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文治武功，除了自身因素外，其幕中众多精英人物的鼎力辅助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曾幕鼎盛时期先后入幕者逾四百人，是名副其实的“神州第一幕府”，曾幕精英团队遍布晚清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科学、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他们或官居要津，或独任封疆，一时形成，“名臣能吏，半出其门”之局面，以致晚清政局在用人、行政、国防、外交诸方面无不打上曾国藩思想政治烙印，晚清官吏出身曾幕而后官至三品者达50人，位至督抚、堂官者26人，其中不乏大学士、军机大臣，在历史上极为罕见。

曾国藩幕府，是19世纪中叶在与以洪秀全为代表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相对抗的过程中产生和发展壮大的，因其人数众多、盛况空前、影响深远而有“神州第一幕府”之称。本书选取与曾国藩关系最为密切的九位著名幕僚：李鸿章、彭玉麟、郭嵩焘、左宗棠、刘蓉、罗泽南、李元度、丁日昌、李瀚章，将其置于当时特定的、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加以认识、“理解”，以评传形式分别展示他们在修身、齐家、从政、治军、学术方面深受曾国藩培育、砥砺的全过程。全书内容丰富、文字流畅、可读性强。书后所附“曾国藩的其他重要幕僚”，在介绍各自生平事功的同时，突出与幕主曾国藩的关系，具有相当高的资料价值。

前言

第一章 “薪尽火传”——曾国藩的事业传人李鸿章

 科举路上的奋进者

 “生于末世运偏消”

 两进曾国藩幕府

 发迹上海滩

 “愿为吾师毕未竟之业”

 适时应势而督直

 对曾国藩对外“主和”思想的实践和弘扬

 对曾国藩洋务“自强新政”的继承和发展

第二章 “奇男子”——曾国藩的爱将彭玉麟

 不平凡的早年经历

 “墨绖从戎”助曾国藩练湘军水师

 田家镇一战使湘军水师名闻天下

 “芒鞋徒步”七百里解曾国藩南昌之危

 “彭郎夺得小姑回”

 血战九洑洲定合围金陵之势

 与曾国藩合创《长江水师章程》

 功成身退以遂初衷

 “修身齐家”以曾国藩为法式

第三章 “孤独的先行者”——曾国藩的至交好友郭嵩焘

 早年的科途奋斗

 为镇压农民起义献计献策

 与僧格林沁从合作到翻脸

 从苏松粮道到两淮盐运使

 粤抚任上的是是非非

 坎坷不平的出使之行

 还郭嵩焘以历史的本来面目

第四章 “相期无负平生”——曾国藩的畏友左宗棠

 “寒素”家世与艰难的科考之途

 “力耕读书”十年功

 初次出山显奇才

 “湖南一日不可无宗棠”

 从襄办军务到独当一面

 “同心若金”与“攻错若石”

第五章 “笑谈都与圣贤邻”——曾国藩的学术至交刘蓉

 “少负奇才”

 “海内论义我最先”

 刘、曾两家喜结姻亲

 “赛诸葛”名扬巴蜀

 巡抚关中遗恨多

 “遂初园”内耕耘勤

第六章 “良师益友”——最受曾国藩敬重的湘军儒将罗泽南

 “读书明大义”

 力助曾国藩“出师东征”

 花园一战“塔、罗齐名”

 回援武汉勤远略

 联姻续友情

 “湘军之将多事罗山”(上)

 “湘军之将多事罗山”(下)

第七章 “患难相从”——曾国藩发誓“三不忘”的李元度

 “大器早成”

 “追随忧患日”

 “带勇非其所长”

 “发愤著书”立说

 “缔婚姻而申永好”

第八章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曾国藩称道不已的洋务实干家丁日昌

 入幕前的不凡经历

 苏松太道时期的特殊表现

 从两淮盐运使到江苏藩司

 以洋务实干家著称于世的方面大员

 在经营台湾过程中的所作所为

 有关丁日昌的是是非非

第九章 “香火缘深”——曾国藩的后勤供需部长李瀚章

 “拔贡”做官

 总理湘军后路粮台

 报销兼转运局总理

 主办江西牙厘

 襄办广东厘务

 主政湖湘

 从巡抚江浙到总督湖广

附录一 曾国藩的其他重要幕僚

附录二 百余年来曾国藩幕府研究述评

附录三 主要参考书目

后记

在曾国藩的众多幕僚中，影响最为重大、权势最为显赫者，当为李鸿章。李鸿章能够以一介书生而成为晚清重臣，拜相封侯，权倾朝野，主持清廷内政外交达数十年之久，固然与时代环境和个人才识有着密切关系。但曾国藩对其精心培育、着意栽培提携所起的作用不可低估。

对此，时人已清楚地意识到，如“淮系湘出”、“湘淮一家”之类广泛流传的口碑，即道出了曾、李二人之间的密切关系；李鸿章本人也自称不仅为曾国藩门下“传教习教之人”。而且是曾氏“诸门人中受知最早、最深亦最亲切”的“忠实继承人”。的确，李鸿章谨守曾国藩的谆谆教导，在实现“修身、齐家”尤其是“治国、平天下”的封建士大夫人生信条方面，可以说表现得非常充分具体：他在曾国藩的维护“纲常名教”这面大旗的驱使之下，残酷镇压了太平军、捻军等农民起义，为延续大清王朝60多年的寿命立下了汗马功劳：他对曾国藩的“主和”外交理论加以实践和发扬，特别是对曾国藩倡导的“师夷智”以“自立”、“自强”的洋务新政，加以全面继承和发展，自然而然地成为曾氏事业的忠实传人。

科举路上的奋进者

李鸿章(1823-1901)，本名章铜，字渐甫，号少荃，晚年自号仪叟，安徽合肥人。先代本姓许，八世祖许迎溪与同庄李心庄既是姻亲又是好友，因心庄无子而收养迎溪次子慎所为嗣，这样慎所的子孙便改袭了李姓。同中国一般传统的中上农民家庭差不多，李氏世代以“耕读”为业。

李鸿章的高祖父李士俊，谨守“处家恭俭”之祖训，从最初“清贫无田”渐积至拥有200多亩土地：但因李家有钱无势，缺乏政治靠山，也就常常受到他人的欺凌。到了李鸿章曾祖父李椿时，这种状况才得到改变。李鸿章的祖父李殿华。孝顺父母，友爱兄长，又是县学习武的生员。他在两次参加省里组织的举人考试不中之后，便不再存有功名进取的想法，退居乡间尽心督率子孙耕读，足迹不出家乡几乎达50年之久。虽然他凭借祖先余荫，继承了一部分土地财产，尽管家里人口众多，经济负担较重。但他仍坚持“耕读”之本，一刻也不放松对于子弟的督教课读。

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生于1802年。八岁的时候，李文安与哥哥李文球一同受业于李龙桥先生。由于他“少年时多病”，到13岁时只读过《毛诗》等粗浅之书，而且还不能背诵下来，所以他的父亲让他回到家中跟着长兄李文煜继续读书。李文煜本来就是教书先生，对自己的弟弟当然格外的尽心，要求也非常严格。这样，天资“中下”的李文安，就在长兄的严格督教之下遏制邪欲，专心攻读，做学问的根底在这八年中初步奠定下来。与此同时，他还先后拜童培山、杨静闲、汪子庄等饱学之士为师，较为系统地学到了一些适应科举考试的技巧。但自1825年开始，他一连几次参加江南乡试，结果都是败兴而归。1834年，李文安终于考中举人，四年后又成为戊戌科进士。朝考入选，分发刑部任职，后官至督捕司郎中，记名御史。从此，一向以“力田习武”为业的合肥李氏宗族，一跃而成了庐州一带的望族。

李鸿章的母亲李氏，是合肥处士李洪谟的女儿，一位典型的封建式的贤妻良母，她生有六男二女，家庭经济负担比较沉重，但她克服种种困难，节勤节俭。“尺布寸缕，拮据经营”，想方设法为几个儿子创造读书学习的条件。因此，李鸿章兄弟对母亲非常孝顺，终身不忘其抚育教养之恩。李鸿章兄弟六人，依次为瀚章、鸿章、鹤章、蕴章、凤章、昭庆，或是科途中式，当上大官；或是经商发迹，成为当地首富。李鸿章的两个妹妹略知诗书，她们的丈夫一为富商一为官僚。

李鸿章生长在上述这样一个典型的耕读之家，其经济状况、政治地位、文化素质诸多因素，无一不在他的身上留下深刻的印记。经济状况的拮据，使得李鸿章过早地懂得生活的艰辛；政治地位的低下，促使李鸿章具有较为强烈的参政意识：较为浓厚的家庭文化传统素质，又为李鸿章创造了着意功名的良好文化氛围。正是这种特定的家庭环境和条件，推动着青少年时期的李鸿章按照“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条传统的封建士大夫人生模式迈出了一步又一步；并且，对他终生处世为人、服官治事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同时又决定着他的基本人生志趣和归宿。P1-2

中国的幕府制度，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养士之风。在当时，一些王公贵族或豪富之家蓄养着大批有才学的食客。如“毛遂自荐”的主人公毛遂就是平原君的食客。到了汉代，军队将帅和文职官员大量罗致文人谋士以辅佐自己的事业，标志着中国幕府制度开始形成。宋代，由于封建中央集权的加强和科举取士制的定型，幕府制度也就衰落下去了。明末清初，幕府制度一度复兴，但就其性质而言，指的是由地方政府主要官员从中下层士人中聘请有才能的人入府署担任参谋、秘书等行政助手的一种用人制度。受聘入幕的人称之为“幕宾”、“幕僚”、“幕友”、“馆宾”、“西客”、或统称为“师爷”。幕僚的主要职责是协助幕主处理地方民政事务，而与军事很少发生关系。

自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幕府制度演变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出现了与以往不同的特点：其职能不再限于对地方民政事务的处置，而是逐渐扩展对军政、外交、科技以及思想文化一切事务的解决。从而。幕府实际上行使着地方政府的职能，幕僚所起的社会作用也越来越大。在这方面，曾国藩的幕府最具典型意义。

的确，曾国藩幕府不仅在近代中国是空前的，而且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也是罕见的。据薛福成在《叙曾文正公幕府宾僚》一文中记载，著名幕僚达83人；但另据统计，曾幕人才实际上超过400人以上。在这一庞大的幕僚群体中，尽管各人在幕时间不尽一致，担任的实际工作多有变动，但大体可以分为这样几种类型：一是出谋划策者(包括来去自由，不常驻曾幕者)，二是带兵打仗者，三是负责秘书事务者，四是担任后勤供需工作者，五是办理吏治者，六是办理外交、军工等洋务事业者，七是办理文化教育等事务者。由此可见，曾国藩幕府中各色人才都有，堪称为当时中国人才精英汇聚之所。更值得注意的是，出自曾幕的许多幕僚在当时或后来成为各方重要人才。单就政界官员而言，在曾国藩1872年3月去世时，其幕僚官至三品者达22人，其中总督四人，巡抚七人，至于任职道府州县者则更多。曾国藩去世后，增加到总督以上者十余人，巡抚十余人，布政使、按察使、提督、总兵、参将、副将、知州、知府等不计其数。曾幕盛况之空前，影响之深远，作用之巨大，是毋庸置疑的。有人将其称之为“神州第一幕府”，并非虚言。

然而，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曾幕如此空前的盛况呢？这是我们必须回答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学界已有人进行过考察，提出了很有见地的看法。有人说，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爆发，引发地方督抚权力的膨胀，迫使满清中央朝廷不得不将军权、财权和行政人事权下移，为曾幕盛况的形成提供了客观环境和条件。有人说，曾国藩的地位和权力超出他人，在士林中声誉和地位的特别，则是其幕府人才济济的主观原因。这些分析确有一定道理，但并未点明问题的关键所在。窃以为，形成曾幕空前兴盛的重要因素，还在于曾国藩本人对幕僚的知人善用，对幕僚的培植和造就。换言之，是曾国藩的独特而又有实效的人才理论和实践起了主导作用。否则，我们将无法解释处在同一时代环境条件下的诸多“中兴名臣”、封疆大吏，他们的幕府状况为何比曾幕稍逊一筹。

早在京城做官时，曾国藩就对人才问题给予了高度重视。他认为，人才多寡好坏，关系到国家兴替盛衰，“国家之强，以得人为强”；“君子愈让，小人愈妄”。他认为，人才兴旺可以转移社会风气，“治世之道，专以致贤养民为本”。而其风气正与否。则“推于一己之身与心”，从自己做起渐及他人，最终形成一种社会风尚。他认为，人才好坏兴衰是从政治军的重要基础。不仅人才与行政的关系非常密切。“用人、行政。两者自古皆相提并论”；而且，人才与治军的关系密不可分，“制胜之道，实在人而不在器”。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曾国藩在从政治军的实践中，逐渐摸索总结，形成了一套识人、育人和用人的方法，为幕府人才群体的兴盛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曾国藩的识人之道，主要包括这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看一个人的道德操守。他认为，在实际生活中要求德才兼备的全才是不容易的。但其德不得不讲。应当指出的是。曾国藩所强调的“德”，并非全指程朱理学家宣扬的封建纲常伦理，也不只是停留在“仁、义、礼、智、信”的空泛层面，而是注重虚实结合、体用互补，将道德操守与经世济民联系在一起。他反复提倡“忠义血性”，即是为了增强幕僚的政治素质。他强调“大抵观人之道。以朴实廉介为质。”其中所讲的“朴实廉介”，就是他常常说的“乡气”。因为，乡气重的人“遇事体察，身到、心到、眼到、口到”，具有“劳苦忍辱”的可贵品格。正是由于曾国藩对人的道德操守的严格要求，所以在其众多幕僚中，出现了不少既有德又有才的人才。譬如，罗泽南出身寒微，人生坎坷不平，却能以天下安危为己任，“不忧门庭多故，而忧所学不能拔俗而入圣；不耻生事之艰。而耻无术以济天下”。被曾国藩树为做人的榜样。

二是看一个人的才学能力。尽管曾氏强调人才的道德操守非常重要，但这并不意味着忽视一个人的才学能力；相反，他对各类人才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对于那些能够驾驭全局或者独当一面的人才，要求他们做到“勤、恕、廉、明”。他在批牍中指出：“勤以治事，恕以待人，廉以服众，明以应物。四字兼全，可为名将，可为好官。”对于军事人才，他对之要求更为详尽。堪当将帅者，须符合“知人善任”、“善觇敌情”、“临阵胆识”、“营务整齐”四个条件；堪当营官者。也必须具备“才堪治民”、“不怕死”、“不急名利”、“耐受辛苦”四种素质。应当指出的是，曾国藩虽对一个人的才能要求很高，但在实践中从不求全责备，凡有一技之长的，都乐于使用。而对那些无德又无才的人，则坚决摈弃不用。有关曾氏识别一个人的才学大小、德才多寡方面的例子较多。他认为，左宗棠虽恃才傲物，为盛德所累，但终究是个驾驭全局或能独当一面之才。从而，在左氏危难之际聘为幕僚，且很快让其独当一面。章寿麟虽救过曾国藩的命，但曾国藩深知其人才能平平，故始终未予重用。据方宗诚记述，曾经有个浙江人因上书受到曾国藩的好评，委任为营官，但不久发现此人既无德又无才，立即予以革退。

三是看一个人的相貌、语言、文字和志趣。曾国藩认为。一个人的气质可以通过观察其举止言行得出判断，然后做到针对性地予以任用。关于这个问题，有人将其神化到迷信的程度，乃至于有一个出版社在无足够证据的情况下重印了一部叫做《冰鉴》的相书，作者署名为曾国藩。对此，我曾在《文史杂志》发表过一篇题为《(冰鉴)的作者系曾国藩吗》的小文予以质疑。我的理由是，遍查《曾国藩全集》中的日记、批文及书信等文字，尽管不时有对某某人相貌、言行的眉批，但无一处提到《冰鉴》的写作。所以我的结论是：曾国藩可能阅读过《冰鉴》之类的相书，但不能断定此书作者就是曾国藩。当然，我们应当承认，曾国藩对一个人的相貌举止的了解而推断其人的学识才能、人品爱好的好坏、多寡，的确有其高明之处。如果将此视为曾国藩善于看相算命的一个依据，那就不符合实际了。实际上，曾国藩是对一个人的相貌、举止等结合起来加以认识的。况且。一个人一时的一言一行并不能代表其自身的整体素质，而是存在着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与特定的时代环境和条件紧密联系在一起。对此，曾国藩在方宗诚于1864年问及塔齐布、罗泽南、李续宜、彭玉麟、杨岳斌、鲍超等人何以能成就功名的原因时做了回答：我只不过在实践中能够看到这些人“忠勇勤朴”，才各有选择地予以重用罢了。有人说我能够先知先觉，这是不可信的。应当说，曾国藩在这里是实话实说。

尽管曾国藩渴望能够得到德才兼备的全才，但他明确认识到“天下无现成之才，亦无生知之卓识，大抵皆由勉强磨炼而出耳”；在天下众生之中，“上智者不常，下愚者亦不常，扰扰万众，大率皆中材耳，导之东向东，导之西向西，习于善而善。习于恶而恶”。从而，他非常讲究培养人才的方法。这种方法概括说来。则体现在这几个方面：

一是转移风气，用以陶冶人才。而其转移风气的途径，在于家庭、师友及士林群体。就家庭环境对人才成长的作用而言，“子弟之贤否，六分本于天生，四分由于家教。”为此，他以身作则。对子弟们不厌其烦地加以劝导教诲，留下厚厚两大册计120余万言的家训，不仅在家庭教育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且还影响到他众多的幕僚。在这方面，彭玉麟受其影响最为突出。据《清代四名人家书》记载说。彭氏一整套“齐家”理论与“修身”主旨紧密结合而付诸于实践，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曾氏家庭教育观对其影响至深。他不仅大段引用曾国藩的话语来教训子弟行正学好，而且将其落实到治家的具体行动之中。其弟分离20年后相见，染上吸食鸦片烟之习，彭氏限其戒绝再见：其子为独苗，花花公子习气颇重，调至军营后仍不思悔改，最终被斩首。所有这些，均是对曾国藩说的“治家贵严，严则出孝子”的认同。就师友对人才的指导帮助而言，曾国藩认为“古之君子其载道而荷道者，必有人焉帅而掖之，而后者有所阶而进。”他本人既是军政统帅，又是业师；幕僚既是工作人员。又是受业的生徒。他在给主持江南制造局的幕僚丁日昌的书信中指出：局中各员譬如弟子一般，阁下及藩师者譬如私塾老师，希望能对他们“勖之以学，教之以身，诫之以言，试之以文，考之以事，诱掖如父兄，董督如严师，数者缺一不可，乃不虚设此局”。就士林群体对人才的影响而言，曾氏认为“人才随士风为转移”。如他在就任直隶总督之后，为了使吏治得到厘正，特撰《劝学篇示直隶士子》一文，勉励学人士子为转移社会风气作贡献。他特别提醒人们，社会风气无常定之格，紧“随人事而变迁”。所以，先行者的表率作用非常重要。为了促成这种风气的迅速转变，他专折奏调钱鼎铭、陈鼐、游智开、吴汝纶、薛福成、方宗诚、李兴锐、赵烈文、金如澜、陈兰彬等幕僚到直隶，或“藉其廉勤爱士之风，与此间诸良吏互相砥砺”；或“以其劬劳之素，稍变此间逸惰之习”。事实上，无论是在两湖和江西，还是在江浙和安徽，他曾利用创设书院、刊刻先哲书籍等形式，为转移社会风气做过许多工作。通过这些工作，既造就了幕僚的才学。又使当地风气逐渐得到改变。

二是对人才施以殷勤教诲。曾国藩深感无现成人才可用，所以他对幕僚的教育培养非常重视。对于身边的幕僚，他通过谈心、定期考核等多种方式加以调教。对于不在身边的幕僚，则以写信、批牍或定期接见的方法，加以开导启迪，正如薛福成所言：“有师弟课督之风，有父兄期望之意”；每逢“将吏来谒，无不立时接见，殷勤训诲。或有难办之事，难言之隐，鲜不博访周知，代为筹划。别后则驰书告诫”。在曾幕中。因曾国藩殷勤教诲而成才的人很多，李鸿章则是一个明显的例子。针对李鸿章初入幕时傲慢习气颇重的情况，曾氏在耐心开导的同时予以严格要求。曾国藩长期养成了早起吃早饭的习惯，爱睡懒觉的李鸿章很不适应，加之恃才傲物，根本不把这种小事放在心上。为了治一治李鸿章的这一毛病，曾国藩每天吃早饭时总要等到李氏来后才开饭，连续多日李鸿章的毛病依然如故。在一次早餐中，曾氏对又是迟到的李鸿章说：“少荃，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处所尚，唯一‘诚’字而已”，说毕，拂袖而去。李鸿章万万没有想到，老师竟为这点小事而大动肝火。从此反省自己的言行，逐渐改正了以前的毛病，不仅懒惰之习没有了，而且在为人处世方面多了几分谦和，最终成为一位权倾一时的显赫人物。

三是宏奖以育人才。曾国藩认识到，高明的人自尊心强，耻居人后，勉之以忠可以为忠，勉之以廉可以为廉。卑琐的人，本无大志，斤斤计较，管得太严则有所畏惧，管得太松则懒散堕落。从而，他将“宏奖人才诱人日进”视为人生的一乐事。这就是说，他很重视对人才的鼓励、表扬，以此培养其上进心、积极奋发的精神。很少对人一味加以苛责、批评，防止其人丧失信心而感到自卑无能。在曾幕400余人中，绝大多数都受到过曾国藩的荐奖。有的甚至一奖再奖，不数年间连升几级者大有人在。尤须指出的是，曾国藩宏奖举荐幕僚，不分远近亲疏、出身高低，只要有才能就一定加以奖荐。譬如著名幕僚彭玉麟、杨岳斌等人，原本出身低微，后来之所以成为“中兴名臣”，便与曾氏对他们的表扬、激励和荐举有着密切的关系。

四是对人才严格要求，有过必罚，不论亲疏。曾国藩在日记中说，“将帅之道，亦以法立令行整齐严肃为先。”从而，他对于那些违反营规或不能履行军令状的人，从不心慈手软，严格按照军法处置。幕僚李元度被参劾去职即是一个明显的例证。李元度很有才学，且救过曾国藩的命，但他身上存在着文人好大言的毛病。1860年10月，曾国藩命他率兵防守安徽徽州。在他I临行前，曾国藩与其约法五章，其中第一条就是戒浮。但李元度把曾国藩的告诫不当做一回事，未作切实准备即轻易进兵，结果全军覆灭，本人则逗留他处不立即回营禀报一切。曾国藩于是撕开情面。甚至与李鸿章为此事闹得师徒反目也在所不惜，直至把李元度严参革职为止。应当指出的是，并非曾国藩不讲朋友情意，而是考虑到李元度人才难得，缺点错误不责其改正。既对李本人无益处，也对幕府人才的造就不利。事后证明，李元度能够理解曾国藩对他的一片良苦用心；曾李二人亲密关系如故，且结成亲家之好。

相对于识人、育人而言，曾国藩对于任用人才的方法更为讲究。其具体内容包括“取之欲其广”和“用之欲其慎”这两个方面。简言之，可以将其概括成“广收慎用”四个字。“广收”就是不拘身份，“官绅并重”，尊卑并用；不分区域，多方收罗，“江楚并用”；不分才能大小。虽一艺一技，罔不甄录。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平时很注重对人才的访察、荐举、督责。经常“料理官车，摘由备查”，“圈点京报”，以获得广泛的人才信息，然后择其“朴实廉介”者收罗之。从幕僚入幕的经过可见，曾国藩延揽人才的途径是多种多样的。有的是他过去在湘、在京时学友，如罗泽南、陈士杰、吴敏树、刘蓉、郭嵩焘等；有的是由朋友推荐而来的，如方宗诚、唐训方等；有的是因诗文受知于曾国藩，如张裕钊、何杖、黎庶昌、钱泰吉、李士菜等；有的因上书献计献策而招聘入幕，如李元度、薛福成、丁日昌、汪士铎、李鹤章、屈蟠等；有的由他人之幕转入，如左宗棠、郭岜焘、吴坤修、莫友芝、李鸿裔等；有的师事曾国藩，早年就被发现为人才，如李瀚章、李鸿章、邓辅纶、吴汝纶、洪汝奎等；有的则是在直接对话，从言谈举止中招聘而来，如容闳、向师棣、罗萱、汪宗沂等；有的因军政才识受知于曾国藩，如彭玉麟、杨岳斌等：更多的人则是在各地访闻而知有一技之长学识出众者，如李善兰、华蘅芳、徐寿、成蓉镜、倪文蔚、戴望、刘翰清、方骏谟等。尽管这些人在出身、功名、才能等方面不尽一致，但作为一个幕僚群体，则是包括了各种各样的人才，明显地反映出曾国藩广收人才的本意所在。从这些人的籍贯分布情况来看，除了湖南、江苏、浙江、安徽几个重点省区以外，还有江西、湖北、广东、贵州、广西、四川、福建、直隶等省区。这也反映出曾国藩广收人才的用意十分突出。相对于传统的重出身、门第和资历的封建用人政策而言，曾国藩的这一广收博纳的用人方法，不能不说是一个时代的进步，它为幕府人才的形成，为幕僚才华的施展，提供了有利的机会。

“慎用”，按照曾国藩自己的解释，一是用其所长，尽其所能；二是量才录用。应当首先指出的是，他所说的“慎用”，主要是针对“广收”而言的。“慎用”与“广收”紧密联系，成为曾国藩用人方法的两个侧面。关于用其所长，尽其所长的问题，他以良药不适于病，梁丽之材用于室穴，牦牛捕鼠、良马守门作比喻，批评用人不当的错误，强调“器使而适宜”对于任用人才的重要性。他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尽力将其付诸实践。大量事实说明，曾国藩对于何处何人都能接纳，从不怠慢轻侮他人，无论是一技一艺或是出身低微的人，他都能虚心接纳，根据实际情况予以安置，发挥其所长。关于量才录用的问题，曾国藩认为即是应做到知人善用、因量器使。他在实践中感到，一个人如果使用得当，“当其时，当其事”，那么即使是一个平常的人也能起到“神奇之效”；相反，如果使用不当，那么就会导致人才浪费，即使十分优秀的人才也将“钮镭而终无成”，在多年的从政治军实践中，曾国藩始终坚持这一慎用人才的基本原则。即使是与他有生死之交或对他有救命之恩的人，也不是无原则、无标准地予以保举、提拔或重用：对于那些犯了错误、违反军令的人，不管是谁，也从不姑息迁就，而是秉公从处。该降级的降级，该查办的查办。当然，曾国藩明确认识到，有才能的人并非无缺点。人才是经过陶冶、磨炼而成的，那种“百长并集，一短难容”的人才是不多见的。所以。他用人不拘一格，处事不求全责备，而是根据一个人的才能高低、大小，适当地予以安排。正是在这个思想指导下，他根据幕府中不同人才的特长恰如其分地使用。他深知左宗棠、李鸿章等有统率全局之才，便向朝廷荐举其担任封疆大吏；他深知彭玉麟、杨岳斌等足智多谋，能够独当一面，就奏举其担任水军统领；他深知丁日昌、容闳等熟知洋情，就让他们处于中外交涉的前沿；他深知李瀚章、郭岜焘、李桓等有理财之能，就让他们担负筹集军饷之责；他深知赵烈文、张裕钊、吴汝纶、薛福成、黎庶昌等才思敏捷，就把他们长期留在幕中，既做秘书工作，又磨炼其学业；他深知李善兰、华蘅芳、徐寿、刘翰清等了解西洋“长技”，就让他们专事科技工作；他深知汪士铎、张文虎、莫友芝等为饱学之士，就聘请他们主持编书局或书院诸务，做文化教育方面的工作；他深知郭嵩焘、刘蓉等系经世之才，但不懂做官门道，就留在身边出谋划策，或在离幕后继续保持联系，听取有益建议；他深知王闽运等才学高迈，但无意做官，不惯约束，就听其来去自由，保持密切联系；他深知鲍超等有勇少谋，就让他们冲锋陷阵，很少让其参与决策；等等。可以说，曾国藩对于幕僚的任用，就像使用器具一样，真正做到了只要一个人有某种长处，就予以合适安排，极大限度地发挥其才能。要做到这一点，确非易事，但曾国藩做到了，并且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毋庸置疑，曾国藩幕府空前盛况的形成，是他独特人才思想在实践中发生作用的结果。本书将以几位著名曾氏幕僚生平事功为主线，重点叙述两者之间存在着的紧密关系。

曾国藩是近代中国一位既有重大影响又极具争议性质的人物。他是满清封建王朝的维护者，是一位双手沾满农民起义军鲜血的封建官僚士大夫。然而，他维护传统又超越了传统，在守旧的同时又主张开新，倡发洋务自强新政，实践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时代命题，开启了近代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先河；他的思想言行内涵丰富，尤其是家庭教育理论及其实践功效。人才理论及其实际效果，给后人留下了许多可资借鉴吸取的经验教训。只要我们不带任何政治偏见，依据可信资料进行分析考察就会发现，在曾国藩思想言行中的不少方面，反映出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中的某些优秀成分，时至今日仍具启迪参考价值。譬如，他所主张的读书做官首先应当学会做人；他所主张的咬牙励志、愈挫愈坚。积极奋发向上的人生理念；他所主张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首先必须解决“修身”和“齐家”的问题，然后才有可能“治国”、“平天下”，成就“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人格形象；他所主张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和自我教育四者缺一不可的观点；他所主张的“知人善用”，人才由陶冶造就而成的观点；他在“天朝上国无所不有”的守旧氛围下，“师夷智以造炮制船”，中国第一艘轮船的制造，第一个水师(近代海军前身)章程的制订，第一批欧美留学生的派遣，均在他的主持之下获得成功。所有这些，在带有封建统治阶级固有印记的同时，又体现出时代的民族优秀文化成分的明显痕迹。由于曾国藩是一位有影响的近代历史人物，所以在对他思想言行功过是非进行评判时。要求我们首先站在近代历史背景和时代环境下，通过全面分析考察，指出他与他的前人和同时代人相比提供了什么新的东西。同时，研究历史不是为了重复历史。在研究历史人物思想言行的过程中，需要我们站在今人的视角去分析考察造成历史人物功过是非的深层的思想文化因素在哪里，寻找可资借鉴吸取的经验教训所在。我认为，对于曾国藩这样一位既有重大影响又具极大争议的近代历史人物的研究，就应当采取这样的态度。

进而，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别看历史学很难直接产生经济效益，但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却与历史和历史学存在着或多或少、或远或近的联系。今天的中国，是昨天的中国和前天的中国的继续；曾国藩及其所处的近代中国，就是昨天的中国和昨天的中国人的历史。改革开放30年来，人们之所以对曾国藩及其有关的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产生浓厚的兴趣，恐怕就是历史连续性因素起了重要作用。这就要求研究者尤其是史学研究工作者，在市场经济冲击下哲学人文社会科学不景气，图书出版不景气的客观现实面前，必须具备两个最基本的素质条件。第一个素质条件指的是，史学工作者必须具有高度的历史责任感、时代使命感。这个责任感和使命感要求我们耐得住寂寞，坐得了冷板凳；要求我们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不为五斗米折腰，不为某种经济诱惑所左右，尽力扎实地做学问；要求我们依据史实说话，坚持实事求是，不人云亦云，不趋炎附势；要求我们的研究成果对历史负责，对读者负责；对前人负责，对今人负责，对后人负责。等等。第二个素质条件指的是，史学工作者必须具有服务大众、服务社会的能力。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史学界相当一部分人不以为然。有人总以为这样不是做专深学问，总认为自己写的文章和书别人看不懂才是做专深学问；有人则板着脸孔，视史学大众化、普及化为离经叛道，是不务正业，指斥其登不得大雅之堂、毫无学问可言。我认为，这些人犯了一个不是错误的错误，即人为地把研究历史与服务大众、服务社会对立起来了。没有认识到史学的社会功效所在。人生苦短，需要做的事情很多，你做学问除了自身生存所需外，更重要的是能够为更多人提供点什么精神的东西，让更多的人从你的研究成果中得到某些启发和借鉴。这样，你的生活才有意义。尽管我们不会也不可能都去做古人所向往所追求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完人形象，但最起码的一点是，你生活在这个世上有人能从你那里获得某种启发和借鉴。这就是你最能引以为自信、自豪的生活动力吧。当然，现今学界也有少数人写书写文章动机不纯，抄袭、剽窃他人成果者有之；东拼西凑，不做认真研究者有之；过分迎合出版商意愿。不用注释或少用注释。结果引来非议者有之。这些人与那些自以为做专深学问的人犯了一个同样的错误，就是把服务大众、服务社会而产生的大众化、普及化成果看得太简单、太容易了。实际上，史学大众化、普及成果如果能做到通俗中见高雅，平淡中见专深，你的成果就会被他人认可，就会有更多的读者面，就会有长久的生命力。我认为，要做到通俗中见高雅，平淡中见专深，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这其中，关系到作者的思考分析能力，综合知识运用能力，语言文字的表达能力等。尽管理论上说起来容易，真正落实到行动上并不容易，让我们在历史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驱使之下尽力而为吧！

现在，让我们回复到这篇后记的直接主题上来。屈指算来，我涉足曾国藩研究领域已有20多年了，写作出版过多部有关曾国藩研究的书籍，自知真正有影响的成果不多。但我敢说我的某一个观点都是通过阅读第一手资料，经过独立思考得来的。而且，我在追求做“通俗中见高雅、平淡中见专深”学问的路途上，在服务大众、服务社会的过程中，已经迈出了尝试性的步伐。《曾国藩的幕僚们》之书即是一例。该书接受任务开始构思写作于1997年，2000年由东方出版中心出版发行后，得到了读者的厚爱。不仅有关著作和论文将其作为重点参考书目列出，而且由台湾捷幼出版社用繁体版出版发行到多个国家和地区，东方出版中心又于2007年出版修订再版本。此次应团结出版社之约，以《风雨晚清：曾国藩与他的精英们》书名出版，让我感到无比的高兴。但在高兴之余，经过反复思考，我决定坚持这样几个基本原则：一是增写《“香火缘深”——曾国藩的后勤供需部长李瀚章》作为第九章，以示我对该专题的研究没有止步；二是对原书某些文字核对错误做了订正，且将引文资料注明最新版本；三是附录《百余年来曾国藩幕僚研究述评》一文，用以帮助读者了解此一专题研究现状。《风雨晚清：曾国藩与他的精英们》以研究曾国藩人才思想的实践过程及其效果为主题，旨在为当今从政做官者以及一切关注人才问题的人们，从一个侧面提供某些启发和借鉴。尽管曾国藩和他的时代已成为了历史的陈迹，曾国藩的人才理论和实践过程不可避免地带有阶级的、时代的痕迹，但我衷心期盼读者通过阅读此书，能够获得某些启发和借鉴。同时，我衷心期盼学界同仁和热心读者对书中错误之处加以批评指正。

成晓军2008年8月于惠州学院困知书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