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发展有没有规律呢？有的。正如史学家孙达人先生所言：“历史是亿万群众自己创造的，它的进程无疑有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和逻辑。”中国历史的发展有无其自身所特有的规律呢？有的。正如史学家王家范先生所言：“现今中外史学界都有同感，中国社会有许多迥异于西方的历史殊相。制度、文化、意识形态等等的传统和历史走向都极具个性。”

而展现在您面前的这本《中国历史大规律》就是要将史论结合，探讨中国历史发展规律的最初成果。这里借助的都是普遍规律，讲的是与人们生活休戚相关的事，而民族的未来紧密相连的事，例如“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小官多者其世盛。大官多者其世衰”……这些质朴的结论。

古人当然不了解什么叫“规律”，他们只是阅读大量史籍，结合自身的感受用中国式的语言归纳出一些带有规律性的现象，比如什么“分久必合”；“一动一静，一治一乱”；“大乱居乡，小乱居城”；“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小官多者其世盛。大官多者其世衰”……这些质朴的结论。为我们研究中国历史的发展规律，提供了最有益的养分。

写在前面

盛世的首要表现就在政通人和

 “政通”比“政清”重要

 社会中层是关键

 “通”与“和”植根于人心的“顺”

 今天是“盛世”吗

乱世的征兆之一：贪污腐败

 时势造贪官

 海瑞也曾接受“馈赠” 

 士人难成“社会良心”

 “纱帽”与财主的世界

 中国历史上的“反贪”规律

 功臣政治与功臣子孙政治

乱世的征兆之二：盗匪遍地

 “王法难犯，饥饿难当”

 “捡票子”、“烤票子”、“撕票子”

 “兵匪”血洗禹城

 更可怕的是“官匪”

乱世的征兆之三：灾害频现

 三千年前的预言家

 北旱南涝，天灾人祸

 乱世是不知不觉中来的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林彪爱谈“政变史”

 “一号令”成为导火索

 “挖墙脚”与“掺沙子”

 动用一个连也要毛泽东批准

 历史统治者抓“枪杆子”的几条措施

一个王朝能活多久

 开国二三代内总多事端

 盛衰转折多在中期

 明朝的春夏秋冬

 “五德说”和“三统论”

 我们如何逃脱这一兴亡周期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话说天下大势”

 有关“合”的四个结论

 统一有利于发展，分裂隐含着竞争

衰落导致入侵

 盛衰周期年

 黄河流域的衰落

 长江流域也衰落了

 南宋以后缺少“豁达闳大之风”

优势转眼成劣势

 中国曾是农业强国

 早熟的孩子长不大

 盛极而衰，优劣转换

“权力统治着财产”

 有权可使阎王推磨

 剥夺富人的五种途径

 以权致富，以权守之

虚假的市场，潜在的贫困

 长不大的“资本主义萌芽”

 伪“商品”与假市场

 利润最厚的是奢侈品

 “中国潜在的贫困无所不在”

穷则思变：一条千古不变的铁律

 “男不与女斗，富不与穷斗”

 “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

 有关“穷则思变”的两点思考

促你发展，却又不愿你长大

 外国资本不可能占据所有市场

 “倚洋人则生，冒洋人则安”

 从来就没有什么“双赢”

经济发展的波形振荡周期

 改朝换代与经济振荡

 建国以来的五次经济波动

 年或年或是一个转折点

从来没有铁板一块

 银行家与蒋介石的矛盾

 宋子文与孔祥熙

 可悲的“传统”

总有那么一点走样

 变了味的“土改”

 “中国之人，下愚而上诈”

 “显规则”今日依然存在

“君子之泽。五世而斩”

 为什么是五代

 《红楼梦》中的五代人

 富贵怕见开花

 “故家旧族”与“中产之家”

“存在决定意识”

 历史地看待国民素质

 兵马俑眼中的杀气与自尊

 “只为衣冠无义侠”

 农民游民化，士人贫困化

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规律

 “想活不能活”、“想富不能富”

 官没去逼，民也要反

 起义多发于“隙地”

 乌合之众与秘密宗教

 农民负担的历史规律

 秀才造反，未必不成

中国历史上的土地分配规律

 干预——失败——再干预——再失败

 公——私——公

参考文献

后记

“政通”比“政清”重要

翻开中国的史书，会发现形容盛世时常用的一个词就是“政通人和”。“人和”好理解，“政通”呢？政，是指政治；通，是指通畅。为什么不说政清人和呢？难道说，政治通畅要比政治清明还重要吗？如果我们暂且抛开国家的阶级属性，先把国家看成一个组织，看成一个管理着亿万民众的机器，的确，政治通畅要比政治清明重要。这就好比一辆汽车，先得电路通，油路通，能开起来，有些小毛病也不打紧；而如果电路也不通，油路也不畅，开不了，那么这辆车才真是快没用了。

就拿秦朝来说，秦国是靠战争赢得天下的，秦国的军队可以说是当时最强大的军队，秦国的上层也是很厉害的，什么远交近攻，什么商鞅变法，内政外交，都处理得不错。但打了天下后，怎么会二世而亡呢？以往老说这是因为秦政残暴，而秦国的统治，一向并不仁慈，怎么统一前没垮呢？看来还有其他原因。美籍华人，美国匹茨堡大学历史系教授许倬云先生指出，秦之速亡，一个重要原因就在政治不通，具体地说，就是中层与下层的疏离。

如果把国家比作一家公司，秦的上层也即董事这个层次，是很厉害的。那么，秦的中层也即部门经理这个层次，又是些什么人呢？根据史书记载和考古挖掘，我们今天已逐渐弄清，秦的中层，几乎全是军人。秦实现统一后，对六国旧地简直可以说是实行军事管制的。秦的军队，如同抗日战争时的日本人一样分驻各个据点，秦人死后，也是单独埋在一起，不与当地人混葬的。考古学家曾挖掘到一个大致相当于今天县长的秦墓，发现墓主就是当年秦军的一个普通士兵，随军出征，积战功奉派为县长职务。正如许倬云先生指出，“这样子就没有中层，中间全是他的军队，下层是隔离的。”秦国的上层很能干，但“下面是空的，整个没有社会基础支持，中间也没有管理层次的干部。”“上层对中层可以控得很好，中层联系下层的完全没有，可以说是一个半截的结构，下面与中间完全是散的，因此不能维持下去。”下层百姓的怨气、意见，很难通过这些秦国军人，反映到决策层去。政不通自然人也不和，不亡待何？

再看东汉，我们在学习历史时或许都会留下这样的印象：东汉比西汉弱。许倬云先生讲东汉整个治安的情形跟西汉比又差得很远，而防卫边疆的能力也跟西汉差得很远。东汉百姓的实际地位，也比西汉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许倬云先生认为，问题还是出在“政通”上，东汉时上层已僵化，不是上层的小圈子里的人，几乎爬不上去。而东汉时的“国立大学”太学，竟有三万多学生，用许倬云先生的话讲，“比今天的台湾大学大”，“台湾大学今天也不过一万多人而已”。教育机构不断地培养出中层的干部，却又不给他们往上爬的机会，结果日久生怨，这些人转而成为政府的对立面。大家知道，东汉的学生运动“是中国学生运动的起源”，太学生里最优秀的一部分人成为政府的批评者和攻击者。如果说秦朝是中层与下层之间出了问题，那么东汉便是“上层和中层之间发生了问题”，但结果则是相同的：政不通，人不和。东汉国运不振，日趋衰弱。

上面举了两个反面的例子，下面再举两个正面的例子：

先看西汉。西汉的“文景之治”，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盛世。许倬云先生对汉代评价不低：“基本上，汉代的日子过得不算差，汉代老百姓过的日子跟与之同代的罗马帝国的老百姓一比，可算过得相当好。汉代有内乱，有外战，相对讲起来，次数不算多，和平的岁月相当长。”

但西汉一开始时是有很严重的问题的，至少有40年左右，从汉高祖刘邦打天下时起，他的军队里面，他的追随者、功臣，甚至跟他一起打天下的最小的小兵，慢慢都变成了干部。所有的功臣，有的封侯，有的封王，自己的子弟也封王，宰相都必须是有侯爵封号的人才能做，政府里部长阶层的官员，没有一个不是一起打天下起来的弟兄，这是一个很小的利益集团。有点像秦国的样子，中层与下层的沟通并不好。当时全国人口，汉高祖时大概是3000万左右，汉代100年以后人口达到4500万。打天下的功臣集团，从将军到小兵，不过15万人、20万人，但这20万的人要去统治一个三四千万人的国家，除了独裁、专制以外，是没有别的方法的。

缺乏一个畅道的中层，上层既无法将政令顺利地传达到下层，也不知道下面想些什么，老百姓需要什么。40年以后，这批人走了，接下去由他们的子弟接管了大概20年不到的样子，也不行了，政府显然许多事情办不通。因此汉朝不得不开始寻找新的方向，逐渐发展出一个察举制度。

……

P2-P4

历史的发展有没有规律呢？有的。正如史学家孙达人先生所言：“历史是亿万群众自己创造的，它的进程无疑有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和逻辑。”

中国历史的发展有无其自身所特有的规律呢？有的。正如史学家王家范先生所言：“现今中外史学界都有同感，中国社会有许多迥异于西方的历史殊相。制度、文化、意识形态等等的传统和历史走向都极具个性。”“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向为世界学者所公认而无异议。”史学家田昌五先生说的更明确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虽然逃不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但无论和西方历史抑或和我们以往设想的东方历史相较。中国历史发展规律均有其独具特色的地方。”换句话说，中国历史走的是一条与西方历史的发展很不相同的道路，对西方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并不一定可以照搬到中国来，解释中国历史的进程。

认识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有意义吗？有意义。古人对此早已论及。如宋代学者朱熹就讲过。“读史当观大伦理、大机会、大治乱要失。”元代学者胡三省也说。“善觇国者，不观一时之强弱，而观其治乱之大致。”用今人的话讲，人世间的一切问题没有比未来更为重要的了，而认识未来，除了通过研究历史之外别无他途。

中国史学界不是不重视研究历史规律，但长期以来。中国史学一直被“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社会发展“公式”束缚住了，似乎除此之外别无规律可循。故而何新先生讲，多少年来，中国史学界一直在做两件事：“第一是尽可能地削足适履，扭曲、删改、修正中国历史，以便把它塞进这个外来历史公式的框架内，第二就是在‘历史规律’的名义下，将这个公式神化成不允许怀疑和批评的神圣教条。”结果使得“正是决定中国历史发展与欧洲不同的那些社会文化历史特征，几乎完全被忽视了。”更谈不上去探讨什么中国历史的发展规律了。或许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有学者指出，中国现代学者尽管为探讨规律问题投入了大量的精力，但自己总结的历史规律当属空白。这是值得深思的。

改革开放以后。人们的思想日趋解放，人们不再谈以往被神化的”公式”，而且似乎连历史规律这一类的宏观问题也不愿去说了。诚如一位史学家所指出的：“宏观尝试的受挫，使史家产生了一种厌烦心理，随即向微观方向奔去。近20年来，除了最初一两年重复了一阵宏观旧话题，史学界总体上都趋向于微观课题的开发，视宏义为畏途。”

史家“视宏义为畏途”，除了上述原因外，当然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宏观研究实在不简单。如果说研究历史不易，研究历史规律很难，那么，研究中国历史的规律就更难了。但唯其如此，也就显得格外重要。

经过这些年的苦苦摸索，我对探讨中国历史规律这一问题逐渐形成以下两点看法：

其一。从理论上看，人文科学的规律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相对真理，而不是如同自然科学那样。科学哲学家亨普耳在《普遍规律在历史学中的作用》一文中曾提出历史学家应像自然科学家那样工作，但他自己也承认那是十分困难的。我们不能指望所谈的每一条中国历史的发展规律，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可以说。历史科学中几乎不存在这样的绝对真理。

其二。从史料上看，既然是探讨中国历史的发展规律，就应多去研究中国学者在这方面的思考。古人通过阅读大量史籍，结合自身的感受，用中国式的语言归纳出一些带有规律性的现象，比如什么“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一动一静，一治一乱”；“大乱居乡，小乱居城”；“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小官多者其世盛。大官多者其世衰”……这些质朴的结论。为我们研究中国历史的发展规律，提供了最有益的养分。

理论明确了，史料也有了，就可以“史论结合”地工作了。而最初的成果，就是展现在您面前的这本小书。毫无疑问。这本小书还很稚嫩。还很粗糙。甚至还有不少错误。期待着您的批评和指正。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和自然界一样，都是有规律的。”而规律是可以被认识的，为人们所认识的规律又是可以为人类服务的。这些自小耳熟能详的话，不知为什么，这些年来一直在脑海中盘旋。

我是做出版工作的，近两年一些历史书籍的热卖，不能不引起我的兴趣，并不能不让人回想起数年前史学家李文海先生的先见之明：

广大群众有着了解祖国历史的浓厚兴趣，有接受和吸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极大的积极性。这一点，只要到群众中去感受一下历史文化在他们日常生活中的深深的印痕，只要看一看近年来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在群众中受欢迎的程度，就可以明白了。但是，史学家们似乎并没有以很大的热情来回报广大群众的积极要求……

说实话，一些卖得不错的历史书籍，即便是在搞历史的人看来，仍有太过专业之嫌，讲的一些事情，已是相当细化了。而我始终相信，欣赏历史细节的人固然不少，但更多的人，还是希望了解一些历史发展的规律，以便给自己定位。记得曾与一位在企业作领导工作的老同志聊天，他讲许多历史书看完了，其实用得上的也就几句话，这对我启发很大。从这个角度讲，这些读者的要求，似乎仍无人“以很大的热情来回报”。话说到此，又不能不让人联想起几年前史学家刘泽华先生说过的话：

历史学号称是以研究历史发展规律为己任的，但扪心自问，我们史学界究竟提出了哪些与当今人类、与我国现实生活相关的“规律”或“规律性的理论”呢？讨论昨天与前天的规律无疑对认识今天具有重要意义，但如果只限于昨天与前天，所谓的规律就不免苍白无力。人都是现实的人，是生活在今天的人。如果史学所讲的规律与人们生活的现实无关或者间接而又间接，那么，这些“规律”是不会引起人们的兴趣与注意的，这是最简单不过的道理。

然而，这个“最简单不过”的道理，为何在历史书籍成堆，以至被人讥为“泡沫史学”的今天，竟至“不弹此调久矣了”呢？记得史学家庞卓恒先生讲，“如今一提起普遍规律，一些人就厌烦。”之所以让人感到“厌烦”，一方面固然是有西方史学的影响。如波普尔就讲过：“历史无规律可言。”(《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另一方面就在于，这些“规律”离百姓太远；这些“规律”不合中国实际。显然，中国的百姓所希望看到的，是会影响到他们的日常生活的，且又符合中国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的大的规律。

我是由目录学、明代词汇学入手学习历史的。这简直是最“淳正”的乾嘉学派的治学路子了。但我一直渴望能够认识事物的规律而不是仅仅局限于考证。然而，由汉学的路子做些微观研究固然不易，由宋学的路子去做宏观研究似乎更难。现在回过头看，原来我写的那些个什么“由‘目睹’和‘知见’看《综录》、《补正》之得失”、“读整理本《藏书纪事诗》书后”、“读点校本《士礼居藏书题跋记》”、“《型世言》词语札记”、“明代小说中所见的银钱名称”一类的小文章，说实话只要肯下笨功夫就行了，而要探寻历史的规律，仅有笨功夫是远远不够的，还要有史识。说到史识，白寿彝先生有一段很好的论述：

史识既是一个理论水平的问题，也是一个知识面的问题。知道得太少，见闻不广，不容易长见识。知识面里面也包含有社会实践问题。

理论水平、知识面、社会实践这些必备的因素，我都差得远，此时才更加悟到白寿彝先生为什么要讲“我国有一个要求博学的史学传统。”

显而易见，要探寻历史的规律，既要有史识，又要有博学；既要有汉学的底子，又要有宋学的眼光；葛兆光先生讲过，汉学是学术家，宋学是思想家。黄仁宇先生也讲“历史学家可以是工匠、技师或思想家。”对于我这样一个连“工匠”都算不上、尚处于学徒阶段的人来说，本无资格去谈什么“思想”。但用黄仁宇先生的话讲，就是“无论我想多谦虚，如果我想在这个领域上有所贡献，就不可能避开最后一个阶段，我的主题迫使我必须如此。”其实我想传递的思想仅有一个：我们仅有微观史学，仅是以论带史，仅是借古讽今，仅是戏说历史，是远远不够的。一定要探寻历史规律尤其是中国历史的独特规律，如此才能真正从历史中学到东西，得到教训，才会真正了解党中央提出的“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

学识的不足注定我工作的过程要更加艰辛。我曾多次陷入这样的苦恼：开始似乎找到了一条“规律”，但不久又发现有例外。后来才恍然悟到人文科学的规律，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相对真理。我也曾走过弯路：开始是拼命学外语，找原版书看。认为“庐山”之外的外国学者，会对中国历史的规律看得透彻一些，但慢慢发现也不尽然。海外的中国学界也是“论文题目竞相以罕见为尚，似乎主题愈难以理解，就愈有学术的原创性，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亟需探讨的广大领域完全不受重视。”王家范先生更直言：“坦率地讲，外人，即使是国外很著名的汉学家，虽身处局外常能道出我们不易想到或不情愿去想的‘问题”细品起来，也多有瞎子摸象、隔靴搔痒的那种隔阂。”只得又回过头来看看中国人写的书。

历史规律是一种相对真理，探寻中国历史规律要多看中国人写的书，这么浅显的道理，也是有一个认识过程的。从中我也更加体会到前贤探索资本主义发展规律时的艰难，也多少领悟到王家范先生所说的“中国历史不是很容易看得明白的。”

找到中国历史的规律不易，要想找到合适的、雅俗共赏的方式将其表述出来更难。约20年前，西方史学界正因厌倦了宏观史学的大而无当，才兴起了一股微观史学之风。讲某一个行业，某一个地方甚至某一家族。微观史学取得了成功可也遭到了质疑，“它的鼎盛期可以说已经过去了。”

宏观史学流于空疏，微观史学流于琐细，那么，又“从哪里找出路呢？看来还得求助于普遍规律。”还是得讲与人们的生活休戚相关的事情，还是得说与民族的未来紧密相连的事情。至于具体形式，只能是宏观与微观相结合。一些估计当今读者了解较少的或较感兴趣的地方，则不妨细一点；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史实，则不妨粗一些。引文方式，也有意未按通常的学术规范来做，而只是给出简注，有兴趣的读者可参看书末的“参考文献”。

本书算不上学术书，但与一般消闲书似也有所不同。或许可用杜牧在《阿房宫赋》中的话来表述：

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史学家陈支平先生曾提到“中国的古人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呼吁应当‘以史为鉴’正是由于历代的当权者们一旦大权在握，就忽视了这种几成规律的周而复始的历史覆辙了。”“远的不说，就近现代中国的许多领袖人物而言，据说都是万分地喜欢读史和研究历史，但是结果似乎均为不佳，衮衮诸公从历史中更多的是学到了如何把天下玩弄于股掌之中的帝王之要，以及如何运筹阴谋操纵诡计的官场之道。”由此看来总结出一条又一条历史规律似乎也没什么用。我想说：还是有用，咱们得了解历史规律，并监督当权者按历史规律办事。毛泽东不是讲过，“在认识客观规律以前，我们的行动总是不自觉的，带有盲目性的，这时候我们是一些蠢人。”看来即便是为了不做蠢人，也应学习历史规律。

最后，感谢书中引用的每一文献的作者，感谢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感谢本书的每一位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