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回忆的角度来说，三十年前，是我们五十年代出生的一代人的兴奋的年头，因为当时我们正年轻，对一切充满好奇；因为当时我们的国家改革开放刚刚肇始，一切百废待兴；因为当时各种外国文艺作品大量翻译出版，让我们这些文学青年眼界大开——迎来了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读书时光。
长沙五一路新华书店，是三十年前长沙最大的书店，那时我每个星期都要去买书。因为不断地有国内外文学经典名著出版发行。文学柜是人气最旺的柜台，买书都要排成长队。年轻人在那个时代突然感到了知识的饥渴和对个人生活之外的世界的强烈好奇。只能通过阅读，一本接一本地阅读，才能喂饱自己的渴望。
我那时在郊外的工厂子弟中学教书，周六的黄昏骑着辆破单车哐哐哐哐地进到城里的灯火中。第二天一醒来，吃罢早饭必又哐哐哐哐地去到五一路新华书店。书店里四处蹲着立着手捧新书迫不及待开始阅读的人们——那时的书店没有开放式书架，你必须付了钱，才能把你想要的书拿到手中翻阅。我从书店出来，单车后架上必定夹了一大包牛皮纸包着的新书。然后周一的早晨。这包新书就哐哐哐哐地跟随我来到八公里外的郊外学校我那乱得一塌糊涂充满鞋臭味的单身宿舍里。在接下来的一周时间里，那些书籍和星光将伴随我的每一个夜晚。
那时的书现在看来真是便宜。我记得《鲁迅全集》才六十多元一套。但在那个年头，六十多元一套的书是奢侈而昂贵的。我记得我是退掉一个刚买的电动剃须刀才凑足了数把它买下的。精装的书，黄白的硬壳，翻开来一股纸香和油墨香扑鼻而来，让人兴奋不已。我把手洗干净，才开始翻动它。那时候谁都知道，读书是一门虔敬的事。
许多人成立了读书会，互相借阅，互相交流。有规律地聚会，有规律地热血奔涌和激扬文字。读书的空气是一生中最浓郁的时期。无数的世界名著几乎都是在这样的时期完成了初始的阅读，积累了文学史的知识和审美的经验。
还有那时的期刊，也大量译介外国文学。尤其是我喜欢的《世界文学》、《外国文艺》以及《译林》杂志。书店的出版物主要是十九世纪的文学经典，而期刊则侧重介绍当代的作品。我就是从上述杂志上最早接触到了川端康成、玛格丽特·杜拉斯、福克纳、茨威格和卡夫卡的。我还记得我最早读到的川端的作品是《温泉旅馆》。现在回想起来脑子里还有湿湿的水声和艺伎们心地单纯的笑声。我也记得最早读到的杜拉斯的作品是《琴声如诉》，现在也能忆起单调的钢琴练习曲和沙滩上徘徊的身影，忆起男女之间那种灯影中的暧昧和白皙的握住杯子的手，杯子里有仿佛永远喝不完的咖啡。那是多么美好的阅读记忆。一种声音，一种温度，一种手势，镌在了你心上，在不经意间总会约隐约显地浮起，构成人的灵魂里一个一个像云母片一样闪着幽光的瞬间。
在不断的阅读中所产生的是不断的写作的冲动。是的，那些美好的文学激发了我的回忆和联想，还有飞在空中的想象和伏在暗夜里的梦。我觉得我有了强烈的倾诉感。我想在稿纸上发出我青春的声音来。
那时候还有一种非公开的、以手抄本的形式出现在朋友中辗转流传的文学。我从一个朋友的灰蓝色笔记本上抄下了北岛、顾城、江河和芒克们的诗。青春的诗、苦闷的诗、呐喊的诗、带着伤口的刺痛的诗，让我迷醉不已。我不觉得这只是他们的声音，我觉得这也是我的声音。于是我开始了秘密的诗歌写作。我暂时还没有发表的欲望，我只有写作的亢奋。
阅读、写作，成了那个时代许许多多像我这样的文学青年的日常生活。这种生活于我终身受益，并永远难忘。它也决定了我一生中最确定的人生方向。
那时我每个星期都要去五一路新华书店。在那个地方我总是遇到许多后来成了文友诗友的同道。我们手里捧着一大包牛皮纸包着的书，站在书店门外的五一路的法国梧桐树下海聊。抽烟、笑，意气飞扬。如果有摄影家把我们那时的身影拍下来，会多么感人。那时候青春的心灵一切都是真诚的，并且温暖和充满希望。
现在，五一路新华书店没有了。当年的梧桐树也没有了。梧桐树下的那些身影呢？当然，也很难看到了。
这就是历史。这就是昨天。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P8-10
遥望星空 满心欢喜(序)
立伟的文章少心机，率性，一派天真气。这一点从好多年前我看他写在作业本上的片断文字起，至今一直不变。正所谓难能可贵。这与任何写作的技巧无关，仅仅与这个人有关，与这个人对生活的态度有关。立伟年纪也不小了，却顽强地葆有一颗活泼的对全世界满怀好奇的心。本书名为《亲爱的日子》，亲爱的日子显然就是一种生活态度。当今之世，有几个人觉得日子是亲爱的？日子里只有太多的焦虑、压力、郁闷、烦躁、沮丧，永远也无从满足的欲望。这些东西败坏了人们对日常生活的兴趣，大家的情绪都不好，看谁都不是亲爱的。这些东西也严重地摧残了很多作家的写作，他们的作品字里行间充斥了没有道理的紧张感，忘记了应该如何从容优雅地叙述——他们本在做着有关文明的事，却摆出暴徒的架势，动着商人的脑筋，起码的应有的品位正在从我们的文学里一点点消失，作为艺术的文学一步步向街头巷尾传播的奇闻异事和官场里明争暗斗的韬略靠拢，而且仿佛正常，仿佛应该，仿佛正确。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可以说，态度决定了作品。
所以，在这样一种情势下，《亲爱的日子》不仅是一本集合了许多有趣故事和人物的随笔，也是一份对于纯正文学的执拗的坚持，是作者独立于世的心灵表白。况且她在春天问世——从我家窗子往下看，有些树上已经冒出一团团新绿了，那些涉世不深的叶子探头探脑，既好奇又勇敢的样子，令人心生欢喜。
立伟同我都是土生土长的长沙市人。我们都讲一口标准的长沙话。湘地多山，也许就是这个缘故，交通不便影响了人的沟通，所以湖南历来有十里不同音的说法。这听上去有点夸张，但实际情形确实相去不远，直到今天我们在省内旅行还常常遇到像外国人似的听不懂话的尴尬。长沙方言的使用范围很小，以传播的角度考察，相对弱势。长沙地方先前也缺少真正的成规模的工商业，市井小民是主体，结果俚俗成为长沙方言的特点。这对长沙的作家也就成了不大不小的尴尬。我注意过，长沙的作家普遍都很认真对待自己的方言，所有南方的作家都得要认真对待自己的方言，这事实上是个他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他们没有北方方言天然的优势。有的试图彻底摒弃长沙话，但他们写出来的普通话里不时会露出长沙的马脚，生硬得很，让人突生疑惑，对语言的节奏更是只起破坏的效果。还有些人干脆按“山药蛋”的搞法，完全搬方言，然而有些长沙话，讲起来本地人听得兴味盎然，写出来却是连合适的字都寻不到，只有音，字形很难确定，我多次看到一大堆人为某一个字争得面红耳赤，这种写法用长沙话讲就是霸蛮，虽然地道，但连本地人都不大认同。立伟也是用长沙方言写作的。我们可以在《亲爱的日子》里看到一些只有长沙人才爱用的词和只有长沙人才爱用的句法。他把长沙方言用得很好，很自然。比如“星星”被他写成“星子”，长沙人喊星星是星子，这本来没有什么，但当这个星子被用在合适的时候和地方，忽然，长沙话就脱俗了，星子这个词原来还可以如此地放射着天真，生动，尤其是优雅。立伟把长沙话讲得雅，这很不容易。原因我想来想去大概不外两个。一是他书底子好，记忆力惊人，装了一肚子唐诗宋词。我们平日到外面玩，眼前随处景物，立伟通常张口就能背出对应的恰如其分的诗句，这不是随便哪个做得到的。长沙话有入声，同古诗词也协和。这样的知识结构我想就是他语言功力的基础。二是，我更愿意相信他对方言的驾驭，其实不是一种有意的处理，我觉得多半还是因为他对语言的天生的敏感，天生，也就如有神助，是不必多讲的没有办法的事。在文学艺术上，对长沙方言的使用有建树的作家还有韩少功，他甚至有理论上的深入独到的研究。
立伟是个有趣的人。顽童一般好玩，幽默，走到哪里，即刻笑翻一片。这自然会影响到他的作品。我相信，任何一个读者，只要稍具慧心的，打开《亲爱的日子》，从随便哪页读起，他的脸上一定就会浮起愉快的笑容，并且急于愿意把他的笑容传染给旁边的人。我们今天太需要这样的笑容了，因为我们周围不但增加了许多崭新的高楼大厦，同时还增加了更多的毫无趣味的人和事。有趣正在日益成为难得的奢侈。
以前不这样。至少以前的长沙不这样。《亲爱的日子》里立伟写了许多长沙的人和事，读者可以像读图一样清晰地感受到这一方水土的模样和气息。也有些篇目是写长沙以外的城市，但立伟的目光，依然是在与长沙对比着的，折射的还是根深蒂固的长沙。少年时代，我家和立伟家一样，住的是长沙的旧式院子，两家隔得不远。红砖的围墙低矮，沿墙脚一线爬着绿茵茵的青苔，青苔上永远挂得有透亮的细细的水珠，紫红的蚯蚓在泥土下慢慢蠕动……我的意思是，一个人的生长环境极为要紧，哪怕细微如水珠如蚯蚓，或许都会对他的心智、情感，他的人生，产生长远的无法估量的作用。在谈论任何一个作家的时候，最好能找到他小时候向外眺望的那扇窗户。立伟家的院子里住过一个市领导，“文革”中间自杀死了。我家院子里有两棵大杨树，夏天晚上。竹床用凉水抹过，摆到树下，躺上去通体凉快，杨树叶子相互挤挤挨挨，宛如沙沙细语，头上是好大一个天，遥望星空，无端地，根本不需要任何理由，人就悄悄生出满心欢喜来。
这样的时刻大概不可能再有了吧。假若万一还有，我要面对无数树叶和辽阔星空，小声说：亲爱的日子。
宋元
《亲爱的日子》写了许多湖南的人和事，可以清晰地感受到这一方水土的模样和气息。也有些篇目是写湖南以外的，但作家的目光，依然是与湖南对比着的，折射的还是根深蒂固的乡土之情。
立伟能文能画，《亲爱的日子》是作者最新创作的散文和漫画集。文字部分分“远近”、“面孔”、“随忆”、“日常”四辑。“面孔”一辑里一律以人名为题几乎是白描式地叙述了几十个各色人物。几十个不同神情不同阶层不同经历的面孔被拼贴到一起，产生了巨大的板块效应。这部书无一不在述说着这个纷繁精彩而又无奈的世界的方方面面、点点滴滴……文字精美，如一副民俗风情画，令人读来亲切无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