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利治，人称“徐天真”，一位自20世纪30年代起亲历我国数学发展的数学家，谈他80多年起伏跌宕的学术人生：“书包翻身”，逃亡跋涉，奋读联大，秘密入党，留学英伦，支援东北，“追加”右派，转战大连，环球之旅。

徐利治的数学研究领域广泛，最得意的三项工作是：高维渐近积分定理、Gould—Hsu反演公式和大范围收敛迭代法。1958年在东北人民大学数学系创建计算数学专业。1981年创办全国性数学期刊《数学研究与评论》。徐利治说：“数学使我快乐，数学使我健康，数学使我长寿。”

告诉你——当年在学术重镇西南联大和清华大学的读书、教学与日常生活，亲聆华罗庚、陈省身、许宝鸷三位著名数学家的教诲，还有他人生旅途中相知、相识或相遇、相闻的钟开莱、段学复、杨武之、闵嗣鹤、王湘浩、关肇直、苏步青、陈建功、屈伯川、朱九思、吴有训、周培源、茅以升、何东昌、吴征镒、唐敖庆、邹承鲁、李约瑟、王铃、陆家羲……

专章追忆华罗庚与陈省身，他们的治学风格和学术之外的故事。书末附有与华罗庚、陈省身、段学复、钟开莱等私人通信30封，多为首次公开发表。

序言

引言

第一章 木匠之子，“书包翻身”

 长江“改道”，家族迁徙

 木匠父亲和裁缝母亲

 从私塾到洋学堂

 “算术大王”的小学生活

第二章 求学路漫漫：从无锡洛社乡村师范到贵州铜仁三中

 洛社乡村师范：自学的乐园

 《大代数学》陪伴流亡：从无锡到武汉

 在贵州铜仁国立第三中学高中师范部

第三章 在西南联合大学

 从唐山工程学院转入西南联大

 联大杂忆：“生活上不得了，精神上了不得”

 数学“三高”，人文课程和教学风格

 华罗庚、许宝骤、陈省身、钟开莱的影响

 华罗庚组织的小型数学讨论班

 教与研，学与思，不同的价值观

第四章 执教清华园，留学英伦岛

 清华数学系：从“风雨飘零”中复苏

 小助教两年升教员

 秘密加入共产党

 北平解放后的首批出国留学生

 英国留学记：从阿伯丁到剑桥

 与腊维茨、王铃及李约瑟的交往

 重返清华

第五章 支援东北人大，“开拓一个新天地”

 报名到东北

 初创东北人民大学数学系

 创办计算数学专业

 从“徐天真”到“反党集团”成员

第六章 主持大连工学院数学研究所

 花甲之年走大连

 再次创业：只当研究所长，不当系主任

 创办《数学研究与评论》，提倡哥本哈根精神

 为计算组合数学开辟一个新阵地

 国际交流与环球“学术之旅”

第七章 在数学与哲学领域中探索

 最得意的三项数学工作

 从哲学到数学方法论

第八章 追忆华罗庚也陈省身

 两位杰出的数学家

 新中国成立后的不同抉择

 与华罗庚和陈省身交往的片段

附录

 徐利治所藏书信选编

 华罗庚致徐利治信10则

 华罗庚致唐敖庆信1则

 陈省身致徐利治信4则

 段学复致徐利治信3则

 曾远荣致徐利治信1则

 田方增致徐利治信2则

 钟开莱致徐利治信3则

 何东昌致徐利治信1则

 袁同礼致徐利治信1则

 爱尔迪希致徐利治信2则

 荷尔登致徐利治信1则

 布朗致徐利治信1则

 徐利治年表

 徐利治主要著述目录

 记者眼中的东北人民大学数学系(1956年)

 人名索引

后记

第一章 木匠之子，“书包翻身”

长江“改道”，家族迁徙

访：您能够接受访谈，我们感到十分荣幸。听说，您小的时候家境贫寒，生活艰苦。是这样的吗？

徐：1920年9月23日，我出生在江苏常熟沙洲（今张家港市）东莱乡的一个农民木匠家庭。我小的时候，家境是比较贫寒的。父亲做木匠活，挣的钱并不多。在我10岁那年，父亲因患伤寒而早逝。此，我们家的生活就更困难了。好在我母亲是一个裁缝，可以通过帮人家裁剪和缝制衣服勉强维持我们母子俩的生活。

访：您的祖上一直住在沙洲吗？他们也都是农民吗？

徐：我并不知道我曾祖父的名字，只知道我祖父叫徐雷。我祖父的上一代原先住在苏北泰州。听我母亲说，我曾祖父那一代可能是做地方官的。她说，我们老家有一个规矩，即祖先去世50年或100年后，他的后代要把他们的遗骨从坟地里捡起来，然后将遗骨团起来。我祖父那一代在捡我曾祖父的遗骨时，从坟里挖出了地方官的帽子与珠子等东西。到我祖父那一代，我们家就变成农民了，大概是中农。后来因为长江改道频繁发生，我祖父那一代迁移到了长江南边。

访：以前只知道黄河改道，长江“改道”是怎么回事？

徐：由于水的冲击，长江北边的地塌下去，南边的地涨出很多沙田来，这个就叫“改道”。由于长江改道频繁发生，使长江下游的走向与长江沿岸的情况发生了变化，特别使居住在长江北边的人产生了恐慌。这样，苏北的一部分人就迁移到了江的南边。当时，我们整个家族都南迁了。迁移后，家族分为两部分：我祖父这一支的人迁到常熟的沙洲区；家族里的其他人，迁移到江阴。后来，迁移到江阴的这部分人有一两个做了官，有了钱，在那里修建了我们祖先的祠堂，还有人负责登记家族中哪家有男孩出生了、叫什么名字，等等。

访：不登记女孩吗？

徐：对，不登记女孩。当时是封建社会嘛！我父亲和我伯父小的时候，江阴那边家族的人还到沙洲来登记他们的名字。

访：沙洲就是解放后的沙洲县吧？

徐：没错。沙洲区在解放前是常熟县的第八区。它靠长江边，跟江阴相连，和南通隔江相望。解放后，沙洲区就变成沙洲县，并把江阴的杨舍与后塍这两个大镇划到其中。“文革”后，沙洲县的乡镇企业与现代企业发展起来，经济发达了，建成为长江边上的一个大型不冻港，就改名为张家港市。

访：那里的地理位置一定很好。

徐：是的。坐落在长江边上的沙洲区其实就是一个天然的不冻港。它有两大优点：第一，长江靠近张家港边上的水域很深，大轮船可以进来；第二，港的几里之外有一个可以避风的小岛。

访：您小的时候对沙洲区的印象怎样？

徐：我的总的印象是经济不发达。不过，我们老家的沙土地很肥沃。那里出产的棉花产量很高，质量在全国也数一数二。而且因为棉花的经济价值超过大米，我们老家以出产棉花为主。到解放初期，情况大概也如此。

访：由沙洲区演变成的张家港市，现在已经很出名了。

徐：张家港的发展确实是令人惊奇的。在我小的时候，即七八十年以前，现在张家港的市区杨舍只有一条由石子铺成的街，最高的建筑不过是二层楼，二层楼的楼下几乎都是买卖铺户。现在的张家港跟以前的沙洲区相比真是旧貌换新颜了。不过，张家港这个新兴城市有个缺点：没有名胜古迹。  木匠父亲和裁缝母亲

访：能否谈谈您父辈的情况？

徐：我祖父在40岁左右就去世了。我父亲这一辈，一共兄弟两人。我父亲排行第二，叫徐士芳。我伯父叫徐士华。我伯父比我父亲大八九岁。到我父亲这辈，我们家就变穷了。听我母亲说，这是因为我伯父喜欢赌博，他把家里的大半财产都卖掉偿还赌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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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是中国社会巨变的一个世纪，也是中国科学大发展的一个世纪。

中国的现代科学是在西方科学传入之后发展起来的。远在明末清初，西方科学就传到了中国。但从明末到清末，300年的“西学东渐”，其主要成果不过是翻译介绍了一些西方科学著作，传播了一些科学知识。到了20世纪，中国才出现了现代意义的科学事业和科学家。

20世纪之初，在以“新政”为标榜的政治和社会改革风潮中，延续千年的科举制度被废除，近代新学制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现代科学被纳入我国教育体制，从此科学知识成为中国读书人的必修课程，科学观念逐步深入人心。“赛先生”与“德先生”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两面旗帜。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特别是国民政府成立之后，国立和私立大学的科学教育和科研水平稳步提高，以中央研究院为代表的专门科研机构逐步建立，一系列专业学会成立起来并开展各种学术活动，奠定了我国现代科学各主要学科的基础。然而，日本侵华战争使我国刚刚起步的现代科学事业遭到严重摧残。抗战胜利后，内战又使科学事业在短期内无法恢复元气。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科学事业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建国后不久，国家就陆续成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综合性和专业性科研机构，调整和新建了一大批高等院校，组织实施了一系列重大科研计划。在20世纪的50年代末到60年代，以“两弹”(原子弹和导弹)研制、大庆油田的开发和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等重大成就为标志，我国科学事业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不幸的是，不断升级的政治运动严重干扰和破坏了科学事业。“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使我国科学不进反退，拉大了我们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

改革开放迎来了中国科学的春天，知识分子终于彻底摘掉了“臭老九”的帽子，我国科技工作者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经过科技体制改革的探索，在20世纪末，我国确立了“科教兴国”战略。近年来，国家对科技的投入大幅增长，科研水平稳步提高，我国科学技术全面发展的时代正在到来。

一个世纪之前，中国的现代科学事业几乎还是一张白纸。今天的中国科学已经以崭新的面貌自立于世界。“两弹一星”、杂交水稻、载人航天等一系列成就，标志着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空前发展，同时也极大地提升了我国的国际地立。但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我们与国际科学技术的先进水平还存在相当差距，我们仍然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科技发展道路，建立完善的现代科研体制的任务还没有完成。

中国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既有顺利的坦途，也历经坎坷和曲折。艰苦的物质条件和严酷的政治运动没有动摇中国科技工作者的爱国报国之心和求索创新之志。为中国科学技术事业建立功勋的既有像“两弹元勋”一样的科学英雄，更有许多默默无闻、甘于奉献的科技工作者。他们的名字，他们的事迹，是中国现代历史中的重要篇章。比较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很少见到中国科学家的自述、自传一类的作品。因此，许多科学家的事迹，他们的奋斗与探索，还不大为社会所了解；许多珍贵的历史资料，随着一些重要当事人的老去而永远消失，铸成无法挽回的损失。

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这套《20世纪中国科学口述史》丛书，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个缺憾。口述历史的特点是真实生动、细节丰满、可读性强。这套丛书中，无论是口述自传、个人或专题访谈录，还是科学家自述，都出自科学家、科技管理者、科学普及工作者或科技战线的其他工作者的亲口或亲笔叙述，是中国现代科学事业的参与者回忆亲历、亲见、亲闻的史实，提供了许多鲜为人知、鲜活逼真的历史篇章，可以补充文献记载的缺失，是我们研究中国现代科学发展史的珍贵资料。同时，书中也展现了我国科技工作者爱国敬业、艰苦探索、勇于创新、无怨无悔的精神境界，必将激励后来者为发展我国的科学技术而努力奋斗。

近年来，访谈类节目在电视、电台热播，大受欢迎。我相信，《20世纪中国科学口述史》丛书也一定能赢得读者的喜爱，在我国科学文化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故乐为之序。

2007年10月于北京

三年前，我们开始和徐利治教授访谈；那时，他已是84岁高龄的老数学家了。访谈地点选定在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大院内，那里原是清代孚王的府邸，院落古色古香，幽静宜人，正是一老、一中(60多岁)、一青(30多岁)三人促膝谈心，回忆往事的好去处：借悠古一席之地，忆当代学者求数学之路。中午休息，在院内走两步便到了“九爷府酒店”的后门，进去找个小桌，吃一顿清淡的午餐。餐厅喧闹，徐先生这时会提高嗓门，不时告诉我们一些“秘闻”。饭后如谈兴正浓，徐先生会跟我们返回王府续谈。徐先生精力之充沛，让我们两个中青年自叹不如。

徐先生处事极端认真。每次访谈前，我们都会给他一份采访提纲，他或是在上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事先回忆的内容，或是另纸列出谈话要点。当然，访谈不可能像考试那样，干巴巴地一问一答。我们会随时追问新出现的线索，有时还会就某个问题展开讨论。大家为了一个目标：尽可能准确、具体、详细地复原历史。对我们有时是过分的要求，徐先生也有求必应。比如，我们希望他找些他早年生活的照片。经过多次政治运动和搬家，想找到这些“旧”东西谈何容易！徐先生目前住家北京，他不辞辛苦，在大连的老屋里“发现”了残存的老照片和他在西南联大毕业时的毕业证。他还把保存至今的一批珍贵资料：华罗庚、陈省身、段学复、钟开莱、田方增等先生给他的信件，送给我们作为研究的第一手资料。

徐先生的坦诚让我们敬佩。他毫不回避走过的弯路，公开自己的“天真”行为。他对他的师长充满感激，但又不去掩饰自己所了解的情况。他的叙述像是未经特意裁减的原始记录，其价值不言而喻。所谓恢复历史的真实，应该是尽可能完整地重现发生过的事，这是我们追求的理想。关心历史的人大概都不喜欢掐头去尾，舍去中段，拔毛剔骨，披红挂彩式的玩意儿。

需要说明，我们得到了多方面的支持。杜瑞芝和姜文光合著的《上下求索——徐利治》，隋永康和王青建合写的徐利治传，使我们一开始工作就有了好的参考系。在丛书编委会和湖南教育出版社的负责人召开的多次口述史研讨会上，发言者给了我们不少启示。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则为我们提供了访谈的场地和咖啡。谢谢诸位了！

袁向东郭金海

2007年8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