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巴革命战争中没有一个华人是判徒，没有一个华人是逃兵。切·格瓦拉身边的华裔将军与革命共同成长，鲜为人知的华人历史与时代同步行进。

本书内容主要是对今天古巴军队中三个身居高位的华裔将军的访谈。由于书的内容涉及华裔移民在古巴的历史和在古巴革命中的作用，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应该有特殊的兴趣。

阿曼多·蔡、古斯 塔沃·崔和莫伊塞新·邵黄，三位华裔古巴青年，经过地下斗争和l956～1958年的革命战争洗礼，逐渐成长为坚强的革命战士。正是这场战争推翻了美国支持下的巴蒂斯塔独裁致权，打开了美溯社会主义革命的大门。他们一生中的革命事迹，使他们成为了古巴革命军中的捋军。通过他们在本书中为我们所讲述的关于古巴经济、社会和政治等方面的故事，我们能够了解到是什么使古巴获得了新生，并为我们开创了新纪元。我们看到千百万像他们一样的普通人、那些统治者视丽不见的“默默无闻的人”，拒绝接受没有尊严、没有希望的生活，为了他们的梦想走上历史舞台，改变历史进程，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使自己获得了垒新的自我。

三将军简介

 阿曼多·蔡

 古斯塔沃·崔

 莫伊塞斯·邵黄

“所不同的是，这是一场社会主义革命”

——中国人在古巴

 三次革命

 阿曼多·蔡

 投身革命斗争

 拿起武器

 古斯塔沃·崔

 “七·二六运动”骨干

 莫伊塞斯·邵黄

 参加革命运动

 起义军一员

 秘密任务

 在切·格瓦拉的纵队

 中国人在古巴

 独立之战

 华人社区的建立

 对华人的歧视

 华人内部的阶级划分

 1959年后

 古巴的事例

加强革命

 1975～1991年古巴在安哥拉的国际主义使命

 奎托夸纳瓦累战役

 领袖们的榜样力量

 古巴的战略使命

 与南非的谈判

 整个古巴都是安哥拉的后盾

 非洲历史的转折点

 安哥拉巩固了古巴革命

 全民战争

 “没有储备的领导就不是好领导”

特殊时期和以后的日子

 面临食品危机

“特殊时期”的开始

 有机菜园的建立

 运动的发展阶段

 城镇农业体制的组成部分

 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环境

 哈瓦那港

 古巴、委内瑞拉和拉丁美洲

 古巴的合作

 城乡农业项目

 保卫委内瑞拉，保卫古巴

 意识形态斗争

附录

 奎托夸纳瓦累：为了全非洲的胜利

 附录一 尽我们所有资助安哥拉

 菲德尔·卡斯特罗

 附录二 对非洲人民自由运动史无前例的贡献

 纳尔逊·曼德拉

 附录三 给我们国际主义战士的最高赞赏

 菲德尔·卡斯特罗

 附录四 个人、组织、事件汇编

译者后记

古斯塔沃·崔

沃特斯：崔将军，您在古巴东部的圣地亚哥市长大。您和蔡将军的家庭背景一样吗？

古斯塔沃·崔：不，完全不一样。在圣地亚哥市有一个仅次于哈瓦那的中国城，那里居住了很多中国移民和中国后裔，规模相当大。

我的父亲何塞·崔(Josechui)是中国人，而我的母亲是一位贫苦的古巴黑人，她叫希尔达·巴尔特兰(Hilda Beltran)。当我出生后不久，他们两个就产生了矛盾，主要原因是我父亲最亲密的同胞们当时存在比较严重的种族偏见，他们反对这桩婚事。特别是我父亲商业上的合作伙伴，他俩共同经营着一家杂货店。为了剥夺母亲对我的监护权，我父亲和他的商业伙伴花钱收买了法官，并在法庭上更改了我的出生证明，将我的出生日期从1938年改为1936年。而我母亲，一个穷苦的黑人女子，没有经济实力去捍卫她的权利。因此，我一直是在我父亲的抚养下长人的。直到我母亲去世后，我才知道这些事情的真相。

我的童年是在杂货店里和其他在那儿工作的华人一起度过的。大部分时问我呆在杂货店的后院儿里。一步也没有迈出过杂货店，也从来没和任何邻居家的孩子接触过。因此那时候我只会说广东话，而不会说一句西班牙语。我父亲之所以这样做就是为了不让我和我母亲接触。

我住在圣地亚哥的劳斯·奥尔摩斯(Los Olmos)区，伍德将军大街(General Wood Street)从这里穿过[如今这条大街改名为雷内·拉蒙斯·拉图尔大街(Rene Ramos Latour Street)]。我家就在鲁比欧帆布鞋厂(Rubio carnvas shoe factory)对面，如今这里是纺织厂。

当我5岁的时候，家里人第一次让我到杂货店外面玩儿，从那时起我开始和我同龄的小孩儿一起玩耍。但是周围的小孩儿没有一个人能听懂我在说什么，同样我也听不懂他们的话。他们对我说西班牙语，而我却只能用中文回答。因此所有孩子都取笑我，于是我自己就慢慢开始学习西班牙语，而渐渐忘记中文。后来甚至我父亲用中文跟我说话的时候，我都用西班牙语回答他。

华人们都管我叫康昌o，因此我儿时的伙伴也这么叫我。如今在圣地亚哥很多我的老朋友仍然这样称呼我。

我父亲在古巴除我之外没有别的孩子。在来古巴前，他有几个孩子，但我对这些一无所知。我的母亲与他不同，她还有一个孩子，就是我的同母异父的弟弟豪尔赫·路易斯(Jorge Luis)，目前他住在古巴圣地亚哥市。

阿尔塞尼奥·孔(Arsenio|ILmg)是家父的主要合作伙伴，在孔叔的大家族里我是最年长的孩子，我也帮孔叔照顾他的孩子。由于父亲不断更换工作，不能经常照顾我，我曾和祖父母住过。在我儿时，我有过三个养母，这使我到现在还有一大帮干兄弟姐妹。

家父同人多数在圣地亚哥生活的华人一样，依靠零售业谋生。华人一般经营的买卖包括：小餐馆、饼屋、洗农店、洒吧、菜摊儿等等。

家父和孔叔合资丌的杂货店后来倒闭了，他们之后又在马埃斯特腊…(Sjerra Maestra)的一个叫圣何塞·德阿瑟拉蒂洛(San Jose de Aserradero)的地方盘了一个饼屋，然而这次经营依然以失败告终。

之后在我堂兄拉斐尔·黄(Rafael Wong)的劝说下随父亲搬到了哈瓦那。我的堂兄在曼莱克街(Manrique Stteet)上开了一家糖果店，就是现在日间托儿所的位置。之后，堂兄卖掉了糖果店，又在圣拉斐尔街(San Rafael Stteet)买了一家酒吧。没多久他又卖了洒吧，买下了维尔十德斯街(virtudes St：teet)上的陈利宝(Chan Li Po)自助餐馆。在这期问的两年中，我一直和我常兄的家族孑F一起牛活，并受到芭芭丽塔(Barbarita)的照顾，她是我那个时候的养母。

在哈瓦那我就读于马埃斯特腊山(Sierra Maestra)学校，之后又继续在坎普斯学校读书。这两所学校都在我父亲和堂兄居住的劳滕(Lawton)附近。

沃特斯：在您成长的过程中，您和您的生母保持过联系吗？

崔：我父亲的家族曾恐吓她并禁止她接近我，每当她想我的时候就只能偷偷躲在远处，默默地望着我。这些都是我在长大后才知道的。

1945年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我还住在哈瓦那。之所以我能记得这些，都是因为那时的一首儿歌，“呼呼，柏林被嘣啦，畴唠，日本被炸啦。”孔叔让家父返回圣地亚哥，因为孔叔在苏埃努(Sueno)附近又开了一家叫“古巴小妇人”(La Cubanita)的饼屋，至今这家饼屋依然存在。之后孔叔就结婚了，并生养了很多小孩儿。在这里我度过了童年最安稳的10年。

家父和孔叔后米卖掉了饼屋并又在同一地段买了另一处叫美州人(Las Americas)的饼屋。从那时起我开始到马希奥体育场对面的圣卢卡斯教会学校(San Lucas Episcopal School)学习，在那所学校我一直念到七年级。

家父和孔叔买卖饼屋可谓是相当频繁，我在圣地亚哥的很多地方都住过。现在我依然还可以指出好多饼屋是以前我家开过的，比如说索莱比区(Sorribe)的“摩登女郎”饼屋(La Moderna)；阿尔托德·肯特罗斯(A1to deQuinteros)的“新中国”饼屋(NLleva China)。“七·二六运动”骨干

霍金斯：是什么吸引您参加革命的？

崔：其实那时候我的家庭条件还l不错，基本上没受过穷，生活也相对安逸。然而我却时时刻刻能够感觉到身边社会和政界的动荡。

1952年独裁者巴蒂斯塔发动的军事政变，使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年人感到震惊。在蒙达卡兵营事件后，我们越来越意识到独裁政府的残忍和不公正。

1957年初，我加入了“七·二二六运动”。并成为米盖尔·马利亚诺·马丁内斯·叶雷苏埃罗(Miguel Mariano Martinez Hier：rezuelo)领导下的小分队中的一一员。米盖尔是一位英勇的革命斗士，后来他成为起义军的一员。

一开始我只是参加各种辅助性行动和破坏行动。执行的第一次任务是帮助躲藏着的和受伤的革命者取得食物和药品。之后我开始发放传单、制作炸弹，并进行其他表达我们要推翻独裁政府决心的行动。这种类型的任务我一直执行到1958年4月9日大罢工前夕。罢工失败后，我就到马埃斯特腊山参加了由胡安·阿尔梅达·博斯克(Juan Almeida Bosque)司令领导的名为马里奥·幕诺斯·蒙罗依(Mario Munoz Monroy)的第三先锋队。

其实我能到马埃斯特腊山参加革命斗争还要感谢我的养母莉迪亚·云吞(Lidia wanton)，是她带我上的山。莉迪亚及他的丈夫安东尼奥·冯都是家父的朋友。他们在马埃斯特腊有一个叫“夜明星”(E1 Lucero)的小农场。因为他们的儿子已经到马埃斯特腊山加入了第三先锋队，她便特意到圣地亚哥来带我上山。

上山后我和恩里克·洛佩兹(Enrique L,opez)上尉一样被分配到阿妮塔兵营，并加入由伊达尔戈拉德·里瓦夫拉查(Idelg arde Rivaflechal)中尉(外号“军刀”)指挥的队伍。1958年夏季抵抗巴蒂斯塔政权进攻结束后o，我成为吉尔摩·加西亚(Guillermo Garcia)司令官领导的圣地亚哥第三纵队的一员。

作为第三纵队的一员，我参加了多次抵抗政府军的战斗，最有名的一次是逮捕帕尔马·索力阿诺(PalmaSoriano)的战斗，正是这次战斗让我们产生了进攻圣地亚哥市的打算。1959年1月1日，在我们向圣地亚哥进军的途中，当部队走到埃斯坎德尔村的时候，我们得到了政府军投降的消息。

P26-31

玛丽·爱丽丝·沃特斯

阿曼多·蔡(A.rmando Choy)、古斯塔沃·崔(Gustavo Chui)和莫伊塞斯·邵黄(Moises Sio Wong)，三位华裔古巴青年，经过地下斗争和1956～1958年的革命战争洗礼，逐渐成长为坚强的革命战士。正是这场战争推翻了美国支持下的巴蒂斯塔独裁政权，打开了美洲社会主义革命的大门。他们一生中的革命事迹，使他们成为古巴革命军中的将军。通过他们在本书中为我们讲述的关于古巴经济、社会和政治等方面的故事，我们能够了解到是什么使古巴获得了新生，并为我们开创了新纪元。

我们看到千百万像他们一样的普通人，那些统治者视而不见的默默无闻的人，拒绝接受没有尊严、没有希望的生活，为了他们的梦想走上历史舞台，改变历史进程，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使自己获得了全新的自我。

玛丽·爱丽丝·沃特斯：探路者出版社主席，马克思政治理论杂志《新国际主义》编辑。她曾编写了数十本有关古巴的访谈、著作和古巴革命领导人的讲话。

最初是哈里·比耶加斯(Harry Villegas)发起建议出版此书的。他本人是古巴革命军准将和古巴革命英雄。比耶加斯现在是古巴革命战士联合会民族理事会执行副主席，国际上称他为“磅礴”(Pombo)，这个名字是古巴一阿根廷革命领袖埃内斯托·切·格瓦拉(Ernest0Che Guevara)于1965年给他起的，那时他们一起在刚果，之后的两年他也和格瓦拉参加了在玻利维亚的反帝国主义战斗。

2002年2月，探路者刚刚编辑完成了维克托·德雷克(Victor Dreke)的作品《从埃斯坎布拉伊到刚果：在古巴革命的漩流中》。书中有关古巴中部前拉斯比亚斯省鼓舞人心的人物和有关古巴革命战士联合会的描写，使本书备受哈瓦那国际书市的欢迎。当时我们还准备了两部有关古巴革命和其在国际上地位的书：一部是托马斯·蒂兹(Tomds Diez)的《1962年10月：古巴眼中的导弹危机》；另一部是《战争中的玛利亚纳》，是关于古巴高级女军官迪特·普玻拉(Tet色DLlebla)准将和古巴革命战争中玛利亚纳·格拉哈勒斯(Mariana Grajales)妇女排的故事。

一天早晨，人们邀请我们来到国家战士协会总部，把我们介绍给阿曼多·蔡、古斯塔沃·崔和莫伊塞斯·邵黄，《我们的历史并未终结》一书的构思就是从那天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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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位华裔古巴人，他们年龄相仿，出身和社会地位不同，生活在古巴不同的地区，每个人都循着各自的人生轨道，走进共同的革命事业当中。他们将自己献给了那个时代特有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推翻巴蒂斯塔专制政党，反对帝国主义对北方的猛烈攻击，保卫古巴的主权与独立。

根据有关记载，中国移民在古巴具有历史意义的事迹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叶，从人数上讲在古巴的中国移民比美洲任何一个国家的中国移民都多，甚至包括美国在内。事实上，成千上万最初到美国西部修建铁路的华工，后来为寻求更好的生活与工作环境移民到了古巴。

数万名中国农民被贩卖到古巴——他们被迫服役、他们到古巴的死亡之旅、他们在甘蔗园替代非洲奴隶的契约劳动合同；他们的反抗、斗争和关于他们在1868～1898年间反抗西班牙殖民者的独立战争中的纪录，所有这一切都在本书中被清晰地勾勒出来，这是一个在古巴以外鲜为人知的故事。

然而，这不单单是一部历史，这是今天古巴革命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从1959年前对华人和黑人的种族压迫到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领导下的人民革命政府结束对华裔古巴人的歧视和解决遗留问题所采取的措施，这一切使华裔古巴人在今天的社会和政治生活中享有平等的待遇。正如邵黄所说，反对种族歧视最大的措施就是“革命”。

“古巴的华人社区有别于秘鲁、巴西、阿根廷和加拿大，”他强调说，“所不同的是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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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推翻巴蒂斯塔独裁统治还不是故事的结束，而只是开始。古巴的劳动人民开始建设一个新社会，一个勇于面对资本特权的社会。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种特权控制着强大的影响全球的帝国主义势力。从此古巴劳动者和古巴政府成为那些寻求如何改变生活和如何取得胜利的人们的灯塔与联盟。

多年来，蔡、崔和邵黄在革命军队和政府中肩负着许多方面的工作，作为古巴共产党的领导成员，他们参与了古巴在海外的国际主义任务，并且表现得十分出色。

“因为我们的制度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制度，’’蔡解释说，“古巴的革命者应该寻求为了居住在地球上的大多数人的利益，而不是狭隘的个人利益，或仅仅是古巴民族的利益。”

1975～1988年，他们三人于不同时期在安哥拉工作过。那时，应安哥拉政府的请求，他们前去帮助刚刚脱离葡萄牙殖民统治获得独立的安哥拉人民，打击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南非雇佣军武装力量对安哥拉的入侵。

崔协助在尼加拉瓜、埃塞俄比亚和莫桑比克建立古巴国际主义军事援助使团，1986～1992年，蔡任古巴驻佛得角大使。邵黄，作为古中友好协会的主席，协助委内瑞拉的劳动者扩大小型城市农业。

还要讲讲古巴在安哥拉16年的国际主义使命，因为即使在古巴，也没有对此内容的广泛深入报道。这里三位将军提供的第一手经历和评价使我们深入了解了南非历史上的那段重要时期，这些资料你不可能在古巴以外得到。附录里古巴总理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Castro)1988年12月的演讲、纳尔逊·曼德拉(Nelsonmandala)和卡斯特罗1991年7月在古巴马坦萨斯的讲话节录充实了本书的内容。书中有力地展现了1988年3月古巴一安哥拉军队在奎托夸纳瓦累重挫南非雇佣军的战役，此战役对非洲和世界具有重大的意义。

《我们的历史并未终结》的书名是由崔将军提议的，他以革命的观点，从书中三位主人公不断增加的工作任务中捕捉到这个书名。在书的最后一部分，“特殊时期和以后的日子”中他们展望了未来。

今天，蔡将军领导了清理哈瓦那海湾、改进哈瓦那港的基础设施的项目，这是一个大规模、多方面、为期很长的项目。哈瓦那港的进口量约占古巴的70％，出口量约占古巴的90％，这还不包括糖和镍的出口。这是古巴经济社会发展中不可替代的项目。

邵黄将军还在继续负责他20年前的工作，国家物资储备局局长。这项任务不仅决定着当前古巴的军事防御，也决定着古巴政府面临自然灾害时能否采取有效措施。例如，袭击本岛的丹尼斯飓风和威尔玛飓风，政府及时为人民提供了救援物资和各方面帮助，在这方面古巴政府与美国资本主义政府完全不同。

从1990年起，崔将军就承担着建立和领导古巴革命战士联合会的责任，今天这个组织有30多万具有10年以上经验的革命骨干力量，其中包括反对巴蒂斯塔暴君的起义军、地下斗争的骨干和那些在世界各地完成国际使命的青年医生和教师，以及“古巴革命五英雄”(这5个人被诬陷阴谋从事间谍和谋杀活动，目前在美国联邦监狱服刑)。这一组织对影响每所学校和地区的政治教育计划负责。

这三位将军都清楚地表明，古巴人民的将来是由古巴的劳动人民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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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历史并未终结》一书已经出版发行了将近4年，有英文和西班牙文两个文本，是根据2002～2004年一些集体和个人的访谈组成，2005年2～8月完成。为准备此书的出版，我们尽可能地改正那些难以避免的时间和细节上的错误。例如，在开始时，邵黄也和蔡与崔一样，只是保留着古巴革命军的军官身份，当我们在2005年8月中旬和他进行最后一次访谈时，他已经被召回到工作岗位上。在4年的时间里，蔡竭尽全力指导清理、维护和发展哈瓦那海湾，那里除了2001年米歇尔飓风所造成的破坏还有许多其他的飓风，如伊万飓风、查利飓风和丹尼斯飓风所造成的破坏。

最重要的是这4年里国际敌对阶级日渐猛烈的斗争打开了世界政治的新局面。在华盛顿率领下，美国统治者及其同盟军打着“全球反恐主义”和军事活动“改革”的旗号，从中东到太平洋，从非洲到欧洲以至北美步步为营继续加速其帝国主义的政治攻势。国内外劳动人民在对待主战派和资本大亨的尖锐攻势时的态度也在不断变化。

在我们这里，战斗着的委内瑞拉劳动者所面临和需要战胜的挑战改变了政治平衡。当面对不可避免的来自帝国的侵略时，战斗在前线的古巴人民、委内瑞拉人民乃至整个美洲人民，大大提高了帝国主义为此付出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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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林·霍金斯(Arrin Hawkins)、马丁·考贝尔(MaI—tin Koppel)、路易斯·马德利德(Luis Madrid)和麦克尔·泰伯(Michael Taber)他们每个人都一次或多次参加了形成本书的访谈。麦克尔·泰伯指导将此书译成英文，并编写了汇编、注释和索引。路易斯·马德利德负责西班牙文手稿。这两本书得以出版，是世界各地200多名志愿者共同努力的结果。在本书印刷过程中，他们从整理最初的译本、构图、校对、为印刷准备数码文档直至最后定稿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在这里要特别感谢哈瓦那“何塞·马蒂”国家藏书馆，包括馆长伊利亚德斯·阿科斯塔(Eliades Acosta)，副馆长特里斯塔·莫拉莱斯(Ieresita Moraks)和高级图书管理员丽西亚·普利托(Lisia Priet0)，她负责图书馆有关古巴华裔移民资料的档案。此外还有馆员们插入和复制的那些图片，更使本书增加了活力。

其他历史照片和图片得到了格拉玛的德尔分·西奎斯(Delfin xiques)、波希米亚的曼纽尔·马提尼斯(ManuelMartInez)，加利福尼亚旧金山的密尔顿·齐(Milton Chee)的帮助以及蔡、崔、邵黄将军个人的帮助。

埃尔达·阿古里丘(Iradida Aguirrechu)，作为古巴共产党出版社政治编辑部时事编辑，她参加了所有阶段的会谈。若没有她的决心、勤奋、精确和对细节的注意，本书亦不能出版。

最后，最重要的是，我们感谢阿曼多·蔡、古斯塔沃·崔和莫伊塞斯·邵黄将军在访谈中付出的大量时间和精力，从而使本书得以出版。

我们确信那些为此献身的人们必以感谢的心接受这样的观点：战斗着的新一代人，那些默默无闻的人正在世界各地兴起，古巴社会主义革命者将是他们前进道路上的榜样。

2005年11月

古巴，对于20世纪70年代后出生的中国人来说，也许是一个陌生的国度，对于它的地理位置、风土人情、历史文化我们知之甚少，或许我们对古巴的唯一印象，便是时尚文化衫上印着的头戴红色五角星贝雷帽的切·格瓦拉像。对于我们，古巴到底意味着什么？

儿时常听爸爸讲起他们在风华正茂的年龄一边游行一边高喊“要古巴，不要美国佬！"的口号，以此支持古巴的革命，反对美国的封锁。当年一首《美丽的哈瓦那》唱遍全中国，有多少年轻人为格瓦拉、卡斯特罗等领袖的魅力倾倒。古巴以其独有的魅力感染了中国的一代人。然而随着时间的不断流逝，新的一代似乎完全忘记了古巴这个远在加勒比海的国度，完全忘记了这个国家曾经给我们民族精神上带来的伟大震撼。但是古巴的历史仍然在被古巴人民一代代书写，这些被中国新一代忽视的历史并没有被世界所遗忘，来自世界各地的追求自由、追求公正的人，依然在关注着古巴这片热土。美国记者沃特斯便是其中一人，她带着对古巴的深厚感情写下了这本书，我希望通过我的译文能将这种感情传达给所有同样关注古巴、想要了解古巴的中国人。

虽然我没有从南走到北，踏遍世界上每一寸土地，更说不上见多识广，然而从北半球的荷兰到南半球的新西兰，这五年异域生活使我对西方文明也略有所知，对在异域生活的华人更有所了解。

在国外生活的五年中有两件事情让我记忆犹新。第一件是在新西兰参观的华人文物资料展，其间展示了很多20世纪西方人画的讽刺画。画中华人几乎都被描绘成留着一条小辫子、爆牙、两撇小胡子、眯缝眼、留着长指甲的形象，让人一看便会联想到奸邪小人。漫画内容也大都是反映华人来到新西兰后开洗衣店、开餐馆、当苦力从而造成新西兰本国公民失业的内容。事到如今，虽然华人在西方的地位已大有提高，然而西方人仍普遍认为中国人只能从事两个职业：开餐馆和算术(因为我国文革后，基础教育抓得好；从小学起，每一位中国学生都被要求笔算而坚决不允许使用计算器，因此造成中国人数学成绩普遍要超过外国人数倍)。

第二件事情就是我在荷兰念书时，一位来自喀麦隆的黑人同学得知我来自中国后，便告诉我他们国家也有很多中国人，并且说我一定是很会做菜的。我当时非常奇怪，问他为什么他这么肯定我会做菜？他说：因为在他们国家的中国人都是开餐馆的，所以他觉得中国人都很会做饭。谢天谢地他没有觉得中国人都“只"会做饭。从最发达的美国到并不发达的非洲，中国人似乎都在从事着做饭这一相同的职业，难道中国人真的只会做饭吗？

近些年美国出了不少杰出华人，然而对于整个华人社会来说这是微乎其微的。在国外生活的这些年，我也在餐馆工作过，几乎我周围的每一位中国同胞都有在餐馆工作的经验(包括在荷兰乃至新西兰土生土长的华人后裔)，这么看来中国人似乎真的只是会做饭了。不，现在除了做饭还多了另一个职业，就是IT工作的基础程序员，因为计算机程序也是有关算术方面的应用学科。

当我们同期毕业的十几名中国学生欣喜地拿着工商管理学学士文凭时，大家都踌躇满志地想要在阿姆斯特丹的各大、中、小企业中一展鸿图。然而，国外法律中对于雇用非本国人员的种种限制，使我们在各大、中、小企业参观了一圈后不得不再次回到唐人街的后厨打黑工。

国外有很多制度对中国人有限制，表现最突出的就是签证问题。美国人去世界很多国家都是可以免签证的，而中国人不但要办理签证还要冒着莫名其妙被拒签的风险。当然这其中也有中国人自身的问题，比如某些中国人酷爱偷渡，并乐此不疲。然而，这生活中遇到的种种差别对待有时不免让我发出这样的感叹：“为什么我没有一个美国爸爸啊！”有时我甚至会产生一种中国人就是不如外国人有价值的错觉。

但是一个人改变了我的观点，让我重新考虑一切的一切。  这个人就是邵黄将军，当我第一次在网络上读到一篇介绍他作为一名华人后裔如何通过自己的奋斗成为一名古巴的将军，并担任劳尔的秘书时，我以为这都是瞎编乱造的内容，“古巴华人将军，哼！怎么可能？华人只配在厨房工作，怎能越过俎案成为领导？”我一度是这样想的。内心那种长久被压抑的潜在的民族自尊迫使我偷偷开始寻找一些关于邵黄将军的资料。万幸的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看到了这本名为《我们的历史并未终结》的访谈录，这本书通过对邵黄将军以及蔡、崔两位华裔将军的访谈，从一个独特的角度为我们展示了古巴的近现代史。

当我一页页阅读这本书的时候，我震惊了！古巴历史上除了邵黄将军外，还有很多华人都为古巴作出了杰出贡献，他们不但在经济领域同时也在政治领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何塞·黄、何塞·卜、何塞·托龙·黎华、阿曼多·蔡、古斯塔沃·崔等，这些华人为中国人的海外史谱写了震人心肺的篇章。

看来中国人并非生来就是给人做饭的，中国人也并不比其他国家的人差，生为一个中国人并不是可悲的，更不是可耻的！那么古巴究竟发生了什么使得华人在这个国家里具有在其他国家不具备的地位呢？邵黄将军说：“……就在于在古巴爆发了社会主义革命。这一革命消灭了以肤色决定优劣的种族主义。从更高的角度讲，这一革命清除了经济上和社会上贫富差距造成的不平等。”

消灭种族主义，消灭贫富差距造成的不平等正是社会主义革命所带给我们的，这就是为什么在今天的中国大部分的外国人无论肤色如何，无论是否富有都会得到善待，甚至热情的款待。

《我们的历史并未终结》一书通过采访邵黄将军、崔将军以及蔡将军，反映了他们所经历的古巴社会主义革命，以及革命前后的古巴状况。他们亲自为我们讲述了在古巴的华人的奋斗状况，让我们深刻感受到他们并非站在一个特殊的人种的立场上，而是站在古巴的立场上和菲德尔·卡斯特罗、切·格瓦拉共同为古巴的解放而奋斗。在社会主义革命中没有种族之分，只有争取自由的双手。

感谢中国国际文化艺术中心给我提供的这次翻译机会；感谢父母一直以来对我在国外学习、工作和生活的帮助；感谢王新民导演对我的指导和鼓励；感谢张明智先生、刘向群先生对我的信任，为我提供《我们的历史并未终结》的英文原著；感谢张芝兰女士、刘国华先生提供的古巴相关历史资料；感谢王路迪、孟冉、CharoC0sta Canovas对本书西班牙语部分的翻译；感谢王平女士的校译；感谢赵海先生为出版本书所做的努力；感谢玛丽一爱丽丝·沃特斯女士及探路者出版社在本书翻译及出版的过程中给予的帮助；感谢所有在本书翻译过程中给予我理解和支持的人们，没有你们我将不可能完成此书的翻译。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