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适合对西方经济学多少有些接触，至少看过国内外一些名头很大的经济学家所写文章的人阅读。

本书根据西方经济学的学术特点，运用了大量的数学公式，以轻松的笔法向读者展现了西方经济学的学术思维的不严肃之处，巧妙地引入相关理论进行对比，让读者在会心的一笑中，领略辩证思维的乐趣和经济学理论的真谛。

本书以轻松的笔法向读者展现了西方经济学的学术思维的不严肃之处，巧妙地引入相关理论进行对比，让读者在会心的一笑中，领略辩证思维的乐趣和经济学理论的真谛。

前言

经济学与算命术

模糊不清的假货

套套逻辑的圈套

翻云覆雨

天狗吃月亮

一点不可以量度

自私的基因

对儒家文化的金融学反思

物品与人的多和少

缺乏的逻辑

香港大学的住房分配

一场游戏一场梦

富人的一元钱

钻石、水与苹果

矛盾的均衡

失踪的钞票

美国的红苹果

贫穷的吉芬物品

西瓜与保险

利息与高利贷

收入与财富

投资与消费

聪明貌美者的职业

急功近利的收成

林地的地租

看免费电影的成本

配烤土豆的牛排

歌星的租值

风落的盈利

边际产量与边际饭量

企业经营后的成本

自助餐的交易费用

穷人的出价

知识产权的垄断

价格的行为

赌石的信息费用

公路的收税与收费

科斯的强权定律

工人的住房

股份制的性质

大湖捕鱼的租值消韵

春运票价不上浮

不动产税下的房价

擦皮鞋的经理

劳力的合约

失业的理由

公司的成因

谁来齐家治国

主要参考文献

经济学与算命术

张五常开宗明义地把经济学的重点视为以假说来解释现象或行为。但是，在中国，算命术几千年来都在以假说来解释现象或行为。难道张五常眼中的经济学竟与算命术等量齐观？

尽管张五常强调经济解释是以经济学的角度，用上科学的方法，来解释现象或人的行为，但是，他为什么不说要以科学的角度呢？这是因为，西方经济学的那些假说是否科学，西方经济学家认为是绝对不能讨论的，尽管他们竭力用足以否定他们的那些假说的理由去排斥那些与他们的想法不同的假说。

而张五常之所以以为经济学主要是对现象进行解释，是因为他误以为科学只是有系统地解释现象的学问，甚至误以为假若推测在某一些情况下，由于某种缘故，某一种现象就会产生，那么这种现象的产生就算是被解释了。

例如，寒冷的温度，由于某些缘故，会使物体的重量减少这一“理论”，轻易就能被事实推翻。但是，张五常认为，被事实推翻了的理论是可以挽救的，并声称任何科学理论，若被事实推翻，总是可以多加条件来挽救的。

那么，他是怎么来挽救的呢？其方法是，把物品放人冰室，再将冰室高筑至云霄，这时物体的重量果真少了。所以温度下降导致重量下降的理论就被证实了。

但是，这个温度假说只是被张五常“证实”了，而在物理学上进而在科学上是绝对不会承认这种“证实”的。在这个问题上，物理学是不会将物品在云霄中的重量与其在地面上的重量进行比较的，而是会拿物品在云霄中的冰室里的重量与其在云霄中但处于不同温度下的重量进行比较的。这样比较的结果只能是温度下降并不会导致重量下降，温度假说被彻底证伪。

其实，在西方经济学中，我们也常常能够见到“其他情况保持不变”的说法，在研究温度和重量的关系时，海拔高度正是需要保持不变的“其他情况”之一。可见，张五常连西方经济学的逻辑也无法做到一贯性，而他居然就被国内一些经济学家公开宣称对其“高山仰止”。

实际上，张五常的分析既没有科学的角度，也没有用上科学的方法。不过，也只有这样，他所坚信的私有产权带来经济繁荣的假说，才有可能被“证实”。

张五常的如此做派，不禁令人想起算命先生的算命术。要知道，算命先生的算命术也是有一套系统的理论的，这套理论解释起现象和人的行为来，似乎一点也不逊于西方经济学，而且算命术也常常在被事实推翻后，用多加条件的方法来挽救自己。

例如，有这样一则关于测字先生的故事。据说，有一个媳妇把金戒指丢了，来找测字先生算。测字先生让她抽个字，她抽出个“酉”字。测字先生问她，戒指是什么时候丢的？她回答是，前一天下午。于是，测字先生解释说，这个“酉”字倒下来像一个风箱，让她到风箱道里去找，果然找到了。

这个媳妇走后，有个挑酒的人来测字找扁担，也抽了个“酉”字。测字先生的徒弟根据测字先生先前的解释，让他到风箱道里去找。挑酒的人说，风箱道里根本放不下扁担，这样解释是在胡说八道。这时，测字先生过来问他，扁担几时丢的？挑酒人说是当天上午。测字先生解释说，“酉”字添三点是个“酒”字，可“酉”字没有水，就是酒糟了，因此，他的扁担在晒糟场。挑酒人果然在晒糟场上找到了扁担。

后来，测字先生外出，有人来测字找大黄牛，抽到的还是一个“酉”字，并说牛是傍黑走失的。测字先生的徒弟让他到晒糟场上去找，结果没找到。测字先生回来后解释说，酉时正是喂牛时间，而酉字是西字多一画，就是西河沿，那里有草，是放牛的好地方，因此，那头牛正在西河沿上吃草。果然，丢牛人在西河沿把牛找到了。

其实，丢戒指、扁担和牛的人能否找到他们丢失的东西在这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测字先生能够像经济学家一样对他们丢东西的行为和现象做出解释，并能够像张五常只用一个需求定律那样，只用同一个“酉”字来进行解释。

测字先生对他的解释是这样总结的：同样一个字，就得根据丢东西人的身份，东西的大小、形状和丢失的时间等各个方面的条件来判断。那个媳妇丢的是戒指，她的活动范围不大，又是做饭的时候丢的，所以让她到风箱道里去找。那个丢扁担的是挑酒的，而上午是出糟晒糟的时候，准是出糟的人顺手拿了挑酒人的扁担去担糟，随便给扔到晒糟场上了。而那个丢牛的，丢在酉时，正是喂牛的时候，养牛人有事没来喂，牛饿了，自己出去吃草了。

相比之下，张五常还不如测字先生高明。

例如，为了说明经济学上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基本假设，即每个人的任何行为都是为自己争取最大利益，有解释能力。他编造例子说，有一群白痴，对世事茫然不解。经济学者却假设他们每个人明智地争取最大的利益。这个假设显然是错了。那么，他是怎么来挽救的呢？

他说，这些白痴听说汽油站很好玩，于是每个人都开办油站了。因为是白痴，他们之中有些把油站建在荒山之上，有些建在密林之中，也有些建在海上的。还有几个糊里糊涂地把汽油站建在公路旁。过不了多久，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只有在公路旁建油站的白痴能存在。这些白痴不知自己所为，但留存下来的油站，却刚刚与争取最大利益的假设不谋而合。假设白痴懂得怎样争取利益虽然是错了，但却准确地推测了白痴建油站在公路旁的行为，这些行为于是就被解释了。

但是，除非世上的人都是白痴，否则白痴们在公路旁建的汽油站也会被淘汰，因为白痴们在卖油时不懂得收钱，而且正常人会来与他们竞争。因此，除非张五常多加条件即追加假定正常人竞争不过白痴们，否则，我们同样看不到公路旁建油站的白痴的存在，从而经济学的推测无从谈起。

从逻辑上讲，即使白痴建油站在公路旁的现象可以看到，这种行为对白痴来讲，也未必是利益最大化的，说不定他建垃圾处理厂可以获利更多，从而白痴建油站在公路旁的行为并不是争取利益最大化假设可以解释的。

以张五常本人为例，“一家美国出版商……带了合约来找我写一本经济学课本。那是1973年的事了。该出版商给我的条件优厚，且说明不用看大纲、不用评审，我要怎样写都可以。这是难得的际遇，但我说从来不打算写课本。然而，1973年间，美国因为石油问题及价格管制把经济搞得一团糟，通胀急剧，而自己又有两个还不懂得走路的孩子，要多赚点钱是人之常情。我于是叫出版商把合约留下来，让我考虑一下。……这本书我终于没有动笔。”

既然张五常强调了自己的经济困难，而每个人的任何行为又都是为自己争取最大利益，那么他又为什么没有动笔写这样一本经济学课本呢？如果是因为他的从来不打算写课本的信念高于对利益的追求，那么经济学上的这样一个不可或缺的基本假设，就对他的这一行为没有任何解释能力了。而张五常也竟然忘了对此进行挽救。

显然，无论张五常如何挽救，都不能表明他心目中的西方经济学具有半点的科学性。

当然，张五常可以说，他所谓的科学性与人们通常所认为的科学性是不同的。例如，他说，“科学不是求对，也不是求错；科学所求的是‘可能被事实推翻’。可能被事实推翻而没有被推翻，就算是被证实了。”但是，既然被事实推翻了的东西，可以被他以挽救的方法来弥补。那么，还有什么东西是可以被事实推翻了的呢？如此一来，还有什么东西不是科学的呢？

记得在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的某次年会上，笔者曾当面批评北京大学的一位经济学教授写的文章不符合学术规范，只有观点而没有论证和推理。当时浙江大学的一位经济学教授则替他辩护说，他完全可以只是提出自己的假说。但是，如果只是提出自己的假说，那么大街上行走的任何一个人只要会讲故事，就都可以到大学里去做经济学的教授了。

实际上，张五常的《经济解释》并不适合他为之下笔的一般读者，而只适合某个宗教团体的信徒，在那里经济学家就像传教士一样说什么都可以。他之所以要把经济学的真正用途定位为解释行为，正是要将经济学定位为一种抽象的宗教。

相比之下，尽管算命术采用的只是一种不科学的理论来对人们的行为进行指导，但是，正因为它要指导人们的行为，它就自然地要比张五常所谓的仅仅解释行为的经济学要高出一筹。在张五常执教的香港地区，算命先生的生意就比张五常的说教要兴盛得多。

实际上，马克思早就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事实上，只有通过改变世界，我们才能知道理论的解释是否正确，进而判断理论能否成立，才能逐步建立起科学的经济理论体系。这正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含义。

例如，在俄国十月革命以前，马克思的学说就已经进入了中国，但是没有什么反响。直到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才证明了马克思的学说对世事分析的正确性，这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

有趣的是，同样是在俄国，私有化的“休克疗法”却令俄国江河日下，明明白白地证明了西方经济学说解释世事的不正确性，但在中国，有人却仍然死抱西方经济学不放，甚至推崇张五常。这是为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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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拙著《微观经济学批判》出版以来，笔者陆续结交了一些青年才俊，不时聚会探讨学术。有一次，几个朋友聊天时，忽然聊起张五常和张维迎等常常讲些小故事来宣传他们的经济学理念，还提到有人把这些东西称为经济学的寓言。

但是，在笔者看来，整个西方经济学，用马克思的话说，都只不过是儿童读物。这些西方经济学的小故事中的许多故事都只是宣扬类似小山羊去爱大灰狼的童话，不仅没有半点寓意，而且还对社会现实具有一定的危害性。当时，有个朋友提出要找出版社谈谈，写些东西出版。笔者建议说不如先拿这些小故事开刀，每个人分头去收集一下这些小故事，然后加以分析，结集出版，取名就叫《经济学的童话》，如果一本书装不下，还可以一集一集地出。当时，大家就觉得这个主意不错，但是茶会之后，大家都很忙，也没有再提及此事。

不过，笔者的心里还是记挂着这本童话的。因为本人的第一本书《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耻辱——彻底否定资本结构无关论》(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2001年)和第二本书《微观经济学批判》(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年)，都是根据西方经济学的学术特点，运用了大量的数学公式。不少人，尤其是本人的学生们，向笔者反映这两本书很好，但由于他们的数学不是很好，看不大懂。因此，本人就惦记着要写一本他们容易看得懂的书。

本人的前两本书之所以要用数学，是为了摧毁早已被马克思驳得体无完肤的庸俗经济学在马克思身后100多年里用数学工具构筑的避难所。西方经济学为了显示其所谓的科学性，弄了大量的数学公式来故弄玄虚、歪曲是非，并以此抵挡来自经济实践的各种质疑和批判，似乎其结论是经过了科学地推导的，错的是现实，而不是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因而，在前些时候，本人的主要精力就放在了从数学上来批判西方经济学，彻底揭露西方经济学是如何糟蹋数学的，揭露西方经济学那些所谓经过数学推导和证明的结论，原本在数学上的推导就是错误的和不成立的。

但是，除了数学公式以外，西方经济学还有一套迷惑人的东西，就是它那些没有数学公式的童话。而张五常就是这类童话较早的、也是影响最大的编写者。所以，有人称他为天才。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经把西方经济学最重要的概念“理性经济人”和“效用”的始作俑者边沁称作是“蠢才中的天才”。而张五常由于对西方经济学缺乏重要概念上的“创新”，恐怕连边沁这样的“天才”也比不上。

本来，笔者是不打算再把时间和精力花费在对西方经济学的批判上的，而且也把这样一个意思写在了《微观经济学批判》一书的后记中。但是，西方经济学就像基督教一样，虽然在科学上一无是处，但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却在它的经济基础——国际资本的支持下仍然企图左右国内的部分话语权。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取得了重大成就，这些成就是在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获得的。但是，经济学界的一些人，一方面承认“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却强调西方经济学在中国改革开放中的指导地位，说什么，“从一统天下到两家并重，在中国的具体条件下是一个历史进步”，宣扬在学术逻辑上不能成立的西方经济学的“多元要素的供求均衡价值论”(晏智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再思考》，载于《社会科学报》2005年12月8日)。这就使得继续深入批判西方经济学，捍卫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成为必要。

此时，有一个尊笔者为老师的非经济学专业的博士研究生在香港看到了张五常的《经济解释》后告诉笔者说，觉得其中有些道理。因此，虽然张五常已经受到过程恩富等人的批评(程恩富、黄允成主编：《11位知名教授批评张五常》，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3年)，但这也让笔者觉得有必要再花些功夫来揭露这些童话存在的问题。

笔者从那个学生手里接过《经济解释》，略略翻过，随口就指出了其中的问题，让那个学生心服口服。于是，张五常这套香港版《经济解释》就到了本人的手里，因为那个学生觉得没有再保留和看那套理论上不成立的书的必要了。由于有了这样一个批判的对象，不必再到处搜寻那些经济学的童话，因此，本书的写作也就立即提上了日程。

但是，张五常的这套《经济解释》与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批判的杜林的学说一样，是一个“不仅很酸，而且很大”的酸果。该酸果是厚厚的三卷本，观点散落在不同的地方，常常语焉不详。因而要一篇篇相对完整独立地加以分析批判就不得不来回查找整理。

在开始动笔后的两年多的时间里，笔者只是零星地写了三五个散篇，一方面是因为在教学科研和学生管理上还有不少其他事务要办，精力顾不过来；另一方面，则是觉得仅仅是批判还不够，破中还得有立，还得引入一些科学的理论，不至于使本书因张五常的过气而过时。因此，本人决定在已经看过《资本论》的基础上，先看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四卷)再来动笔，以便一上口就能尽快地将这个酸果啃完。

正当本人用了一个学期的空余时间阅读整理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四卷)之时，一位海外华人经济学者在两年前规劝笔者抛弃马克思经济学说投靠国内西方经济学家遭拒时所下的威胁性断言应验了。但这只不过起到了促使笔者加快完成本书写作的作用。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有一个著名命题：“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凡是合乎理性的都是现实的。”其中前半句被庸俗化为“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但是，在黑格尔看来，决不是一切现存的都无条件地也是现实的。在他看来，现实性这种属性仅仅属于那同时是必然的东西……这样一来，黑格尔的这个命题，由于黑格尔的辩证法本身，就转化为自己的反面：凡在人类历史领域中是现实的，随着时间的推移，都会成为不合理性的，就是说，注定是不合理性的，一开始就包含着不合理性；凡在人们头脑中是合乎理性的，都注定要成为现实的，不管它同现存的、表面的现实多么矛盾。”(《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15页至第216页。)20世纪上半叶，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的成功以及德国革命的失败都证实了这一点。

马克思还指出：“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12页)显然，任何来自学术研究之外而不是学术本身的挫折只不过表明我们所从事的恰恰是科学的研究，而只要我们本着学术逻辑，进行合乎理性的学术研究，哪怕在当前遇到一些挫折，这些研究成果也终究会成为现实的。事实上，正是这种科学研究所独有的学术幸福使得马克思能够为追求真理而承受生活上的困窘。

本来，笔者想将本书称为经济学童话的第一辑，但不知朋友们有没有精力和兴趣续写下去。因此，就决定采用小标题来进行识别，而不直接说是第几辑。本书的小标题是反经济解释，因为它主要是针对张五常《经济解释》中的童话的。而本书之所以没有按照《反杜林论》的模式取名《反张五常论》，是因为其中还附带分析了其他经济学家写的一些童话。

本书适合对西方经济学多少有些接触，至少看过国内外一些名头很大的经济学家所写文章的人阅读。还是那句老话，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

本书写作期间，中国人民大学的高鸿业老师病逝。对于高老师，笔者原来是有所不满的，觉得他批评西方经济学过于手下留情了，但是听说有人在他死后骂他不该批评西方经济学，这就使得笔者认为有必要在这里向高老师表示一下敬意了。

实际上，学术批评在西方学术界要比在中国国内正常得多。在西方国家，再大牌的教授，哪怕是诺贝尔奖得主也不能摆权威的架子，即使是在低年级的大学生面前。当今中国要想赶超世界大国，就必须补上学术批评和学术辩论这一课。更何况，张五常曾在国内大学的讲座中粗暴地批过马克思，对于他的不合逻辑的学说进行反批判也是完全必要的，同时也有助于纠正受到美国方面通缉的他迄今仍然受邀在中国内地的高校四处演讲所造成的影响。

谢谢您的阅读！欢迎您的批评指正！指正意见的发送邮箱是：haidianqul63@163.com。

余斌

2007年秋完稿

2008年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