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称僧人为和尚?法师、经师、律师的含义是什么?为什么唐僧不是玄奘?三藏不是人名,而是佛教的经律?汉传佛教的僧人为何不准吃荤腥,而藏传佛教的僧人却允许大块吃肉?为什么对寺院中监院和尚的任免是住持,却称监院和尚为大当家?主持、住持与方丈究竟有什么区别?方丈、监院,谁的职位更高?寺院里有知客、维诺、典座等八大执事,他们都是干什么的?各有什么职权?寺院里的木鱼都做睁眼状?它们与佛教寺院有什么关系?念佛的人常常谈及水陆法会、放焰口、洒净、开光,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进入佛寺应该怎样礼佛参拜?拜佛真的灵验?如何才能领悟佛教真谛?读了黄强的《走进佛门》,这些问题你就都有了答案。
《走进佛门》作者黄强在与许多居士接触时,他们希望有人能以通俗的语言、浅易的文字,轻松的笔调,写出佛教历史发展轨迹,讲解佛教教义,介绍修性仪规,引领他们学佛、念佛。因为执掌了南京玄奘学术文化研究中心,当时佛学研究成为我的主要工作,有了学习的时间与撰稿的条件。有感于此,也因为这样的机缘,萌发了编撰一本佛学通俗读物的念头。从内容方面讲,《走进佛门》大致概括了佛教历史、僧伽生活、僧人修行、佛教教义、丛林清规、佛教宗派,以及佛教对中国文化、生活的影响等诸方面。限于篇幅,以及个人的能力,对法会、戒律、经文方面,涉及较少。
东汉后期,阶级矛盾日趋尖锐,最终爆发了黄巾起义。阶级力量对比形势发生了变化,各地豪强地主集中了地方的军权、财权,形成军阀割据的局面。经过连年混战、兼并,最后成为分立的三个国家。
佛教初人中土,传播速度缓慢。为了便于流传,佛教徒不得不将佛教教义与中国传统文化适应,依附于福祥说法,甚至变化些小魔术来吸引人们注意,投其所好。《高僧传·康僧会传》记载:“时吴地初染大法,风化未全,僧会欲使道振江左,兴地图寺,乃锡仗东游,以吴赤乌十年,初达建业,营立茅茨,设像行道。时吴地以初见沙门,睹形未及其道,疑为矫异。”孙权召见康僧会,谈及梦中见到佛教的菩萨,问及佛教有何灵验。康僧会说如来变化莫测,法力无边,佛陀死后留有遗骨合利,也是灵光再现,法力无边。孙权以为康僧会之言,夸大其辞,但是允诺,如果康僧会变出合利,就造塔纪念,否则就以国法处罚。“乃共洁斋靖室,以铜瓶加几,烧香礼请。七日期毕,寂然无应,求申三七,亦复如之。”到了三七(21天)的傍晚,仍然没有什么动静,众人很是畏惧。到了夜间五更时分,忽然听到瓶中“铿然有声”,康僧会亲自走到铜瓶旁观察,果然发现了瓶中有舍利子出现。第二天早上,呈现给孙权,满朝文官官员,集中观看,当见瓶中的合利子放出五色光芒,非常耀眼。孙权手拿铜瓶,将合利子倒到铜盘上,用五色的合利子敲击铜盘,铜盘碎了,但是舍利子无恙。孙权肃然起敬,感叹:这真是稀有的宝贝,瑞祥的象征。于是孙权兑现承诺,为康僧会建塔,“以始有佛寺,故号建初寺,因名其地为佛陀里。”康僧会故弄玄虚,2l天之后,方才出示合利,引动孙权的好奇,又几番卖弄,目的是让孙权对佛教令眼相看,得到支持。
至魏晋时期佛教经典翻译已有千卷,这时佛教大乘空宗理论引起了统治者的注意,从翻译出来到引起关注,其间相隔了150多年。当时佛教界领袖道安、慧远等人,用王弼、何晏等人的“贵无”学派思想体系来解释般若,他们理解的佛学是玄学化的佛教哲学。由于道安以魏晋玄学观点来解释佛教的哲学思想,他的学派与学说得到了上层统治者的大力支持,因此扩大了佛教的影响。
西晋时,在中国北方石勒统治时,才出现了大批僧人,这些僧人得以享受免役的待遇。
《涅槃经》在南北朝得到广泛的传布,宣传涅椠佛性的学说、主张顿悟成佛的竺道生得到社会的普遍重视。涅槃佛性成为晋朝宋时佛教宗教哲学的中心问题,按照任继愈先生的说法,佛教哲学由“般若”转到“涅槃”学,这一转变是佛教滋长蔓延的第二阶段。
齐梁时代,上层贵族包括不少皇帝,开始信佛。梁武帝萧衍佞佛,四次合身佛寺,由国家出钱赎回。梁武帝曾强买王导子孙王骞的田80顷捐赠寺庙。梁武帝宣布佛教为国教,信奉佛教的信众更多。这是佛教发展的第三个阶段。
唐朝的几个主要宗派的建立、发展,这与统治者支持有关,在统治者大力支持下,出了不少有学问的和尚,建立了几派不同的思想体系。
佛教在唐朝对广大人民宣传成佛的道理,成佛的途径,比南北朝时期简单、易懂。成佛在当世,还是要经过累世修行,在隋末唐初是个久悬未决的问题。玄奘西行求法,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隋唐时期佛教经典大力被翻译过来,佛教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佛教徒增多,但是在中国广泛流布的不是生搬硬套的印度经院哲学的法相宗,而是经过中国自己引申发挥,甚至在印度佛教学说中很少有根据的一些宗派,如天台宗、华严宗,特别是禅宗。
宋代初期对出家限制严格,到了宋真宗时期,放宽了对出家的限制政策,致使全国僧尼人数比宋初增加了许多,寺院也增加到四万多所。宋代寺院分为禅院、教院和律院,形成了宗法性质的住持继承制度。宋代佛教徒注重实践,故禅、净两宗最为流行。禅宗,特别是临济宗、云门宗两派最盛,后来临济宗又分为黄龙、杨歧两派。南宋时,杨歧派成为临济正宗,盛行于南方。净土宗与天台宗、禅宗结合,形成台净融合、禅净双修的教法,在社会上颇为盛行。华严、律宗等宗稍次。
元代统治者尽管崇尚藏传佛教,但是对汉地佛教也采取了保护政策。佛教中的禅宗、律宗等得以继续流传、发展。元代寺院林立,僧尼众多。元世宗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统计,全国有寺院42318座,僧尼21-3万人。
明代万历以后,诛宏、真可、德清、智旭四大家出,进一步发展了禅宗、律宗等学说,深得士大夫阶层的欢迎和平民的信仰。
清初皇室信奉藏传佛教,对汉地佛教采取限制政策。康熙时禁令稍松弛,使已经衰微的佛教一时又呈现出活跃的气象。
近代由于杨文会、欧阳竟无的倡导和身体力行,创办了金陵刻经处、佛学院、佛学会,为佛教义学开辟了一个新的天地。民国时期,佛教、佛学一度繁荣,康有为、谭嗣同、章太炎、梁启超等都曾受到佛学的影响。佛学研究、佛教事业都很火红,出现了月霞、谛闲、圆瑛、太虚、印光、弘一等一批名僧,弘扬佛教,使华严宗、禅宗、法相宗、净土宗、律宗大发异彩;还产生了韩清净、丁福保、梁启超、吕潋、汤用彤等一批佛学名家,深研佛学,使民国佛学研究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至今还在影响着中国佛学研究。P11-14
佛教是什么?有人说佛教是宗教,有人说是迷信,有人说是精神鸦片。褒奖者有之,贬低者有之。但是不容置疑的事实是佛教流行于世界,至今不衰。佛教传人中国,更是与中国文化融合,成为中国化的佛教,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和深远的历史影响。
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也是曲折漫长的,为了适应中土的需要,佛教显示了其圆融的特质,采取了变通的方法,根据中国的国情、人情、文化,适应、变化、发展,迎合了中国传统文化、皇权政治的需要。中国历史上的佛教逐渐演变为皇权统治服务之后,就脱离了思考生与死,解脱人世间烦恼的印度原始佛教,成为有中国特色的佛教。
细细想来,释迦牟尼创办的佛教有其一定的先进性,它反对有神论,推崇的是无神论,佛祖也要圆寂,涅槃后才能得到重生。佛教讲究平等,众生皆有佛性,众生皆平等,反对等级差别。佛教也讲究民主,推崇身和同住,口和无诤,意和同悦,戒和同修,见和同解,利和同均的六同思想。但是在实际中的佛教,自从有了丛林之后,有了执掌丛林的诸多职位后,就有了等级,僧人与僧人不再平等,清众与八大执事的待遇就有区别。按照丛林的清规本意,选出的执事是为常住(寺院、僧人)服务的,只有名称的不同,责任的差别,而无利益、权利的差别,但是客观上却成了权利与利益的等级差别。高僧、大德主持寺院,不蓄财产,不侵占常住财产。但是又有几许僧人可以称之为高僧、大德?丛林的清规还规定,十方丛林,请能者为寺院住持,反对寺院传给自己的徒子徒孙,推行的是民主政策。他们早就知道只有贤者、能者才能弘扬佛法,荷担如来家业,发扬光大。忽视的是住持僧人与寺院的亲疏关系,更是将师承、门派抛于脑后。然而,中国又是最讲门派、师承关系的,出家修行,不能结婚,徒弟就如同子女,师徒关系在寺院又有别于社会,更为重要。抛得了亲情,能否抛得了师徒情、师生情?无疑对僧人是一种考验。
佛教在中土传播、流布过程中,遇到重大变故,例如历史上的“三武一宗”灭佛时,都有非常大的变革,适应社会,适应时代,人乡随俗,表现出巨大的生命力。法相宗、三论宗的颓败,净土宗、禅宗的盛行,尤其是禅宗的创立,乃是佛教在中国深入社会、融人生活、本土化的显著表现。
佛教在中国的传人、传播、发展,几经兴衰。隋唐佛教的繁荣,几大宗派的确立,明清佛教势力的渐弱,民国佛教的复兴,都见证了这样的规律。民国时期,太虚和尚提出整改教务,建立人间佛教,可以说是卓识远见。
人间佛教倡导佛教永驻人间,就要发展佛教,让佛教亲近社会,亲近百姓生活,其事业不能局限于佛教内部,而应成为社会的一部分。佛教大学就有别于佛教僧侣的佛学院,是由佛教出资,由佛教社团主办或参与的社会性的大学,是佛教办教育,而不是办佛教教育。佛教办教育理应贯彻佛教教义中的民主、开明的风气,畅所欲言,无所顾忌。试想如果佛教大学里对许多敏感的佛教话题、问题都不能研究、讨论,没有了纯朴的学术氛围,那么现代佛教又如何与时俱进,得到发展?同样,佛教做文化,是做与佛教有关的大文化,并不仅仅局限于寺院文化,是利用佛教资金、佛教资源,推动佛教文化、中国文化的发展。
佛教在传播中有其糟粕,也有精华。佛教对中国文化的推动与影响是巨大的,它已经是中国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学习、了解佛教,也就是了解、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不了解佛教文化,也就无法全面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就会有认识盲区。一叶遮目,何以知秋?让更多的教外读者走进寺院,了解佛教历史的源远流长,折服佛教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激励民族自豪感,增强民族自信心,这就是编撰本书的目的。是为序。 黄强
2005年10月30日凌晨1:40,于南京劳谦室。
我没有想到会写佛教文化的书,有人说是佛缘,我不以为然,我觉得完全是出于一种对学术执着,对事业的追求,只要感觉有话可说,有问题可以探讨,可以通过书稿进行一次自我学习,同时也解决很多读者的疑惑,我都会通过写书的形式来实践,并没有考虑是否有缘与无缘,是否有钱与无钱等其他问题。对于佛教文化,在大学读汉语言文学专业时,以及后来研究中国古代文化史时就接触过,包括佛教文学、佛教艺术、佛教历史,对佛教著作并没有特别关注,不过是因为研究需要,应付考试、交作业而已,大体上对佛教著作觉得经文深奥、难懂。
2004年4月编撰《玄奘与南京玄奘寺》一书,并创办、主持南京玄奘学术文化研究中心,因为工作、研究之需要,开始较多地接触、研读佛教著作,尽管有所感悟,但是仍然觉得经文难读、难懂,即使是那些由居士撰写的阐述佛教典籍的书,对学佛、念佛的人来说,依然觉得深奥,更何况对佛教圈外的读者?至于一些哲学史专家、佛教专家撰写的佛教普及性读物,尽管内容很好,但是往往学究气息浓厚,绷着面孔讲授,说白了,不通俗。对于文化程度不高的初学者来说,读这样的书籍仍然比较困难。问题的症结在于这些书籍只讲佛教渊源、历史,缺乏常识性的知识介绍。没有什么文化的老百姓,普通居士,他们最想了解的是佛教基本的内容,常识性的知识,诸如:
为什么称僧人为和尚?法师、经师、律师的含义是什么?
为什么唐僧不是玄奘?为什么三藏不是人名?
为什么中国僧人只能吃素不能吃荤,而古代西域的僧人却允许大块吃肉?
为什么对寺院中监院和尚的任免是住持,但是却称监院和尚为大当家?主持、住持与方丈究竟有什么区别?方丈、监院,谁的职位更高?僧人称和尚,但是大和尚的称谓又是怎么回事?、
寺院里有知客、维那、典座等八大执事,他们都是干什么的?各有什么职权?
寺院里的木鱼都做睁眼状,它们与佛教寺院有什么关系?
念佛的人常常谈及水陆法会、放焰口、洒净、开光,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进入佛寺应该怎样礼佛参拜?拜佛真的灵验吗?如何才能领悟佛教真谛?
对于这些问题,许多佛教书籍中并没有介绍,或者浅尝辄止,吊了他们的胃口,却又没有解决他们的疑惑。如此种种,他们都想了解,一是增加佛教知识,以便进入寺院后,好顶礼膜拜,不要拜错了菩萨;二是便于自己在家念佛、修行;三是遇到有缘人,引入佛门。
在与许多居士接触时,他们希望有人能以通俗的语言、浅易的文字,轻松的笔调,写出佛教历史发展轨迹,讲解佛教教义,介绍修性仪规,引领他们学佛、念佛。因为执掌了南京玄奘学术文化研究中心,当时佛学研究成为我的主要工作,有了学习的时间与撰稿的条件。有感于此,也因为这样的机缘,萌发了编撰一本佛学通俗读物的念头。
从内容方面讲,本书大致概括了佛教历史、僧伽生活、僧人修行、佛教教义、丛林清规、佛教宗派,以及佛教对中国文化、生活的影响等诸方面。限于篇幅,以及个人的能力,对法会、戒律、经文方面,涉及较少。
《佛教与人生》一章由末未木撰写初稿,我进行了修改,风格上或许与全书有些差异,责任在我,在此做一说明。
因为本书是一本介绍佛教、佛学的人门书,说白了是写给佛门之外的读者及刚人佛门的居士看的浅易读物。本书引用了大量前人、前辈的研究成果,任继愈、方立天先生的佛学著作,对本书的帮助甚大。如果没有那些高僧、大德、先贤、前辈的宝贵著述,就不可能有这本书的诞生。我不过是一个编者,通过化繁为简的方法,以简明的线索,通俗的语言,概要的表述,阐明、介绍佛教历史、教义,以及学佛、念佛,修身养性的方法,目的是让更多的人能了解佛教,理解佛教,了解僧人生活与礼佛的仪规,懂得修炼的途径。积善为德,以慈悲心对待人生,以平常心对待工作,以仁厚心对待社会,以宽容心对待他人。当然本书并非述而不作,许多章节也有自己的创作。例如,佛教清规与戒律的章节,细致地介绍了佛教寺院的规矩;关于素食制度的章节,阐述了寺院素食的渊源以及变通的方法。实际上这是我对佛教、佛学的认识与理解。对于佛教问题的探讨,我也属于边学习边研究,对于佛教的许多问题我仍然在进行学习。因此,本书不可能解答读者对于佛教的所有疑惑。只有我理解的,我才会通过文字的表述介绍给读者。
寺院经济在以往的教材、专著中涉及得较少,现在的读者非常陌生,其实寺院经济在中国佛教发展过程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中国历史上的几次灭佛,与寺院经济过于强大,拥有特权、危及到皇家利益和皇权统治有关。因此,本书专列一章,论述佛教经济,对读者全面了解佛教在中国的发展会有裨益的,这也是本书有别于其他佛教书籍的特色之一。
本书写作时,被南京玄奘学术文化研究中心列为2005年研究课题项目,并将此书纳入《玄奘佛学文化》丛书。列入丛书首批书目的还有《玄奘合利的来龙去脉》、《玄奘寺院与历史遗存》两本书稿。在本书撰写过程时,也征求过师友、居士们的意见,他们觉得内容详实、实用,对于了解佛教,参悟佛教,参禅、学佛都有一定帮助。有些问题,他们进入寺院时,往往想了解,却不得法门,读了此书,许多疑惑,迎刃而解,有豁然洞开的感觉。
执掌玄奘研究中心、三藏文化传媒公司时,我着力思考佛教融入中国文化、变通圆融的特点,也考虑把与时俱进的时代观点,引入佛教文化研究、普及之中,教人心存善念,积善为德。还策划了佛教题材的反腐小说,以此告诫有贪欲的人,莫生贪欲,“莫伸手,伸手必被捉”。一年中完成了《走进佛门》、《自作自受》两部书稿,《玄奘舍利的来龙去脉》书稿写了三分之一的篇幅,并且着手南京佛教旅游资源开发的课题,后来我因故离开玄奘学术文化研究中心,这几本书稿的编撰以及佛教旅游资源课题不得不停止。因为是宗教方面的书籍,出版审核繁琐,很多出版社又不做这样的选题,书稿也就束之高阁。曾有人提出加署作者名,获得经费赞助的建议,我觉得有悖当初写作的初衷,我不能鼓励弄虚作假的行为,拒绝了他们的“美意”;也有人信奉密宗,希望加入密宗的内容,考虑本书说的是汉传佛教,密宗属于藏传佛教,与本书不是一个体系,不便增加。如此这般,一晃就是五年半的时光。
因为有缘,有了这本书的诞生;因为有缘,书稿2010年10月辗转到了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凤凰天下编辑张延安先生手中;因为有缘,在书稿雪藏五年半,终于遇到了慧眼识宝的有缘人;因为有缘,这本书稿顺利通过了出版社的选题论证。在此,我要向凤凰出版社、凤凰天下以及责编张延安先生,双手合十,表达我的感谢。按照佛教的说法,佛法僧为三宝,助印佛经也是功德无量的善举,本书虽然不是佛经,但是介绍佛教,让读者了解佛教,也属于弘扬的行为,因此,我心存感恩,谢谢他们。
荣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任天边云卷云舒。七年前,我一度放弃可以给我带来优厚效益,有广泛人脉的电视台记者工作,执著地策划、撰写佛教文化的图书,希望在佛寺、佛教的平台上,为佛家、为众生、为中国传统文化奉献我的微薄之力,不求丰厚的经济回报,只求心境的坦然。然而事与愿违,最终我离开了我一手创办的玄奘学术文化研究中心、三藏文化传媒公司,重操传媒工作。因为曾经近距离的与僧人、佛寺接触,我对佛教、佛家、僧人,都有了一个新的认识,走进了袈裟下的内心世界,知晓了他们鲜为人知的隐秘。虽然我近年的学术兴趣有所转移,但是我对中国佛教、佛教文化、佛寺僧人的思考并没有停止,我想如果要再写佛教著作,我会写一部对中国佛教历史、文化进行剖析的著作,观点不仅仅是新奇,而且会比范文澜先生的《唐代佛教》观点更为发人深省,涉及到很多佛教著作从没有正视过或者着力回避的话题。或许那本书稿内容过于敏感,会考虑先出海外版,但是我可以肯定,书稿中的论据、论点不是臆造,全部来自历史,来自文献记录,来自我的研究,来自我的采访。
现在摆在读者面前的《走进佛门》是一本介绍佛教、介绍佛学的普及读物,由于学识限制,某些观念或许还不够成熟,希望读者在阅读本书时,能将意见反馈给我们,以便本书再版时修订。你的疑惑,你的意见,也是我们的疑惑,让我们共同来解答某些问题,修订某些观点,这样对大家都有帮助,何乐不为呢?
时值夜深,万籁俱寂,推窗遥望,星稀月淡,又是一个不眠之夜。类似这样的情景,我已经经历了若干年。每一本书的诞生,几乎都是这样利用夜深人静的时候,没有打扰,没有旁骛,在神清心静的状况下,让思想自由驰骋。我没有崇高的境界,也不是英雄人物,只是一介书生,草根一族,一个经历坎坷、屡遭挫折却能自强不息的平头百姓。能够写我心声,抒我胸臆,把我的想法、心意凝聚在书中,倘若能够对读者有所帮助,有所启迪,我愿足矣。
黄强(不息)
2005年3月1日初稿,南京九华山负笈堂。
2010年10月22日凌晨改定,南京母城冶山附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