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一本记录二十五位老报人的书。文新集团的三十位年轻记者、编辑历时一年，采访了文汇报、新民晚报的二十五位老报人，才有了《相遇历史——老报人访谈录》一书。访谈极有意义，一端是当代传媒青年关乎理想、关乎实践、关乎困惑的追问，另一端是昔日老报人关乎情怀、关乎坚守、关乎使命的思考。访谈录读来见史实、见脉络、见性情、见精神，引人入胜，令人深思，予人启发。青年记者、编辑于此的尝试和努力，是扎实的，也是精彩的，更是弥足珍贵的。

在书中，有战争年代便投身新闻行业的著名报人，有新中国成立后见证了新闻事业逐步繁荣的新闻人，还有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文汇、新民蓬勃发展的决策者、实现者。他们中，有人一生倔强、性烈如火；有人温文尔雅、淡定从容；有人以笔为剑、纵横捭阖；有人以文会友、娓娓而谈。虽同在报界，但性情各异，喜好不同，每个人都有一段史，每个人都堪称一本书。该书在忠实记录老报人们思想观点、业务论断的同时，也以细致的观察、丰富的细节传神地勾画出了一个个鲜活的采访对象。老报人的精神、品格、性情、识见，跃然纸上，呼之欲出。

随着胡正之、张季鸾、史量才、戈公振、范长江、徐铸成等一代新闻大家花果飘落，马达、束纫秋、冯英子、张之江、郑重等一代职业报人渐行渐远，张启承、丁法章、石俊升、金福安等一代报业掌门人温婉转身，中国报业发展历经的二十世纪上半叶、新旧政权交替间、改革开放三十年等重要断代的波澜壮阔，都成为了现实生活的过往。在又一个开场的锣鼓中，追寻与守护的故事，交错有“生存道德”的纷繁，我们很想知道，历史章节所散发出的精神富足，是否也能与今天的我们同行？当今天的我们有幸侧身于后未人的“先生”之列时，是否也会有“尽大江东去，余情还绕”的一份眷恋？

序 为有源头·宋超

序 温故知新的相遇·缪国琴

序 浑然天成是报人·李良荣

对话马达 斯人为报纸而生

对话束纫秋 家燕喃呢有一秋

对话刘庆泗 一手握枪，一手拿笔

对话任荣魁 回望时总有一簇灯火

对话冯英子 事无不可对人言

对话张煦棠 记者不是“无冕王”

对话史中兴 激情的归途

对话周珂 一个女记者的视野

对话张林岚 只为这一“张”

对话徐开垒 “文缘村”深处

对话徐大刚 秋山又几重

对话张之江 有没有这样一种沉醉

对话张启承 一张新闻纸的“三不朽”

对话丁法章 报纸的生命在创新

对话石俊升 寻找新闻的人生笔记

对话赵凯 涉深水者观蚊龙

对话吴振标 职业理想的一路追逐

对话金福安 驭新闻而勿驭于新闻

对话敬元勋 当时只道是寻常

对话周宪法 潦水寒潭也谋爱

对话吕子明 向着白昼的旅行

对话茅廉涛 纸上“声价”亦无价

对话郑重 味至深时即家乡

对话周嘉俊 永远是黎明

对话姚诗煌 科学于此多知音

后记 历史鲜活于人心李清川

在60年的新闻生涯中，他曾参加和领导过9张报纸的工作，并在其中5家报社担任过总编辑；他在《文汇报》社担任总编辑期间，报纸达到了170多万份的发行高峰……他就是《文汇报》社上上下下和上海新闻界同行都亲切称呼为“老马”的马达先生。

一个夏日的午后，我们如约来到马老的家。面对这样德高望重的长者，年轻如我们之辈，很自然地称呼自己“报社的小朋友、小编辑、小记者……”未曾料想，马老见不得年轻人如此，“什么小编辑、小记者？编辑记者没什么大小之分！你们的名片上为啥不印小编辑小记者？”是啊，对于16岁就参加新四军、在人们还都称呼他“小马达”的年龄就已经深入苏中抗日民主根据地的马老来说，年轻的同义词绝对不是小，而是“敢闯”。

一生“敢闯”的马达在圈内有个绰号叫“马大胆”，战争年代的炮火、“文革”时的不公平待遇、办报时期的政治压力都击不倒他。我想起《马达自述。办报生涯60年》里的一张照片，那是马老参观美国旧金山森林公园时的留影，照片中，他双手抚摸着老虎的背，照片旁边的注释是：老虎也没有什么可怕。

马达在办报生涯中迈出的第一步，是在敌后斗争十分艰苦、到处都是封锁线的环境下创办的油印《滨海报》。他说那段日子他感到最艰苦、最紧张。想来，这段日子不仅引领他进入了新闻事业，也锻炼了他的品格，他与生俱来的勇敢、刊硬的性格在这段经历中愈发地被雕琢出来，成了他一辈子的烙印吧！“红色办报人”的经历对马达本人来说非常重要，而对于我们来说，回顾他的青年时代，也更能帮助我们理解他日后的一些壮举。

马达是在1937年抗战爆发以后从家乡安庆逃难到上海的。当时，他寄居在亲戚家中，睡地板，吃冷饭，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五光十色的大上海对于时年13岁的马达来说，并没有什么可以吸引他的东西。他关心的只有报纸。为此，他省下了从家里到学校五站路的车钱，每天上学来回奔走；省下了每天一副大饼油条的早餐钱，饿着肚子，为的是跑到书报摊上买报纸，然后到路边的草地上、学校的图书馆里和家里的楼梯旁，专心读报。报上每天发布的战报、战况，战地记者写的战地通讯和军事评论文章，他都非常关注。

学校里的同学们把内地逃难过来的学生称作“流亡学生”，而正是这群土里土气的“流亡学生”，心里却涌动着一种强烈的感情。马达说：“那个时候，我们对国家的感情和爱国主义比谁都要强烈。”

1940年3月，汪精卫投降日寇的消息传到了上海，地下党上海学委发动全市一百多所大中学校发表联合宣言，并准备举行全市总罢课和游行示威。马达当时还只是一名初三学生，他和几个同学商量，计划以初三同学为主，串联全初中同学举行集会声讨汪逆罪行。

当天的集会由马达主持，他第一个冲上讲台，对着准备上课的训育主任说：“今天是什么日子，国家都被卖了，还能安得下心来读书么？”随后，他根据平时看报纸积累的信息，揭露了汪伪投降卖国的罪行，并对报纸上刊载的汪精卫卖国宣言逐条逐条地进行批驳。集会时，闻讯赶来的法租界巡捕房警察包围了学校，荷枪实弹地冲到了教室门口，马达仍旧带领大家呼喊口号：爱国无罪，抗日有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坚持抗战，反对投降！

集会持续了一个多小时，这场短暂的斗争对于马达来说意义非凡，此后，他在坚持看报的同时，开始如饥似渴地寻找革命理论。

访：您是如何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接触到共产党的？

马达：我向邻居大夏大学姓郭的进步学生借来《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反杜林论》等书，又从省立扬州中学一位进步同学处借来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书。另外，一些要好同学的哥哥姐姐就是地下党，通过他们，跟共产党有了接触。后来，我在工人夜校为工人上课，还参加地下党组织的教唱抗战歌曲等活动。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马达看到报纸的当天，就向地下党组织提出，要到解放区去。事变后的第三天，16岁的青年学生，在地下党安排下，只身一人，背着行囊，越过敌人几道封锁线，来到苏中解放区，投身到抗日的洪流中。这是马达红色征程的起点，而事实上，学生时代的他似乎一直都在为这一刻的到来做着准备。

同年，他参加了新四军，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次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参加了油印《滨海报》的工作，开始做新闻记者。马达说： “尽管没有思想准备，但是抱着一切为了抗战胜利，一切服从党的需要的纯朴之心，投身到新闻工作的行列中来。那时我也没有想到，这一去，就在新闻工作岗位上跌打滚爬，一直干了60年。”

今天的我们已经很难想象60年前新闻工作的环境。那时，为了适应战争环境，刚建立的《滨海报》社经常随着部队一起长途行军，在行军的空隙抓紧出版。而所谓报社，实际上就是一辆小小的独轮车。敌人“扫荡”时，一天内行军六次，日夜走了100多里。战士们不得不把电台的天线、大电池、印刷用的油印机、油墨和成捆的白报纸、少量的图书资料、粮食和锅盘瓢勺都放在独轮车上。大家在路上行军，警惕地注视四方，谁也不说一句话。到了宿营地，不论是什么时候，就立即投入工作。深夜，大家聚集在一间茅屋里，围着一盏小油灯，忙碌地收电讯，誊写和印刷报纸。天蒙蒙亮，报纸就被送到隐蔽的交通站，由化装的交通员藏在拾野菜的篮子里和盐包里，分送到四面八方各个乡村。

报社里，总编辑兼做编辑、记者，编辑也兼做誊写、油印工作，还帮助翻译电讯稿，所有的人都参加发行工作(卷报纸和分发报纸)、搬运工作(运粮和运草)，一有任务，大家抢着干，其中，马达年纪最小，但做任何工作，他都要求参加。

访：刚做记者时，有没有老师帮你改稿指导写作？

马达：那时候根本没有老师带，起初是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也不知道好不好。主要靠自己琢磨，通过比较、学习别人的写法来提高自己的水平。

作为战地记者，能随部队在前线采访，无疑是紧张而又令人兴奋的。敌后抗战多是小部队作战，指挥员、战士和记者一同生活、一同战斗。一次伏击战中，马达和战士们一起埋伏在河道两旁，从半夜到拂晓蹲在玉米田里，浑身都被露水浸湿。敌人乘武装快艇向部队袭击时，马达就和战士们一起在岸边战壕里阻击敌人，不时地为战士们传达指挥员的命令，还为前方运送手榴弹。日寇宣布投降后，马达又作为前线记者团的领导，参加对顽抗敌人发起的一次次攻击，随部队战东台、打高邮、攻兴化，冒着枪林弹雨采访，几次遭遇险情，始终坚持在前沿阵地上。

P5-8

青年记者、编辑历时一年完成了《相遇历史——老报人访谈录》近四十万字书稿的采写、编辑工作。老报人的“小历史”丰满、鲜活地连缀出报纸的“大历史”，进而折射出时代的巨大变迁，引人思考，十分亲切。

寒暑交替，青年记者、编辑沉心于访谈的采写，我也断断续续听到了不少故事：一年间，他们顶着酷暑烈日，冒着梅雨飞雪，带着思索后的得与惑一次次叩响前辈的记忆之门，发问、倾听、争论、记录……充满辛劳，也充盈着满足；在历史驿站前的老报人，沿袭着一贯的认真、严谨，将过往娓娓道出，又如同面对熟悉的报纸，在每一篇访谈文章上标注更正，签下名字。当团委书记李清川拿出厚厚一叠与老报人往来的书信和几本书厚的数道修改稿时，我真切感受到其中的真挚和感动。

今天我们既存的一切不可避免地都是昨天历史脉络的延伸，如何让新一代新闻工作者保留历史根脉，在继承发扬的同时努力创新，不断进步，是报业发展中必须思考的课题。2007年，集团团委在青年采编岗位实施的“实践传承”主题教育活动，让青年走近前人、走进历史，从他人的经验中学习，从自身的实践中体验，从前人的品格中感受，这种尝试是真实真切真情的，当学习内化为新一代报人的人生态度，这将不仅是一份文化记忆，更是新事业创造的源泉。

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当代中国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作为面向大众的传媒机构，需要推进包括思想、内容、技术在内的不断创新发展，需要促进增长方式、发展模式的不断深化改革，需要不断提升传播品质，在媒体形态多样化的竞争中不断进取。然而，真正的挑战并非牵发于此，而是来自我们的内心，在于我们这支队伍的理想和信念。如果说，在风雨飘摇的中国，报人以笔为剑，纵横捭阖，为民众传递信赖，为良知拓展空间，为国家、民族奔走鼓呼，是在理想的旗帜下；如果说，在改革开放的洪流中，报纸、报人与时代同行，宣传党的主张，反映人民呼声，以实际行动深刻影响着社会进程，是在使命的指引下；那么今天，我们在机遇与挑战面前，更需要把个人发展进步融入到推动国家发展、民族振兴的时代洪流中去，矢志为实现远大理想而不懈奋斗，更需要继承和发扬党的新闻工作优良传统，树立良好的职业道德，成为一个有理想、有抱负、有操守和富于敬业精神的传媒人。因为理想追求、信念传递和精神内核传承都来自于我们肩负着的那份使命和责任。令我们感到兴奋的是，集团的青年记者、编辑自身已经开始了积极尝试和扎实实践。

六十多年前，范长江在《怎么做新闻记者》一文中这样写道：对于记者来说，首先应该有一个坚定的政治方向，否则就如航海的船没有了指南针；其次要有操守，既不为金钱、利益、美女诱惑，又不为诽谤、诬蔑、威胁所吓倒，要能坚持真理；第三是要有知识，不停地学习，既要博，又要精；此外还要是多面手，打字、摄影、译电、驾船、开车、骑马等样样都要会，还要至少会一门外语，会写各种文体的文章。今天重读，言犹在耳，感同身受。走近历史能让沉思后的脚步坚定，作为报业发展、繁荣的实践者、见证者，书中人物以及对话的后来人是薪火相传的。

青年坚持走近前人，走进历史的尝试，那种温故知新的相遇是幸福的，是有意义的。

作者为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党委书记

亲近历史中，总能想到王芸生先生执笔的一篇社论《我们在割稻子》，遥想1941年的重庆，相持阶段的中国，天空中敌人的战机轰鸣，天空下农人劳作依旧，“食足了，兵也足；有了粮食，就能战斗”，刹那间，受难国人的坚毅精神，一代报人的不苟气节，置身国家、民族、社会间报纸的本分，跃然眼前。一个甲子弹指而过，视“文章”为“国之大事”的传统淡出着认知，我们相遇新闻时的那份初衷也开始模糊，不安的我们在急切的找寻中，与前人相会在了历史的驿站。

那些泛黄的旧章是重新结识先生们的“宝书”：

张林岚先生以“一张”笔名撰写的杂文、随笔，冯英子先生用“方任”笔名写作的“今日论语”，周珂先生为提倡移风易俗而采用谐音“奚丰淑”撰写的言论，都出现在我们的案头。为解一段旧事，40年前刊发吴振标先生采写的《从江镇公社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一文的《红旗》杂志，也被我们从图书馆中“发掘”出来。会心的“发掘”让人兴奋，当过往的报章、文字，连带传下的典故、轶事，将几代报人的欢笑泪雨鲜活于眼前时，我们不由自主地循着他们笔端下流淌的思绪，心无旁骛地扎进历史气息营造的“小宇宙”中。

历史的“小宇宙”里，有温情，也有苦情。

张之江先生与戏曲、书画打交道的30多年里，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他与梅兰芳、周信芳、盖叫天、尹桂芳等一代大师的知己交往，不仅是工作，也是生活，因而他的评述不仅于艺术见解，更有为人品格的感怀。任荣魁先生的眷恋，常停留在九江路41号临时办公地的灯火通明，而在远赴拉萨《西藏日报》工作的15年里，他的眷恋系着上海的家人，回首物质生活相对富足、精神生活长久单调的援藏生活，他说他很想家。马达先生的“得意之作”多是当时的“惊人之举”，在全文发表五万字话剧剧本《于无声处》的决策前夜，“天安门事件”还未彻底平反，他的思索正是历史转机的缩影。

温故而知新中，我们力求还原连缀“新”与“故”间历史的细节和人的实感。几代报人的求索路上，有着与我们相似的困惑、无奈和疲惫，这让我们有如释重负的轻松，但当历史的章节因人的生动而繁花初放，历史的情境因细节的质感而草木返青时，我们的情绪又不免摇摆：

史中兴先生记忆中挥之不去的一幕，是他坚持完成《贺绿汀传》的前缘。40年前的一次批斗大会上，置身批斗台的贺绿汀说：“我没有罪，你们把无罪定成有罪，才是有罪的！”一代知识人的“铮铮风骨”令我们震撼。同样让我们肃穆的还有郑重先生的“别情”，当他说出“你只要给我一碗饭吃，我要干还是干《文汇报》”时，我们怦然心动。时隔20多年，说起那个为外地单身汉周末准备的“红烧狮子头”，他的眉宇间全是满足，仿佛天下粮仓尽在弹丸。事实上，以一贯之的坚守，并非郑重先生所“独有”，几乎是每位老报人的职业常态。徐开垒先生在写就《巴金传》的四年里，入川进京，遍寻巴金的亲朋故交李西龄、李致、钱君甸、朱雯、赵家璧、师陀、王辛笛、柯灵、王西彦、黄裳、冰心、卢剑波等，不辞辛劳。周嘉俊先生为能及时报道举国关注的宝钢建设，竟打起行李“进驻”了建设工地，恐怕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从“第一根桩”始，到“第一炉钢”终，他的一次采访竟占据了人生中的五年，此间风起云涌的“上马热”和风卷残云的“下马风”，他都了然于胸。

这样的故事，今天的我们已经久违了。

在历史近景、远景的切换中，我们常感庆幸，不少先生曾实实在在地走进过我们的生活，片断的交往，都曾激发过我们的自省，碰撞过我们的性情，也改变过我们的命运。12年前，我与丁法章先生有过一面之缘，数年后我的职业梦历经波折时，他的出现续了我的新闻缘，从未认真道过谢，甚至常在他面前语塞，却不敢在工作上有倦怠。鲜有“交集”的吕子明先生，与我有过几次文字取舍的认真讨论，他没有因为我年轻而轻视我的判断，也没有因为我固执而放弃对求是的坚持，现在想起，他的细致完全出于爱护之心。还有刘庆泗先生，我称他“刘老”，他称我“清川同志”，这样的称呼和每次相遇的有力握手一样，让人温暖。接受过我采访的冯英子先生，讲起家人在战争中遭遇的激愤，是我始料未及，却至今仍能想起。

历史有自己的节奏，不会因现实的眷恋而停步。

随着胡正之、张季鸾、史量才、戈公振、范长江、徐铸成等一代新闻大家花果飘落，马达、束纫秋、冯英子、张之江、郑重等一代职业报人渐行渐远，张启承、丁法章、石俊升、金福安等一代报业掌门人温婉转身，中国报业发展历经的20世纪上半叶、新旧政权交替间、改革开放30年等重要断代的波澜壮阔，都成为了现实生活的过往。在又一个开场的锣鼓声中，追寻与守护的故事，交错有“生存道德”的纷繁，我很想知道，历史章节所散发出的精神富足，是否也能与今天的我们同行？当今天的我们有幸侧身于后来人的“先生”之列时，是否也会有“尽大江东去，余情还绕”的一份眷恋？

我们的访问并不能解答所有疑问，但会为相关思考提供温故的素材。

回溯主题访问的策划、采访、编辑、出版过程，不乏辛劳，却兴味充盈。作为“上海文化记忆”系列访问的开篇，本书得到了上海团市委、上海市宣传系统青年工作委员会和上海市青年文联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团市委副书记邓小冬敲定了本书框架，并对采编出版的诸多环节给予了悉心指导；团上海市委宣传部吴学霆副部长、上海市宣传系统青工委徐浩主任全程参与了策划。访问中，先生们的宽容、认真、谦和，使我们在感受他们投身报业的切切之意时，常不由反省自己的态度和作为。集团团委及两报团委的同事们于此倾注了感情，特别是杨昕、秦武平、邱琳，他们与我一道，承担起采访统筹、后期编辑的琐碎工作。集团领导缪国琴、胡劲军、李瑞祥等在繁忙的公务之余，多次关心项目进展并不吝鼓励之辞，任荣魁、张煦棠、敬元勋、丁法章、石俊升等老领导、老前辈不计繁杂，细致审定了全部书稿。在此真诚道一声感谢。

2008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