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书中，柯娇燕教授对宏观世界史的编纂理念与实践进行了学术回顾与梳理。从西方的学术发展轨迹来说，对普世历史的思考与实践，经历了从《圣经·旧约》中《创世记》对人类起源的宏大叙述、史密斯等人主张的文化传播论、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普世历史理论，到今天麦克尼尔、沃勒斯坦、贡德·弗兰克等人对全球史的探索与建构。柯娇燕教授将这一发展过程概括成四大范式，即分流、合流、传染、体系。以此为基础，她进一步评述了当今全球史研究中的不同流派及可能的发展方向。

柯娇燕教授从学术回顾入手，从宏观世界史的学术传统来理解什么是全球史，具有启迪意义。这也从另一个方面告诉我们，全球史并不是西方史学家们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的突发奇想，而是有其学术的传统与根基。

全球史和世界史致力于探讨塑造了人类经验的深层次结构性变迁。这种变迁中有许多是物质的，与环境和气候的变化有关，与牲畜驯养和农业发展有关、与技术和疾病有关，与人类的免疫力、生殖和生理机能的变异有关。另外一些是社会的和文化的，涉及不述问题：移民，贸易，语言的发展和差异，奴役和自由的制度，婚姻和育儿的传统，从早期王国到大帝国、共和国联邦的大规模政治组织的出现，战争与和平的运作。为了探讨这些具有挑战性的问题，全球史学家采用了新的分析和比较方法。然而，他们也从早期文明中继承了古老的传统，以尽可能综合全面和意味深长的方式叙述过去。该书考察了人们对人类整体历史的长期探索，尤其侧重20世纪哲学和理念的急剧变化对历史学科的重大变革。它为学生、也为学者们提供了完美的全球史入门介绍。

中文版序言

致谢

导言

第一章 宏大叙事的萌发

第二章 分流

第三章 合流

第四章 传染

第五章 体系

第六章 全球史是什么

参考文献

人名译名对照表

索引

译后记

第一章 宏大叙事的萌发

人们在文字出现之前讲述传说故事，常常以人类的形成为起点。他们在述说自身群体的不同之处时，必然包含了对照或比较人类其他群体的历史。这样，人们在传播关于自身起源的神话时，不可避免地要讲述一种世界通史。一旦有了文字，主要宗教教义都宣讲世界的创造、早期人类的共同体验及面临的问题等宏大叙事。犹如口传的人类起源神话那样，宗教叙述也试图通过讲述单一民族的故事来描述全人类。因为，对任何一个迁徙的民族来说，其他民族则没有迁徙或是迁徙到了别处。对一个与某一特定神祗或至上神灵立约的民族来说，别人则没有立约。对一个遭受攻击或奴役的人来说，别人就是攻击者或奴役者。

从很早的时候起，人类群体就通过讲述自身的历史来将自我界定为不同的群体。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将自身追溯到奠基性的动物精灵，它具有人的形态，有繁衍人类后裔的能力，或者能够通过与人类的接触而将其品质传递给人类。例如，罗马人认为其部分特质和命运来自于这样一个事实：被遗弃的男婴罗穆鲁斯和雷穆斯由一只母狼喂养。朝鲜人讲述这样一个故事：一只熊通过自身的努力而变形为人，他成了朝鲜第一个国王的父亲。蒙古人认为他们是狼父与鹿母的子孙。另外，人们也将自己描述成是由超自然体有意创造的。玛雅人的创世神话讲到，神在被原初动物建议如何创造完美的人之前，试验着用泥土和木材造人。早期日本人的故事说太阳女神尼寺姬(Amatemsu)同时创造了日本岛屿和人民，而古代希伯来人则说，最初的男人(一些版本的说法是最初的女人)是由上帝用泥土塑造的。

希伯来《圣经》中所保存下来的故事，或许是关于人类繁衍的流传最久远和描述最详尽的古代历史：人类从最初的人群，发展到在谋生手段、居住地区、效忠当地首领等方面变得迥异的众多民族。但这种早期的多样性在一次大洪灾中被摧毁了，使人口再次减少成为一个很小的群体。这个群体明显地分化成三个分支，他们最终相互分离形成自己的文化。其他许多文化中也有讲述大洪灾使人类减少成为艰辛的小群体的神话。考古学家、地质学家、神话学家和生物学家正试图解答这个共有叙述之谜。很可能，大约10000年前最后一次冰川期的融化使得水面在世界许多地区上升，毁掉了许多人的家园，并使幸存者处于孤立状态。近至5000年前，很可能发生过一次急剧影响气温和海平面的全球创伤。也可能是分别发生的水灾被记忆在故事里，这些故事表面看来很相似，却源于极为分离的事件，例如，中国黄河的早期泛滥，欧亚大陆西部黑海沿岸的水灾，大约公元前1500年发生在现称为圣托里尼的火山爆发，或者太平洋里火山爆发后的海啸。

希伯来人的《圣经》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它详细地谈到了希伯来人之外的其他民族。具有独特文化、语言和宗教的各地民族，苏美尔与巴比伦帝国，埃及法老及其宫廷与官吏，在其历史中都有所描绘。然而，《圣经》并不是古代唯一记录这类事情的文本，其他早期作品也告诉我们，许多古代民族清楚地知道他们并非世界的独居者，世界上存在着多样的文化与哲学。例如，早期印度的《吠陀》经常提到敌对民族及其神灵、习俗甚至技术。然而，从对国际关系的详述与关注来看，与希伯来《圣经》相比最接近的叙述，也许是由我们称作“荷马”的作者根据口传历史写成的史诗。史诗描绘了希腊大陆和岛屿的民族，与小亚细亚(安纳托利亚)及地中海不同地区的外族之间的斗争。

《吠陀》之后的三百年里(大致相当于公元前7—前5世纪)，出现了古代伊拉克的史诗《吉尔伽美什》，据传由荷马所作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古代印度的《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这些都作为具有政治意义的早期长篇成文故事而与希伯来《圣经》相提并论。这些史诗突出地描述了旅行、迁徙、征服和私人冲突，这种情况并不令人感到惊异，因为这是一个这样的时代：人口增长，城市化，争夺肥沃的耕地、牧场和优良港口；地中海、西非、波斯湾之间的长途海上贸易达到了空前的规模。

古代中国的经典描述了大约3500年前的历史时期，不仅提到自己的祖先，也提到了其他民族，这些民族是非农业的，很明显是游牧民族，有自己的语言、生活区域和神灵崇拜。中国早期的“三皇”传说，是征服或排斥周边文明的传说故事的一部分。这就像希伯来《圣经》中所描绘的那样，系谱、宗教观念、技术和地方性共同呈现出一幅特定民族的画面，由于意识到自身的独特性，便力争确立自身的安全与优势。

留下丰富叙述遗产的古代民族通常表现出独特的品性。他们在经济上往往有发达的农业和商业，这使他们与其他民族发生频繁的接触，并常常引发为了土地和资源进行的竞争。与此相联系，他们往往要保持充分的人口增长，以满足军队精英、有效的军队和有组织地向常为邻近民族所居住和控制的土地扩张的需要。他们通常有祭司和学者阶层，这些人有时间并曾经过专门训练来记忆、讲授甚至研究以往的故事。他们几乎都有文字体系用来保存自己的历史并将其传给后人和传播到其他地方。

公元前6至前5世纪的希腊人是其中较早将口传故事写成历史的人，希罗多德(公元前484—前425年)作为过渡人物往往受到我们的关注。希腊世界是拥有比较先进地理知识的民族之一，它拥有一个勤勉的学者和教师阶层，这些人不仅将希腊和相关民族的口传传统书写下来，而且还研究同时代旅行者和对外使节的作品，以此获得对更广大世界的了解。希罗多德的作品在他那个时代并不被其同行认为是完全可靠或是原创的，但现代学者却赋予他一些特别的功绩。最显著的也许是他用“历史”一词(在其作品中是一个意指“调研”或“了解”的希腊词)来表述运用文献、证言和文物(如果有可能的话)来检验过去与当时的故事。希罗多德明确地说，切勿接受故事的表面现象，而是要尽可能地去核实。

P12-14

中国和欧洲都拥有非常悠久的历史编纂传统，但直到最近，这两种传统才有了较多的联系。在17至18世纪，欧洲人知道大量有关中国的历史传统，可是到19世纪，欧洲人对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地区的看法发生了急剧变化。这是一种全面的变化，在这种变化中，潜意识的“西方”观念在各地欧洲人和19世纪后半叶美国人对历史、文化及政策的思考中占据了支配地位。一个基本的论点是，欧洲在早期现代(the early modern)和现代时期起了历史原动力的作用。的确，有一些哲学家认为只有欧洲“拥有”历史。他们认为社会变迁从欧洲发端，然后辐射开来，唤醒了世界上其他的地区，这些地区如果没有与欧洲接触(无论好还是坏)的刺激，很可能仍旧一直生活在没有变化之中——亦即没有历史。这些历史学家和哲学家相信，只有对欧洲的挑战做出回应，包括中国文明在内的这些古代文明才可能拥有工业化的、制度化的全民教育，或者创建起现代国家。  正是在这种环境中，我们最近称之为“世界历史”的这种历史的早期观念形成了。认为欧洲在早期现代和现代时期起了历史原动力的作用，也成为其基本观点之一。由于欧洲能够根据它自身对原料或市场的需要来界定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角色，社会学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提出了“欧洲世界体系”的观点，意思是其他遥远地区被卷入了一个由欧洲支配的经济体系。沃勒斯坦的分析是复杂的，他没有在任何意义上声称唯独欧洲才有能力构建一个“世界体系”。不过，许多沃勒斯坦的读者疏忽了他描述的是一个“欧洲世界体系”，而以为他描述了一个以欧洲为中心的单一的世界体系。数十年来，关于“世界历史”的实践便建立在这种观点的基础之上。甚至可能根本没有提到“欧洲世界体系”的教科书，也是围绕着这种观念来组织的。

许多质疑这种观点的历史学家都是研究中国的专家。他们当中较早的有李约瑟，最近有罗伯特·马克斯、阿里夫·德里克、彭慕兰和王国斌。但是，在许多方面，最全面和最有影响的是安德烈·贡德·弗兰克(AndreGunder-Frank，1929—2005年)。他不是从研究中国开始的，也没有成为研究中国的专家，但他的观点——中国是“欧洲世界体系”的唯一最重要的例外，对处于重大转变时期的历史学家来说是最重要的贡献。首先，弗兰克提醒历史学家，沃勒斯坦在描述一个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体系时，并不是想要提出分析全球的理论。“世界”(world)一词并非必然是普世的(universal)，有时也可以意味着普世的对立面——地方。这样，弗兰克赞同其他许多历史学家的看法，认为有必要从一种世界史(world history)的观点，推进到一种更具有普世性、包含内容更广泛、更加注重唯物主义的“全球史”(global history)的观点。其次，弗兰克提出——但他没有提出一套完整的理论——中国可能是一个其自身的世界体系的中心，印度、东南亚、非洲的部分地区或中东可能也是如此。随后，其他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进行了研究，以理解这些体系在历史上是如何发展起来的，以及它们之间是如何相互影响的。这是一个新的探讨领域，完全不同于“国际史”(international history)。我们知道弗兰克不喜欢“国际史”这一词语，因为它暗指民族国家在历史发展中是本质的或决定性的单位。

在正在来临的历史研究新时期，把中国历史学家的研究与世界其他地区学者的研究联系起来理解和分析，将是必要的。同样，欧洲和西方学者恢复其对中国(尤其是清朝和现代时期)的历史编纂传统的理解，也是必要的。我非常高兴这一中译本是本书首本外语译本，感谢刘文明教授使这一有意义的翻译成为可能，也期待着来自中国同行们的宝贵意见。

柯娇燕

美国，佛蒙特州，诺威治

2008年9月27日

《什么是全球史》是柯娇燕教授的新作，她谦逊地说这本书只是入门读物，篇幅也不长，但在我看来，内容却非常丰富，知识容量也相当大，有点像压缩饼干。幸好在翻译过程中，遇到问题可以随时向她请教和沟通，这样，历经数月，终于完成了这项不算艰巨但也绝非易事的翻译工作。

在本书中，柯娇燕教授对宏观世界史的编纂理念与实践进行了学术回顾与梳理。从西方的学术发展轨迹来说，对普世历史的思考与实践，经历了从《圣经·旧约》中《创世记》对人类起源的宏大叙述、史密斯等人主张的文化传播论、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普世历史理论，到今天麦克尼尔、沃勒斯坦、贡德·弗兰克等人对全球史的探索与建构。柯娇燕教授将这一发展过程概括成四大范式，即分流、合流、传染、体系。以此为基础，她进一步评述了当今全球史研究中的不同流派及可能的发展方向。全球史作为新兴的史学流派或分支学科，至今仍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因此也存在着较大争议与分歧，各种研究范式正在形成之中，在这种情况下，柯娇燕教授从学术回顾入手，从宏观世界史的学术传统来理解什么是全球史，具有启迪意义。这也从另一个方面告诉我们，全球史并不是西方史学家们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的突发奇想，而是有其学术的传统与根基。

当然，从今天全球史的发展状况来看，柯娇燕教授在这本篇幅有限的著作中对全球史的评述，并没有囊括所有全球史的编纂实践。她主要沿着普世历史中宏大主题与宏大叙述这一主线，评述了一些较有影响的宏观世界史作者及其著作，而对于全球史研究中的另一种探索与实践——“以小见大”的叙述方式，则仅仅有所提及而没有展开评述。比如，她提到了马熙乐关于丝绸，马克·库尔兰斯基关于盐，斯泰勒及其同事关于玉米，巴巴拉·弗里兹关于煤炭，威廉·麦克尼尔关于舞蹈和操练的研究，也许由于这种全球史的编纂实践正处于初步探索之中，将其作为一种范式来评述的条件并不成熟，因此她在本书中没有展开讨论。关于这种全球史的研究实践，英国沃里克大学“全球史与文化研究中心”的同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中的一些人从物质文化人手进行全球史研究，从商品的流动来看全球性，比如对景德镇陶瓷的研究，从陶瓷的世界性来看景德镇的世界性及其对当地居民生活的影响。这种研究，从方法论上来说破除了人们对全球史的一种误解，即认为全球史研究不需要原始资料，仅凭二手资料即可。实际上那种主要依靠二手资料进行宏大主题研究的全球史，只是全球史范式中的一种，而不是全部。全球史犹如社会史一样，既没有统一的定义，也没有统一的范式，而是在相似的理念下存在着多样性。“以小见大”的全球史范式，将全球视野下的个案研究与原始资料运用结合起来，使得全球史研究更加具有可操作性。这种研究方法，尤其对于刚刚进入全球史领域的人来说，无疑是一个比较好的切入点。

在本书的翻译过程中，我遇到了一些经常使用但容易造成误解的概念，比如universal和modern两个词。这些概念，如果翻译中处理不恰当，可能会误解作者的本意，也会造成读者的困惑。因此，这里对这两个概念的翻译及理由做一个简要的说明。

在本书中，作者经常将universal history、world history、global history等概念同时使用，相应地，我将它们译成“普世史”、“世界史”、“全球史”。西方学者经常用这三个概念来表述超越民族国家的历史。事实上，将world history译为“世界史”，global history译为“全球史”，在国内都有较高的公认度，而对universal history的翻译却没有形成较为一致的意见。在国内的相关译著中，有“世界历史”、“普遍历史”、“普世史”等几种译法。我认为，对于一个概念的翻译，要将它置于文本情景中来理解。在本映的社会特性。因此，理解modern不能抛开modernity和modernization两个相关概念。在欧洲，modern作为一个历史时期，反映的是这个时期具有以工业社会或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指标来衡量的社会特性，不具有这一社会特性的历史时期，便不能称为modern时期。因此，将欧洲资本主义历史的modern时期分割成“近代”和“现代”两个反映不同社会性质的概念，是不恰当的。实际上，在欧洲的历史分期中，经典的表述是classical、medieval、modern三个大的时期。Modern period表示的是具有modernity的社会阶段。因此，它只意味着一个概念，要么用“近代”，要么用“现代”，要么用“近现代”。那么，我为什么主张选择“现代”而不选择其他两种表述方式？因为，我觉得用“现代”不至于引起概念的混乱。当然，当modern单独出现于文中的时候，无论怎样翻译都不会引起混乱。但当它与pre-modern、modernization、modernity等同时出现的时候，问题便出现了。众所周知，这些概念并不仅只是历史学的概念，尤其是modernization和modernity，几乎是整个社会科学中使用频率很高的概念，而在其他学科中，用“现代化”和“现代性”来表述这两个概念是较为公认的译法。如果历史学著作中将其译为“近代化”和“近代性”(其实也有少数学者这样用)，并不是说不可行，而是会让人觉得在学术对话中有点不食人间烟火的味道。当今是一个跨学科交流繁荣发展的时代，历史学当然也要置身于这一潮流之中。但历史学作为一门传统学科，在话语权方面似乎处于劣势，“近代”一词的使用空间在繁荣的社会科学中越来越小，尤其是“现代化”与“现代性”研究在社会科学中越来越突出、成为许多学科的重要主题的时候，“近代”一词被逼到了墙角。因此，我觉得，顺应跨学科交流的大潮，使用“现代化”和“现代性”是比较恰当的。既然如此，modern period也就译为“现代”比较合适。否则，用“近代”来表述，当上述概念同时使用的时候，就会出现“近代”社会里的“现代化”和“现代性”，这样就会增加读者的理解困难。

近年来，一些欧美学者在运用early modern这一概念时，常与Europe、World等词汇连用，形成early modern Europe、early modern world等特定概念，early modern也逐渐有所特指，大致相当于15至18世纪。因此有学者提出，early modern也应成为一个独立的时期。国内有学者将其译为“早期近代”。这种译法是以modern译为“近代”为前提的，因此我不主张采用。但为了适应中国读者的习惯，我曾试图将early modern一律译为“近代”，将modern一律译为“现代”。然而，当pre-modern、modernity和modernization几个单词同时出现在我面前时，这种译法又行不通了。因为在early modern时期也有modernization和modernity的问题，而且，如果将pre-modern译为“前近代”，当它与modernization一同出现时，也出现了问题。因为，pre-modern社会通过modernization可以变成modern社会。如果按习惯译成中文，“前近代”社会通过“现代化”(如果我们不用“近代化”)变成了“近代”社会，这叫读者如何理解？或者译成“前近代”社会通过“现代化”变成了“现代”社会，那这个社会是否意味着跨越了我们大脑中的“近代”？为了避免这种问题，我将pre-modern译成了“前现代”，early modern译成了“早期现代”。当这些概念同在一本著作中出现时，翻译必须明确，有所区别，模糊的办法是不能蒙混过关的。因此，我认为译名必须统一，不能根据文中情境和所指时段而给予不同的名称。这就好像孪生兄弟数人，当他们分散于各种场合时，即使把他当作其兄弟叫错了名字，也能将他与其他人区分开来。而一旦兄弟数人聚于一堂，精确使用名字就变得重要了。

我有时候想，为什么在中国历史学的分期中，会有“近代”和“现代”两个相关的概念？这种分期话语也许与日本史学和前苏联史学的影响有关。日本将明治维新之后的历史称为近代，日语中有“近代”和“近代化”，但没有“现代”和“现代化”这些词语。因此日本历史分期一般是按照古代、近代、当代(如果中文版日本史中出现了“现代”或“现代化”，应该是从日语的“近代”或“近代化”翻译成了我们所理解的“现代”或“现代化”)。所以，日本历史中干脆不用“现代”一词，这样不会有混乱。但也许他们所使用的“近代”概念，对20世纪初的中国产生了影响。另一方面，20世纪下半叶中国史学界对世界史的分期受到了前苏联史学的影书中，将它译为“普世史”可能比较恰当，以此区别于“世界史”或“全球史”。Universal history这一概念曾为康德、席勒和黑格尔所使用，带有历史哲学的色彩，把人类历史当作受某种规律支配下具有一致性的整体。所以，它与world history的含义虽没有本质区别，但其所指具有不同的侧重点，强调的是世界历史作为人类历史所表现出来的相似性与一致性，核心是“人类”，而不像world history强调从空间上把世界历史看作一个整体，核心是“空间”。我认为，global history应该具有上述两种含义，既注重世界作为一个空间的整体性，又强调人类作为一个整体的相关性，因此全球史也就是“地球村”及其内部关系的历史，这种关系不仅仅是人际、族际、国际或文明之间的关系，还包括人与自然的关系。这样，全球史与环境史又变得密不可分。因此，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新兴的全球史是以往世界史和普世史的延续、综合与发展。

Modern一词按照字典有“近代的”和“现代的”两种译法，在以往的翻译中，大多根据文中使用情境，或译为“近代的”，或译为“现代的”。但我在本书中将。modern一概译为“现代的”。相应地，将modern period译为“现代”或“现代时期”，early modern period译为“早期现代”，pre-modern译为“前现代的”，modernization译为“现代化”，modernity译为“现代性”。

我这里将modern译为“现代的”，并不是说不能译成“近代的”，使用“现代”一词，主要目的是为了避免在文中出现混乱和引起读者的误解。因为，如果根据文中情境，时而表述为“近代”，时而表述为“现代”，在某种意义上是以中国人的思维和理解来附会modern的含义，有望文生义之嫌，也许作者在使用它时是没有这种区分的。“近代”和“现代”在中国的历史学中，虽意味着不同的历史内涵，但主要是一个时间范畴，根据历史发展进程和距离我们远近而进行的区分。但欧洲的modern，除了意味着一个时代之外，更重要的是表示一种社会属性，即通过modernization而具有modernity的社会，便应该属于modern period。实际上，用一个概念来表述一个历史时期，本质上不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是这一时间概念所反响，以俄国十月革命为界来划分近代与现代，成了以往中国的世界通史分期的标准方法，因为当时的历史主要是政治史，政治史的分期标准取代了多维的历史分期标准。这种影响，至今仍渗透于汉语“近代”这一概念之中，比如《高级汉语词典》对“近代”一词的解释是：“(1)过去距离现代较近的时代，我国现在通常指19世纪中叶到五四运动之间的时期；(2)指资本主义时代。”这一解释，对于一个经济史、文化史或全球史学者来说，可能难以接受，或者至少是一个没有弹性的概念。即使从政治史的维度，按照第二种释义，如果我们认为现在西方国家仍然处于资本主义时代，岂不是要将它们界定为仍然处于“近代”？因此，从全球史和跨学科的视野来理解modern并避免引起误解和概念使用的混乱，也应引起学者们的注意。当然，这个概念就像“feudalism”一样，即使知道问题的存在，却不是轻易能够解决的。

本书的翻译，在某种意义上也是首都师范大学全球史中心的工作任务之一，因此在翻译过程中得到了刘新成教授、夏继果教授等人的关心和帮助。同时，当我在翻译中遇到疑问时，作者柯娇燕教授也给了我不少的帮助。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岳秀坤先生积极支持本书的翻译出版，做了不少工作。另外，郭丽琴同学帮我录入了参考书目和索引，为我节省了宝贵的时间。在此，对他们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我涉足全球史领域的时间不长，水平有限，翻译中可能存在一些问题，敬请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刘文明

于首都师范大学

2008年10月2日

这是一本探讨全球史有关问题及其所具有的可能性的杰出导论。柯娇燕教授通过分析大量充满矛盾与难解之谜的文献，勇敢地走出了一条自己的道路，为使不可能之事成为可能提出了卓越的，具有启发性的策略。

——Richard.Smith，莱斯大学

该书是一本非常必要的全球史导论，介绍了过去两千年世界各地构想和写作全球史的方式——亦却一本关于各种世界历史的世界史。简明扼要的写作风格使该书成为学生的优秀入门读本。书中富有洞见和发人深省的分析，也会使专业史学家对我们如何理解和表现最广泛，最基本的人类历史范式产生兴趣。这些基本范式之一，就是渴望知道我们作为一个物种是怎样演变为现在这个样子的。

——Adam Mckeown，哥伦比亚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