晓畅，读起来没有沉闷的感觉，容易引人人胜。写文章，是要给读者看的，落笔时应该处处替读者着想，而不是作者在那里自说白话。如果文字晦涩，思路不清，让人看得十分吃力，甚至看不下去，再好的内容也难发挥作用。杨天石同志这个优点也是值得称道的。

这三点，也许同样是这部《文存》的特色。

这部《文存》中的文章，绝大部分有关国民党和中华民国的历史。这在某种程度上可说是一项开拓性的工作。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国民党曾经统治中国大陆绝大部分地区二十多年。它的种种活动和作为，在中国土地上留下了自己的烙印，有些还产生长远的影响。中国共产党曾同它两度合作，一次是大革命，一次是抗日战争；又有两次破裂，一次导致十年内战，一次结束了国民党政府在中国大陆的统治。作为历史对象，作为了解中国近代国情的需要，我们对国民党以及它对中国大陆统治的研究，实在太不够了。不深入进行对它的研究，中国人在20世纪是怎样走过来的，在不少方面就不容易锐得清楚。就是从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研究来说，如果不研究这个既是对手，又是两度合作伙伴的国民党，许多事情的认识也难以深人。

从事这样一项开拓性的又相当敏感的研究工作，谁都很难一下就做到什么都说得准确无误或能取得所有人的同意，引起一些争议是自然的。我也不是在所有问题上和杨天石同志的看法都相同。记得有一次在美国，我对他《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那篇文章也提出过商榷性的意见。这些，在学术研究工作中是正常的。

杨天石同志对国民党和中华民国史研究的贡献是值得重视的。许多问题，经过他的潜心研究，已把人们的认识向前推进了一步。有些问题，虽然存在争议或有不同意见，也有助于人们对这些问题作进一步的深入思考。它对推进国民党和中华民国史这门比较年轻的学科的研究，都是有益的。

2007年6月24日

于北京万寿路

  路子是对的，要坚持这样走下去。……(《中山舰事件之谜》一文)是近年来中国现代史研究中不可多得的上乘之作，是一篇具有世界水平的学术文章。

——胡乔木

这部《文存》中的文章，绝大部分有关国民党和中华民国的历史。这在某种程度上可说是一项开拓性的工作。

——金冲及(中国史学会原会长)

(天石)以其文学的底子、哲学的素养，加上科学的方法、求真的精神，以锲而不舍的毅力，追求难得的史料，思考问题，故其发表的文章，引起同道的重视和欣赏，非偶然也。

——蒋永敬(台湾政治大学)

杨天石先生作为解放后第二代史学家中最前列的研究者之一……以学有根底的渊博知识为基础，尽可能地广收博采有关资料，分析立论敏锐而明快。

——狭间直树(日本京都大学)

在我的同龄人当中，杨天石先生属于最为优秀的中国近代史，特别是中华民国史的学者。……他具有发现重要问题，在中国乃至在广阔的海外发掘最新的资料，并在有限的时间里完成独创性论文的能力。这种能力并非一日可就，它的背后是敏锐的历史感和日积月累的知识与教养。

——山田辰雄(日本放送大学)

(杨天石先生)对民国史的学术贡献伟大。有史风。特别重视于揭示历史之“谜”的核心。这样的学风已有史仙之境。

——中村哲夫(日本神户大学)

(杨先生)不但博闻强记，而且目光敏锐，有淘沙拣金的本领。别人没注意的，他注意了；别人看不出所以然的，他看出了。他能宏观，也能微观。经他的整理和解释，许多史事和人物，都跳出纸面了。

——李又宁(美国圣若望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