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杨匏安被列为党史人物,已为学界所重视,但笔者翻阅史料之后,认为有必要调整研究的视角,并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而从文化的层面上进行新的探讨,以能更真实地评价杨匏安的历史贡献,但这无疑有一定的难度。书稿经多次反复修改,最终得以按时完成,与多方的大力支持分不开。首先是杨匏安的儿子杨文伟、儿媳郑梅馨,二位前辈热心帮助,不仅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和图片,而且十分关心书稿的写作,对初稿进行了细致的审阅,就全书结构和内容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珠海市博物馆曾展出杨匏安的生平业绩,该馆张宪梅、门晓琴二位女士为本书资料收集提供了方便和帮助,书中大部分图片均为该馆的展品。
杨匏安,广东香山人。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投身民主革命和新文化运动。热衷传播西方的心理学、美学、哲学、社会主义学说,积极参与和领导革命斗争,为国共合作呕心沥血,在白色恐怖下献出了年轻的生命。过去学界多肯定他为“岭南传播马克思主义第一人”与“革命先烈”,本书从文化的层面给传主新的定位。全书以杨匏安非凡的人生历程为主线,展示他不同阶段多彩的生活画面,及其崇高的品格与风范,客观评价他传播西方文化给民众带来的思想启蒙,颂扬他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鞠躬尽瘁的革命精神,向读者推介一位真实而鲜为人知的启蒙思想家、革命先烈。
杨匏安对西方学说的介绍,始于五四运动前对心理学和美学的译介。五四运动后,他则把视角转向社会科学的核心层面——哲学理论,以及当时风行的社会思潮——社会主义流派。
据已有资料统计,自1919年7月12日至12月15日,杨匏安在《广东中华新报》的“通俗大学校”副刊上,以“世界学说”为总题目,发表了系列文章,保存至今的仅有41篇,约4万多字,内容包括西方哲学及各种社会主义学说,其中属于哲学方面的32篇,属于社会主义学说方面的9篇。
《广东中华新报》,是岭南地区宣传新思想的一份进步刊物,副刊上的“世界学说”专题,为介绍各国的新思潮和先进的科学知识而设,特约杨匏安撰稿。首刊之日,社长容伯挺亲自作序,进行推介。序文称,中国向来不重视欧美的学术,虽对外交流行将百年,国人对西方的科学技术和学术思想还缺乏了解,这是莫大的国耻,中国也因此成了没有学者的社会,之所以如此,完全是由于国家失职而造成的憾事。作为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报人,他试图弥补这一遗憾,因而在报上介绍世界各国的“精神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种种学说,以提供给国内的有志之士参考。
容伯挺的序言,明了地道出策划“世界学说”专题的宗旨,体现出一个爱国报人的良知。容伯挺的举措,建立在他对学术与国家兴衰的密切关系深刻理解的基础上。在留学日本期间,他参加了爱国进步团体神州学会,李大钊是学会的发起者之一。该学会的宗旨,是“研究学术,敦崇气节,唤起国民自觉,图谋国家富强”,“阐明学术,条陈时政”。在他们看来,“政与学尤息息相通”,政治与学术密不可分,因而应关注和研究学术上的实用问题。
《广东中华新报》推出的“世界学说”专题,主要由杨匏安“抄译而演述”,最初计划拟选“诸家学说二百数十余条”,后来计划完成如何,缺乏史料供考证。如计划顺利完成。则留存于今的文章,仅仅为其中的小部分。
肩负着推介世界学说的重任,杨匏安不辱使命,不辜负社长的重托。面对浩瀚的西方思想,该如何向国人介绍?怎样达到既有学术高度,又通俗易懂的要求?从现存的文章看,杨匏安为此确实煞费苦心。首先,他对纷繁的学术流派,进行条分缕析,归纳分类。进而,抓住其中最主要、最盛行的思潮。着重推介了三大类:(一)哲学理论:(二)宗教派别及理论:(三)社会主义思潮。在三者中,他对社会主义思潮介绍的重要意义,已得到世人的普遍认可,其余两类均被忽视,殊不知他对哲学理论的介绍则甚为精彩。
西方哲学传人中国,学界称为“东渐”,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五四前后形成高潮。被誉为“中国近代第一位启蒙思想家”的严复,翻译了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定名为《天演论》,于1898年出版,震撼中国学界。1902年,梁启超向国人推介风靡日本的西方哲学家尼采,又在《新民丛报》发表文章,介绍那些为国人所陌生的哲学家及流派,如培根、笛卡儿、康德,以及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等。蔡元培也是翻译西方哲学的先行者,马君武也曾编译黑格尔、斯宾塞、狄德罗等西方哲学家的著作。五四前,一些进步刊物如《东方杂志》、《新青年》、《晨报》等,均先后刊登一些评述西方哲学的文章,为西方哲学东渐推波助澜。
从对五四前后西方哲学东渐进程的回顾中,人们不难发现。当时的学者更多停留在对著名哲学家及其著作的评介或翻译,而对整个西方哲学缺乏全面的、系统的介绍,也就是说个案分析多,整体把握少,甚至出现空泛与不确切的毛病。杨匏安在介绍西方哲学时,另辟蹊径,弥补了同时代学者的不足。
翻阅现存杨匏安在世界学说上发表的文章,可见他对西方哲学的介绍,既系统又全面,对学说的不同流派进行分类,对每一学派的基本内容、主要观点、发展线索、主要代表人物,都逐一进行介绍,又运用联系的观点,揭示各种流派的相同或相异的关系。叙述的文字通俗、简明。对各种学说流派,杨匏安并没有停留在一般的介绍上,而是依据自己的理解,对学说的许多观点加以评论,肯定其真理性。指出其错误与不足,并探究一种学说为何会被另一种学说所取代。
今天,把杨匏安这些相关的内容编辑在一起,俨然是一部简明的西方哲学史教科书。它体现了杨匏安学问渊博,思想深邃,以及他向民众普及文化的良苦用心。西方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开阔了国人的知识视野,启迪了学界的治学方法,转变了传统的思维方式,人们无不肯定学者们在西学东渐过程中的贡献。尽管到目前为止,在回顾这段历史的论著里,都没提及杨匏安,然而他的贡献并不亚于同辈学者。
读了杨匏安所介绍的各种学说,以及他的富于独立见解的评论。犹如享受了一顿丰盛的精神午餐。如下对其丰富多彩的内容作简略归纳,以飨读者。本章集中介绍西方哲学、宗教。关于社会主义思潮的内容将在下章叙述。由于时间的推移,杨匏安所处时代对一些思想家的译名,同后来有所不同,为便于读者阅读,笔者尽量改用当代通行的译名。P37-40
中共广东省委、省政府提出建设广东文化大省的发展目标,体现了顺应时代潮流把握广东未来发展的战略思维和远见卓识。人类文明的发展,有赖于先进文化的引领和支撑。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省是否强大,不仅取决于经济实力,而且取决于文化实力。文化实力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一个地区综合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为民族复兴、祖国统一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文化发展是提高民族素质的基本途径。经济发展之后,如果没有文化发展做后盾,不仅不会持久,而且难免滑向邪路,甚至导致社会的畸变。因而,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经济发展成为经济大省,在此基础上提出建设文化大省的号召,是非常正确、非常及时的。
建设文化大省任务艰巨,因为这项社会系统工程具有丰富的外延与内涵。建设文化大省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继承和弘扬优秀民族文化,把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作为先进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深厚根基。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她之所以能在世界上屹立五千年,历经各种磨难,饱尝难以想象的艰辛,战胜惊涛骇浪,创造了光辉灿烂、绚丽多彩的中华文明,就是因为我们有着优秀的民族传统和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生生不息兴旺发达的巨大精神力量,是中华民族传统优秀文化的重要内涵。因此,在建设文化大省中,我们要有博大的胸怀、开放的视野、远大的目光,充分发掘、继承和弘扬我们伟大的民族所创造的优秀文化遗产。
广东地处南疆,北负五岭,南临大海,史称岭南。岭南并非“南蛮”,她有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岭南文化是一种地域文化,它与中华大地上的其他地域文化,如齐鲁文化、巴蜀文化、荆楚文化等,共同构成了中华文化的绚丽画卷。在中华文化发展的每一个阶段上,都有岭南人树起的丰碑,如惠能开创的中国禅宗、陈献章开启的明代心学、康有为和梁启超引领的近代维新思潮、孙中山开拓的走向民主共和的历史道路,等等。岭南文化在其历史发展长河中,逐渐形成的兼收并蓄、勇于开拓、大胆革新、求真务实的鲜明特色,哺育着一代又一代奋发选取的岭南人。
在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岭南文化中,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广东炎黄文化研究会决定选取广东历史文化名人作为研究介绍的对象,共同组织策划编写《广东历史文化名人丛书》。这里所说的“历史文化名人”,是指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一定的领域或学科,曾经取得卓越的业绩,或其思想具有重大影响,在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具有相当高知名度的杰出人物。历史发展客观必然性的存在,并不否定个人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文化归根结底是劳动人民创造的,因为物质生产是文化乃至整个社会赖以存在的基础。同时,在岭南文化的形成和演进过程中,知识分子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众多思想家、科学家、艺术家和政治家的创造性活动,促进了岭南文化的繁荣和发展。我们研究宣传这些杰出的代表性人物,是为先进文化展示一种典范,使我们的人民尤其是青少年认识先辈如何开拓历史,如何创造光辉灿烂的中华优秀文化,从而更加激发爱国爱乡的热情,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努力去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我们初步选定数十位历史人物作为“丛书”的传主,分期分批组织撰写和出版。我们编写这套丛书,坚持实事求是、批判继承的原则,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坚持深入浅出、雅俗共赏的原则。既讲求科学性和学术性,做到言必有据,并反映最新研究成果;又努力面向社会,面向大众,面向市场,用通俗生动的文字和精关的图片资料反映传主的生平与思想。如上原则是“丛书”的共性,而“丛书”中的每本著作所特有的立意、结构、行文,则体现了作者们的独创性劳动,这是每本书的个性。希望通过这套“丛书”的出版,展示广东历史文化的深厚底蕴,提升广东的文化品位,培养广东人的文化素质,为建设文化大省尽绵薄之力。
(林雄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欧初系广东炎黄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前广州市委书记、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客座研究员、广州大学客座教授)
一直以来,杨匏安被列为党史人物,已为学界所重视,但笔者翻阅史料之后,认为有必要调整研究的视角,并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而从文化的层面上进行新的探讨,以能更真实地评价杨匏安的历史贡献,但这无疑有一定的难度。书稿经多次反复修改,最终得以按时完成,与多方的大力支持分不开。首先是杨匏安的儿子杨文伟、儿媳郑梅馨,二位前辈热心帮助,不仅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和图片,而且十分关心书稿的写作,对初稿进行了细致的审阅,就全书结构和内容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珠海市博物馆曾展出杨匏安的生平业绩,该馆张宪梅、门晓琴二位女士为本书资料收集提供了方便和帮助,书中大部分图片均为该馆的展品。
关于书稿的写作角度,是否可以调整,得到学界前辈以及党史专家的具体指导。曾去电征询著名学者于光远同志,他的秘书称。因于老身体欠佳,她代于老表明意见,肯定笔者的立意,并鼓励笔者大胆探索,强调只要是有材料依据,论从史出,就立得住。张江明、张磊、黄振位诸教授,对研究角度的调整均提出宝贵意见,特别是陈金龙教授的意见,一锤定音。杨匏安研究的开拓者李坚教授、党史专家叶庆科教授,他们整理的资料及出版的论著,对笔者的帮助良多。在此,一并致谢!受笔者学识水平及资料再发掘存在困难等主客观条件所限,书中难免存有纰漏,敬请读者批评。
作者
2008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