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时分，纽约第五大街上空无一人，穿着黑色晚礼服，颈上挂着假珠宝项链，打扮入时的霍莉·戈莱特丽独自伫立在蒂梵尼珠宝店前，脸颊紧贴着橱窗，以艳羡的目光，观望着蒂梵尼店中的一切……霍莉这位外貌清秀俏丽的年轻女子，为了金钱整日追逐名利，周旋在众多英俊的富豪巨子、政界名流之间，成了红牌交际花。为了赚取一小时五十美元的交际费，她甚至不惜到监狱与黑手党老大“社交”。

直到某日楼下搬来一位言谈举止温文儒雅的男士。他本名为保罗·瓦杰克，梦想有朝一日成为大作家，却仰赖有钱女人的“馈赠”维生。两人同是拜金主义者，有趣的是，随着两人之间逐步的交往，彼此的距离就拉进了一点，而内心世界也多解放了一些，慢慢地，两个人萌生了一段相知相惜的情愫……坠入爱河的保罗·瓦杰克，洗心革面，不再做午夜牛郎，并向霍莉表露了爱意，霍莉却宣布巴西富豪追求她的消息。不久，霍莉邀请保罗共进早餐，并亲自下厨。从未做过料理的霍莉，边听着葡萄牙语，边在脸盆大的沙拉碗中，堆放了满满的莴苣，随兴地淋上橄榄油与红醋，接着，颇有韵律感地拌匀三者……

清晨时分，纽约第五大街上空无一人，穿着黑色晚礼服，颈上挂着假珠宝项链，打扮入时的霍莉·戈莱特丽独自伫立在蒂梵尼珠宝店前，脸颊紧贴着橱窗，手中拎着一个牛皮纸袋，边吃着袋里可颂面包、喝着热咖啡，边以艳羡的目光，观望着蒂梵尼店中的一切……然而，霍莉心中真正“想”吃的，不是什么早餐，而是晋身蒂梵尼所影射的上流社会。霍莉这位外貌清秀俏丽的年轻女子，为了金钱，也为了完成她十四岁以来的梦想---和最爱的哥哥佛雷德一起到墨西哥牧马,她整日追逐名利，周旋在众多英俊的富豪巨子、政界名流之间，成了红牌交际花。为了赚取一小时五十美元的交际费，她甚至不惜到监狱与黑手党老大“社交”，直到某日楼下搬来一位言谈举止温文儒雅的男士。他本名为保罗·瓦杰克，梦想有朝一日成为大作家，却仰赖有钱女人的“馈赠”维生。

两人同是拜金主义者，有趣的是，随着两人之间逐步的交往，彼此的距离就拉进了一点，而内心世界也多解放了一些，慢慢地，两个人萌生了一段相知相惜的情愫……坠入爱河的保罗·瓦杰克，洗心革面，不再做午夜牛郎，并向霍莉表露了爱意，霍莉却宣布巴西富豪追求她的消息。不久，霍莉邀请保罗共进早餐，并亲自下厨。从未做过料理的霍莉，边听着葡萄牙语，边在脸盆大的沙拉碗中，堆放了满满的莴苣，随兴地淋上橄榄油与红醋，接着，颇有韵律感地拌匀三者。

保罗向霍莉求婚，霍莉却顾左右而言他，自冰箱取出一瓶红酒，说她将和巴西人贺西结婚，虽然事实上，贺西尚未向她求婚。保罗再度向她求婚，她又说她准备了“墨雷”调味的鸡肉沙拉。压力锅这时扑扑作响，等到霍莉趋身向前想熄火时，只听到一声爆炸声，鸡肉与汤汁飞溅四处，霍莉情急之下紧抱保罗。即将远走巴西的霍莉，着手开始学习葡萄牙文，另一方面学习做拉丁美洲的菜肴。这道失败的“墨雷辣酱鸡肉沙拉”，似乎预言了她的美梦──建造一座巴西农场，当有钱的巴西家庭主妇──终将如泡沫般瞬间幻灭。然而，这顿高潮迭起的早餐，最终如何收场？

保罗·瓦杰克绝望之际，却有了意想不到的转机，使得两人之间的恋情因祸得福。警方以涉嫌贩毒之名逮捕了霍莉。最后，霍莉戴着保罗送给她刻着蒂梵尼字样的戒指，怀抱着失而复得的小猫---或是她失去的浪漫天真，与保罗相拥于倾盆大雨中。毕竟！世间还有什么比和相爱的人，相拥一起吃顿“爱情早餐”，来得更甜蜜幸福的奢侈呢？

序

岁月流下的金

夏日十字路口

蒂凡尼的早餐

我总是禁不住要回到以前住过的地方去，回到那些房屋和附近街面上去。比如说，在东七十几号街，就有一幢褐石楼房，战争刚开始那年，我在纽约的第一套公寓住房，就在那里。那是一个单间，塞满了该收到阁楼去的家具，一张沙发和几把垫得鼓鼓的椅子，包的面子是那种令人发痒，使你联想起热天坐火车的红色平绒。墙上抹的是灰泥，颜色有点像嚼烂了以后吐出来的烟草。到处都挂着日久发黄了的罗马古迹的画片，连洗澡间里也挂着。屋子里只有一扇窗，往外望出去是一条防火梯。即使这样，我只要在口袋里一摸到这套公寓的房门钥匙，我的精神就来了；尽管气氛阴暗，这套公寓毕竟是我自己的地方，是第一次属于我自己的地方，我的书在那里，还有几筒没有削的铅笔，我觉得我要成为作家所需要的一切全都在那里了。

那些日子里，我从来没有想到要写一写郝莉·戈莱特利的事，要不是我同乔·贝尔的一次谈话勾起了我对她的全部记忆，我现在大概也不会动笔写的。

郝莉·戈莱特利也做过这所褐石旧楼房的住户；她住的那套公寓在我下面一层。至于乔·贝尔，他在列克星敦大道路口上开了一家酒吧间；他如今还经营着那家酒吧间。郝莉和我常常一天要去六七次，不是为了去喝酒，至少不是每次都为了去喝酒，而是去打电话：在战时，私人电话很难安装。此外，乔·贝尔还负责为我们传话，这对郝莉可以说是帮了大忙，因为有许多许多人打电话来找她。

当然啰，这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在上星期见到乔·贝尔之前，我已有好几年没有见到他了。我们断断续续地保持着联系，有时我经过那一带就弯到他的酒吧间里去；但是实际上，我们俩从来不是什么交情很深的朋友，只不过我们俩都是郝莉·戈莱特利的朋友而已。乔·贝尔脾气不好，这他自己也承认，他说这是因为他是单身汉和肠胃容易犯酸的缘故。凡是认识他的人都会告诉你，很难同他讲话。要是你不是他的同好，这简直不可能，他的所好之中，有一个就是郝莉。其余是：冰上曲棍球、魏玛拉纳种狗、《咱们的姑娘星期天》(这出广播连续剧他已收听十五年了)，还有吉尔伯特填词、沙利文谱曲的轻歌剧——他自称同其中一位有亲戚关系，我已记不得是哪一位了。

因此，上星期二下午很晚的时候，电话铃响，我听到那一头说“我是乔·贝尔”时，我就知道这一定是关于郝莉的事。不过他没有这么讲，只是说：“你能马上过来一下吗？这事很重要。”他粗哑的声音中有一点激动。

我在十月的倾盆大雨中叫了一辆出租车，一路上甚至想郝莉可能已经在那里了，我就可以再见到她了。

谁知在酒吧间里除了老板以外没有别人。乔·贝尔的酒吧间同列克星敦大道多数的酒吧间比较起来是一个安静的去处。它没有霓虹灯，也没有电视机。两块旧镜子反映出外面街上的气候；柜台后面的墙上，在一些冰上曲棍球明星的照片的包围中有一个凹处，总是放着一大盆鲜花，那是乔·贝尔以家庭主妇般的细心照料的。这就是我进去时他在做的事。

“当然啰。”他一边说，一边把一棵剑兰深深插到盆里去，“当然哕，要不是我想听听你的意见，我是不会把你请来的。这事很古怪。发生了一件很古怪的事。”

“你听到郝莉什么消息了？”

他抚摸着一片叶子，仿佛不知道怎么回答才好。他是个小个子，有一头漂亮的粗硬的白发，那张脸颊清癯憔悴，更适合于一个个子高得多的人；他的面色仿佛常年被太阳晒黑似的：如今甚至更红了。

“说不上是听到了她的消息。我是说，我不知道。因此我要听听你的意见。我先给你调一杯酒。新玩意儿。他们叫它‘白天使’。”他一边说，一边把半杯伏特加酒同半杯杜松子酒掺在一起，不加苦艾酒。我在喝乔·贝尔调出来的玩意儿时，他站在那里吮吸着一块杜姆斯牌胃酸糖，同时脑瓜子里在反复思量要告诉我的话。终于，“你还记得一个叫汤濑先生的人吗？一位从日本来的先生？”

“从加利福尼亚来的。”我说，这位汤濑先生我记得很清楚。他是一家画报社的摄影师，我认识他时，他住在那座褐石楼房的顶层单间公寓。

“别打岔。我只是问，你知道我说的是谁吗？好吧。昨天晚上你想谁大摇大摆地进来了？就是那位汤濑先生。我大概有两年多没有见到他了。你猜这两年他上哪儿去了？”

“非洲。”

乔·贝尔停止嚼他嘴里的胃酸糖，眯起了眼睛。

“你是怎么知道的？”

“在温契尔专栏上读到的。”事实的确如此。

他打开了收银机，取出一只牛皮纸信封。“那么，你瞧瞧，是不是在温契尔专栏里读到了这个。”

信封里有三张照片，多少有些相同，不过是从不同的角度照的：一个细高个黑人男子，穿着一件印花布衬衫，脸上露出有些羞怯，然而自负的笑容，手中展示着一件古怪的木雕。这是一件加长的头部雕刻，是一个姑娘的头部，她的头发剪得又齐又短，像男孩子头发；她的木头刻出来的光滑的眼睛在渐渐尖下来的睑上显得太大了点儿，还有点翘起，她的嘴很宽很大，颇有点像小丑的嘴。乍看之下，这像是最原始的雕刻；再一细看，就不然了，因为这是郝莉·戈莱特利的惟妙惟肖的形象，至少作为一件黑色静止的东西来说，是够逼真的了。

“现在你说说，这是怎么一回事？”乔·贝尔说，看到我迷惑不解，感到十分满意。

“这看上去像她。”

“你听着，小伙子，”他把手撑拍在柜台上，“这就是她。绝对没有错。那个小日本鬼子一见到就知道是她。”

“他见到了她？在非洲？”

“不过，在那里见到的就只是这个雕像。不过这是一回事。你自己看这些事实吧。”他把其中一张照片翻过来。背面写的是：木雕，S族，在东安格里亚的托科古尔，一九五六年圣诞节。

他说：“那个日本鬼子是这么说的。”故事如下：圣诞节那天，汤濑先生带着照相机经过托科古尔，这是不知什么地方的丛林中的一个村子，没有什么引人感兴趣的东西，只是一片挨在一起的泥屋土房，院子里猴子跳来蹦去，屋顶上有秃鹰盘旋。他本已决定继续上路，这时却忽然见到一个黑人蹲在一所泥屋的门口，在一根手杖上雕刻猴子。汤濑先生十分惊叹，就要他拿出别的作品来看。他就给汤濑先生看了那个姑娘的头部雕刻，这使汤濑先生——他这么告诉乔·贝尔——觉得如像在睡梦中跌落下来一样。他想出钱把它买下来，那个黑人却把手护住阴处(显然是个表示舍不得的姿态，可以比做拍拍胸口)说不卖。不论你出价是一磅盐加上十元钱，还是一只手表加上两磅盐和二十元钱，都不能打动他。而汤濑先生却决心无论如何耍弄明白这个头部是怎么刻成的。结果他花了盐和手表，这件事情的经过才用非洲话、洋泾浜英语和手势传达给了他。看来是那年春天，有一行三个白人骑着马从树丛中出现。他们中有一个是年轻女子，另外两个是男子。那两个男子都因发高烧而双眼通红，全身发颤，不得不在一所与别的泥屋隔绝的屋子里待了好几个星期不出来。而那个年轻女子马上喜欢上了那个雕刻匠，就和他同席而眠。

P130-136

《蒂凡尼的早餐》于1958年春由兰登书屋出版，并于1961年由派拉蒙公司拍成电影。书的评价相当高，创下了非常大的销量，但现在一提到《蒂凡尼的早餐》，很多人眼前首先浮现出来的，可能却是电影主演者奥黛丽·赫本的容颜、考究的纪梵希黑礼服，以及亨利·曼西尼作曲的给人深刻印象的电影配乐。电影虽然与原作差异很大，但它完成了一个颇为精致的爱情喜剧，在商业上也获得了巨大成功。现在很多人在读书之前已经看过了电影，因而会不知不觉地把奥黛丽·赫本叠加在主人公郝莉·戈莱特利身上。这对小说也许是个困扰，因为作者杜鲁门·卡波特显然并不是把郝莉·戈莱特利设定为奥黛丽·赫本那种类型的女子。据说，当卡波特听到将由赫本来主演电影时，曾表现出很大的不快。或许他认为郝莉身上那种惊世骇俗的奔放、在性上的开放，以及纯洁的放荡感、这位女星本来并不具备。

作为日文版译者，我希望书的封面尽可能不要使用电影画面，因为那样难免会限制读者的想象力。郝莉·戈莱特利这个女人，到底是什么样子呢？跟随故事的进展，每一位读者都自由自在地驰骋想象力，才是阅读此类小说的一大乐趣。郝莉·戈莱特利恐怕是杜鲁门·卡波特在小说中创造出来的最有魅力的人，如果把她简单地同化为一位女演员——姑且不论当时的奥黛丽·赫本也很有魅力——我觉得实在太可惜了。

另外，故事的叙述者“我”身上，毋庸置疑叠加着作者卡波特的身影和灵魂。这与乔治·佩帕德那种健壮、金发的纯粹美式英俊青年，印象上有着很大的不同。这位住在楼上公寓里的男子，来自乡下，脸上还残留着少年的痕迹，敏感，还有几分倦怠——郝莉感知到了他身上的中性特质和漂泊不定的孤立感，正因如此，她才会信任他，和他成了朋友。如果对方换成了乔治·佩帕德，故事必然迥然不同——也的确迥然不同了。

尽管如此，电影自有其有趣之处，它将彼一时代的纽约风光描绘得美丽而欢快。所以，在这里就不和电影进行比较、说长论短了吧。我想说的是，如果可能，希望大家尽量与电影拉开距离来阅读和欣赏这个故事。

不过话说回来，难道就没有人愿意尽可能地忠实于原作，将《蒂凡尼的早餐》再拍一次电影吗？比起重拍(并非特别有此必要)《惊魂记》或《电话谋杀案》等作品来，这个做法要明智得多。但下一次由谁来演郝莉·戈莱特利呢……实在想不出具体的名字，真是很为难。还请大家看书的时候，想一想什么样的演员适合郝莉。

……

乔治·普利顿曾说，未来，卡波特大概将作为非虛构作家——而不是小说家，被人们铭记。我不这么认为，或者说，我不愿意这么认为。的确，以《冷血》为代表的卡波特的“非小说”，品质高妙而有意味，有其过人之处。但是无论有多好，《冷血》毕竟只有一部。卡波特作为作家的本来领域，我相信还是在小说世界中。在他的故事中，人们怀有的纯洁及其不久之后的去处，被描绘得无比美好、无比悲伤。那是只有卡波特才能描绘出的特别世界。还是高中生的我就是被那个世界所吸引，才得以体会到小说这一事物的深奥之处。

主人公“我”相信郝莉·戈莱特利曾经拥有的“纯洁”这一羽翼，并决定一直相信下去。像他一样，我们也相信《蒂凡尼的早餐》中所描绘的美好而变幻无常的世界。说这是童话也好。不过，真正优秀的童话，能够用它独有的方式，给予我们生活下去所需要的力量、温暖与希望。

而小说家杜鲁门·卡波特，则用实例鲜明地告诉我们，所谓优秀的童话到底是什么。

(赵玉皎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