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生于周赧王三十五年,卒于秦王政十四年（约前281年-前233年），韩非为韩国公子（即国君之子），汉族，战国末期韩国人(今河南省新郑）。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政论家和散文家，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后世称“韩子”或“韩非子”，中国古代著名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

本书为其传记。

韩非(约前280～前233)，世称韩非子，生活在战国未期，是先秦诸子中最后一位思想大师，法家理论的集大成者。他博采众家之长，创立了法、术、势相结合的专制主义政治思想。

韩非子的思想崇尚暴力和权谋，体现了以力相争的战国时代的政治和军事斗争的需要，成为秦始皇建立和完善大一统专制主义政权的理论指导，并且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韩非子的法治思想偏向于政治原则的构建与统治策略的探讨，它批判地吸收了民族智力大爆发的百家争鸣时期诸子百家的思想成果，也吸收了大一统中央集权形成阶段充满血腥和阴谋的政治斗争的经验教训，因而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一大流派。

前言

第1章 韩非子其人

第2章 著作与思想来源

第3章 无情的时代

第4章 危言说忧患

 山河破碎

 国政荒唐

 志士的悲慨

第5章 天人之际的思考

 道与理

 变化观

 矛盾说

 知行论

第6章 古今之变的探求

 时移世异

 因时制宜

第7章 人性的洞察者

 人性趋利避害

 人生自私自为

第8章 耕战——救国的主张

 绝对专制主义

 极端功利主义

第9章 君主专制政治的设计师

 专制政权的组织

 专制权力的行使

 君主专制的根本手段

第10章 法治理论

 法的含义

 关于法的属性

 法的作用

 法治的理想

第11章 关于势的思想

 势的意义

 用势之道

第12章 权术大师

 术的理论依据和意义

 刑名术

 潜御之术

第13章 千古文章

第14章 孤独的命运

附

年谱

参考书目

关于韩非子的身世和事迹，因留存史料所限，我们还不可能有清楚的了解。司马迁的巨著《史记》中有《老子韩非：子列传》，但记叙的都是些大概情况，过去就有人提出“过于简略”的评价。可能在司马迁生活的时代，因韩非子没有被当政者任用，存下来的材料本来就不多。

韩非子的祖先应是周王的宗室，其后裔在晋国被封在韩原，即陕西韩城，遂以韩为姓氏，逐渐成为晋国的世家大族。公元前403年，韩景侯被周王承认为诸侯。到韩哀侯时(前376年)，与赵、魏一起瓜分了晋国。据《史记》记载，“韩非子者，韩之诸公子也。”既称“公子”，自是韩国宗室无疑？但他与韩国执政者是什么关系，韩非子的家族在韩国的权力结构中处在什么地位等问题，因为《史记》等文献语焉未详，我们无法确知。

韩非子博学好思，既有卓越的思辨才能，又具有广博的关于天道自然和人类社会的经验与知识，尤其是他对世情人心有着深刻的洞察力和理解力，对于经世治国之方略的见解也独到而切合实际。总之他的思想博大精深，涉及哲学、政法、社会、财经、军事、教育、文艺等各个方面，但以政治思想为主体，以绝对君主专制主义为特色。

年轻时，韩非子曾经是儒家的门徒，受业于当时著名的儒学大师荀子，学习“帝王之术”，与后来成为秦丞相的李斯是同学。李斯曾公开承认自己在学业上比不上韩非子。随着阅历的增加和认识的加深，韩非子逐渐对老师的理论失去了兴趣，认为它不切实用，难以为积弊深重的祖国提供一副药到病除的猛剂，因而背离师门，皈依了法家。他批判地综合研究了法家前辈们的理论，如慎到的用势主张、商鞅的法治理论、申不害的术治学说。在此基础上，他博采众长自成一派，建立了法、术、势兼收的规模宏大的思想体系。

韩非子是一个坚定的爱国主义者，为了谋求祖国的富裕强盛，他苦心孤诣地求索了一生。富国强兵，是他的一切思想理论的出发点和归宿。《韩非子》中的大多数篇章，都是他向统治者奉献的“王霸之术”。生于风雨飘摇的危急存亡之秋，眼看着国家政权的大厦在不断倾斜，他的内心充满忧患和焦虑，也充满了献身的热忱。为此他多次上书，进计献策，然而每一次都是泥牛入海无消息。于是他又写了《难言》、《和氏》等上奏韩王，以和氏献璞自比，再次劝韩王纳谏听言，运用法术来治国图强。但国王并不理解他，既不修明法制，也不求人任贤、奖励耕战、走富国强兵的道路，反而听信虚言，放任工商牟利买官。他的耿耿忠心换来的只是冷漠和轻蔑；而当道的大臣们则对他心怀忌恨，因为他的改革方案直接危及他们的利益。因此，韩非子一直郁郁不得志，甚至时常有性命之虞。报国无门而命运多艰，使韩非子无比痛心和悲愤，在《说难》、《孤愤》、《五蠹》等文中，他在针砭时弊、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同时，也淋漓尽致地宣泄了自己满腔抑郁不平之气，表明了他的处境的艰难和险恶。

韩非子天生有口吃的毛病，不善于言辞交际。大概性格也比较孤僻，平常只是埋头著述，因而几乎没什么朋友。在当时的风云人物当中很少有人提到他，以至于当他的一部分文章传到秦国后，秦王赢政还认为是古代圣哲的著作。秦王之所以能够读到韩非子的文章，还要从韩非子的同学李斯说起。公元前236年，李斯奉命出使韩国，见到了老同学韩非子。韩非了把自己的《孤愤》、《五蠹》等文章拿给李斯看。李斯看后，决把这些作品推荐给了秦王赢政。

果然，韩非子的理论得到了秦王赢政的共鸣和赞赏。然而，这个偶然的事件却决定了韩非子命运的悲剧性结局。当时秦王赢政无限神往地慨叹：写得太好了！我要是能见到作者，同他谈论一番，那就死也无憾了！当李斯告诉他作者是韩刚的公子韩非子时，他立即下令攻打韩国，要韩王将韩非子送交秦国。此时，韩非子已经受到韩王安的重视，但是为了保住韩国，韩王将韩非子召去，任命为使者，让他“出使”秦国，去向秦王求情。这样，韩非子便以使者和俘虏的双重身份来到-，秦国。

韩非子到秦国后，深得秦王赏识。出于报国之心，他决定施展自己的谋略和权术，离间秦国君臣的关系，转移秦国对韩国的军事压力。首先，他上书(即《韩非子》中的《存韩》篇)建议秦王“从韩而伐赵”，即联合韩国，而以赵国为进攻目标；其次，他利用秦王召见的机会，反复向秦王推销“爱臣太亲，必危其身；人臣太贵，必易主位”的观点，矛头直指李斯、姚贾。因为当时李斯向秦王提出了“先取韩以恐他国”的计谋，正在组织对韩用兵，并且打算亲自出使韩国，诱迫韩王入觐秦王，从而囚为人质；而另一位大臣姚贾则奉命携带黄争珠宝出使齐、楚、赵、魏各国，破坏四国结成的军事联盟(纵约)。若能瓦解秦王对李斯和姚贾的信任，自然可以暂缓韩国面临的危机。当时李、姚二人位高权大，为秦王所倚重。李斯和姚贾作为外来者既贵且富，早就引起了秦国王室贵族的不满，在这之前曾发生大规模的排外行动，李斯专门写了《谏逐客书》为自己辩护。因而韩非子的活动严重威胁了李斯、姚赁等重臣的利益和安全。并且韩非子还向秦王揭露姚贾私交诸侯，并说姚是“监门之子，梁之大盗，赵之逐臣”，不宜重用，这就更加引起了姚贾的嫉恨。同时，姚贾也担心韩非子得势后取代自己的地位。于是李斯和姚贾便勾结起来，向秦王进谗言，说韩非子作为韩国的公子，一意为韩国着想，是不会为秦国出力的。这样的人如果回到韩国辅佐韩王，必然后患无穷。秦王赢政虽然听信了他们的话，心里却依然怜惜这样一个难得的人才，舍不得杀掉，便下令把韩非子投进监狱。韩非子入狱后，李斯和姚贾担心秦王改变主意而重新起用他，便决定一不做二不休，派人给他送去毒药。身处困境的韩非子想面见秦王，陈说自己的政治见解和被人诬陷的冤情，却无人为他转达。在绝望之下，韩非子饮药自尽。此时是秦王赢政即王位后第十四年，即公元前233年。后来，秦王反悔，想赦免韩非子重新启用，得到的却是韩非子病死狱中的消息，令他深为惋惜。

韩非子死后，各国君主和大臣竞相研究他的著作。秦王赢政在他的思想指导下，成就了一统天下的伟业。

韩非是一个命运奇特的历史人物，后人对他有截然不同的评价。有人把他称颂为伟大的政治思想家，也有人把他看做是厌世的悲观主义者，甚至是本性狠毒的人间恶魔。此后，各种意见争论不休，可谓尸骨已朽名未定。今后，这种争论也还会继续下去，无论是他的思想学说还是他个人的命运，都发人深思。P3-7

韩非(约前280～前233)，世称韩非子，法家理论的集大成者。他生活在战国末期，是先秦诸子中最后一位思想家。

韩非子出身于韩国宗室。这种身份将他个人的命运同祖国的兴衰沉浮紧密联系在一起。他一生都在为谋求祖国的富强而奋斗。年轻时，他曾跟随当时的大儒苟子学习，后来却皈依了法家，因为他发现法家的理论对于治理铁血纷争的乱世更加有效。

由于君主的昏昧和政治的腐败，韩非子的才干在政治实践中没能得到施展的机会。他一生大部分时间在静观深思，从事政治理论的创建和统治术的探讨。出于富国强兵的现实目的，为了给君主提供治世的猛剂和妙方，他发愤著述，把自己对各个社会领域的思考，政治政策的主张、设计和理想等，都形成文字，写下了许多富于智慧、脍炙人口的篇章。这些文章总合起来，形成一部十多万言的书，这就是《韩非子》。

司马迁指出韩非子“喜刑名法术之学，其归本于黄老”。这里所说的“刑名法术”和“黄老”之学是一套由法家、道家共同完善起来的政治统治理论，主张通过“法”和“术”的综合运用来富国强兵，其根本目的是为专制君王驾驭臣下、统治百姓提供方法和手段。韩非子之前的法家分为三大派：商鞅重法，申不害重术，慎到讲势。韩非子博采三家之长，创立了法、术、势相结合的专制主义政治思想。

韩非子反对将政治治理的原则建立在私人情感联系和社会道德水平的提升上，而主张把人自私自利的本性作为秩序建立的前提，以体现“道”之客观性、公平性的“法”制社会；同时他把君主视作社会秩序的枢纽和意义的原点，主张通过强化君主的权威加强社会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从而实现富国强兵的目的。他强调社会风气和人的道德取向是随时代不同而变化的，越到后世矛盾展开得越充分、利益争夺越激烈。他说，“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韩非子·五蠹》)他认为历史发展到战国末期，决定局势的只有“气力”，也就是暴力，因而他竭力鼓吹专制暴力的作用，=E张“严刑峻法”，认为君主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可以不择手段、，这种观点在早期封建社会转变为大一统中央集权的专制社会的过程中对清除旧势力、壮大新生力量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但这种暴力体现了对人类普遍价值的轻蔑和凌辱，它的反动性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它在实践中日益极端化，也变得越来越突出。

韩非子崇尚暴力和权谋的思想产生于群雄逐鹿的战旧乱世，犹如寒冰严霜生于秋冬，适应了那个以力相争的铁血时代的需要。当时秦国的国王赢政——即后来赫赫有名的秦始皇，读了韩非子的著作后大为叹服，因此发兵攻韩，把韩非子劫持到秦国。在秦国，韩非子将自己钻研已久的政治、外交谋略用于实践，为了拯救自己的祖国展开了一连串的权谋活动，结果遭到了当权大臣们的畏惧、忌恨和陷害，被迫饮药自尽。

韩非子的思想学说却没有因他的去世而消亡。它留在了秦国，成为秦始皇建立和完善大一统封建专制政权的理论指导，并且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刻地影响了此后的历史进程。

如果把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看作一个光谱图案，则道家、儒家、法家就构成了它由弱到强的不同阶段。儒家的“用中”与道家的“用弱”、法家的“用强”互有千秋，各擅其长。

韩非子的法治思想偏向于政治原则的构建与统治策略的探讨。作为先秦四大家之一，它批判地吸收了民族智力大爆发的百家争鸣时期诸子百家的思想成果，也理所当然地吸收了大一统中央集权形成阶段充满血腥和阴谋的政治斗争的经验教训，因而成为体现着我们民族政治智慧的一座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