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夏末，当我走进祖父故居隔壁的小办公室的时候，我感到摩尔锯木公司的工人好像仍然在那里挥汗如雨。在废弃、冷清的办公室里，有六只燕子绕着吊灯飞来飞去，而这里却曾是簿记员、店员和售货员工作的地方。陈旧的财务报表塞满房间的书架。一台加料机身上沾满了灰尘，沉默地矗立在地上。在爷爷常坐的那张办公桌上，木头堆得足有三英尺高。门口墙上的污垢表明这里曾是挂时钟和考勤卡的地方，因为工人们在换班时要从这里进入车间。
每天，就在此地，一代又一代成千上万个工人开始一天的劳作。管理者和工人组成一个团队，他们共同的目标并不卑微，他们是为了自己和家人能过上好生活。锯木厂给工人们发放工资，让他们能买得起房子，能为孩子提供衣食无忧的生活，也为未来存下一部分生活积蓄。锯木业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本地经济的核心部分。它把该地区最珍贵的自然资源转化为本地经济繁荣的支柱产业，让本地人以此为荣。锯木厂工人的收入促进了本地商业的发展。锯木厂所缴纳的税款保证了整个城市的正常运转。甚至，摩尔锯木公司还曾赞助过棒球半职业球队班顿米勒赛事(Baondon Millers)，该球队曾经是班顿城的骄傲。
我对棒球运动的最早记忆来自于班顿米勒比赛，我曾经担任过比赛的球童。即使在棒球场上，爷爷也一如既往地穿着他心爱的马甲套装，头上则戴顶呢子帽。一条金链子搭在爷爷的肚子上，链子穿着他放在两个上衣口袋里的怀表和小刀。爷爷六英尺多高，有点儿胖，满头白发使他看起来有点儿严肃，又有点儿德高望重。
爷爷的气质表明他是一个有目标、有计划的人。不管是为半职业棒球队挑选队员，还是买森林和工厂成立锯木公司，他都有很强的竞争意识，但同时又非常务实，这是度过了大萧条时期的许多人都表现出来的一种特点。
虽然爷爷对我很宠爱，甚至有点儿纵容，但是在锯木厂里，他仍是位严肃的经理，他要求所有工人都要遵守工作纪律。尤其是在有关工作安全的问题上。锯木厂是个充满危险的地方，虽然工伤无法完全避免，但爷爷要求工人在使用工具和原料时绝对遵守工作纪律。同时，他还对生产进度严格要求。摩尔锯木厂的客户会按时送货，爷爷要保证客户满意。
但后来即使爷爷买下了锯木厂成为老板，他也从未对工人苛刻过。在锯木厂，他对每个人都平等对待，工人与老板互相尊重，我无时无刻都能感觉到他对这个工厂的热爱和高度的责任感。他把工厂的一切都当作自己的事来对待——工厂、工人和班顿城。爷爷就住在锯木厂里，每天都工作到很晚，因为他深知工作对一个人来说有多么重要。他明白工业为人们带来了什么样的机会。毕竟，他出生于工人家庭。他从混乱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British Columbia)和太平洋西北部地区(Pacific Northwest)野外伐木工起步，经过多年奋斗，最终成为这家伐木场的经理。然后，以65岁的高龄成为这家伐木场的老板，而他却连一张高中毕业证都没有。
爷爷也深知，这个小小的伐木场在提高本地人生活水平和促进美国经济发展过程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他来到班顿城开始经营当时最大规模的生意时，班顿城刚刚经历过一场大火，整个城市受到严重的破坏。锯木厂的成功经营为班顿城在火灾后的经济复苏提供了资金，把城里的居民从火灾的创伤中拯救出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摩尔锯木厂生产的木立柱被Alvarado和奥利弗奥尔森(Oliver Olson)等轮船运送到洛杉矶、圣地亚哥等地，用于建造城市的房屋。
在锯木厂和班顿城的那些日子里，我学到了一些坚如磐石、绝对优良的品质。当我回到父母所在的港口城市波特兰(Portland)城的时候，很幸运的是，我在班顿城所学到的那些品质每天都得到很好的证明。我父亲罗伯特·S·米勒(Robert S.Miller)当时在律师圈子里已小有名气，但是他仍然比任何人都勤奋，经常穿着正装去办公室加班，假期和周末从未间断，有时甚至一直加班加到圣诞节早上。P003-004
史蒂夫·米勒是美国商界有史以来最睿智的领袖之一。在经济形势一片大好时，谁都可以当领袖。当经济形势不容乐观时，我们需要史蒂夫这样的领袖。这本书为我们提供了独到而真挚的视角，告诉我们该如何应对危机。”
——通用汽车公司全球产品开发部副主席
鲍勃·鲁兹
本书所蕴涵的智慧一定会让你吃惊。史蒂夫·米勒揭开了他成为困境公司救星的秘密，他还深入详述了他那胆识过人而又注重实际的妻子麦姬过世时的具体细节，因为妻子是那个令他随时保持清醒的人。这是一本伟大的商业宝典，也是一本引人入胜的历险记，书中有许多宝贵经验，展现了一种坦荡的人生。
——阿斯彭学院CEO、《爱因斯坦：生活与宇宙》作者
沃尔特·艾萨克逊
本年度最好的商业图书！史蒂夫·米勒对困境公司危机期间企业高管生活的亲身描述值得每一位企业高管阅读。
——美国汽车公司前董事长、CEO、密歇根大学史蒂芬·M·罗斯商学院教授
杰拉尔德·C·迈尔斯
如果你关心自由市场制度的动态和运作方式，那么，就看一看这本轻松、实在又给人启迪的书吧！米勒引人入胜的人生传奇一定会让你和他一样充满激情，与那些艰难的逆境作斗争。
——海德里克·斯特拉格尔斯公司高级董事
杰勒德·R·罗什
通常情况下，我希望尽量远离政治——包括国内政治——把它交给我们选出的领袖来处理。与许多杰出的商界人士不同的是，我觉得并非需要每个人都了解我在所有问题上的选择。事实上，我认为并非所有人都必须拥有这种智慧。在本书中，我尽量寻找同一问题的各个角度，并找到一个能让各方人士均能接受而且又现实的解决方案。我在伯利恒钢铁公司提供咨询的时候，那个工会领袖就是我最宝贵的同盟者。而在另一次挽救安泰公司的行动中，一名医生成了它的首席执行官。任何情况下，我都找到了最佳的解决方案，而不是仅仅符合我自己的意志就行。
上述这些经验教会我在处理政治问题时一定要采取灵活措施，避免自以为是。因此，我帮助大型企业摆脱困境的工作让我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去看待问题。正如朋友和同事对我说的，我几十年来一直在绞尽脑汁解决几个大问题——医疗保险金、退休金、能源——这些问题仍在困扰着美国，并且仍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我不能自诩为专家，但作为一个美国公民，我对企业问题有着不同常人的权威观点。当我展望未来时，我希望能在这几个挑战的辩论中提出自己的看法，这些问题将会变得更加紧迫。
退休金
在我所经历的每个企业危机中，签定了长期合同的员工都非常关心退休后的保障问题。这是不难理解的。不管是一个年薪数千万美元的高管，还是在流水线工作了20年的计时工，谁都会担心自己无法工作时候的生活。我们都想知道，那时的我们会在恐惧中艰难度日吗？我们有机会得到一生勤勉而认真工作带来的回报吗？我去世之前都一直有退休金吗？
以前，传统的退休金计划能够正常实施，因为人们的寿命没有现在这么长，人们的生活期望也比较低。如今，人们的寿命更长了，每个人都希望能早点儿退休，并希望退休后还能过上工作时的那种富裕的生活。这些巨大的变化从根本上改变了退休金制度的管理状况。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从工作年龄时所创造的劳动成果中拿出一大笔钱，用以支付退休后的生活费用。我们大多数人都了解这些因素所造成的问题，但下面的数据会帮助你更好地理解这一点：
·上缴社会保险金的工人数量减少了80％，使得现有的社会保险制度处于长期风险中。
·州政府和地方政府承受着沉重的退休金负担，他们要向退休教师、警察和其他政府退休职员发放退休金。
·制定有明确津贴退休金计划的大型企业正在受到打击，部分原因是他们的退休员工寿命远高于该计划预期的年龄。
无资金保障的退休金债务威胁着大型企业的生存，而这些大型企业提供的工作机会和商业活动可以转化为对社会的实实在在的贡献，这类似于401(k)类型的计划。如果新成立的企业在成立伊始就制定了退休金计划，那么美国经济新部门将不会遭受债务问题的困扰！
我认为，不再要求企业提供津贴的举措是一种非常健康的发展方向，原因有三：第一，由企业提供退休金将把风险最终压在工人身上。如果企业破产，工人将面临失业的危险，而且，他们的退休金领取资格也将受到影响。而在配给医疗保险制度下，每个工人的退休金都在自己的账户里，任何人都不能取走工人的退休金。第二，企业提供的退休金不能转移。在这种制度下，工人将被锁定在一个工作岗位上，即使这份工作已经不适合，但工人一旦离职，将会失去已有的退休金。而在配给医疗保险制度下，工人可以把退休金账户随身带走。在当今这个瞬息万变的社会里，这种方案更适合现实。第三，配给医疗保险金由企业在当前经济条件下逐年支付。只要企业运行良好，就不会出现巨额债务。
目前，存在一种无情的趋势，不少有明确退休金计划的传统保守企业正在以一种惊人的速度滑向破产的深渊，把他们的退休金债务塞进PBGC手中。长期以来，国会一直在同这个问题作斗争。这个大问题处于一种矛盾的状态：我们是要制定严格的出资规则，冒着风险让更多企业滑向破产深渊，然后再终止他们的退休金计划呢？还是放宽规则暂时缓解一下压力，却将问题在未来变得更加严峻，让更多企业陷入困境呢？
我之所以不同意现行的政策，是因为这种解决方案不符合实际情况。简言之，我会制定更加严格而非宽松的规定，但同时给：PBGC一定的自由，赋予PBGC董事会批准权，废除反映某个企业利益的特别还款计划。我将赋予PBGC所谓的传统武器，包括就协议、抵押和津贴冻结以及其他机制进行谈判的权利，以保护：PBGC在企业破产时的利益。
当一家私人银行机构想要联邦政府为它与存款客户之间的私人合同提供担保时，该银行必须向政府提交每个季度的真实财务数据。因此，一旦出现任何财务困难，该银行机构可以立即采取数据调整措施。因此，我们从数据上根本看不出银行的财务困难。
把这个跟退休金计划作个比较吧。是的，这是企业与员工之间达成的私人协议，有联邦政府相关机构的支持。这些出资要求非常宽松，原因有两点。第一点：我们的会计准则允许对相关经济业务做近似估计，在退休基金资产的盈利能力和预期债务的现有价值上允许做出近似的假设。比如说利率，任何企业都可以做出数据，证明1美元的投资可以解决2美元的问题。我相信，美国政府在为大多数计划提供资金的时候，早已习惯了低估实际的经济差额。
再者说，解决任何体制上的不足之处总会有非常长的滞后性。股票市场衰退对退休基金资产上一年1月份产生的影响在第二年9月份甚至都无法解决，而经济恢复的要求则要在未来多年中才能被体现出来。当规定赶上形势变化时，企业往往已经被甩在遥远的后面。是的，企业不愿在退休金计划上拿出任何钱。但是体制本身也不愿意拿PBGC的钱为企业提供退休金。我愿意每季度而非每年进行一次市场估价，并要求PBGC立即制定出经济恢复计划。
再次重复一下我的建议：制定严格的规定。让PBGC来处理个别情况。医疗保险——该实行全国计划了吗
如果你认为美国的退休金计划非常糟糕，那么，医疗保险金计划呢？这无疑是美国的头号国内问题(domestic issue)。在下一任总统上任之前，美国政府再做什么都已经毫无意义，但政治辩论将占据2009年以前所有报纸的头条位置。
与可以提前偿还的退休金不同的是，企业的医疗保险金承诺总的来说是完全没有任何经费来源的，也没有政府资助，政府只对65岁以上的老人提供部分医疗保险金，而医疗保险金的数额之大让人吃惊。在通用汽车公司这个美国最大的汽车企业，退休员工的医疗保险金债务(或许仍有低估的可能)远远超过了通用汽车公司制造汽车的工厂和设备总投资额。
我们所面临的混乱局面是几十年前的错误决定造成的结果，那时，政府决定由企业来承担员工的大部分医疗保险金。结果，最高开支被转嫁给企业，企业不得不把这些成本加到产品和服务上。市场份额的丢失带来美国企业的裁员和美国工人的生活困难。(许多工人发现，一旦没有任何医疗保险，他们如果生病，就必将陷入经济灾难。)为了节省成本，美国企业开始在其他国家建立工厂。事实上，导致企业最终决定在把投资对准海外的最大因素是美国国内一个工作机会所带来的医疗保险成本的高额效应。
我无法提供一个彻底解决医疗保险困境的方案。但是，我从业内的角度看到了问题的所在——作为一名企业高管和保险业高管——我知道，当务之急是我们必须面对这个困境。
首先，我们需要向所有美国公民提供基本的医疗保险保障。在美国这样一个国家里，我们没理由让任何一个美国公民瞧不上病。事实上，大多数美国公民都可以得到基本的医疗保障，但是当出现突发事件时，医疗费用将非常昂贵，基本医疗保障无法解决这类情况的医疗费用。
其次，我们应该降低医疗保险的成本。我将运用日益改善的信息技术来弄明白一些医疗提供者(医生和医院)比其他人获得更好治疗效果的原因，弄清楚什么样的治疗方法更容易治愈病人。这种技术也会减少文件工作和官僚机构的审批程序，能够更好地激发竞争。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呢？向病人提供更多的信息，让他们了解自己选择的治疗方案，并促使医疗提供者能够更加公开地进行竞争。
第三，我们需要控制诉讼案件的数量。尽管有些律师呼吁不能轻易放过偶然性的玩忽职守罪，但动辄诉诸法律、动辄进行不必要的检验和履行的法律程序给各方带来了不小的经济负担。
第四，这一点最具争议性，但我的建议是，我们承认必须实行配给医疗保险制度。由于人的寿命比以往更长，医疗技术日益进步(这都是好事)，社会的进步到了可以把全部GNP都花在医疗保健上的程度！但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出现的——因为人类还需要食物和住房。不容否认的是，当年轻人在抱怨薪水降低、太多医疗保险金被扣掉来供养祖父辈的时候，几代人之间的摩擦越来越多。从某些角度来看，我们必须停止向那些老眼昏花的耄耋老人提供上百万美元的医疗保险金；即使我们可以通过医疗手段延长他们的寿命，我们的经济能力也已经无法承担。这将引起有关伦理与宗教方面的辩论，因为此举已对几个世纪以来的价值体系构成挑战，但我们必须面对这个现实。当我老了的时候，把插管给我拔掉！
当我们真的这么做了之后，我们仍然无法停止医疗保险支出的增长；至多能够减缓医疗保险支出的增长速度。我们需要停止向美国用人企业寄送账单，通过消费税抽取医疗保险费可能是最佳方案，尽管这种做法有点可怕，但从政治意义上来讲，这倒不失为良策。
能源政策——提高汽油税
美国越来越关注能源政策，这是有其深层的原因的。石油产品进口日益严重地耗尽美国的国库，美国人的消费模式对环境的影响威胁着美国人的生活质量。全球性气候变暖真真切切地发生在我们眼前。而温室废气就是问题根源。我们必须肩负起减少温室废气排放的责任。
许多政治家希望通过大胆的政策法令来解决这一问题，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对公司平均燃料经济性指标(Corporate Average Fuel Economy，CAFE)的辩论。这些规则要求汽车制造商售出的每辆汽车都必须达到每加仑英里的平均数。要解决这一问题，很难想象还有什么更好方法。可以肯定的一点是，这一政策把汽车制造商置于与消费者敌对的状态。一直以来，我们的能源政策都是基于廉价汽油的基础之上，这一政策导致消费者对大型、高耗油量车型的需求。针对这一情形，有这样一个比喻：为了解决全国性的肥胖问题，政府一边要求服装生产商减小服装的尺寸，一边降低快餐连锁店的快餐价格。
CAFE规定的实施举措还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金钱来说服政府机构。当克莱斯勒公司于20世纪80年代引进小型货车的时候，至关重要的一点是要把车型设计为火车，而非轿车，这样才能采用更加简单的标准。要获得官方批准，还需要无数的说服、谈判和套近乎。多么荒谬啊！
还有一个例子。德尔福拥有一项生产汽车空调的技术，这种技术可以使汽车节省耗油量。但是美国汽车制造商却不愿意购买。为什么？因为CAFE的计算规则是基于空调关机时的里程数！更加荒谬！
世界其他国家还有更好的答案：燃油税。我们的政治家表扬自己，说他们颁布的cAFE法律在一定程度上迫使汽车制造商只能生产更小、更轻和昂贵的车型以提高车的里程数，这算是折中方案。在欧洲，车辆的平均燃料经济性指标要比美国更高(欧洲国家广泛使用柴油机，这更环保)，不是因为他们的CAFE法律更加严格，也不是他们的汽车工程师更加聪明，而且因为欧洲的汽油价格太高：平均5美元多1加仑。
如果我是权威人士，我会把美国的汽油价格提高1～2美元，在未来几年内提高车辆上路的成本，以缓解压力。此举将会有几个重要的好处。第一，汽油消费量将会降低。最起码，人们将选择在短期内减少不必要出行的次数。他们将更多选择公共交通或拼车出行。下一次再买车时，他们会选择更加节油的车型。第二，环境影响将是有利因素。第三，贸易收支差额将是有利因素。第四，联邦政府每收取一美分汽油税，每年就可以收取10亿美元的总税额。就本质而言，汽油税将是最容易收取的税种(把汽油税收取成本与收入税管理协会的成本比较一下就明白了)。
那么，还有什么问题吗？支持1美分汽油税无异于宣判了自己的政治死刑。至少目前是这样的。毕竟，没人愿意多交税。但是，提高汽油费的同时，可以取代政府收取必要税收的其他方式。我希望政府尽快认真对待汽油税的问题，并让市场朝着更加节能的方向发展。汽油税是解决美国能源问题的关键部分。
退休金、医疗保险金、能源是我在漫长而艰难的工作生涯中逐渐理解的三件事情。我希望本书的内容能让读者明白，只要人们目标一致、努力进取、积极面对，那么，不管问题有多大、多么复杂，都可以找到解决方案。在我面临的所有危机中，诚实、正直、同情和互相尊重是找到问题解决方案的关键因素。如果说我从这几十年的职业生涯中学到了什么的话，这些品质是我们社会前进的必要动力。对于住在班顿城的我的祖父、住在波特兰的我的父亲以及满世界跑的我而言，这些品质永远那么有效。在面对底特律三巨头的时候，在面临其他大问题的时候，这些品质会帮助我们找到方向。
当我驱车经过底特律郊区荒凉的街道时，已经是午夜过后了。由于雷雨天气的影响，我的航班在纽约被延误了几个小时。经过两天漫长的谈判，与通用汽车(General Motors，GM)的律师和代表以及濒临破产的德尔福公司债主和股东几番唇枪舌剑之后，我已身心疲惫。我目前的这个使命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我要拯救一个拥有18万名员工、价值270亿美元的全球汽车零件公司——德尔福。
谈判过程一直让我充满痛苦和挫败感。通常情况下，每当我有满脑子想法的时候，我就会急急忙忙地赶回家，跟我的妻子麦姬讨论。但这次却不同，我在纽约谈判的内容已经丝毫不记得了，我加快了车速，路旁是一栋栋黑暗中的房屋和一条条商业街。我不是要回家，我要开车赶往博蒙特医院(Beaumont Hospital)，因为麦姬正在医院的病床上，她得了脑癌，就要不久于人世了。
我把车泊在医院停车场之后，沿着医院的走廊向前走，乘坐电梯到了晚期病人病房所在的楼层。我推开了麦姬的病房房门，黑暗的病房立即被楼道里绿色的灯光照亮了。病房内没有任何声音，也没有任何动静。在黑暗的阴影里，我看到了大儿子克里斯(Chris)，他坐在麦姬的床边上，紧握着她的手，就像过去六天六夜以来他一直所做的那样。
“她走了。”他轻轻地说。
20分钟前她停止了呼吸。她静静地躺在床上，嘴巴张着，似乎一副惊讶的表情，就像我听到这个消息时的吃惊表情一样。
早在5月末，麦姬被宣布病危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一刻早晚要来，但我还是一下子就呆住了。我坐了下来，万般滋味涌上心头。我怨恨，怨恨老天为何不给我和麦姬最后一次见面的机会。但是想到过去三个月以来的梦魇终于结束，我又感到释然，我终于不再痛苦地眼看着她一步步艰难地走向死亡。一种奇怪的空洞感突然间攫住了我的心，我知道这是这个巨大损失所带来的。在我的记忆中，麦姬一直是我的导师，虽然偶尔也会让我头痛不已，但现在，她终于走了。
克里斯起身离开了，黑暗的病房里只剩下我和麦姬。我走到麦姬身边，告诉她我多么爱她，我会一直想念她。我俯下身子，吻了吻她，然后握起了她的手。她的身体仍有体温。
10分钟之后，一个年轻医生赶来了，匆匆忙忙地宣布麦姬已经死亡，并开始填写各种表格。不久，牧师也赶到了，他用一种欢快而洪亮的声音诉说着有关生命、爱、家庭与死亡之类的话。然后，他拉起我们的手，我们围在麦姬的四周，听他念祈祷词。
在护士台，医生已经填完了全部表格，并准备离开。两个月以前，一向追求完美的麦姬曾坚持让我去“葬礼之家”预定葬礼服务。一向节俭的她还坚持只举行简单的火葬仪式，不让我们买豪华型的棺材，也不要举行追思会。对于她这个最后的愿望，我不想拂意，所以，我立即在表格上签了字，以保证麦姬的遗体被妥当处置，然后，我和克里斯一起离开了医院。
克里斯将在宾馆房间里待18个小时，恢复一下筋疲力尽的身体。我回到位于特洛伊城(Troy)的公寓，这是我和麦姬的住处，自从2005年7月我接受了德尔福的工作起，我们就一直住在这里。我在房子外面散了一会儿步，各种各样的感触一下子奔涌而出——一幅画，一盆植物——她曾用这些东西装饰着这些空旷的房间，在这个远离了我们自己家的住处，麦姬把它布置得像我们家一样温馨。过了一会儿，我感到有点儿累了，就爬上我们那张宽大的床。40多年以来，我和麦姬一直同床共枕。在她的病被确诊后，我们曾在这张床上紧紧拥抱，一起哭泣。现在，这张床似乎一下子变成了世界上最空旷的地方。
休息了几个小时之后，我起身穿上衣服，开车去附近一个宾馆接我们的小儿子亚历山大(Alexander)。对麦姬的离去，我仍然非常震惊，眼泪不停地流下来，我开始劝自己接受麦姬已逝的事实。克里斯还需要一些时间冷静一下，所以就由亚历山大陪我一起去了“葬礼之家”，它们会在葬礼当天提供一切服务，并安排好了当天下午的火葬事宜。
作为美国最大公司之一的CEO，我正在着手处理德尔福破产后的重组，此时，麦姬去世的消息必将成为新闻。遵照她生前的意见，我们没有向任何人透露过她的病情，所以，她去世的消息也许将是一个爆炸性新闻。我有很多电话要打，还需要一些时间准备死亡通知和讣告通告。当我到办公室处理这些工作时，却惊奇地发现，原来，在我为麦姬的去世而悲恸不已、身心疲惫的时候，世界并没有停止转动，我的工作也仍在铺天盖地地迎面扑来。
几个星期以来，一个叫做“团结战士”(Soldiers of Solidarity)的工会团体一直在策划某天到德尔福公司总部去示威，现在，这一天终于到来了。在这个阳光明媚的上午，来自密歇根德尔福分公司所在地的抗议者们抵达德尔福办公楼的入口处，选择了一个可以完全看得到我的办公室窗户的地方，向周遭叫喊着他们对德尔福公司的愤怒，以及对我本人的愤恨。他们重复着抗议口号，在人行道上游行，打着标语牌、横幅，上面写着：
换掉德尔福董事长
德尔福做假账——工人水深火热
克扣退休金——骗子当入狱
我们要罢工
我本人最喜欢其中的一个标语，它贬低我在公司重组期间只拿1美元年薪的决议，因为公司重组会导致上千工人失业。这个标语是这么写的：
米勒不值1美元
即使在这黑色一小时里，我还是很欣赏这种绵延不绝、泼辣露骨的讽刺和标语背后蕴藏的智慧。德尔福的一个高管卡伦·希莉(Karen Healy)却没有这么镇静。她冲出办公楼，试图阻拦抗议者，建议他们是否可以尊重一下刚刚去世的麦姬，暂时放弃游行示威。接下来是一阵难堪的沉默，但紧接着就是一个尖锐的反驳声。“每天都有工人死去，”他们说。下午3时左右，当我离开办公楼前去“葬礼之家”的时候，抗议活动仍在继续，抗议口号呼声震天。
亚历山大陪我去看麦姬最后一眼，她不久就要被火化了(但克里斯仍然无法接受这个现实)。遗体告别室很空旷，足以容纳三四十人，但是麦姬是个极爱清静的人，所以，只有亚历山大陪着我来向她作最后告别。我和亚历山大分别与麦姬单独相处了一会儿，麦姬神态安详，穿着那件她最喜欢的红白相间的蓝兹睡衣，上面还有小狗的图案。她还戴着唯一的一块手表，这是一块12美元的特价手表，手表表盘上有我们铁路模型的库斯＆德舒特河(Coos&Deschutes)的标志图案。在棺材内，放着我们三儿子罗宾(Robin)手折的一只千纸鹤，还有我们唯一的孙女韦斯顿(Weston)亲手做的一张卡片。
当我站在麦姬身边的时候，我想起了我的父亲曾经告诉过我，一定要用手接触死者，这样才可以把他们的过往完全终止。我倾下身向麦姬吻别，握了一下她的手。她的身体已完全没有体温，整个人像一具蜡像。我父亲说得对。在这个时刻，我终于知道，她真的走了。
灵车开向火葬场，我们跟在后面，来到一片漂亮的墓地，这里矗立着一栋优雅的白色大理石建筑——火葬场。麦姬的棺材被抬下车，放在了焚化炉上面，工作人员关上了那扇巨大而威严的铜门，麦姬的棺材被关在了里面，我们什么也看不到了。亚历山大随着工作人员走过去，按下了焚烧按钮。我们站在那里，低声议论着正在发生的一切，但我们却什么也看不到了。
当我回到公寓的时候，电话铃响了。来电者是纽约州长乔治．帕塔基(George Pataki)，他在电话里向我表示哀悼。我感谢他的来电，在有点JLA)&的沉默里，我聊了一点儿工作方面的事情。我告诉州长，我们保证继续经营纽约州罗切斯特(Rochester)和布法罗(Buffalo)两个城市的德尔福分公司。他对我们继续在纽约州经营表示感谢，对麦姬的去世深表同情，并提醒我在未来的时间里保重身体。
晚上，我与克里斯和亚历山大在麦姬生前最喜欢的一家日本餐馆共进晚餐。没有了麦姬，晚餐的气氛似乎有点儿怪。更奇怪的是，这一天里竟然发生了这么多棘手的事情，而我回到家后，再也不能跟麦姬聊这个了。在过去的24小时里，我焦躁不安地处理了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公司破产案。然后，我从办公室回到家，为我结发40多年的妻子送葬。在办公大楼，我遭遇到抗议示威；在火葬场，我最后一次吻别麦姬；然后，在公寓里，我跟纽约州长通电话，向他保证继续在纽约经营德尔福的业务。
当一天时间过去之后，在安静里，我开始了思考，这才意识到，原来我很少对生活进行过什么思考，在过去的将近30年里，我像一台高速运转的机器，从一个公司挽救现场奔跑到下一个公司挽救现场。我也吃惊地发现一个事实，律师也好，股东也好，抗议者也好，甚至包括州长这样的政客，很少有人能够认识到，当我们全力挽救一家又一家大公司的时候，我们是在充满怜悯和感情地面对着一个又一个血肉之躯，而不是数字计算机画出来的二维动画人物。
如麦姬所知，每当面临这样的挑战时，我都满心痛苦，从第一次接手挽救克莱斯勒汽车(Chrysler)公司开始，我一直在设法减轻这种痛苦，同时又尽量为工人、业主、债权人和所在社区保留尽可能多的资产。对我来说，这些企业从来就不是单纯的数字。这些企业一直是工人们为之奋斗的目标，我会基于最划算和最人性的办法为这些企业找到一条生路。
在人生的转折点上，我们会对自己走过的年华做一下评价。麦姬的去世是我人生的转折点，在这个关键时刻，一边是人们对一家大企业命运的争论不休，一边是工人们对我这个CEO的威逼，而同时，全球经济正处在瞬息万变的转折时期。这些因素是促使我决定写这本书的动力，我也希望，这本书不只是一本商业回忆录。在这本书里，我试图对我的一生进行深刻的理解和剖析，与读者分享我的人生经历，让人们了解我的一生，了解我如何挽救了一个又一个顶尖美国企业，在这个过程中，我得到了很多支持者，包括2006年8月11日舍我而去的爱人。
史蒂夫·米勒自受命于克莱斯勒危难之时，担任李·艾柯卡的先头侦察兵起，他就在国际上声名鹊起。史蒂夫解决了许多商界的大麻烦，行业领域涉及钢铁、建筑、卫生医疗等。
米勒通过讲述美国知名企业如何摆脱困境的曲折故事，坦率、直白地披露了美国企业高层管理者鲜为人知的一面。
在书中，米勒温情的一面也展露无遗，他热切回顾了与妻子麦姬共度美好时光的画面。2006年，与米勒结婚之初笑言“我们开始了为期40年试婚”的麦姬，因脑癌恶化离去。这对生活与事业比翼齐飞的伉俪共同走过的婚期是39年零9个月。
米勒发自内心地祈愿，倘若他有能力让一切重头再来，他依然愿意选择麦姬。
这是一本不折不扣的感人肺腑的个人传记。本书反映了美国制造业的现状，以及企业想要恢复盈利所必需付出的代价。史蒂夫·米勒以一名美国企业高管的身份毫无保留地披露了美国著名企业的涅航槃历程。
本书所蕴涵的智慧一定会让你吃惊。史蒂夫·米勒揭开了他成为困境公司救星的秘密，他还深入详述了他那胆识过人而又注重实际的妻子麦姬过世时的具体细节，因为妻子是那个令他随时保持清醒的人。这是一本伟大的商业宝典，也是一本引人入胜的历险记，书中有许多宝贵经验，展现了一种坦荡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