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为郭琦、史念海、张岂之三位学术大家主编之14卷《陕西通史》（1997年出版）中秦晖所撰写的部分内容，也即《宋元卷》全卷、《明清卷》明代半卷、明清文化一章、清初抗清运动一节（秦晖为该卷第一作者），现将此两卷中秦晖所撰写的内容合为一本，并由秦晖重新撰写序言而成。
宋元明的陕西，处于辽宋夏金元百年战争的最前线，犹如装满的火药桶，兵戈不断，也因此，这一时期的陕西史，实则辽宋夏金元各政权间的关系史和战争史，当然，更是一部各王朝的政治史。正如秦晖自己所说，“我写宋元明的陕西，其实也是把陕西作为中国的一个缩影来写的，其内容表达了我的不少自有观点，和我同时期发表的其他一些著作（如《田园诗与狂想曲》等）也有着逻辑上的联系”。

秦晖，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著作：
《南非的启示》（2013）（第十四届深圳读书月“年度十大好书”、《经济观察报》2013年度十大好书、《钱江晚报》2013年度非虚构白银奖、《出版人》2013中国书业年度评选十大好书、《都市时报》2013年度十大好书）
《共同的底线》（2013）（《南方周末》文化原创榜2013年度非虚构类致敬图书、《新京报》2013年度社科好书、凤凰网2013年度十大好书、新浪网2013年度十大好书、《中国企业家》年度好书TOP10（人文类）、《出版商务周报》第二届（2013年）风云图书）
《市场的昨天与今天：商品经济·市场理性·社会公正》（2012）
《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2010）
《传统十论：本土社会的制度、文化及其变革》（2004）
《十年沧桑：东欧诸国的经济社会转轨与思想变迁》（2004）
《农民中国：历史反思与现实选择》（2003）
《问题与主义》（1999）

绪论 战争风云中的艰难发展——宋元明陕西
一 从“陕西路”到“陕西省”
二 战争、社会与文化——宋元陕西的时代风貌
三 战争、治理与危机——明代陕西的风云变幻
第一章 宋夏战争中的陕西
一 李继迁起兵
二 保安、三川口之役
三 种家将与绥州争夺战
四 五路伐夏与永乐城之败
五 麟府军独抗辽、夏
六 从元祐弃地到童贯祸陕
第二章 北宋陕西的战时社会
一 和平交往与互市
二 北宋陕西经济与军粮问题
三 北宋陕西社会与乡兵问题
四 北宋陕西的社会危机与农民起义
第三章 范仲淹治陕与“庆历新政”
二 范祥与盐法改革
三 熙丰变法在陕西
四 “新政”的变质与陕西的反变法浪潮
第四章 宋金战争中的陕西（上）
一 陕军勤王与娄室入陕
二 史斌起义与关中再陷
三 张浚入陕与富平之败
四 蜀口三战
五 伪齐治陕始末
六 “归地”风波与李世辅归宋
七 庚申之役与陕西分裂局面的形成
第五章 宋金战争中的陕西（下）
一 庚申之役后的秦岭战线
二 金夏陕北角逐
三 分裂时期的陕西社会
第六章 蒙古帝国统一陕西和陕西军民的抗蒙斗争
一 蒙夏联军入陕与第一次延安之役
二 木华黎经略陕西
三 凤翔失守与关中沦陷
四 丁亥之变与蒙军假道陕南
五 陕南易主，全陕统一
第七章 忽必烈汉法治关中
一 京兆宣抚司的建立
二 廉希宪治陕
三 “钩考”风波
四 阿里不哥党羽的败亡
五 马可波罗眼中的陕西
六 汉法治陕的局限性
第八章 由省、藩二元政治到行省集权
一 陕西行省的建立
二 安西王府与省、藩二元政治
三 安西王府的覆灭与行省集权
四 元代陕西社会
五 和世之乱与天历之乱
第九章 从混乱走向灭亡
一 接二连三的寺僧起事
二 “火飞华岳三关破”——红巾军入陕
三 军阀混战与元朝在陕西统治的崩溃
第十章 徐达、常遇春平定三秦
一 冯宗异破潼关
二 明军主力入陕
三 陕南、陕北的克复
第十一章 强国家、弱社会的明初陕西
一 洪、永规模
二 陕西诸藩府与藩权的兴衰
三 从行省、王相府并置到三司分立
四 都司—卫所体系与军屯制度
五 高福兴、田九成起义
第十二章 从治世到危机：明中后期的陕西社会
一 天、成之治
二 三司权力的衰微与一督四抚体制之确立
三 刘瑾事件前后的陕西官场
四 川陕流民起义
第十三章 天灾与人祸：明后期陕西的社会危机
一 关中大地震
二 梁永扰陕与关中人民的反税监斗争
三 明末陕西的社会危机
第十四章 明代陕西的边政与边患
一 明初对北元的攻防与河套的经略
二 河套鞑靼的侵扰
三 秦塞长城
四 复套之议与曾、夏冤狱
五 清朝势力下的鄂尔多斯蒙古对陕西的威胁
第十五章 明末农民战争与清军入陕
一 澄城首义与陕西农民战争的第一次高潮
二 洪承畴治陕与农民战争的低潮
三 李自成等部途经陕西的长距离运动战
四 陕西农民战争的二度高潮与大顺农民政权
五 大顺政权之覆没与清军入陕
第十六章 清初陕西的抗清斗争
一 贺珍、孙守法围攻西安
二 陕南地区的抗清斗争
三 陕北王永强起兵反清
第十七章 宋金元时代的陕西文化
一 “雅文艺”之衰与俗文艺之兴
二 学术与教育
三 独树一帜的造型艺术
四 技术科学的进步
五 闪耀智慧之光的“耀瓷”
第十八章 明清陕西文化
一 雅文艺的俗化与俗文艺的雅化：从古文运动到秦腔之兴
二 明代“关中八志”与清代关中方志、金石之学
三 书院教育与书籍刊行
四 农学、医学的发展与王征的科学成就
五 中外文化的交流与碰撞
附录 大事年表

《王气黯然：宋元明陕
西史》序
20世纪80年代末，陕西
有关方面商量组织主要高
校与社会科学研究机构集
体编写多卷本《陕西通史
》。90年代初，以郭琦、
史念海、张岂之三位前辈
领衔主编，各卷正式开始
撰写。1997年，这部14卷
的大部头著作终于由陕西
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问世
。
当时我主要的治学方向
是土地制度和农民战争史
，而关注的时段主要是明
清（不含近代）。所以在
三位前辈召集下我参与其
事时，开始自报的任务是
明清卷。但后来决定不设
近代卷，明清卷一直写到
清末，这样原来写近代史
的两位老师就承担了清代
，而由我承担明代部分。
又由于清初抗清运动与明
末农民战争连为一体，我
当时也就此有些著述，所
以主编决定这一节也由我
写。而明清卷的文化一章
，近代史两位老师认为不
好分割，也就全章让我写
了。
我原来并不治宋元史，
但当时的陕西史学界除近
现代史外，古代史是言必
称周秦汉唐。其实也不仅
是陕西如此，中国古史学
界的“断代史”研究特别发达
，而每个地方又多以当地
历史上最辉煌（首都所在
就是一个标志）的“断代”为
研究重点。就像南京研究
六朝史、明史、民国史和
太平天国史的人多，河南
、浙江研究两宋史的人多
一样，周秦汉唐时代陕西
为天子所居，天下枢纽，
王气所钟，京兆重地，汉
唐雄风，够多少陕人研究
一辈子的了。而国都东迁
、王气黯然的五代以后，
则似乎成了陕西史家的“鸡
肋”。尤其在当时的陕西史
学界，宋元这一断代研究
力量很薄弱，而本校研究
宋史的一位老师又患病。
于是主编又动员我整个接
下宋元卷，说实话我有点
勉为其难。但是我当时研
究明清以下关中农村社会
有些心得，提出过“关中模
式”的概念，也对明清以前
这一模式的源头有些想法
，于是也就接下了这一任
务。
我原来研究的不是“断代
史”而是“专门史”，所以对
各代都有涉猎，这或许是
主编要我写这一卷的原因
。但是当时《陕西通史》
的编撰体例又规定经纬并
重，全书14卷中除10个断
代卷外，经济史、思想史
、民族史、历史地理四个
专史也各成一卷。而且规
定内容尽量不重复。这样
一来，各个断代史卷就只
能以政治、军事以及（不
含思想史的）文化为主要
内容，而我那时其实是以
经济史为主要兴趣的。
在项目进行过程中，原
来承担魏晋南北朝卷的同
仁另有高就离开了陕西，
他提出未写的该卷农民战
争部分也交我补写。朋友
之请，敢不从命？这样一
来，《陕西通史》我承担
的部分最后就变成：《宋
元卷》全卷（我为作者）
、《明清卷》明代半卷、
明清文化一章、清初抗清
运动一节（我为该卷第一
作者）和《魏晋南北朝卷
》的农民战争部分（我为
该卷第二作者）。我当初
参与其事时是没有想到会
如此安排的。
不过，我接受这些任务
也并非只从“集体主义”和朋
友之情考虑。我对中国社
会在宋元明清这段历史中
的变迁在当时也确实有些
想法，所谓“关中模式”其实
并非仅仅意在关中，我写
宋元明的陕西，其实也是
把陕西作为中国的一个缩
影来写的，其内容表达了
我的不少自有观点，和我
同时期发表的其他一些著
作（如《田园诗与狂想曲
》等）也有着逻辑上的联
系。感谢三位主编和编委
会，对我并未提出什么修
改要求，能够在这样一部
大型集体著作中允许我进
行个性化的表述。
另外，我也确实认为中
国古代史领域过分突出“断
代史”，尤其是各地史学界
的“断代史”研究重点随“王
气”而转移，这确实是一个
缺点。历史是不能切断的
，只讲辉煌不讲衰落，难
说是真正的历史。何况王
气黯然后，民气仍堪歌。
近代以来全球王气不再，
历史更加异彩纷呈。帝王
缺位，历史便成鸡肋，这
种状况也应该改变。
14卷《陕西通史》1997
年出版，至今已经20多年
，当时这么大部头的书印
数不多，现在已经难以看
到。而且我散在三卷书中
的一些想法读者也难以把
握。何况时过境迁，无论
我自己还是当时的同仁们
都有了很多新的考虑，学
术的进展也今非昔比。所
以20年后，陕西史学界同
仁又成立了新的《陕西通
史》编委会，重拟体例，
重新分卷，扩充内容，重
新改写，并且把原来专史
的内容充实到各断代卷中
，作者也大幅度易人。将
来问世的会是完全不同的
另一部《陕西通史》了。
我在这一项目中将只写宋
元一卷，内容也会不同。
但一些朋友认为我当年
散在各卷中的表述仍有价
值，而且希望能集中为一
书以便读者理解。我觉得
也好。《魏晋南北朝卷》
中我写的部分篇幅不多，
价值不大，而且与宋元以
后也没有多少联系，就不
再收入。现把《宋元卷》
与《明清卷》中我写的部
分辑为这本《宋元明陕西
史》，除了做些两卷连缀
的工作、对注释做了些规
范化处理以及订正了个别
细节错误外，基本保持了
当年的原貌。包括我如今
已有改变的提法（如“封建
社会”之类），本书中也不
做改动。心路印迹，留待
读者批评指正吧。
由于前述原因，本书虽
以“宋元明陕西史”为题

本书具有以下特点：
1. 本书名为陕西史，实则辽宋夏金元各政权间的关系史和战争史，当然，更是一部各王朝的政治史。
2. 陕西作为当时各国纷争的舞台，作者详细刻画了各个时期统治者对陕西的统治政策，如种家将抗夏、狄青的崛起、范仲淹治陕、木华黎经略陕西、廉希宪治陕，甚至还有马可·波罗眼中的陕西，细节完备，考证严密。
3. 正如作者所说，他在写作宋元明陕西史时，“是把陕西作为中国的一个缩影来写的，其内容表达了我的不少自有观点，和我同时期发表的其他一些著作（如《田园诗与狂想曲》等）也有着逻辑上的联系。”因此，本书也不仅仅只是陕西的历史，更是各王朝的一个缩影。

金夏陕北角逐
北宋灭亡之后，继而统治关中、陕北的金人也继承了北宋原有的边防问题，开始面对党项贵族的挑战。同时残辽势力也渗入其间。金朝在陕西两面作战，南侵宋，北御夏，战略地位比北宋更不利，西夏问题于是也更尖锐了。棘手的西夏问题，曾是金一度把陕西交给伪齐，后来又归还南宋的重要原因。
北宋灭亡时，西夏先是趁火打劫侵占宋境，后又借金、夏结盟反宋而要求金让步，因此得到不少好处。金天会四年（1126年），已经背辽臣金的西夏在金军灭宋时也出兵陕西，四月陷宋震威城（今榆林市北），杀宋知州朱昭，随后又攻破麟州建宁寨，杀宋知寨杨震。这年正月，宋同知枢密院事聂昌在河东为金人劫持，为金办理宋割地事，因金之要求，被迫把河外三州（麟、府、丰）割给当时已成金的藩邦的西夏。夏人派军来取，时值折家军勤王京师，无人抗击，三州遂被夏人所占，并设官置守。这时河外仅存的宋晋宁军军民大愤，都说：“弃麟、府、丰，晋宁岂能独全？”于是知军徐徽言率部北上，乘夏人立足未稳，一举收复三州。夏人所置官守投降后被礼送出境。
同年三月，金人以宗主身份为同时称臣于金的两个藩邦伪楚（张邦昌）与夏划分疆界，在陕北一段，定以麟、府二州南境的洛阳沟东至黄河西岸、西经暖泉堡（今佳县、米脂间）、米脂谷至累胜寨，接环庆路威边寨（今吴旗县西）向西入泾原路界。这条界线以北当时有宋的河外三州及晋宁、绥德二军的部分寨堡，定边军城及保安军的部分地区，都被划归了西夏，使夏境全线向南推进了数十里以至百里以上。这条界线当时仅为纸上谈兵，并未实现，但它因此而成为金夏间一大悬案，西夏软硬兼施不断索要，最后大体上达到了目的。
为了达到这些目的，西夏与金在陕北也时有冲突。最初当金伐辽时，当时尚臣服于辽的西夏派李良辅率军援辽抗金，在宜水（今榆林市北）与金娄室、斡鲁军交战，夏兵大败。这是两国冲突之始。不久金夏结成反宋同盟，但陕北沿边宋朝的一些地方势力降金后，一方面为金守边，一方面又与夏有历史上的积怨，从而难免把金也卷入其中。这尤以麟府折氏为典型。聂昌割让河外后，由于折可求降金而为金守，伪齐时势力更有所扩大，夏人只能望河外而兴叹。天眷二年（1139年）金人毒死折可求并以陕西归宋，西夏遂乘乱入据河外三州。从而与尚为金镇守晋宁军的折氏子孙为仇，多年构兵不解。直到皇统三年（1143年）后金朝迁徙了折氏，问题才得到解决。
同时，金朝也不愿让步于西夏太多。尤其是在辽与北宋相继灭亡后，金借助于西夏的需要大减，于是原来答应给西夏的好处又反悔不给了。金夏结盟反辽时，金许以辽西部天德、云内等州地（今内蒙古境内），但辽亡后金人却食言不给，还把已进驻该地区的夏军民也赶了出去。为抚慰夏人，金又答应以宋朝陕西边地给夏以补偿天德、云内之失。但到北宋既亡，金军的将帅们又拒绝履行诺言。宋建炎年间娄室进军陕北，在威戎城（今子洲县境）与依约前来占领该地的夏军李遇部发生冲突，最后双方虽握手言和，地却迟迟未给夏人。
金、夏之间的另一个问题是双方的叛逃者，尤其是具有辽、宋或伪齐残余影响的叛逃者的介入。西夏缺乏人才，一向面向陕西实行招降纳叛政策，重用降人，有时甚至达到几乎以国柄相许的程度。从北宋时的张浦、张元、景询以讫于金，愈演愈烈。如天会四年（1126年）宋西安州知州任得敬降夏后，一度成为专擅朝政、挟君自重的权相，几乎把西夏闹得亡国。这样一来，各种背景的降人往往利用西夏作为达到自己目的的手段，使西夏与邻国的关系复杂化，多次在陕北造成事变。如天眷三年（1140年），投夏为夏州都统的前辽朝贵族萧合达据夏州起兵，联络阴山与河东的契丹人，图谋拥立耶律氏后裔，恢复辽朝。他一度据有今陕北境内夏、盐二州大片土地，夏、金双方都十分惊慌。西夏依靠任得敬平定了萧合达之乱，而任得敬却又外通南宋，企图“分国”并附宋攻金。此前还发生过金朝的仇人李世辅投西夏为帅，又借西夏兵力大举伐金的事。稍后，金、夏之间又发生了慕洧事件：在天眷二年（1139年）前伪齐环庆路经略使慕洧，当己未和议金朝复归陕西于宋之际，因仇恨宋朝，举家投奔西夏，西夏任之以枢密使的高位，并使之统领山讹（西夏最精锐野战军）。于是在己未和议期间他便屡次出兵扰边，给宋朝制造麻烦。而撒离喝重新夺取陕西之后，慕洧又想回归金朝，西夏发觉后将其处死。结果引起金朝的强烈抗议，导致金、夏关系紧张。
总之，西夏给金造成的麻烦并不减于北宋，因此粘罕就说：“陕西与西夏为邻，事体重大，兵不可罢”，“河北不足虑，宜先事陕西，略定五路。既弱西夏，然后取宋”。金前期，尽管金、夏关系时有反复，但总的来看主要是金向西夏作出让步。金初许给西夏的陕北诸地，金朝后虽反悔，但西夏自行夺取之后，金朝也都默认而不再与争。到金皇统六年（1146年），金朝再次割地酬夏。至此，与北宋末年相比，西夏新扩张了河外、定边军等陕北地区，熙河一带的西宁、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