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是中国革命史上非常特异的事件，说它“史无前例”，是一点儿也不夸张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浩劫，也是极好的反面教材。没有“文化大革命”，也就没有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巨大进步。

毛泽是非常伟大的人物，他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功绩无出其石，如此伟大的人物何以要发动“文化大革命”？发动“文化大革命”仅仅是一个人的错误吗？怎样认识“文化大革命”的准备阶段？……该书理顺了“文化大革命”十年混沌一团的历史线索：讲清了“文化大革命”的来龙去脉；剖析了“文化大革命”十年中的失误、弊端、错误；揭露了“文化大革命”中形形色色的假、丑、恶现象；找到了“文化大革命”中正确不能抗拒错误的原因；揭示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形成、发展、终结的历史必然。

能够从灾难中总结吸取教训的民族，才是有前途的民族。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是中国革命史上的大悲剧，是国家民族的一场大灾难。但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国家主席刘少奇为什么被诬陷致死？“接班人”林彪为什么要叛逃？煊赫一时的“四人帮”为什么变成了阶下囚？……本书都予以详尽研究解答。

该书理顺了“文化大革命”十年混沌一团的历史线索：讲清了“文化大革命”的来龙去脉；剖析了“文化大革命”十年中的失误、弊端、错误；揭露了“文化大革命”中形形色色的假、丑、恶现象；找到了“文化大革命”中正确不能抗拒错误的原因；揭示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形成、发展、终结的历史必然。它对“文化大革命”作了一个较有说服力的论述，并以“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教育后人，是一部有历史价值、学术价值，可读性很强的专著。

再版前言(1)

前言(1)

 毛泽东要创造一个“新世界”(2)

 三个重大错误(4)

 个人反对中央集体(11)

第一篇 全面内战 打倒一切(1)

 第一章 打开“文化大革命”之锁的两把钥匙(3)

一 《五·七指示》(3)

二 毛泽东致江青的信(6)

 第二章 全面发动和再全面发动(10)

一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10)

二 中央第一线与毛泽东的分岐(22)

三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38)

第三章 制造“天下大乱”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49)

 一 号召造反的“八·一八”大会(50)

 二 红卫兵运动狂潮和大串连(52)

(1)破“四旧”(52)

(2)大串连(59)

(3)揪斗工作组长(60)

(4)打击知识界(64)

(5)冲击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66)

 三 毛泽东的号令：“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69)

(1)问题的提出(70)

(2)《紧急指示》(72)

(3)中央工作会议(74)

(4)更加激烈的造反行动(86)

(5)广泛的抵制(89)

 四 邪火烧遍工矿和农村(93)

(1)“工总司”·安亭事件·《解放日报》事件(93)

(2)工交座谈会的抗争(98)

(3)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策(100)

 五 复杂而严重的局面(104)

(1)《<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104)

(2)公然鼓噪打倒刘少奇(105)

(3)老革命家横遭蹂躏(107)

(4)省、市、自治区党委瘫痪(110)

(5)经济主义歪风刮起(112)

(6)北京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114)

(7)毛泽东耽于幻想(117)

第四章 全面夺权天下大乱(121)

 一 基于幻想和出于无奈的全面夺权号召(122)

(1)“机联站”和康平路事件(122)

(2)“一月革命”和全面夺权号召(125)

(3)“炮打张春桥”事件(133)

(4)省、市、自治区的夺权(135)

 二 《公安六条》·“支左”决定·《军委八条》(139)

(1)《公安六条》(139)

(2)“支左”决定和“三支两军”(140)

(3) 林彪口授的《军委八条》(141)

 三 冲突、抗争与夭折(144)

(1)矛盾重重(144)

(2)一系列的事件(146)

(3)二月抗争(149)

(4)《军委十条》和军事管制(157)

第五章 “打倒刘少奇”和“揪叛徒”(162)

 一 “揪叛徒”的狂澜(162)

(1)“六十一人案件”(163)

(2)伪造的《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165)

(3)“深挖叛徒”(166)

 二 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厄运(167)

(1)动员打倒刘少奇的两个会议(168)

(2)打倒刘少奇的一篇长文(169)

(3)“革命大批判”(172)

(4)批斗王光美(174)

 三 “第三个里程碑”(186)

第六章 失控的三个月(189)

 一 两大派尖锐对立(189)

 二 广大群众的抗议——“七·二○”事件(190)

 三 向更“左”的方面滑去(194)

 四 毛泽东纠正具体错误(196)

 五 打击对象的微妙变化——揪“五·一六分子”(198)

第七章 “右倾翻案风”、“杨、余、傅事件”和反“右倾”(20l)

 一 全国性的抵制(201)

(1)“围剿派性”(201)

(2)所谓“右倾翻案”举隅(202)

(3)全国出现所谓“右倾翻案风”(207)

 二 扑朔迷离的“杨、余、傅事件”(209)

(1)事件的“奥秘”(209)

(2)杨、余、傅的“错误”(211)

(3)军队干部大会(213)

 三 反“右倾”和“清队”(215)

(1)反“右倾”(215)

(2)“清理阶级队伍”(217)

第八章 新的“工作组”——工宣队、军宣队(220)

 一毛泽东的耳提面命(220)

(1)派性争斗激烈(220)

(2)清华流血事件(221)

(3)严厉的告诫(222)

 二 工宣队、军宣队的进驻(223)

第九章 从“全国一片红”到九大(225)

 一 所谓“全国一片红”(225)

(1)艰难的历程(225)

(2)“打倒一切”的突出表现(226)

(3)生产发展的严重障碍(227)

 二 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扩大)(228)

(1)迟迟难开的全会(228)

(2)混淆是非和敌我的全会(229)

(3)“点名很有必要”(232)

 三 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234)

(1)八届十二中全会以后(234)

(2)“左”倾的九大(235)

(3)九届一中全会(238)

第二篇 新的“斗、批、改”和林彪事件(241)

第一章 以“文化火革命”改造一切的“斗、批、改”(243)

 一 “六厂二校”(243)

(1)指导思想(243)

(2)“毛主席的点”(244)

(3)六厂二校的经验(244)

 二“革命大批判引路”(246)

(1)批判所谓“黑六论”(246)(2)批判所谓历史上的“罪行”(247)

(3)批判所谓“人性论”(247)(4)批判所谓“唯生产力论”(248)

 三 种种活动(249)

(1)“清理阶级队伍”(249)

(2)整党建党(251)

(3)下放干部(252)

(4)“上山下乡”(253)

(5)所谓“教育革命”(255)

(6)所谓“文艺革命”(258)

 四 简短的评价(261)

第二章 国民经济的新“跃进”(264)

 一 四年经济概况(264)

(1)1966年(264)

(2)1967年和1968年(265)

(3)1969年(266)

 二 两年的冒进(268)

(1)对国际形势的估计(268)

(2)1970年的冒进(269)

(3)“四个突破”(271)

第三章 林彪事件(275)

 一 林彪和林彪集团(275)

(1)林彪及其一家(275)

(2)黄、吴、李、邱(282)

(3)“联合舰队”成员(284)

 二 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以前(285)

(1)联合与争斗(285)(2)阴谋与阳谋(289)(3)不设国家主席之争(291)

 三 云遮雾罩的庐山会议(293)

(1)复杂的背景(293)(2)全会上的明枪暗箭(294)

(3)批判与审查陈伯达(298)

(4)林立果的评价(301)

 四 “批陈整风”运动(301)

(1)学习与批判(302)

(2)陈伯达罪行的公布(302)

(3)加强与削弱(303)

(4)华北会议(304)

(5)“抓住不放”的批判(305)

 五“联合舰队”的覆灭(307)

(1)《“571工程”纪要》及其实施(308)

(2)覆灭的前夕(313)

(3)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315)

第四章 纠“左”与批“右”(322)

 一 “批林整风”运动(322)

(1)揭发、批判与清查(322)

(2)毛泽东的言论(326)

(3)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议(327)

 二 周恩来致力于纠“左”(329)

(1)正确执行党的干部政策(329)

(2)扭转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的局面(330)

(3)恢复文教科技部门的正常工作(332)

 三 “是极左？是极右。”(332)

 四 在外交战线上(334)

(1)我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的恢复(334)

(2)中美发表《联合公报》(334)

(3)中、日建交(336)

(4)毛泽东关于对外宣传的批示(336)

(5)“三个世界”(340)

 五 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340)

(1)关于林彪集团的审查报告(340)

(2)继承“左”倾错误的十大(342)

(3)十届一中全会(343)

第三篇 肯定与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斗争(345)

第一章 所谓“批林批孔”运动．(347)

 一 奇特的由来(347)

 二 假批孔 真批周(351)

(1)《林彪与孔孟之道》(351)

(2)“三箭齐发”(354)

(3)“放火烧荒”(361)

(4)“影射史学”(365)

(5)“复辟回潮”与“反潮流”(366)

(6)抵制(367)

 三 严重的后果(368)

 四 为贺龙恢复名誉(371)

第二章 “组阁”风波(374)

 一 “风庆”轮事件和长沙诬告(374)

 二 “组阁”阴谋的破产(377)

第三章 邓小平主持“全面整顿”一(381)

 一 受命于危难之时(381)

 二 “全面整顿”(382)

(1)指导思想(382)

(2)“全面整顿”的展开(383)

(3)三个著名的文件(389)

 三 伟大意义(394)

第四章 “左”倾的理论学习运动(397)

 一 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397)

 二 张春桥、姚文元的“两论”(398)

(1)《三十三条》(399)

(2)《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400)

(3)《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402)

(4)反“经验主义”(403)

(5)毛泽东的批评(404)

 三 “评《水浒》”运动(405)

第五章 “批邓反右”的逆风(410)

 一 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410)

(1)不可调和的矛盾(410)

(2)“反右”的发动(412)

(3)《打招呼的讲话要点》(413)

(4)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逝世(414)

 二 《毛主席重要指示》(416)

 三 倒行逆施(418)

第六章 伟大的“四五运动”(423)

 一 衷心爱戴与刻骨仇恨(423)

(1)神州悲恸(424)

(2)“四人帮”与民为敌(425)

 二 人民的怒吼(427)

(1)星星之火(428)

(2)南京事件(428)

(3)“四五运动”(429)

(4)白色恐怖(433)

 三 错误的判断和决定(434)

第七章 在危难的日子里(439)

 一 人祸天灾和巨大损失(439)

(1)明批邓暗攻华(439)

(2)朱德逝世(442)

(3)唐山大地震(447)

 二 巨星陨落(448)

 三 危难之秋(450)

第八章 人民的胜利(454)

 一 粉碎“四人帮”(454)

(1)“以快打慢”的决策(454)

(2)粉碎“四人帮”的若干细节(455)

(3)叛乱阴谋顷刻瓦解(456)

 二 关于粉碎“四人帮”的通知(457)

 三 举国同庆(460)

结束语(462)

 一 “文化大革命”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灾难(462)

 二 “文化大革命”理论的错误(471)

二 毛泽东致江青的信

1966年7月8日，毛泽东在武汉致江青信。毛泽东在信中说：

“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

“我的朋友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

“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20世纪60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

“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

“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

“有些反党分子……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

“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90%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

这封信是写给江青的，与远非中央领导人的江青谈论党内如此重大的问题，极不正常。这封信写成后，在武汉给周恩来、王任重看过，却没有给中央第一线的其他同志看过。信中对林彪有所批评，周恩来经毛泽东同意曾转告林彪，林彪不安而又有悔改的表示，毛泽东将原件销毁。以上引自毛泽东校阅过的抄件。

1979年9月27日，叶剑英在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说：“……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对党内和国内的形势作了违反实际的估计，对什么是修正主义没有作出准确的解释，并且离开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采取了错误的斗争方针和方法。”如果要提供一个代表作，那就是毛泽东的这封信。毛泽东首先对形势特别是党内上层的状况作了完全违反实际的估计。他虽然批评了林彪的“吹”，但又肯定了林彪的“打鬼”。他虽然对林彪关于“政变”的“提法”不安，但并未否定林彪在政变问题上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污蔑。他认为“有些反党分子……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对形势作了极其严重的估量，而这是毫无根据的。决策的根据是对形势的估量，对形势估量的严重错误造成决策的严重错误。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对全世界的党的估量也是错误的，这也深刻地影响了他的决策。其次，毛泽东对修正主义没有作出准确的解释。他在晚年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左派”和“右派”常常是混淆是非的，乃至有人认为“不能以通常的意义去理解毛泽东在简述自己的思想时所使用的那些语词。如‘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修正主义’、‘阶级斗争’等”。诚然，当时许多人都没有弄清楚什么是修正主义，但首先是毛泽东没有弄清楚，甚至把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潮流看作“修正主义思潮”，这就影响了许多人。对修正主义没有弄清楚，这是对形势作出错误估量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再次，毛泽东离开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写这封信本身就是离开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发动“文化大革命”本身就是离开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如果真正由中央来决策，那是断然不会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最后是采取了错误的斗争方针和方法。错误的斗争方针是“天下大乱”，错误的方法是“五大”(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大串连)。正因为存在以上种种问题，才以“天下大乱”为斗争方针；“天下大乱”是毛泽东致江青的信的核心和要害。

如果说《五·七指示》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毛泽东致江青的信则回答了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这两个纲领性的文献是姊妹篇。

P6-8

《凯歌行进的时期》、《曲折发展的岁月》、《大动乱的年代》是1989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1949-1989年的中国))中的三本，承蒙广大读者的厚爱，这几册曾多次印刷，常销不衰。这套书在当年引起的社会反响，曾被龚育之先生誉为“当时是名声很大的书”。龚先生在《读林蕴晖<走出误区>》一文中如是说：“林蕴晖同志是研究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一位专家。我最初知道他的名字，是在读那四卷一套的《1949-1989年的中国》(河南人民出版社)的时候。我那时准备参加写作《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几乎读遍了已经出版的写建国以来历史的书。那四卷书，当时是名声很大的书，也是我划了很多铅笔记号作了不少简单批注的书。”

1989年至今已过了二十个年头，鉴于市场仍有一定需求，承人民出版社热情襄助，经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专家的审读，由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使这三本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周年之际得以再版，作为作者是深感庆幸的。在此，我们谨向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专家，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领导，人民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表示衷心的感谢。需要说明的是，为保持书的原貌，新丛书仍按1989年本付排。书中的不足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作者

2009年2月

在这个结束语里，我们准备说明两大问题：“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灾难；“文化大革命”理论的谬误。本拟列出教训。鉴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许多文献已经说明，上文也已说到，不再赘述。

一 “文化大革命”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灾难

“文化大革命”在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指导下，以“天下大乱”为方针，以所谓“革命的左派”即造反派头头为依靠力量，以所谓“走资派”和所谓“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为革命对象，以摧毁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和铲除所谓“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为目标，采取“四大”的方法，开展全国全面夺权斗争，进行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这一切都是完全错误的，它为反革命集团利用。“左”倾错误在各个方面急剧发展，“左”的思想、理论观点、方针、政策和做法在实际工作中大泛滥，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是我们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空前的大动乱、大灾难、大悲剧。

(一)在思想上，“文化大革命”混淆了是非，使唯心主义猖獗、形而上学泛滥，造成严重的思想混乱。

1.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教条化，又把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对立起来。

“文化大革命”中的所谓“毛泽东思想的大普及”，实际上是对毛泽东思想的大歪曲、大破坏。林彪、江青等人大搞所谓“活学活用”活动，鼓吹所谓“走捷径”，只把“老三篇”、“老五篇”叫做毛泽东思想，又把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言论当作“最高指示”、“最新指示”，来取代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对革命理论采取实用主义、教条主义的态度，严重地败坏了革命学风。林彪“言必称毛泽东思想”，事实证明这是极大的欺骗。“红色宝书”满天飞，用毛泽东语录来打派仗的行径则全国到处盛行。毛泽东思想被糟蹋得面目全非，一切倒行逆施、祸国殃民的勾当假借毛泽东思想的名义肆无忌惮地进行。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反而受到指责，马克思列宁主义遭到严重损害。

2.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被鼓吹到了狂热的程度。

林彪、江青等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别有用心地极力鼓吹天才决定论，把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当作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句句话都是真理的神，从根本上否定了历史唯物主义和党的集体领导、民主集中制原则。1967年1月23日，林彪在接见军委碰头会扩大会议全体人员时正式宣称：反对领袖，“就是反对一切”。“什么唯物论，什么辩证法，什么历史唯物论，什么自然科学，不学也行”，唯有学会忠于领袖，才是“超过一切、高于一切”的最大学问。林彪、江青等人把人民群众对领袖人物的爱戴和信赖，变成了宗教式的顶礼膜拜。他们把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建树的历史功勋一笔勾销，把领袖人物神化为“几百年”“几千年才产生一个”的普渡众生的历史主宰。他们把对待领袖个人的态度作为“左”和“右”、“革命”和“反革命”的唯一标准。他们把忠于领袖个人说成共产党员党性的最高表现，把对领袖个人意见的微小异议(包括历史上曾经有过的意见分歧)都说成反党反革命的大罪。在“文化大革命”中，“三忠于”、“四无限”被强行普及到全国的城镇和农村。农民在锄地以前要面向东方致敬，工人在车床旁要朝着画像行礼，到处风行“早请示、晚汇报”，数百、数千、数万、数十万群众为一句“最新指示”的发表进行通宵达旦的“庆祝”和“欢呼”。有的省委书记，参加九大后率代表团回到省会，带头跳“忠字舞”，从车站一直跳到省委机关。一个老工人由于打扫领袖塑像上的灰尘，变成了“现行反革命”，被“专政”多年，因为他的手抓过座像的颈部，那姿势有“谋杀之嫌”。一个五岁的孩子在游戏中误把一枚像章挂到了小猫的头上，母亲就不得不抱孩子一起接受“革命”的批斗。印刷工人无意排错了一个铅字，贫农社员不慎喊错了一句口号，机关干部粗心地把印有照片的废纸丢进了废纸篓，都毫无例外地成了“阶级敌人”。江青等人不仅利用个人崇拜为自己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铺设阶梯，而且利用个人崇拜在社会生活中制造了一条封建法西斯的政治逻辑：反对林彪、江青等人就是反对领袖本人，反对林彪、江青等人的爪牙就是反对林彪、江青等人，统统都是“现行反革命”。

3.在一系列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上混淆了是非。

建国以来十七年中大量的正确方针、政策和成就被否定了，许多被当作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批判的东西实际上正是马克思主义原理和社会主义原则，其中很多是毛泽东自己过去提出或支持的，而很多错误的东西则被当成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加以肯定、传播和颂扬。林彪、江青等人在思想上更是完全颠倒了主观和客观、精神和物质的关系，极端夸大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认为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对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进行所谓变革或改造。“文化大革命”中把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不应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正确论断，作为“阶级斗争熄灭论”加以挞伐，断言在已经消灭了剥削制度的社会主义社会中仍然充满着并且永远充满着阶级斗争，甚至宣称阶级斗争依然是并且永远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唯一动力，要用它来统帅一切、决定一切、代替一切、冲击一切，要用承认不承认这个观点作为划分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标准。把生产活动对人类历史发展具有决定意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当作“唯生产力论”加以批判，把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攻击为“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把关心群众生活当作“物质刺激”、“福利主义”加以斥责，把实行经济核算、提高劳动生产率当作“利润挂帅”加以讨伐，把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三自一包”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加以围剿，把抓好学生的学业当作“智育第一”加以贬斥。用应该抛弃的平均主义批判“资产阶级权利”，用无政府主义的“群众运动天然合理论”批判所谓“群众落后论”，用“斗、斗、斗”的所谓“斗争哲学”否定和破坏党的团结，用否定一切人性的极左观点批判所谓“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所有这些，严重地搞乱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使党的正确的指导思想遭到极严重的破坏。

4.“左”倾思想渗透到学术、思想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文化大革命”前就已存在但属于支流的“左”倾思想，在“文化大革命”中恶性发展。在哲学方面，由过分夸大主观能动作用发展到唯意志论，“权力即真理”、“有权即有真理”的权力实用主义盛行，“斗、斗、斗”的所谓“斗争哲学”歪曲、篡改了对立统一规律。在政治经济学方面，否定生产力最终决定一切社会关系，极端夸大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杜撰出所谓“走资派所有制”，把按劳分配说成“资本主义的旧事物”，否认物质利益的动力作用。在科学社会主义方面，无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坚持“阶级斗争为纲”，认为“富则修”——把社会主义同贫穷混为一谈。在历史学方面，鼓吹中国几千年文明史是儒法两家斗争的历史，从根本上取消了历史科学。在文化方面，《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对所谓“黑八论”的指责从根本上扼杀了文学艺术。其他学术领域，也无一不遭到“左”的毒害。在“文化大革命”中，正确和错误、合法和非法、文明和野蛮、高尚和卑劣、光荣和耻辱、真善美和假恶丑，几乎统统被混淆、被颠倒了。坚持党的领导成为罪孽，实事求是成为过错。“向右看齐”的口令曾经被认为极不妥当，据说应该改为“向左看齐”；交通管理的红灯示意车辆、行人停止前进，也曾经被认为极不妥当，据说红灯应该由绿灯来代替；甚至有人提出天安门前游行不该由东向西，应该由西向东。今天看来这些是违背常识的、荒唐可笑的、不可思议的，正说明当时一些人的思想混乱到何等程度。在所谓“批林批孔”运动中，我国伦理道德传统的优秀部分遭到否定，尊老抚幼、尊师爱生等新的伦理道德规范也受到严重的破坏，所谓“造反有理”、“反潮流”的歪风在全国蔓延，在社会生活中的消极影响至深且巨。

……

社会主义是前所未有的伟大事业，要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决不可能没有失误和挫折。“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悲剧，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不幸。但正是“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使我们的缺点和错误彻底暴露，使我们明白了许多道理。我们党的错误毕竟与敌人的错误具有不同的性质。从历史发展的长远观点看问题，我们党的错误和挫折终究只是一时的现象，而我们党和人民由此得到的锻炼，我们党经过长期斗争形成的骨干队伍的更加成熟，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更加显著，要求祖国兴盛起来的党心、军心、民心的更加奋发，则是长远起作用的决定性的因素。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有伟大的前途，我国各族亿万人民有伟大的前途。

“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已经不复存在，而我们伟大的党已经吸取了“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正在认真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法制，中华民族正在腾飞，我们完全有力量有信心防止历史悲剧的重演。让我们沉痛地告别过去，勇敢地面向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