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痴与书贾，谁也离不开谁，又常常斗智斗勇；但买的没有卖的“精”，给书痴留下深刻印象的，除了自己的微少的“优胜纪略”, 就是许多精明而又富人情味的书店老板和伙计，被他们称之为书友，甚至当作老师。许多文人学者，是在书摊摊主或书店老板的关照下，与书结下不解之缘的。

数十位有“书癖”的人，讲述自己和别人买书的故事：有的是收藏“癖”，在版本、版次上颇有所得；有的是兴趣所致，在某几类上收获甚丰；有的是随心所欲，只要喜欢就是好的；更有囊中羞涩者立读于书铺、书摊，终日不愿离去……

买书、卖书、访书、搜书、烧书，内视生命惘惘难明也好，每有会意得意忘形也罢，离不开、绕不过的都是一个“书”字。本编四十五篇文章，从北京的琉璃厂、隆福寺到上海的福州路、文庙，从香港的二楼书店到台北的旧书街，从兰登书屋到德国大学的旧书摊，姜德明、韩石山、傅月庵、钟芳玲等，用如花妙笔，写下旧书情缘。既有书痴偶然遇到心仪已久的爱书时那种故友重逢之感，也有书贾和书迷往来中那些视如己出之情；既有旧书肆繁华之时文人墨客的传闻轶事，也有时变世移之后对旧书街没落的摇头叹息。一本旧书，联系着历史沧桑，也包蕴着书生情意。买卖之间，留散之中，书肆梦回，几许况味，都在这一缕书香中隐现。

前言

上编

卖书记

烧书记

沪上访书记

天南海北访好书

杭州访书记

上海访书记

一次“淘书”的微茫记忆

莫五九的“第二个春天”

旧书肆

网上淘书记

长春访书记幸

书肆梦回

搜书记

在中国书店买书

逛旧书摊记

在香港逛二楼书店

爱书和藏书

旧书缘深解亦难

何妨一上楼书店

无名书店

茉莉二手书店

海上淘书记

旧书有什么好玩的？

台北旧书街沧桑

光华断想

百城堂书店

下编

在牛津

洛城访书记

在兰登书屋分店

内山书店小坐记

哈佛访书记

在剑桥书店里听讲座

巴黎购书

德国大学的旧书摊

悠长的书香

图宾根书店琐忆

柏林的旧书店

在斯堪的纳维亚买旧书

德国大学校园书摊

日本淘书记——东京篇

日本淘书记——京都篇

一个书商之死：怀念艾伦

米克瑞特

卖书郎与补书娘的故事

俄罗斯买书记

都灵书生活

卖书记

姜德明

买书是件雅事，古人向来爱写藏书题跋，常常是在得书之后随手而记，讲起来多少有点得意。卖书似乎欠雅，确实不怎么好听。先不说古人，黄裳兄跟我说过，他卖过几次书，传到一个“大人物”康生的耳朵里，那人就诬他为“书贩子”，果然在“文革”开始后，有人便盯上了他的藏书，来了个彻底、干净地席卷而去，还要以此来定罪名。贤如邓拓同志，因为需用巨款为国家保存珍品而割爱过个人的藏画，亦被诬为“倒卖字画”。

我也卖过书，一共卖了三次。

头一次可以说是半卖半送，完全出于自觉自愿，并无痛苦可言。那是天津解放后不久，我要到北京投奔革命了。风气所关，当时我的思想很幼稚，衣着如西装、大衣之类与我已无缘，我就要穿上解放区的粗布衣，布底鞋了。旧物扔给了家人。最累赘的是多年积存的那些旧书刊，五花八门，什么都有。为了表示同旧我告别，我把敌伪时期的出版物一股脑儿都看成汉奸文化当废纸卖掉了。这里面有北京出版的《中国文学》，上海出版的《新影坛》、《上海影谭》，还搭上抗战胜利后上海出版的《青青电影》、《电影杂志》、《联合画报》(曹聚仁、舒宗侨编)，等等。有的觉得当废纸卖可惜，如北京新民印书馆印的一套“华北新进作家集”等，其中有袁犀(即李克异)的《贝壳》、《面纱》、《时间》、《森林的寂寞》；山丁的《丰年》；梅娘的《鱼》、《蟹》；关永吉的《风网船》、《牛》；雷妍的《白马的骑者》、《良田》等。再加上徐讦的《风萧萧》和曾孟朴的《鲁男子》(这是我少年时代最喜欢读的一部小说)，等等，凑成两捆送给我的一位堂兄，让他卖给专收旧书的，好多得几个钱。这也是尽一点兄弟间的情谊，因为那时他孩子多，生活不富裕。我匆匆地走了，到底也不知道是否对他略有小补，也许根本卖不了几个钱。

留下的很多是三十年代的文艺书刊和翻译作品，还有木刻集，包括《苏联版画集》、《中国版画集》、《英国版画集》、《北方木刻》、《法国版画集》、《抗战八年木刻选》，等等。临行时，几位同学和邻居小友来送别，我又从书堆中捡出一·些书，任朋友们随便挑选自己喜爱的拿走，作个纪念。我感到一别之后，不知我将分配到天南海北，更不知何时才能再聚。可是风气已变，记得几位小友只挑去几本苏联小说，如《虹》、《日日夜夜》、《面包》之类，别的都未动。

这就是我第一次卖书、送书的情况。

到了北京学习紧张，享受供给制待遇，也无钱买书。后来，我已做好了去大西北的准备，可分配名单却把我留在北京。几年之后。社会风气有变，人们又讲究穿料子服了，我也随风就俗，把丢在天津家中的西装、大衣捡了回来。参加“五一”游行的时候，上面号召大家要穿得花哨些，我穿上西装，打了领带，手里还举了一束鲜花，惹得同伴们着实赞美了一番。当然，也有个别开玩笑的，说我这身打扮像是工商联的。

我把存在家中的藏书全部运到了北京。

生活安定了，办公的地方距离东安市场近，我又开始逛旧书摊，甚至后悔当初在天津卖掉那批书。

第二次卖书是在一九五八年大炼钢铁的时候。

那时既讲炼钢，又讲炼人。人们的神经非常紧张，很多地方都嚷嚷着要插红旗，拔白旗，而批判的对象恰恰是我平时所敬重的一些作家和学者。整风会上，也有人很严肃地指出我年纪轻，思想旧，受了三十年代文艺的影响。我一边听批评，一边心里想：“可也是，人家不看三十年代文艺书的人，不是思想单纯得多，日子过得挺快活吗？我何苦呢！”有了这点怨气和委曲，又赶上调整宿舍搬家(那时我同李希凡、蓝翎、苗地诸兄都要离开城外的北蜂窝宿舍，搬到城内来)。妻子一边帮我收拾书，一边嫌我的书累人。我灵机一动，也因早有此心，马上给旧书店挂了个电话，让他们来一趟。

第二天下班回到家里，老保姆罗大娘高兴地抢着说：“书店来人了，您的书原来值这么多钱呀。瞧，留下一百元呢！”望着原来堆着书的空空的水泥地，我苦笑了一下，心里说：“老太太，您可知道我买来时花了多少钱吗？”他拉走的哪里是书？那是我的梦，我的故事，我的感情，我的汗水和泪水……罗大娘还告诉我，那旧书整整装了一平板三轮车。不过，当时搬家正需要用钱，妻子和孩子们还真的高兴了一场。我心里也在嘀咕：就这样可以把我的旧情调、旧思想一股脑卖掉了？我这行动是不是在拔自己的白旗！

这一次，我失去了解放前节衣缩食所收藏的大批新文学版本书。其中有良友出版公司和晨光出版公司出版的“文学丛书”，包括有《四世同堂》在内的老舍先生的全集(记得当时只留下其中的两本，一是老舍先生谈创作经验的《老牛破车》，一是钱锺书先生的小说《围城》。现在这两本书还留在我的身边)。失去的还有几十本《良友画报》，整套的林语堂编的《论语》和《宇宙风》。还有陈学昭的《寸草心》，林庚的《北平情歌》等一批毛边书，都是我几十年后再也没有碰上过的绝版书。

那时我并不相信今后的文学只是唱民歌了，但是我确也想到读那么多旧书没有什么好处。我顶不住四面袭来的压力，为什么我就不能像别人一样地轻松自如？有那么多旧知识，不是白白让人当话柄或作为批判的口实吗？趁早下决心甩掉身上的沉重包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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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跑书店，不爱上图书馆。在图书馆想看一本书，太费事，先要查卡片，然后填借书单，等待馆员找出书。

上书店，架上桌上的书，一览无余，听凭翻阅。看上的，而口袋里又有钱。就买下。

生平所到的城市，有的有书店街，如重庆武库街，桂林太平路，上海福州路，都是我流连忘返的地方。旧书店更具有吸引力，因为有时在那里会有意外的惊喜，如重庆米亭子、桂林中北路、上海卡德路、河南路。我在旧书店买到鲁迅先生印造的几种书：《海上述林》、《引玉集》、《梅斐尔德木刻士敏土之图》、《铁流》、《毁灭》，都是可遇不可求。这几种书印数都很少，《士敏土之图》只印了二百五十本，《引玉集》三百五十本，《海上述林》五百部。还在旧书店买到曹禺签名赠送郑振铎的精装本《日出》，夏衍赠送叶灵凤的一九二七年创造社出版的《木犀》，上面有夏公题词：“游镇江、扬州得此书于故书铺中，以赠此书之装帧者霜崖(叶灵凤)老弟。”还买到过田间签名赠送艾思奇的诗集《中国·农村的故事》。如今都成为我珍本藏书。

跑书店的另一乐趣是跟书店老板、店员交朋友。还在当小学生时，我跟镇江的一家书店店员交上朋友，时隔五十多年，他还记得我，从台湾带上家人到北京看望我这个小友。我写了一篇《买书结缘》讲这件事，现在也印在本书中。

由于有此癖好，我对别人记述逛书店买书的文章也有兴趣阅读。现在我把它们汇编为《买书琐记》，以贡献于同好。

尽管多方努力，仍有部分本书作者未能取得联系，请版权持有人见书后致函三联书店，以便寄奉样书和稿酬。

范用

二〇〇四年五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