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起教会学校，我们首先会想到它们的宗教性。然后就是它们安静的学校环境、良好的教学设施和高质量的英文教育等等。教会学校的这些优势吸引了许多中国学生。不少政界要人和社会名流都把他们的孩子送到教会学校读书。教会高等院校不仅对中国现代高校的形成和发展起着引导与示范作用，推动了中国高等教育的早期现代化，更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新式人才，进一步影响中国教育甚至社会的各个层面。

为更全面了解教会高校，特别是岭南大学的发展历程，笔者查阅了大量的资料，从当年的报纸到教会高校的档案，从教职员工之间往来的书信到学校毕业生的回忆，从研究专著到各类相关的论文等等。随着这些资料，我们一步步走近岭南大学。

跟英语不同，在中文里，“侵略”是一个明确的贬义词。近百年来，中国人不断听到“文化侵略”的呼喊。但是，站在镜子前，我们看到，自己的发型、眼镜、衣服和鞋子都是西式的：我们从头到脚都是从外国学来的东西。为什么我们不生气？因为这是我们自己的选择。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满洲国”，学校里的“国语”课程教的是日语。这令人愤怒，因为这是日本军队用刺刀和机枪逼的。于是，我们看到一条界线：用暴力强迫的是侵略，而自由的选择，不管是文化还是经济，都不是侵略。

前言 走近岭南大学

第一章 创校(1888-1918年)

 第一节 哈巴牧师的建校之梦

 第二节 尝试

 第三节 录取大学生

第二章 终于成为大学(1918-1922年)

 第一节 从中学到大学

 第二节 形成特色

 第三节 开风气之先

第三章 冲击与转变(1922-1927年)

 第一节 预兆

 第二节 挑战与应答

 第三节 变革与发展

第四章 光荣岁月(1927-1937年)

 第一节 钟荣光其人

 第二节 联合与学科扩建

 第三节 重新定位

第五章 战争年代(1937-1948年)

 第一节 战争的冲击

 第二节 几度迁移

 第三节 再现康乐

第六章 最后的努力(1948-1952年)

 第一节 重建

 第二节 新政府

 第三节 从朝鲜战争到院系调整

第七章 延续

参考文献

附：1939年岭南大学组织系统图

岭南大学历届毕业生一览表(一)

岭南大学历届毕业生一览表(二)

后记

第一节 哈巴牧师的建校之梦

19世纪后半叶的广州是一个繁华的港口城市。鸦片战争以前，作为中国的南大门，广州一直是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的窗口。地理优势等因素使得广州成为海外华侨的一大输出地。

鸦片战争之后，不平等条约迫使中国放弃闭关锁国的政策。如果说各国商人从中国的开放中获得的是经济利益，那么热衷于把耶稣福音传播到世界每一个角落的传教士们则从中获得了传教活动的便利。协助条约谈判的传教士为自己争取了传教的条件和机会：可以在开放的港口居住、建造房屋、医院和教堂；可以到中国各地旅行；可以学习中文和购买中文书籍；享有治外法权，可以自由开展宗教活动。

此后，在中国的传教士数量增长很快，他们在中国各地活动，不少传教士甚至成了中国通。但是，中国的国门虽然打开了，中国人却没有马上对外来的宗教敞开胸怀。传教事业发展的缓慢、中国人对福音的冷漠令传教士们感到痛苦。为了吸引更多的人听他们讲授耶稣的救世福音，传教士们开始尝试开办学校、医院等机构。关于教会学校的目标和作用的争论一直存在，教会学校的数量却没有停止增长，办学规模也不断扩大，学术水平逐渐提升。

19世纪末，日益发达的进出口贸易对人才提出了全新的要求。外语能力、数学知识、科学技术等更为人们所看重。特别是在广东，正所谓天高皇帝远，长久以来与中国政治权力中心遥远的距离和繁荣的贸易使广州人更关心经济而不是政治生活。儒学主宰的中国传统教育显然不能满足这种人才需求，尽管清政府也设立了北京同文馆之类的语言学校，开办了训练海军军官和造船、采矿等工程技术人才的各种技术学校，却没能解决问题。能够提供外语、数学、科学等能力训练的教会学校则成为人们的另一个选择。富绅们可以让自己的子女学成之后将家业发扬光大；穷家子弟则可以凭着这些能力找到好工作，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

反对教会办学的声音逐渐减弱，不少雄心勃勃的传教士不再满足于建设一些小学校，他们开始强调学校的学术目标，试图扩大学校的教学内容，提供科学、数学、历史、哲学等方面的内容，而不仅仅是神学方面的知识。当然，要使创办教会高校的计划得到认同，争取到教会差会的支持，提出计划的传教士们免不了强调一下办大学和传教的关系，如扩大基督教对中国上层阶层的影响，培养高素质的中国领袖人物以改变中国人对基督教的态度，培养传教工作的中国助手等等。到80年代，中国已经有上海圣约翰书院(后来发展为圣约翰大学)、上海中西书院(后来发展为东吴大学)、登州学校(1882年改名登州文会馆，后来发展为齐鲁大学)、育英书院(后来发展为之江大学)、华北协和大学(通州)等教会高校。

这些教会高校大多集中在华东地区，在广东甚至整个岭南地区，当时只有一些教会中小学校、牧师训练学校和一些非正式的医学教育机构。这些学校从属于不同的教派和差会，招生对象、培养目标等往往有很大的差异，课程设置也因人而异，办学计划更是取决于传教士个人的想法和观念。

哈巴(Rey.Andrew P.Happer)牧师一直认为“中国应该有一所基督教教会大学来为整个中国服务”。他曾先后就读于杰裴逊学院(Jefferson Seminary)、西方神学院(Westlern Theo.Seminary)和宾州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医学院，获医学博士学位。1844年，哈巴到达广州，建立了美国长老会广州布道团。接着，他到澳门住了两年，在那里很认真地学习中文，还办了一所学校。

哈巴博士构想的学校是这样的：在组织结构上完全等同于新教的叙利亚学院，设有预科学校、文理学院和医学院；学院由美国托管会负责提供资金和委派校长和教员；由校董会负责管理土地、校舍等当地事务；学院通过教授西方科学、医学和宗教，纠正中国人由于专读儒学而树立的观念，启发中国民众，使中国基督教化。哈巴博士的计划与同在广州的美国长老会传教士香便文(Benjamin Hernry)的设想不谋而合。了解到中国人希望学习英语和西方科学的心理，香便文认为传教士应该确保中国人在教会学校里获得这些知识，才有可能对中国人施加更大的宗教影响。他也强调这所基督教大学不应过分注重宗教教育，局限于神学教育，而应当是一所综合大学，提供英文、人文学科等全方面的教育。

1879年，哈巴博士就开始为实现这一建校之梦付出努力，希望1880年在美国费城召开的长老会大会能够讨论这一问题，却未能如愿。

与香便文的想法有一点不同，哈巴博士觉得广州的地理位置太偏南，其方言也比较特别，在全国范围内的影响不大，不利于大学为全中国服务的定位。他理想的校址是华中、华北等地区的上海、南京或是北京。美国长老会广州布道团的其他传教士虽然赞同这一计划，认可建校的必要性，却不同意选择广州以外的地方作为校址。1885年1月，香便文向美国长老会海外差会递交了一份报告书，对校址的选择问题作了这样的说明：

以广州为代表的区域，其人口之众相当于法国，面积还大于法国。这一地区为自然屏障所分割，说的语言也迥异于中国的其他地区。在整个华南的辽阔大地上，人口已达3000万到4000万，却仍未有一座学府为当地人民提供高等教育。对此，所有有关人士越来越引以为憾。

报告还陈述了建校的理由：

全面教育作为附属于传教使命的一种活动形式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广州人正越来越追求高层次的学识。这两点不仅反映了在这个城市开办教会大学的愿望，也反映了现实的需要，即教会大学能使以往互不相干的工作融合起来；不仅给蓬勃发展的教会中的年青人，也向广大普通百姓提供学习英语的途径，并进而使之可以从基督徒的观点学习西方学科的所有分支。这样，最终能使选修全部课程的学生获得文科学士学位，其知识水准可以与该国任何一所优秀大学相媲美。

香便文在这份报告书里一再强调教育对于传教使命的重要作用。当时传教士们关于教会教育之论战的激烈，以及论战对于教会学校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为了刺激美国长老会海外差会创办高校的雄心，香便文甚至利用各教派和不同差会之间的竞争心理，表示除了长老会之外，还没有其他教会打算开办这样一所学院。可惜，这份观点鲜明、论据充分的报告书没能让长老会海外差会立马同意建校计划。

同年的下半年，哈巴博士回到美国。他乘机寻求对建校感兴趣者的支持，并再次向海外差会请求在中国开办一所基督教大学。他的品德和热情终于打动了差会，同意建立这样一所基督教大学，以推动他们在中国的传教事业。差会还同意由经验丰富的哈巴博士担任创校的组织工作。

多年的梦想终于有望实现，哈巴博士激动的心情不难想像。他不顾自己的疾病，迫不及待地开展筹备工作。学校的独立托管会按计划组建起来，还制订了建校大纲。建校大纲针对中国教育的局限性，明确学校将致力于提高各阶层人民对教育的兴趣和受教育水平，其目标在于通过讲授西方科学、医学和宗教，使受教育者能成为基督教牧师、教师、医生或从事任何上帝所宣召的工作。大纲还表明学校将与所有传教团体及其代表和教育机构竭诚合作，对中国进行启蒙，使之基督教化。根据大纲，学校将在美国设一独立的托管会，负责提供资金，在中国设一董事会，负责处理校务；学校将设预科部、本科部和医学部。这份建校大纲是非常重要的，基本上勾勒出这所基督教大学(即后来的岭南大学)的发展蓝图。

P1-4

读者看到“新史学”三字，也许会联想到20世纪初梁启超发动的那场史学革命。其实我们并没有梁启超那样的雄心，我们所遇到的问题和困惑，也和他那时大不相同了。昔日梁启超们痛感旧史等同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因专供特殊阶级诵读，故目的偏重政治，而政治叉偏重中枢，遂致吾侪所认为极重要之史迹有时反阙而不载”，所以他主张要写“新史学”。今天，大概已经很少有人以为历史只与帝王将相有关了吧？这也是梁启超们努力的结果。

我非史学界中人，但雅好读史，对史学研究的现状，觉得有这样几个毛病：一是对待史料，常凭个人好恶和口味而取舍。为了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每置大量“不利”的史料于不顾，却把孤证当宝贝津津乐道；二是回避真问题。1949年以来，连篇累犊讨论的关于奴隶制和封建制分期、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关于农民起义性质等等问题。几乎都戍了毫无意义的废话。反之，对日本侵华战争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的罪行，却很少写成历史。到了和日本右翼较量时，历史学给我们准备的证词却是令人沮丧的单薄，拿不出扎实的具有专业水准的实证研究。三是忽略了宏大背景中小人物真实的生活和真切的情感。就像前辈史学家所说，哪一年发生了什么战争，哪一年哪个大臣受到了什么赏赐，史籍上都清清楚楚，而当时老百姓用什么餐具吃饭，婚娶的风俗是什么样的，寻绎却十分困难。在近现代史研究中，这个毛病更为凸显，小人物的史迹越来越被一个个宏大的浪潮所淹没。至于为时风所侵袭，或躲躲闪闪，不敢直面历史，或哗众取宠，制造“史学泡沫”，或急功近利，专以“戏说”为事，就更是等而下之的通病了。

我们希望这套丛书不同于象牙塔里的高头讲章，要让普通读者有阅读的兴味；要讨论一些真问题，虽不必让所有读者部同意你的看法和说法，但至少要引发他们的思考；当然。更不能打着史学的旗号，兜售私货。要做到这些，我得承认，我的学养是不够的，但心是虔诚的，算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吧。由于个人的兴趣，我更喜欢那些以史料说话的书，因为任何理论都是灰色的，都可能过时，而以扎实史料说话的书，即便“结论”过时了。但史料也许还会活着——尽管它也必然会带有一定的主观性，而且不能不受记录人思想感情、方法手段的影响。还有，我是本丛书的策划人，它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我个人喜好的影响，这些都是要向读者说明的。

钱潮汹涌，书斋寂寞。当下，有真学问的史家也许不少，可要在现有条件下，推出一套适合普通读者阅读、对当下一些真问题有所回应的史学书却并不容易。组来的书稿，本来有十余部，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有的只能暂且搁置。恰好手头另有一套文史丛书，和这个选题互有交叉，于是将二者合而为一，这套书也就成了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史学丛书，而是一套比较开放的丛书——无论何种写法，无论何种体栽，只要有新的材料，或是有新的见识，都拿了进来。鲁滨孙说：“就广义说起来，所有人类自出世以来所想的，或所做的成绩同痕迹，都包括在历史里面。大则可以追述古代民族的兴亡，小则可以描写个人的性情同动作。”据此，说这套“新史学文丛”所反映的是广义的历史，也应该是可以的吧？

几年前编“文史年选”，我在那篇短序里说过；“绝对真实的历史是永远无法获得的。《联共(布)党史》曾被我们奉为圣典，当斯大林走下神坛之后，才知道那并非历史的真实。有人说‘那是用血写成的谎言’，这话确否暂且不论，但它确实只能算是布尔什维克‘斯大林派’的历史。要是站在托洛茨基的立场上看，那当然全是颠倒黑白的。”也许可以这样说，任何历史都是片面的。关键是：我们要学会从片面中感知全面，对历史保持一种温情和敬意，并且要有个基本的底线，即使不能全说真话，但决不说没有根据的假话。  向继东

2008年10月于长沙

岭南大学撤走以后，中山大学搬进亍它的校园。那无疑是广东最美的校园。放眼望去，所有房子都是红墙绿瓦，处处绿树成荫，没有时髦，没有轰轰烈烈，却使人感到岭南人对美、对卓越的坚定追求。一批岭南大学的教职员留在中大工作。岭大教师的学术水平受到普遍的尊重，岭大校工的敬业精神也为人称道。岭南大学显然为中国教育做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

跟英语不同，在中文里，“侵略”是一个明确的贬义词。近百年来，中国人不断听到“文化侵略”的呼喊。但是，站在镜子前，我们看到，自己的发型、眼镜、衣服和鞋子都是西式的：我们从头到脚都是从外国学来的东西。为什么我们不生气？因为这是我们自己的选择。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满洲国”，学校里的“国语”课程教的是日语。这令人愤怒，因为这是日本军队用刺刀和机枪逼的。于是，我们看到一条界线：用暴力强迫的是侵略，而自由的选择，不管是文化还是经济，都不是侵略。

审美没有绝对的标准。但在世界上，从维瓦尔第、莫扎特到德沃夏克形成的音乐传统比任何单个民族的音乐都有更大的影响，这应该不会有太多的争论。小提琴、长笛、双簧管、圆号和定音鼓等并不是同一个民族发明的，但管弦乐团兼容并包，把它们都用上，奏出美妙的乐曲。而一些“民族乐团”坚持非用祖宗留下的家当不可，那当然限制它们的发展。民族主义的问题是它不以合理为尺度，而以血缘为标准，任人唯亲。

这些是我们研究教会学校时的想法。

本书由我提出选题，跟国钦一起讨论写作提纲。书稿大改了三次，每一稿我都仔细看过，作了一些修改。但全书的起草和改写的主要工作都是国钦完成的。为了到档案馆和图书馆收集资料，国钦天天坐公共汽车，除了节假日，从不间断，过了半年，原来晕车的毛病竟然不见了。读者看看书里引用的材料，就可以知道她下的功夫。感谢余小华和肖风华两位编辑，他们的认真工作使我们计算机上的草稿变成了读者面前的这本小书。

袁征

2008年7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