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的旅人》旨在借助小说体的创新形式，以打靶为隐喻，以引言为精髓，梳理西方文化从宗教发展到文学创作的时间历程。“我”在与三位不同女性相遇的过程中，领悟到人类生存繁衍和死亡的必然。在剖析和感悟众多著名诗人、文学家、音乐家、哲学家的著作的时候，引申出对现代社会的赞誉和抨击。整部作品时间跨度大，知识面广博，人物逸事生动有趣，语言明快，幽默含蓄，寓意深刻，是作者菲利蒲·索莱尔斯近年来有影响的作品之一。

《时光的旅人》旨在借助小说体的创新形式，以打靶为隐喻，以引言为精髓，梳理西方文化从宗教发展到文学创作的时间历程。

虚构和真实，想象和判断，或然和必然，始终是小说创造中作家在思考的问题，传统意义上的中外著名小说，也始终因为拿捏有分寸深得读者喜爱。菲利蒲·索莱尔斯这部偏重真实、判断和必然的小说《时光的旅人》，是否会赢得广大读者，即便在法国也没有作出十分肯定的答复。然而译者唐珍希望中国读者会喜欢它，原因不只是小说涉及了中国文化，而且有作家对西方的时间旅人的客观有益、饶有兴味又深邃的评价。这些评价不在理论的高度，而在思索的深度和广度。引经据典的表面随意和深层逻辑，也许要经过几次反复阅读才能悟出，也只有在悟出这些意义时，才能体会到作家的用心和这样一部“不伦不类”的小说的内在含义。

总序/孙周兴

译序/唐珍

时光的旅人

附录一 法国“原样派”领袖索莱尔斯：自我、无限与真实/唐珍

附录二　读菲利浦·索莱尔斯的《时光的旅人》/ 阿丽丝·格朗热

译后记

军队，教堂，旅馆，出版，组合成一个世界；书籍算不算武器，弥撒，布道，睡床呢？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并不是这里的伟大生者的卷卷书本都会反其道而行之。时间消失了，又被追回，我们将走向黑夜的尽头，《圣经》薄薄的小册子，犹如二战以后在古兰姆发现的手迹，或者不久前由农民们在埃及的那格·哈马迪偶然发掘出来的诺斯替教派的手抄本，保留了时间的痕迹。时光的旅行者小心谨慎，为今后或者往昔埋葬了他们的信息。你试想他们如何挖掘和放下这一捆捆的笔迹吧。身体消失了，笔迹还留在人世，这正是地狱里的天国音乐。

地狱和天国相邻，受苦受难的时间却延续得很长，海上航行让尤利西斯多灾多难，穿过诉讼和城堡，给您带来了各式各样的“地粮”。那天上午和往日一样，纪德疲倦了，克洛岱尔怒气冲冲，马尔罗和阿拉贡躁动不安，萨特在低声埋怨，加缪愁眉不展，可是格诺却发出他著名的马儿嘶鸣般的笑声。威严的加斯东，衣冠楚楚充当起园丁。瓦雷里东奔西跑，西奥朗在嬉戏，巴塔耶试图摆脱布朗索，阿尔托呢，正在默念驱魔咒。圣一西蒙公爵非常惊讶，他的8卷本回忆录能完美元瑕地出版，被大众公认为“法国作家”。萨德评价着自己的作品插图。伏尔泰抚摸着自己13卷本的书信集。狄德罗、卢梭、夏多布里昂、巴尔扎克、司汤达、波德莱尔、福楼拜、洛特雷阿蒙、兰波、普鲁斯特、塞林纳从树丛中穿过，形成一缕清风。深夜里是不是有一扇很晚还亮着的窗？那是我的窗。早晨很早也亮着？也是我的窗。我也住在那里，是唯一的一个知情人，我将近8点钟从17号门出去到街角那个由巴斯克人经营的希望咖啡馆去。这里的煎蛋极为可口。然后我到不远的地方去睡一觉。以后穿过塞纳河，抵达杜伊勒利公园或者卢浮宫。由聪明的中国人贝设计的玻璃金字塔在阳光下灿烂辉煌。晚餐在雕塑附近的马尔利餐馆解决，然后习惯性地在贝尔南的杰作——骑在马上的路易十四雕像的复制品周围兜上四五圈，至少可以得到8个不同的视角。

我在这里的职业是什么？除掉工作，就是做穿越记忆和档案的大量游戏。我探究自己的主题，就是说一个探讨人名并穿越这些名字的唯一主题，这是一个庞大的棋盘，对弈激烈。标题是什么？可能会是“思想之战”，但是能够理解的只会有四五个人吧。说我不关心当天的出版物，时事，社会的、政治的、思想界的争论，就是说那些浮躁而掺假的东西，完全没有意义。印刷品对发挥这样的功能十分必要，我并不感兴趣，但是能欣然接受，因为它有助于树木的生长。我会在鸡尾酒会上露露面，为六方会谈或者国际会谈的成果而欢欣鼓舞，我握住人家的手，亲吻人家的面颊，我甚至被看作当地的一个陪客，一个专业的爱哗众取宠的人，这不过是事情的细枝末节。我崇信彬彬有礼，开开玩笑，喝些该喝的饮料，但是很快就上头了。在那里杂乱无章堆积着许多书籍，我知道每本书的位置，我甚至点燃蜡烛来为我做伴。没有电脑，全部书写都靠蘸水笔和史前时期的打字机。深夜里，大船绳索松弛，寂静无声。巴黎的这座书籍旧城漂浮在流水般的时日上。这里没有季节：花园承担了季节的变化。这里的主人在他的大船里的壁炉上还有一艘帆船模型。

除了进行这项伟大活动和到百米外的射击场露露面，我会随意地没有目标地走走。我经过特许进行这项射击训练，我的不定期出现，似乎并不令人惊讶，无论怎样，这里所有的人都不说话。可是有几个女人，尤其是薇娃，肯定让我惊讶。我好几次看见她走出去抽烟。，强迫自己在流逝的时间里有些事做做。可是现在她正在格里博瓦尔餐馆吃一份凉拌生菜。你好，你好。来杯咖啡吗？好呀。

棕色并剪短的头发，微小而准确的动作，黑色的眼睛，清纯而温柔的嗓音。如果我没有弄错，她是国防部的招待员，还履行贴身保镖的职能。她的顾客是什么人？是暂时路过的，有高级军衔的(她也在经历获取这个军衔的阶段)，来自各个国家的外国军人。当然，都得用英语。她30岁，结婚了，有两个孩子，当她还是经济学的大学生时，就接近这项职业并被录用。她喜欢射击，问我在那里干什么。是个人训练吗？寻开心？您在出版社工作，就是那边街角上那座白色的大房子吗？这是她关注的尖端。她喜欢读书吗？她没有时间，但是有时候也读读旅行的故事。是某某作家的吗？不，她并不注意这些。

太好了。她并不认识我，没有在电视上，也没有在文学专栏的照片上见过我，显然，她并不想知道得更多。她明天出发去伦敦。那么不久后见？不久后见。

她几次看了看打靶中心。不安吗？不，说准确点儿，就是这么看看，不管怎么说，这是她的领地。P16-18

开始熟悉索莱尔斯先生，要迟于对其夫人克里斯蒂娃的认识。2007年出于对克里斯蒂娃多年研究的兴趣，我在巴黎时拜访了她。她十分谦虚地告诉我，索莱尔斯的名气在法国比她大，建议我也可以试着去关注他的作品。于是我带了索莱尔斯的几本小册子回国，试着翻译了几篇给《世界文学》，主编余中先先生非常支持在中国介绍已进入古稀之年的索莱尔斯，将这几篇译文发表了出来。

《世界文学》译文的发表，推动了中国读者对索莱尔斯的了解。2009年，我收到了作者在巴黎的中国朋友索菲·张寄来的碟片和《时光的旅人》法文原版书。于是请人推荐，找出版社、订合同、查找资料、翻译全书的工作就这样忙了两年，最后到今年终于见到了译本的诞生。

也许“名气”有人为的作用，有他周边一群人的赞誉和媒体的宣传，只有看到实质性的东西，才可以加以评论。作为译者，我不想对自己再创造《时光的旅人》这部作品过程中所感悟到的东西作过多评价，只是让书后格朗热女士的一篇论述“代言”(见附录二)，从女性角度出发诠释索莱尔斯作品中生死轮回的人生意义。而我在另一篇介绍索莱尔斯的文章中(见附录一)提到，分析他的学术道路获得的感觉是，他是一位了不起的思想家。

对索莱尔斯，法国人众说纷纭。针对一位作家的不同评价，无论褒贬，都可以加深我们对作者的认识。有人说，他是“巴黎派”，只知道法国和巴黎；其实，正如许多巴黎人并不真正出身巴黎一样，他自己也是波尔多人。他在书中介绍了巴黎的一些街道和名称(我也重新游走了一番)，联想到巴黎的历史，这样的介绍，令我们外国人感兴趣。还有人说，他在文坛上有些霸道，比如，在伽利玛出版社出版的他主持的《如是》杂志上，没有一期不发表他自己的作品。确实，100多期的杂志，平均每期2～3篇文章，还加上不断出版的著作，确实太多了，太“霸道”了。然而也正是这些作品揭示出作者不断的思索，敏捷的思维和思考的亮点。

最后再提一点，索莱尔斯在本书中作了一个野兽和寄生虫的比喻，近两年在法国弓l起波澜，成为敏感而令人生畏的话题。野兽代表的世纪伟人，并不多见，无数的寄生虫需要野兽得以寄生。在作者看来，法国文坛的世纪伟人似乎愈来愈难产，广大读者则不完全认同他的说法，事实也不见得如此，而他本人是否能成为自己希望的野兽，也还要由世人来评说。

唐珍

2011年11月

完成《时光的旅人》的翻译，似乎自己也经历了一次时光之旅，经受了一次西方文化的洗礼。基督教在接受人入教时，要施以洗礼，洗净受洗人过去的罪恶。我在翻译过程中接受的则是另一个意义上的洗礼：经受认知和体会西方文化，尤其是法兰西文化的锻炼和考验，弥补自己的缺陷和不足。这是一个不大容易获得快感的艰难过程，因为作者在作品中留给我们的是东方人不大熟悉的基督教对西方思想根深蒂固的影响，相关的古老文化以及在这个文化熏陶下的西方人思想认识和成熟的过程。

作家从标题中给我们留下的概念有两个：时光和旅人。时光代表的是过去、现在和将来，作家津津乐道引入作品的旅人，是西方历史上颇有影响的诗人、文学家、音乐家、画家甚至军事家，如他十分推崇的但丁、年轻诗人兰波、洛特雷阿蒙和荷尔德林，超现实主义作家布洛东，音乐家巴赫，画家瓦托和毕加索，军事家劳伦斯，也有些东方文化中的重要人物，如老子和道元。他通过这些旅人告诉我们：他们虽已逝去，但是他们的精神，他们作品中的精华至今仍闪烁着光辉，照耀着世人思想发展的道路。我们在这部作品中随时读到和感受到的，都是作家对旅人们和他们作品的思考。他从这些作品中受到教育，侃侃而谈，然而，面对当前西方媒体文化的迅猛发展和法兰西文化的前景，却无言以对。因此他更多地把自己禁锢在了时光旅人的过去和伟绩上。我们在阅读中猜测：作者也许不想做先知先觉的先锋，自以为是地宣扬自己对法国文学发展方向的想法，然而无论如何它给我们留下了对法国文学前景的思考：如何建造一个不加造作的小说体式。

在法国，由于《时光的旅人》的印刷版本不同，有些人在第一次读这部书的时候，就认定这是一部思想性很强的作品，至于归属什么体裁，他们似乎很难辨认。然而在2009年伽利玛出版社的初版印刷封面上却清清楚楚地写着“小说”(roman)二字。今年9月14日，是我和作家索莱尔斯约定的见面时间，我在他巴黎伽利玛出版社狭小的办公室里谈到这个问题。他并不想对小说本身下定义，只是明确地告诉我，他创作的只是小说。我们知道小说里的人物不是真人，例如作品中“我”的三位女友丽拉、薇娃和索菲，显而易见是捏造出来的。因为这个“我”在小说中所讲述的，比如和拉康见过面的故事，可以被认为是摘除引号的我的一段真实经历，而索莱尔斯本人，和《危险的关系》的作者拉克洛斯一样，“是一个标准的君子和模范丈夫”(转引自杨绛：《关于小说》，北京三联书店，1986，第22页)。然而杨绛先生所认定的观点“即使所谓‘自述体’小说，大家公认为小说所根据的真人真事，也不能和小说里的人物混为一谈”(同上，第12页)，却在这部小说面前遭到动摇。当我们在这部作品中看到作家把大量真实历史人物的轶事尤其是引言引进作品时，“真人真事”便冲淡了小说的虚构，构成了“小说人物和情节”，他们的引言也成为了真实的话语。这迫使我们不得不违背“诗和小说同是虚构，不能用作考究事实的根据”(同上，第12页)的原则，去认真“考究事实的根据”。虚构和真实的悖论似乎使作家索莱尔斯先生本人也陷入了“迷茫”。当我提出是否应该在小说里注明引言出处时(通篇小说都没有注释)，他非常认真地表示说，不，没有必要，您没有看到这是一部小说吗？

虚构和真实，想象和判断，或然和必然，始终是小说创造中作家在思考的问题，传统意义上的中外著名小说，也始终因为拿捏有分寸深得读者喜爱。索莱尔斯这部偏重真实、判断和必然的小说，是否会赢得广大读者，即便在法国也没有作出十分肯定的答复。然而我希望中国读者会喜欢它，原因不只是小说涉及了中国文化，而且有作家对西方的时间旅人的客观有益、饶有兴味又深邃的评价。这些评价不在理论的高度，而在思索的深度和广度。引经据典的表面随意和深层逻辑，也许要经过几次反复阅读才能悟出，也只有在悟出这些意义时，才能体会到作家的用心和这样一部“不伦不类”的小说的内在含义。

对于本书的出版，译者首先要感谢法国驻华使馆文化处给予的大力支持，包括对出版和译者赴法学术访问的资助。译者赴法访问期间，得到菲利浦·索莱尔斯的指点和其秘书安娜小姐提供的作者资料，在此也要表示诚挚的谢意。我的法国朋友克鲁德，克里斯汀，克里斯蒂亚娜，于贝尔都在我的翻译过程给予了忠恳的意见，特此致谢。在法访问期间，索莱尔斯的中国朋友索菲·张夫妇提供了他们在帮助作者使用中文资料的信息以及作品中引言出处的提示，在此深表谢意。在本书出版和编辑过程中还特别要感谢高宣扬先生，孙周兴主编和刘芳责任编辑的辛勤劳动。

唐珍

2011年11月于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