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大外交书系之一。该书详细叙述了德国前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与苏、美、中三大国领导人的会晤和会谈，揭示了联邦德国同苏、美在不同时期、不同问题上的利害冲突和复杂斗争及对我国改革开放的热忱支持，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国际政治内幕。

本书是施密特从政期间，特别是就任德国总理八年中，与苏联、美国、中国三大国领导人会晤的回忆录。

上个世纪后半期国际政治形势风云变幻，东西方关系发生深刻而微妙的变化，经历了缓和、僵持、对抗等几个阶段。作为当时西方世界最强有力的人物之一，施密特在这一系列变化中运筹帷幄、纵横捭阖，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本书精辟解析了大国伟人们鲜为人知的言论，是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一部难得的国际风云录。

新版前言

作者中文版序言

译者的话

德文版前言

第一部分 同俄国人相处

 俄一苏连续性

 苏联的战略和德国的利益

 第一次访问勃列日涅夫

 中间插曲

 勃列日涅夫在朗根霍恩

 政治局修正了自己

 老年体制的崩溃

 戈尔巴乔夫推行根本性改革

 裁减军备——一个历史性机会

 邻居关系

第二部分 美国——做一个世界大国的难处

 对美国的最初印象

 一个光彩夺目的美国总统——肯尼迪

 约翰逊推翻艾哈德

 尼克松的均势战略

 第一次美元危机

 同杰拉尔德·福特的友谊

 吉米·卡特的理想主义和面对现实的摇摆不定

 在通向双重决议的道路上

 在近东的部分成功

 卡特外交政策的崩溃

 外交政策不连贯的内部原因

 变换着的总体战略

 里根式的电视民主

 试图推行“经济霸权”

 既乐于助人、慷慨大方，又残酷无情

第三部分 中国——世界第三大国

 毛泽东

 毛泽东之后中国对世界的看法

 中国的战略地位

 从革命到改革

 从农业改革到工业改革

 邓小平

 邻居，但不是朋友

 日本的有限作用

 一个欧洲人观察的结论

1973年5月，我在联邦总理勃兰特当时的官邸第一次同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见面。这是一个感情容易冲动而同时又善于政治谋算的大俄罗斯人，和一个虽然头脑冷静但又并非毫无情感的北德意志人之间建立一种非常特殊的个人关系的开端。当时，勃兰特举行一个小范围的非正式晚宴，只有10至12个人参加。由于勃兰特和勃列日涅夫以及双方外长谢尔和葛罗米柯在过去几年中已经多次见过面，这次谈话进行得比较轻松并且是非正式的，尽管谈话是断断续续的，因为要逐段进行翻译而不得不一再打断。逐段翻译，不可避免地要中途停顿，使人有时间仔细整理自己的思想。这使谈话失去自发性，但却增强了明确性。

在晚宴进行过程中，勃列日涅夫情不自禁地做了一番独白，诉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人民遭受的苦难。他是故意这样做的，还是出于一时的感情冲动，我至今没有弄清楚。他谈到，特别是在乌克兰，人们所受的痛苦是无法形容的，当时他在那里担任第18军的少将衔政委。勃列日涅夫越说越激动，他动人地描绘起遭受损失的许多新的细节、战争的恐怖以及德国人犯下的违反国际法的罪行，他不断地把这些德国人称之为“法西斯大兵”或“法西斯入侵者”。

我也经历了这场战争。我明白，他是多么有道理。我也明白，他这样讲是有根据的，尽管他在一些地方有意夸大其词。维利·勃兰特和在场的其他德国人一定有类似的感触，因为我们大家都满怀敬意地倾听他的长时间的诉说。我们看得很清楚，他的用意是使东道主感觉到这个巨大的转折，感觉到他和俄国人为了决心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进行合作，为了签署莫斯科放弃武力条约和四国柏林协定，以及为了到波恩来访问昔日的敌人，作了多大的自我克制。

当勃列日涅夫在作这种描绘的时候，我想起了自己的战争年代，这是30多年前的事了。我回忆起塞契夫卡村燃烧时散发出来的气味和道路两旁的尸体，我所在的防空营曾不时地接到命令，用两厘米口径的高射炮射击一些村庄，使之起火，以便把躲在村子里的敌对的抵抗战士驱赶出来。我记得，有一次当我在后方的一个后勤供应基地看到一卡车俘虏所受的非人待遇时，我是多么的不理解和惊愕。我也回忆起上级关于处置政委的命令，虽然我们不一定亲自看到这一命令执行的情况，但对这项命令将被执行，即被俘的政委将被枪决这一点，我们是知道的。我想起了当时我们都害怕同被俘的俄国士兵接触，我重又想起了，1941年入冬以后，我们不得不到房子里寻找地方睡觉——德国人睡地铺，俄国人睡火炕——当时德国士兵和俄国老百姓都相互害怕对方。我忆起了当时我们自己的惊恐情景，忆起了一位下腹部受重伤的战友临死前令人惊恐的可怕的叫喊声。从遗忘中重新唤起了我当年失魂落魄的恐惧：1941年12月，我们在克林附近被切断和包围，面临被俘的危险。勃列日涅夫说得对：战争是可怕的，是我们德国人把这场战争引入到他的国家。

但同时，他的片面性却是不对的。不仅德国士兵，俄国士兵也对他们当时的敌人犯下过暴行。而且，如果他把过去的德国士兵都看作是法西斯主义者，那他就错了。正如我们当年的敌人大多数不是共产党员一样，大多数德国士兵，他们的军士、军官和将军并不都是纳粹分子。双方都以为是在为祖国服务并且必须保卫祖国。人们早就知道，双方的司令官都是冷酷无情的。勃列日涅夫单单控诉希特勒，难道他不知道或者不愿意知道，斯大林也曾把他的某些敌手搞掉了？我丝毫无意把这两个人相提并论，勃列日涅夫也没有理由谈论苏联的战争罪行。尽管如此，我仍决心加以反驳。

不，实际上不是反驳，而是向他和他的陪同人员展示这场战争的另一面。勃列日涅夫大概讲了20分钟。我轻声地、谨慎地开始叙述我的观点，但我讲了几乎同样长的时间。维利·勃兰特悉听一位前德国士兵其便，而这个士兵不久前还掌握着对联邦国防军的发号施令权。

我承认，勃列日涅夫说得很有道理，但我反驳了他关于法西斯士兵的说法。我陈述了我这一代人的情况：我们中只有很少人是纳粹分子并且相信“元首”，这些人是例外。但是，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感到有义务执行军事上司的命令，而这些军事上司也是同样的想法，他们中间也只有很少人是纳粹分子。事实上，我在国防军里当兵的八年中，我的上司或指挥官没有一个是坚信不疑的纳粹分子。不过，我当时被教育成了一个爱国者。

我提请勃列日涅夫注意那些一方面作为爱国者曾同敌人作战，另一方面又反对希特勒的军官，他们愿意谋反，但不愿意叛国。我谈到那些被炸毁的城市里人们死亡的情况，以及在逃亡和被驱逐时的苦难，谈到我们在前线时连续几个星期不知道自己的父母妻儿在家里是否还活着。我们在夜里诅咒希特勒和战争，而在白天又在尽我们作为士兵的义务。我向我们的苏联客人说明了我们这些年轻的德国士兵是如何在精神分裂的状态下经受了这场战争和经历了种种苦难。

这一切对勃列日涅夫是否都是新鲜事，我无法判断，但我可以看出，他注意地倾听了我的陈述。这次对战争痛苦的回忆可能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相互尊敬。从1974年我第一次去访问他，到1982年他逝世和我离开联邦总理的职位，我们之间的关系就是以这种相互尊敬为特点的。在这八年中，我们曾有两次或三次提到1973年5月那次谈话。1980年夏，当我在克里姆林宫一次气氛相当紧张的会见中提到“总书记先生，我从来没有欺骗过你”时，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不由自主地打断我说：“这是真的。”

1973年，在进行上述谈话的时候，我在联邦政界已经从事了20年的工作。作为联邦议院的议员、议会党团主席和国防部长，我对世界已有一定的了解，包括历史上俄国的发展和当前苏联的实力政策作用。不论是1967年大西洋联盟按照哈默尔报告通过的西方双重总战略，还是1968年以后里查德·尼克松对苏联实行的限制军备政策，或者是1969年秋维利·勃兰特当上总理后开始执行的东方政策，对我来说都不是什么新的考虑。相反，我在很早以前就有类似的设想，这反映在我在联邦议院和我党党代会上的发言中，反映在我的关于战略问题的两本书中以及我作为北大西洋联盟部长理事会成员的言行中。

P1-3

《伟人与大国》一书，是德国前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1987年夏天发表的重要著作。它记载了作者自1969年担任政府职务以后，特别是在1974—1989年担任联邦总理期间，与苏、美、中三大国领导人会晤和会谈的内容，概述了上个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初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和东西方关系中的重大事件，以及作者对三个大国以及日本的国情和领导人特点的认识。本书既是与“伟人”内部谈话的回忆录，又是国际风云的纪实，也是一个诠释当年德国外交战略的经典。虽然本书问世至今已有近20年时间，且作者在观察问题时难免带有主观性和党派政治的烙印，但今天读起来仍使人感到真切，尤其是作者渊博的知识、独到的见解和明确的主张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应当说，该书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对于研究当前的国际形势也有参考意义。

1988年，本书作者为中文版撰写的序言中指出，他是“以与美国和苏联同等的级别来看待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因为这“三个大国的政策正影响着整个世界。”这句话不仅说明了施密特对中国的重视，而且反映了他对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必将成功的信念，以及他对中国影响力上升的敏锐嗅觉。施密特在撰写本书之前曾三次访华，先后会见了毛泽东、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他对中国的每次访问，特别是邓小平同他的每一次谈话，都增进了他对中国的了解和友好感情。从某种意义上讲，本书以一个外国政治家的视角，也见证了中国的发展变化。

举例来说：1975年10月施密特作为第一个访问中国的德国政府首脑，从中国得到的印象是复杂的：毛泽东、邓小平的谈话使他难忘，中国人民的勤劳使他赞叹不已，古老的中国历史和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使他倍感钦佩，即便当时中国的经济状况不好，人民生活水平普通不高，而“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使他深感厌恶。1984年施密特第二次访华时，他“有一种极为轻松的感觉”，因为“文化大革命”的“胡闹”已经结束，中国“已经走上一条很好的、旨在实行改革的路线”，“中国领导人对自己国家的经济问题具有比任何其他许多国家领导人更好的判断力。”1988年施密特第三次访华后，他得出的结论是：“取得的进展到处明显可见”，“人们自身也比过去快活多了”，邓小平的伟大功绩无疑是非凡的。当今“不是经济巨人日本，而是正在崛起的中国在世界上的政治作用越来越大。”据此，他鲜明地提出，西欧“应同中国建立良好的、更加密切的合作关系。”

基于上述，海南出版社决定出版本书，以飨更多的读者，实属明智之举。

梅兆荣

中国驻德国前大使、中国国际战略学会副会长、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所长

2008年4月

中国所从事的改革，就其复杂性来说，远远超过了当年路德维希·艾哈德那种政治家的伟业。

大多数美国人，甚至大多数美国政治家——对世界的认识犹如坐井观天，仅仅局限于他们自己的国土……在判断和对待其他国家的利益时，往往表现得幼稚可笑。

苏联领导清楚地看到了自己的易受伤害……他们不理解，过分膨胀自己的安全体系，必然会引起西方邻国的恐惧。

日本首先是在邻国缺少朋友。他们很想有朋友，但不懂得如何去赢得朋友。他们以不理解的态度对待邻国的怀疑。

——赫尔穆特·施密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