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通过对“王闿运与晚清书院教育”这一论题的研究，来透视中国传统教育近代化的历程，尤其是书院教育在这一历程中的变迁。透过王闾运的书院教育思想与实践，在一定程度上探析晚清时期的知识分子群体于社会变迁大背景下的整体形象。书院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通过研究，可以加深对晚清书院文化的认识，从而深化对中国近代文化史的研究。

王闿运为晚清名士，一生从事书院教育长达三十余年，其书院教育生涯是晚清书院教育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本书从晚清变局特殊的时代背景和王闿运生平起笔，以王闿运掌教四川成都尊经书院、湖南长沙思贤讲舍、衡阳船山书院为切入点，探讨王闿运与四川书院教育和湖南书院教育的互动关系，剖析王闿运书院教育的特征；以王闿运书院教育与近代学术发展、王闿运书院教育与中国教育近代化以及王闿运书院弟子与中国近代社会为三条基本线索，评析王闿运书院教育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的地位。

绪论

第一章 晚清变局与王闿运

 第一节 晚清变局与书院教育危机

一 晚清变局

二 晚清书院教育的危机与变革

 第二节 王闾运生平概述

一 读书求仕

二 幕宾生涯

三 著述从教

第二章 王闿运与晚清四川书院教育

 第一节 尊经书院的沿革

一 晚清四川书院教育与士林风气

二 尊经书院的创设

 第二节 王闿运掌教尊经书院

一 入川掌教，育泽蜀中

二 整饬院规，从严治院

三 设尊经书局，启润群生

四 倡经、史、词章，以实学育人

 第三节 王闿运与晚清四川书院改制

一 王闿运开四川书院改制之先声

二 王闿运去蜀后四川书院之改制

第三章 王闿运与晚清湖南书院教育

 第一节 晚清湖南书院教育概况

 第二节 王闿运主讲长沙思贤讲舍

 第三节 王闾运掌教衡阳船山书院

一 “学在船山”

二 王闿运与船山书院改制之三阶段

三 王闿运阻滞船山书院改制之原因探析

第四章 王闿运教育思想及书院教育活动特征之分析

 第一节 王闿运之教育观

一 于中西文化的认识

二 在人才问题上的见解

三 治学必备的五大品质

四 有教无类的施教思想

 第二节 王闿运书院教育的“三双”特征

一 教育主旨：育“行帝王学”之才与实用之才的“双层目标”

二 科举考试：不教制艺与不禁应试的“双不原则”

三 书院改制：引领风尚与守旧缓进的“双重变奏”

第五章 王闿运书院教育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

 第一节 王闾运书院教育与中国近代学术

一 王闿运书院教育与近代蜀学

二 王闿运书院教育与近代湖湘学术

 第二节 王闿运书院教育与中国教育近代化之问题反思

一 问题反思一：承旧与趋新——晚清书院教育的走向抉择

二 问题反思二：求速与重质——近代教育变革的主题关照

 第三节 王闾运书院弟子与中国近代社会

一 尊经书院弟子与中国近代社会

二 船山书院弟子与中国近代社会

结语

附录一 王闿运生平大事年表

附录二 王闿运部分书院弟子名录

主要参考文献和征引书目

后记

在经历了“康乾盛世”的繁荣之后，清朝的统治盛极而衰。各种社会矛盾潜然滋长，孕育着衰朽的危局，整个社会日益呈显出“日之将夕，悲风骤至”的衰兆。而此时的西方世界已然迈进近代化的航程，其步履之快，绝非是生活在传统社会的国人所能想象。“幅员广大、自给自足、统治阶级的麻木不仁和漠不关心，所有这一切使清帝国在与西方国家接触时毫无应变的准备。更确切地说，当这种接触在近代成为事实时，导致中国衰落的一个原因恰恰就是中国文明在近代以前已经取得的成就本身，要理解中国的衰落，就必须懂得中国早先取得的成就，因为这种成就之大竟使得中国的领袖人物对于灾难的降临毫无准备。正如改革家梁启超后来在1896年所说：‘今有巨厦，更经千岁……非不枵然大也，风雨猝集，则倾圮必矣，而室中之人，犹然酣嬉鼾卧，漠然无所闻也。”当生活在传统世界的中国人仍旧抱着“夷夏之辨”的腐旧观念，沉酣于昔日辉煌成就之时，西方各国已然迈人先进的工业文明时代。在两种文明交锋中显示出工业文明明显的强势地位，与此相对应的是，中国传统农业文明的弱势亦充分展露。近代国人不得不以极度复杂的心态去接迎前所未见的变局时代。

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英军显示出在武器装备和战略指挥诸方面的绝对优势，使大清帝国的官员感到困惑而无所适从。此役中方的战败同样令国人茫然，“天朝上国”的优越感在巨大的心理落差中慢慢陨落。1842年，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签定，使西方列强侵入中国被赋予了条约保护的合法性。此后，殖民者的脚步纷至而来，列强在古老的中国土地上上演了一幕幕入侵惨剧，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接踵而至。连绵的战争使清廷疲于应付，难以喘息；一个个不平等条约则紧随其后，不绝于缕。中国的大门已逐渐对列强敞开，殖民者的魔爪很快深入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清政府的统治岌岌可危。正如马克思所言：“英国的大炮破坏了皇帝的威权，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而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中国在列强的强力驱使下，一步步被卷进世界资本主义的浪潮，来自西方世界的这股浪潮的冲击力给中国带来的影响则是令国人意想不到的。

政治上，中国日益丧失了独立自主的政治地位而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从中国攫取了巨大利益，但仍欲壑难填，对中国的侵略依然变本加厉。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列强在中国已形成瓜分格局。除划分出各自的“势力范围”外，列强还在富庶的上海、天津、武汉等地，强行划定“租界”，构筑“国中之国”。这种强行划定的势力范围和租界有着诸多特权，实为殖民者侵掠中国的基地。此外，列强对清政府指手画脚，任意干预中国内政和外交。更为严重的是列强深入的不止是清廷的权力中枢，而且波及地方行政的各项事务，以至于出现了“民畏官，官畏督抚，督抚畏外部，外部畏公使领事”的现象，中国在内政和外交上的独立地位随之步步丧失。

经济上，西方商品在中国市场上的倾销，使中国固有社会的经济结构受到极大的冲击，传统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日渐土崩瓦解。一时间，“商贾不行，生计路绌”，许多农民和手工业者纷纷陷入破产境地。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世界资本主义的侵入，“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在西方工业文明的熏染下，中国近代工业艰难起步。

不绝于缕的外患于中国的影响是深重的，而外患又使内忧进一步加剧。历次战争的战争经费和战败赔款，最终以各种赋税的形式转嫁到普通民众身上，使之不堪重负。而晚清社会经济本身的蜩螗困破，又导致了贫富的急剧分化。土地兼并之风日烈，无地的农民数量不断增多，逐渐地沦为游民。生活的窘迫激发了民众日益强烈的愤恨情绪，逐渐酝酿为一股股反抗的潮涌。

早在嘉庆年间爆发的白莲教起义与天理教起义，即透出清廷朝局的不稳与江河日下。1851年，更为猛烈的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爆发，洪秀全以“人间天国”的目标理念导引了众多备受凌辱、衣食无着的底层民众齐集麾下，毅然走上反抗清朝之途。这场农民战争，以雷霆万钧之势，漫及清廷的半壁江山，强烈地震撼了清政府的统治根基。为扑灭声势迅猛的太平天国，清廷采取“借师助剿”的手段，与西方列强联手镇压。1864年，天京陷落，太平天国失败，但留给清政府的则是久历战火之后的艰难重建。

外患连绵、内乱不息的严峻现实让清廷统治者不得不采取措施。为缓解危局、稳固统治，清政府本着“中体西用”的原则，开展了一场历时三十年之久的以“自强”、“求富”为目标的内政改革——洋务运动。于此期间，清政府兴办了一些军用和民用企业。20世纪初，清政府又实行新政和预备立宪。这些举措力图给日益衰败的晚清社会注入生机与活力，借以维持清政府摇摇欲坠的统治地位。但统治者期望甚高的洋务运动带来的只是回光返照式的“中兴之瑞”，难于从根本上挽救衰败的朝局；同样，名实不符的清末新政和预备立宪亦未能挽狂澜于即倒。P14-17

一、缘起

书院是中国历史上特殊的教育形式，从有史料记载到改为学堂为止，书院共存在了一千余年，历史悠长。晚清时期，书院教育积弊深重，书院自身急切需要变革，而“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的历史境遇，又在客观上加速了书院变革的步伐。书院改为学堂推动了中国教育由传统向近代的变迁。而在书院改制的历史进程中，书院山长和主讲作为书院主要的管理者和教育者，在其中的作为直接影响了书院的办学方式和发展方向。值得注意的是，在晚清书院变革的这一过程中，许多传统型的知识分子为了应对书院教育面临的严峻形势而苦苦思索，力图在中国传统教育的体制内实现书院的变革，王闾运正是其中比较典型的一位。

王闿运(1833—1916年)，字壬秋，一字壬父，号湘绮，湖南省湘潭县人，晚清名士。他在晚清特殊的历史场景下致力于书院教育，为晚清书院教育倾注了大量心血。从地域上看，王闾运书院教育范围较广，地跨川湘两省。其先是应四川总督丁宝桢之邀客主四川成都尊经书院；后回湖南继续从事书院教育，代郭嵩焘主讲长沙思贤讲舍，应彭玉麟之聘掌教衡阳船山书院。在湖南主教书院期间，王闿运亦经常兼阅浏阳、桂阳等地书院的课卷。从主掌书院的时间看，王闾运掌教书院时间较长。其中尊经书院八年，思贤讲舍近两年，船山书院更长达二十五年。其掌教时间从光绪初年延续到民国初年。从书院教育的影响看，王闿运将书院教育与学术活动紧密结合，其书院教育对近代蜀、湘两省学风变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光绪初年，蜀中学风虚浮，专务科举之业，士林风气喜滋事爱讼案，不切时务。王闿运入主尊经书院后，以通经致用为教育宗旨，对诸生授以经、史、词章之实学，用礼义规范院生，使蜀中风气为之一变，形成了一种钻研学术、崇实尚用的务实学风，引领了四川书院改制之先声。王闿运返湘后，入主衡阳船山书院，在书院教育中力倡船山之学，育出一批英才。时逢书院改制，王闿运虽知书院的弊端，但是其排斥西学和新式学堂教育，力主书院的变革应限定在传统的体制之内，又加之其他诸多因素的助动，王闿运力主暂留船山书院。王闿运书院弟子众多，在近代中国的政治界、教育界、文艺界、学术界，都活跃着王氏弟子的身影，其中一些人还对中国近代社会影响较大，这亦是王闿运教育成就卓著的例证。

王闿运是处于中国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过渡时期的一位学者。作为一位著名的书院山长，面对晚清变局，其在感性排拒和理性认同的不断纠葛与交错中反思中国传统，维系着传统却又与传统渐趋疏离，他渴望进步却又斥离近代化。应该说，王闿运是当时与他有同样心路历程的知识分子中的一个颇具代表性的人物。王闿运的所思所为影响了其所执教的晚清书院，而晚清社会的变迁又深刻影响了其在书院教育中的思想与实践。所以，在动荡的晚清社会，王闾运作为当时传统知识分子中的一位典型的个案人物，他对时局的看法、他的文化观念、他对科举制的认识，他的这些想法和认识是如何在书院教育中体现的，他的书院教育与其时其他书院山长相比较有何特点，他的书院教育与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关系，他培养出了什么样的弟子以及这些弟子在中国近代社会的影响等诸多问题，都非常值得去深入研究。可以说，王闿运与晚清书院教育是中国近代文化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历史内涵极其丰富。

本书将“王闿运与晚清书院教育”纳入了研究视野，具有三层意义。一，教育史方面的意义：王闿运是晚清时期一位著名学者，从事书院教育长达三十余年，在晚清教育史上具有一定地位。目前学术界关于这一领域的研究尚比较薄弱。本书通过对“王闿运与晚清书院教育”这一论题的研究，来透视中国传统教育近代化的历程，尤其是书院教育在这一历程中的变迁。透过王闿运的书院教育思想与实践，在一定程度上探析晚清时期的知识分子群体于社会变迁大背景下的整体形象。二，文化史方面的意义：书院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通过研究，可以加深对晚清书院文化的认识，从而深化对中国近代文化史的研究。三，现实理论价值：教育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是永恒的时代主题。书院在中国历史上的存在历时一千余年，书院教育的得失是中国传统教育宝库中的珍贵财富。通过对于王闿运的书院教育思想与实践的深入探讨，寻求其对当今教育改革与发展方面可资借鉴的现实意义，也是本书考虑的一个视角。……

资料状况：从目前看，本书文献资料主要包括：

(一)档案类：主要包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的档案原件以及整理出来的一些档案如《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等。

(二)官书类：如《光绪朝东华录》、《清史稿》、《清实录》等。

(三)时人的日记、文集、年谱、著述等。包括王闿运的《湘绮楼日记》共五卷(岳麓书社1997年版)。该日记收录王闿运1869年至1916年间的日记，其中间有缺失，但绝大部分保存完整。日记记录了王闿运日常起居及其学术、交游、讲学等活动，颇为详细。尤为重要的是日记中记载了很多王闾运的议论，很有价值，是非常重要的基本资料。

《湘绮楼诗文集》共四册(岳麓书社1996年版)。该文集收录了王闿运所撰的赋、诗、词、奏疏、上书、书、启、论、议、序、颂、笺、铭、传、祭文、碑文、墓志铭、行状、记、笺启等。其中最具价值的是《王志》及笺启，王氏的许多重要思想和主张蕴涵其中，是颇具价值的原始史料。

《王湘绮全集》(民国版)，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该集主要收录王闿运的学术著作。包括：《周易说》十一篇、《今古文尚书笺》二十九篇、《尚书大传补注》七卷、《诗补笺》二十卷、《周官笺》六卷、《礼经笺》四十六篇、《春秋公羊何氏笺》十一篇、《春秋例表》三十八篇、《穀梁申义》一卷、《论语集解训》二十篇、《尔雅集解注》十九篇、《庄子内注》七篇、《杂篇注》二篇、《墨子注》七十一篇、《鶸冠子注》一卷、《楚词释》十篇、《湘军志》十六篇等，是研究王闿运学术思想所必须依据的资料。

《清王湘绮先生闿运年谱》为王闾运长子王代功所述，年谱逐年记述了王闿运一生的活动，比较全面但很简单。该年谱与日记相补照，亦为研究所依据的重要资料。

周颂喜整理的《王闿运未刊手书册页》，是王闿运书与其儿媳杨庄的书札，共20封。王闿运在其中阐述了自己重要的教育及学术思想，且这些册页就目前来看，还尚未被研究者所广泛使用，所以价值很高。

(四)教育志和书院志方面的材料是本书研究所依据的重要原始资料。其中舒新城主编的《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陈元晖主编的《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陈学恂主编的《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朱有■主编的《中国近代学制史料》、陈谷嘉、邓洪波主编的《中国书院史资料》等均为研究中国教育近代化历程的重要资料。赵喜所、薛正兴编的《中国历代书院志》收录了王闾运批阅的一套尊经书院的课艺，编为《尊经书院初集》，是探析王闿运入主尊经书院时期教学思想及实践的重要史料。

(五)方志类与人物传记类：《湖南省志》、《成都通览》、《四川近现代人物传记》等，这些地方性的史料对于研究王闾运川湘两地的书院教学颇具意义。

(六)报刊杂志类：《湘学新报》、《湘学报类编》、《盛京时报》、《东方杂志》、《申报》等报刊杂志，记录了晚清和民国时期时人于书院教育问题的一些议论，比较真实地反映出了晚清书院教育中的诸多情况，也是研究中不可缺少的重要时论资料。

总之，上述文献史料，为研究工作提供了重要条件。但是从内容看，非常驳杂。笔者拟通过对史料的用力爬梳，对“王闿运与晚清书院教育”这一论题深入思考，力图对其中所蕴涵的一些问题作出更加符合历史事实的结论。

《王闿运与晚清书院教育》这本书是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

2002年，我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师从史革新先生攻读博士学位。入校后，在选题问题上多次与导师商酌，本着“以小见大”的原则，将研究的视点选定在晚清书院教育的问题上，寻着中国近代错综复杂的历史脉络，结合中国近代教育史、近代思想史的研究现状，经过大量的研读史料、多次论证后，终于将选题定为“王闿运与晚清书院教育研究”。选题的过程至今回忆起来，仍感艰辛。史先生在论文选题以及以后的论文写作过程中倾注了大量精力，此书的完成，浸透着老师一片心血。

龚书铎先生、郑师渠先生、王开玺先生在论文开题中，就本文的构架和布局提出的极具创意的指导意见，拓展了我的思路；李帆老师、张昭军老师也给予我诸多启迪。师长们言传身教中所体现出的“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深厚意蕴，将作为宝贵的精神财富伴随我的一生。

此外，学界许多前辈、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使我深受启发，在此深表谢意!

感谢众多师友给予了充分关注，在此向他们致以诚挚的感谢!

特别感谢编辑为本书付出的艰辛劳动!

最后，感谢家人对我的支持。感谢年已六旬的父母为我承担了养育孩子的重任，感谢弟弟多年来对我在生活上的照顾，同时也感谢年幼而懂事的女儿对我的理解。家人无私而伟大的爱是我的精神支柱，没有他们，就没有本书的成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