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长约35万字 ,分15章50节,内含谢晋成长过程中鲜为人知的老照片、珍贵的生活照和谢晋所拍电影的剧照等。作者顾志坤作为谢晋几十年的老朋友,可以说见证了谢晋这些年来艰难曲折的人生道路和电影创作的历程。他用自己的笔,历时十年,一点一点地积累,一点一点地收集,一点一点地写作,最后终于完成此书。由他这位老乡作家来写谢晋的这部传记,似乎比其他人更为贴切,读者们可以更全面地了解谢晋,了解一个对故乡怀有深深眷恋之情的谢晋。他把一个活生生的、平凡而又非凡的谢晋推到了我们的面前,当然,更重要的是留给了后人,让我们的子孙后代永远地怀念他,细细地品味他。
本书是导演谢晋生前唯一认可的个人传记。作为谢晋生前好友,作者顾志坤先生揭开了寻常人所不知的大师谢晋在影坛燃烧五十年的情感和心路历程,还原了一个完整的最真实的谢晋,娓娓讲述了谢晋如何从一个喜爱读“闲书”的懵懂少年,到叱诧国际影坛的一代宗师,如何成长为一个电影时代的典型代表,树立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标本。
从让人眼睛一亮的《女篮五号》到让人热泪盈眶的《鸦片战争》,谢晋充满着人性、人情、人道主义精神的影片,始终受到万人瞩目。本书带您重温经典之旅,感受大师谢晋的大情大义、心理纠结和强烈似火的爱国主义情操,看大师谢晋轰轰烈烈的“生命的燃烧”。
第一节 半途夭折的《舞台姐妹》
著名电影理论家孟犁野在《当代中国电影史上一次中途夭折的创作高潮——试论“双百”方针提出前的电影创作态势》一文中指出:“从1949年到1966年‘文革’开始前的中国当代电影,即通常所谓‘十七年电影’,经历了一段坎坷曲折的历程,三起三落。第一个起落出现在中国当代电影起步后的第二年,即1950年,这年生产了以《白毛女》为代表的26部影片,可谓旗开得胜首战告捷,然而好景不长,翌年即跌落到低谷,1951年只生产了一部故事片。第二个起落被认为是‘十七年电影’的高峰,出现在1955年建国10周年之际,这年推出了以《林家铺子》、《林则徐》等优秀之作为首的97部故事片。在经历了三年经济困难的岁月后,于1963年到1965年间,又出现了一两部敢于张扬人性,而且在艺术上也比较精粹的佳作如《早春二月》、《舞台姐妹》,这被称作是第三个高峰。有的同志把上述‘三起三落’的状况,形象化地比喻作一个‘山’字。”
但令人遗憾的是,孟犁野先生在论述电影的第三个高峰期中所列举的精粹佳作《舞台姐妹》,其实在它尚未“登山”之前,就已经出师不利,甚至半途夭折。至于说它曾经登上过高峰的话,那也是1979年以后的事情,随着中国现代史上的一次新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到来,中国电影界从这一年开始,才又艰难地迈出了新的步伐,而此时,距《舞台姐妹》被打入冷宫已是遥遥10年之久了。
《舞台姐妹》是谢晋继《红色娘子军》之后拍摄的又一部力作,这部片子所反映的故事发生在浙江农村,也就是他的故乡,基于从小就熟悉江南乡下“草台班子”那种浪迹天涯的生活,特别是耳濡目染演员们在台上台下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与遭遇,因此在很久以前,他就有一种强烈的愿望:将来如果有机会,一定要把这些越剧艺人的生活搬上银幕。机会终于来了,就在完成了《红色娘子军》之后,他有了一段短短的休整期,他在这个休整期中把上级交给的《大李,老李和小李》一片完成后,就全身心地投入到《舞台姐妹》的创作中去了。
《舞台姐妹》的编剧是徐进和林谷,徐进是越剧方面的专家,他因编写剧本《红楼梦》和《梁祝》而成名,而林谷则熟悉电影剧本方面的套路,因此两人合作,可谓是珠联璧合,相得益彰,经过了几次讨论,提纲和初稿很快出来了。梗概是这样的:在解放前的浙江农村,童养媳竺春花,因为不堪忍受虐待,逃婚闯进了一个走江湖的越剧戏班里,在班主和尚阿鑫苛刻的条件下,订立了“三年学艺,四年帮唱”的关书,从此春花跟着戏班走村串镇,受尽了地主恶霸的欺侮,到上海后,又遭受汉奸、特务的迫害。在那罪恶的社会里,春花与曾经患难相共的结拜姐妹月红走上了各自不同的道路,春花接受了新闻记者江波的进步思想影响,团结越剧界姐妹,上演了根据鲁迅先生原著改编的《祝福》等进步剧目,月红却陷入了资产阶级的泥坑而堕落了。解放以后,越剧和其他剧种一样,受到了党和政府的重视和培养。春花在新的舞台与新的生活中,决心改造思想,演一辈子革命戏,而月红则在春花和同志们的帮助下,表示要记住过去沉痛的教训,决心重新做人。
毫无疑问,这出有着独特的视角和浓郁生活气息的戏,很快得到了电影厂和电影局领导的认可和批准,电影立即投入了拍摄,演员的阵容是很强的,春花由北影厂的谢芳扮演,谢芳因在1959年主演《青春之歌》而蜚声影坛,时年仅25岁,之后又主演了《早春二月》。月红由天马厂的曹银娣扮演,解放前已红极一时的上官云珠演片中的“越剧皇后”商水花。这个角色虽不是主角,在片中也不过十来个镜头,但上官云珠却演得特别认真,在影片中,她有时漠然地“白了一眼”,有时“转动一下眼睛,外表像一潭死水”,有时“凄然地收拾自己的东西”,有时是“憔悴脸上露着妒意……”寥寥几个镜头,把一个人老珠黄的老艺人的辛酸生活和悲惨遭遇,透明,立体,活灵活现地呈现在观众们面前。 风光宜人的江南水乡为《舞台姐妹》的拍摄提供了广阔而丰富的场景。在绍兴,在诸暨,在东阳,在富阳……谢晋像一个善征惯战的指挥员,带着摄制组的大队人马,浩浩荡荡,横贯东西,那时交通还不发达,他们有时坐车,有时乘船,有时撑竹排,有时只好委屈自己的脚板——走路。但走路也有走路的好处。因为这样可以寻找到片中的理想外景,有时为了找一处水台,一处庙台,一处山台,或一处祠台、楼台,车船不通,他们只好走。苦是苦了点,但置身在秀山丽水的江南水乡中,在尽情地摄取那充满诗情画意的镜头时,也使自己的心灵接受了美的熏陶,因此,反倒使他们生产了一种苦中有乐、苦中有甜的感觉。
但是,委婉而凄苦的戏文还未在舞台上落幕,谢晋得到一个极坏的消息:张春桥对这个片子不太满意。张春桥时任上海市委候补书记,宣传部长,有名的笔杆子,很多人都怕他,不但怕他的笔,也怕他的脸,因为他的脸从来不笑。谢晋当然也怕他。因此,这个消息一经传来,他就变得有些战战兢兢,甚至有点坐立不安了。
谢晋是一位书卷气很浓的艺术家,他以前一向不太关心政治,这倒不是说他存心要远离政治,而是政治对他这样的人保持着距离和警觉,从解放初期的对电影《武训传》《关连长》《我们夫妇之间》的批判所波及的对旧社会过来的电影工作者的不信任,到五七年的“反右”,以及差不多在同一时期的在银幕上“拔白旗”运动等等,无不说明这样的问题。
而现在,当《舞台姐妹》遇到了责难,而且是来自张春桥的责难,谢晋便不得不将那原先对准着戏曲舞台上的摄影机调转头,第一次对准了他以前不太关注的而又显然是陌生的政治舞台上来。1964年政治舞台上演的“戏”是很热闹的,别的不说,单说文艺界,就发生了两件耐人寻味的大事情,第一件是这一年的6月,由周总理亲自挂帅,搞了一个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气氛可以说是轰轰烈烈。第二件事是毛泽东主席在文艺界的整风报告中,口气严厉地批评文艺界:“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不执行党的政策”,“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而批示的日期正好是会演期间。这两件事情,究竟有何必然的联系,是否有某种政治背景,谢晋当然不得而知。但从这两件事情中,谢晋却看出了一点名堂,文艺界的一场政治风波,可能又在酝酿了。基于有了这样的预感,谢晋便又将摄影机的镜头从政治舞台上调过来,重又对准他所拍摄的影片中去,当然,改动是必然的了,尽管文化部电影局的夏衍、陈荒煤认为该片对艺术界进行忆苦思甜教育有帮助,但谢晋还是决定将片子中的结尾改得明朗些,更富有政治色彩些。他是这样改动的,在原来的片尾中,一对姐妹坐在水波荡漾的小船上,这时候,已走上新生活的月红深有感触地说:“以后我一定要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唱戏。”并问春花在想什么,春花思忖有顷,说:“我在想,今后要做什么样的人,唱什么样的戏。”应该说,这句话作为结尾是动人而含蓄的,而现在谢晋把春花的这句话改为:“今后,我们要做革命人,唱革命戏。”影片试映的时候,有观众听了这句话就哄堂大笑,谢晋自己也想笑,这种笑,在谢晋以后漫长的艺术生涯中还会发生很多次,这就是中国艺术家扭曲的心理现状。这又是一种多么残酷的心理现状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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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8日下午,我正在家里看电视,突然屏幕下方一条正在滚动的文字使我惊呆了:谢晋在他的家乡上虞去世了。这怎么可能呢?他的身体一向棒棒的,怎么一下子就走了呢?
谢晋是我的老朋友。在上影厂的导演中,他是我最敬重的人之一。这倒不是说我曾在他执导的《女篮5号》中扮演过角色的原因,而是他的人品与艺德。谢晋这人是为电影而生的。他从1948年当副导演开始到去世,拍了几十部片子。他是真正的电影人,在电影界,像他这样怀着终身的热情追求电影事业的人并不多,而他是其中的佼佼者。
谢晋的一生是坎坷曲折的一生。而他的这些坎坷与曲折又大多与他所拍摄的电影有关系,从“文革”中靠边站、关牛棚、被批斗、父母先后遭难,以及在后来所遇到的各种各样的不公和磨难,无不是他的电影闯的“祸”,但无论靠边站也好,关牛棚批斗也好,父母自杀也好,受到各种各样的打击和非议也好,我从未见谢晋对他所从事的电影事业疏远过,后悔过。当然,更没有在坎坷和磨难面前屈服过、畏惧过。他的腰杆总是笔直地挺立着,数十年不间断地走着自己该走的路。对中国电影界的状况与前景,谢晋虽然有建言,有意见,有忧虑,有怨言,甚至有牢骚,但他却从未灰心过。他是中国电影界一位真正的前行者,探索者,一位领军人物。他的那些蕴涵着浓厚思想性和爱国情怀、那些充满对底层百姓的人文关怀与强烈忧患意识的电影,至今无人能及。
我与谢晋共事数十年,在我的印象中,他始终是个充满激情、热血沸腾的人,只要一聊起电影来,他那洪亮的充满着激情的大嗓门。便会在你的耳旁响起来,并且会深深地感染着在场的每一个人。这时候,谁会知道隐藏在谢晋心中的痛苦呢?大家知道,谢晋有两个傻儿子,谢晋可以说是操碎了心。但因为忙于拍电影,他又常常顾不上家。为此,谢晋常常自责自己不是个好父亲,好丈夫。在这里,我要替谢晋说句公道话,其实,谢晋是一个家庭观念很浓的人,他爱家庭,爱妻子,爱儿女,从心里爱他们。没有人相信这么一个大导演,回到家里还要帮妻子做家务,并且尽可能地挤出时间陪他们说说话,甚至给孩子们理发,到澡堂里给他们搓背和陪他们玩皮球。有这样一个好父亲,实在也是孩子们的福分呢。
感谢谢晋的小老乡浙江作家顾志坤同志用十年时间写就这部书,我上面说的谢晋的这些事,在这部书中都写着,而且比我说的还要多,还要细。有些故事连我也没有听说过,非常生动和感人,甚至催人泪下。看来顾志坤同志是下了不少功夫的。他把一个活生生的、平凡而又非凡的谢晋推到了我们的前面,当然,更重要的是留给了后人。让我们的子孙后代永远地怀念他,细细地品味他。
谢晋走了,我们都很难过,但人死不能复生。我要说的是,谢晋虽然离我们而去了,但他的生命之幕却不会落下,永远也不会落下。因为他不是一颗流星,虽灿烂一时,却瞬息即逝;他是一颗恒星,这颗恒星不仅会永久挂在他毕生酷爱的电影银幕上,更会永远地闪耀在祖国繁星璀璨的寥廓的天穹上。
是为序。
秦悟
2008.12.18
谢晋去世,至今已有一个多月了。
这一个多月来,我几乎天天是在昏昏沉沉中度过的。因为不论白天还是晚上,我的眼里总浮现着谢晋这个人。他与我们一起吃饭,一起看电视,一起到厨房烧菜,一起接待远道而来的客人,到了夜深人静时,他又与我们一起就寝,他那与嗓门一样响亮的呼噜声,是我们一家人安然入睡的催眠曲。
然而,当有一天我想抓住谢晋的那双大手时,我却抓了一个空。于是,有人告诉我,谢晋已经独自远行了,再也不会回来了。我当时想:怎么会是这样呢?一个好端端的人,一个鲜活灵灵的人,怎么会在一夜之间就离开我们呢?莫不是有神明在冥冥之中召唤他,要他到故乡去,因为他说过:他是故乡人民的儿子,他生在故乡,死后也要回到故乡。
谢晋的一生,可谓坎坷,可谓悲壮,可谓辉煌,关于他的成就,无需由我来说。但作为他的妻子,我却为他骄傲,为他自豪,他是个好丈夫,一个好父亲。在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中,无论是遇到多大的磨难和曲折,他就像一棵大树一样支撑着这个家。
顾志坤同志作为谢晋几十年的老朋友,可以说见证了谢晋这些年来艰难曲折的人生道路和电影创作的历程。他用自己的笔,历时十年,一点一点地积累,一点一点地收集,一点一点地写作,终于完成此书。他这部书有一个特点,就是写谢晋在故乡的部分比较多。这是顾志坤同志的优势,因为谢晋每次回家,他们差不多总要见面叙谈,这些叙谈的内容,就成了这部书中极为珍贵的素材。现在,顾志坤同志将这些素材整理出来奉献给大家,使读者可以更全面地了解谢晋,了解一个对故乡怀有深深眷恋的谢晋。
顾志坤同志也是谢塘镇上人,他的家离谢晋的家并不远。这就从地域上和文化渊源上使他们有一种更亲近的感受。因此,由他这位老乡作家来书写谢晋的这部传记,似乎比其他人更为贴切。对此谢晋是表示赞同的,他不仅在生前对该部书稿作了部分修改。还在顾志坤同志写作此书前送给他一份手书的创作年表,他写道:志坤同志,送给你一份创作年表——几十年中国电影曲折道路的缩影。
借顾志坤同志这部书稿即将出版之际,望谢晋在九泉之下能看到这部作品。因为,从这部横贯他一生经历的作品中,他可以清晰地看到自己所走过的足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