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玉蓉编著的这本《书边闲语》从民国时期的北京《晨报》、上海《申报》、《民国日报》和天津《大公报》的副刊中，精选了现代著名作家的序跋和书评作品83篇。阅读此书，听文人漫谈古今，看文人纵论世道，捡拾精言妙语，感受心灵撞击。

孙玉蓉从民国时期的北京《晨报》、上海《申报》、《民国日报》和天津《大公报》的副刊中，精选出现代著名作家的序跋和书评作品，编成这本学术性较强同时又极具可读性的书：《书边闲语》。这本书给我们的第一个印象，是它的角度是全新的。第二个印象，是作品的年代分布不均。第三个印象，是书中除了有关文学的作品外，也注意选收了数篇有关史学的序跋和书评，而且是极有特色的。第四个印象，是它具有极好的史料价值。

《书边闲语》由孙玉蓉编著。

前言

序跋篇

 《呐喊》自序

 《致死者》序

 《第二个狒狒》引

 《朝雾》序

 《西山之云》序

 《边城》题记

 给E.G.

 《儿童故事》序

 《文艺丛刊·小说选》题记

 为程小青先生写的《霍桑探案》序

 《落叶》序

 《寄小读者》四版自序

 《记丁玲女士》跋

 《诗与真》自序

 《现代散文选》序

 《苦茶随笔》序

 《推背集》前记

 《劫灰集》自序

 《旧梦》诗序

 《旧梦》诗序

 《平民诗选》序

 《诗刊》弁言

 《一切的峰顶》序

 《长生诀》序

 《以身作则》后记

 序洪深《戏的念词与诗的朗诵》

 序《健飞的求婚》

 《吴虞文录》序

 《世界语名著选》序

 《西行日记》序

 《末吾集》序

 《人心与人生》初版自序

 写在《在晓庄》之前

 《孩子的书》自序

 论救救孩子——题长之《文学论文集》后

 《现代中国作家评论选》题记

 《革命史谭》序

书评篇

 《呐喊》

 读《海的渴慕者》

 评《玄武湖之秋》

 读郭沫若的《橄榄》

 评《朝雾》

 《花之寺》

 评张恨水《啼笑因缘》

 施蛰存短篇小说集《梅雨之夕》

 读《心病》

 论老舍《离婚》

 读茅盾的《子夜》

 《虫蚀》里的三部曲

 评《出奔》

 《南行记》

 读《还魂草》

 《憩园》

 读了《心狱》以后

 读《少年哥德》后

 《母与子》

 《屠场》的批评

 《西线无战事》

 从《双城记》说起

 杂论《十日谈》

 关于《野性的呼声》及其他

 《约翰·克利斯朵夫》

 《被侮辱的与被损害的》

 《欧游杂记》

 《画廊集》

 评《画梦录》

 《志摩的诗》

 新诗评——郭君沫若的诗

 刘大白的《秋之泪》

 林庚的诗集《夜》

 再论《马凡陀的山歌》——文艺书简之十二

 《邮吻》

 评三宅俊成《中国风俗史略》

 《在晓庄》

 论儿童创作——读《我的希望》

 读乐嘉藻《中国建筑史》辟谬

 《文艺心理学》

 悼《文学季刊》

 评《文学》

 我如何作书评

 谈书评

 刘西渭先生的苦恼

 我对于书评的感想

论救救孩子——题长之《文学论文集》后

周作人

李长之君在北大理预科时我就认识他。他学过生物，又转习哲学，爱好文学，常写些批评文。这回要选集了出一本书，叫我写序，这个我当然愿意作，虽然我的文学小铺早已关门，对于文学不知道怎么说好，但是我相信以李君的学力与性格去做文学批评的工作总是很适当能胜任的。所以关于本题权且按下不表，我在这里只能来说几句题外的闲话罢了。

我读李君的文章留下印象最深的一点是他对于儿童的关切。在现今的中国，我恐怕教育上或文艺上对于这个问题不大注意久矣夫已非一日了罢。说也奇怪，家里都有小孩，学校内和街上也都是，然而试问儿童是什么？谁知道！或者这是一种什么小东西子罢，或者这是小的成人，反正没有多大关系。民国初年曾经有人介绍过蒙德淑利的《儿童之家》，一时也颇热闹，我在东南的乡下见到英文书也有十种之谱，后来我都寄赠给北京女高师，现在大约堆在什么地方角落里，中国蒙德淑利的提倡久已消灭，上海大书店所制的蒙氏教具也早无存货罢。幼稚园，这实在可称为“儿童之园”，因为正式列人教育统系的缘故，总算至今存在，似乎也有点只幼稚而不园，福勒贝尔大师的儿童栽培法本来与郭橐驼的种树法相通，不幸流传下来均不免貌似神离，幼稚园总也得受教育宗旨的指挥，花儿匠则以养唐花扎鹿鹤为事了。听说现代儿童学的研究起于美洲合众国，斯丹莱霍耳博士以后人才辈出，其道大昌，不知道何以不曾传人中国？论理中国留学美国的人很多，学教育的人更不少，教育的对象差不多全是儿童，而中国讲儿童学或儿童心理的书何以竟稀若凤毛麟角，关于儿童福利的言论亦极少见，此固一半由于我的孤陋寡闻，但假如文章真多，则我亦终能碰见一篇半篇耳。据人家传闻，西洋在十六世纪发见了人，十八世纪发见了妇女，十九世纪发见了儿童，于是人类的自觉逐渐有了眉目，我听了真不胜歆羡之至。中国现在已到了那个阶段我不能确说，但至少儿童总尚未发见，而且也还未曾从西洋学了过来。

自从文章上有救救孩子的一句话，这便成为口号，一时也流行过。但是怎样救法呢，这还未见明文。我的“杞天之虑”是，要了解儿童问题，同时对于人与妇女也非有了解不可，这须得先有学问的根据，随后思想才能正确。狂情是不可靠的，刚脱了旧的专断便会走进新的专断。我又说，只有不想吃孩子的肉的才真正配说救救孩子。现在的情形，看见人家蒸了吃，不配自己的胃口，便亟着要把“它”救了出来，照自己的意思来炸了吃。可怜人这东西本来总难免被吃的，我只希望人家不要把它从小就“栈”起来，一点不让享受生物的权利，只关在黑暗中等候喂肥了好吃或卖钱。旧礼教下的卖子女充饥或过瘾，硬训练了去升官发财或传教打仗，是其一，而新礼教下的造成种种花样的信徒，亦是其二。我想人们也太情急了，为什么不能慢慢的来，先让这班小朋友们去充分的生长，满足他们自然的欲望，供给他们世间的知识，至少到了中学完毕，那时再来诱引或哄骗，拉进各派去也总不迟。现在却那么迫不及待，道学家恨不得夺去小孩手里的不倒翁而易以俎豆，军国主义者又想他们都玩小机关枪或大刀，在幼稚园也加上战事的训练，其他各派准此。这种办法我很不以为然，虽然在社会上颇有势力。蒙德淑利与福勒贝尔的祖国都变成了法西斯的本场，教育与文艺都隶属于政治之下，壮丁已只是战争之资料，更何论妇女与儿童乎，此时而有救救孩子的呼声，如不是类似拍花子的甘言，其为大胆深心的书呆子的叹息盖无疑矣。

天下之书呆子少而拍花子多盖不得已之事也。老实说，我对于救救孩子的呼声一点儿都不相信，李君对于欺骗小孩子的甚为愤慨，常有言论，这我最有同感。教育家不把儿童看在眼里，但是书店却把他们看在眼里的，这就是当作主雇看，于教科书之外再摆出些读物来，虽然他们如亲自到柜台边去却也仍旧要遇着伙计们的白眼的。中国学者中没有注意儿童研究的，文人自然也同样不会注意，结果是儿童文学也是一大堆的虚空，没有什么好书，更没有什么好画。在日本这情形便很不相同，学者文人都来给儿童写作或编述，如高木敏雄，森林太郎，岛崎藤村，铃木三重吉等皆是，画家来给儿童画插画，竹久梦二可以说是少年少女的画家，最近如田河水泡画作的《凸凹黑兵卫》的确能使多多少少的小儿欢喜笑跳，就是我们读了也觉得有兴趣。可惜中国没有这种画家，一个也没有。——可是这有什么法子。第一，实在天不生这些人才。第二，国民是整个的，政客军人教育家文士画师，好总都好，坏也都坏，单独期望谁都不成，攻击谁也都不大平安。李君却要说话，这是我所最佩服的。我也记不清是那几篇文章了，也不知是批评出板还是思想那一方面的权威了，总之我记得的是李君对于儿童的关切，其次是说话的勇气，不佞昔日虽曾喜谈虎，亦自愧弗如矣。

李君的书是批评论文集，我这样的乱说一番，未免有点文不对题。但是我早同李君说过，我写序跋是以不切题为宗旨的。还有一层，我说李君对于儿童的关切等等，即使集中很少这些论文也并不妨，反正这是李君的一种性格，我不敢论文，只少少论人而已。至于论人假如仍旧论得不切题，那么这也就包括在上文所说之内，请大家原谅可也。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日，识于北平。

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1934年12月8日

P87-90

我们从民国时期的北京《晨报》、上海《申报》、《民国日报》和天津《大公报》的副刊中，精选出现代著名作家的序跋和书评作品，编成这本学术性较强同时又极具可读性的书：《书边闲语》。这本书给我们的第一个印象，就是它的角度是全新的。一方面，从这些作品中，可以很自然地反映出当时的报纸副刊的特色和它的学术水平，可以说当时的报纸副刊对于活跃京津沪三地的文坛，促进文学创作的发展，提高广大读者的阅读欣赏水平，都起了很好的作用。另一方面，我们又可以从这些作品中，看到报纸副刊所反映出的现代文坛的一个侧面，即：不同时期不同地点活跃着的不同作家和产生着的不同作品以及他们所关注的热点问题。

这本书给我们的第二个印象，是作品的年代分布不均。全书共收作品83篇，按作品的性质，分为“序跋篇”和“书评篇”两部分：其中序跋作品37篇，时间起于1921年6月，止于1946年9月；另有书评作品46篇，时间起于1922年11月，止于1949年1月。在这前后二十余年的时间跨度中，竞有近十年的空白期，这就是抗日战争时期。这是历史造成的事实，我们也不必讳言的。

这本书给我们的第三个印象，就是书中除了有关文学的作品外，也注意选收了数篇有关史学的序跋和书评，而且是极有特色的。徐志摩在《<落叶>序》中，说顾颉刚先生“就在每天手拿着饭著，每晚头放在枕上的时候，还是念念不忘他的《禹》与他的《孟姜女》！这才是做学问”。顾颉刚做学问锲而不舍的精神和严肃认真的态度，在他给陈万里写的《<西行日记>序》中就清晰地表现出来了。1925年2月至7月，陈万里受北京大学的委派，曾陪外国人去敦煌考察，这使他有机会“做长途的搜奇探险的工作，如徐霞客一般”。《西行日记》则详细记载了他敦煌之行的所见所闻和所感。顾颉刚以他历史学家的眼光，敏锐地看到了陈万里《西行日记》一书的难能可贵之处，他热情称赞陈万里的《西行日记》为将来的游记开出了一个新方向，集考古学、民俗学、地理学、语言学等等材料于一书，记出了从来在书本上见不到的东西！顾颉刚的序文，也为后来从事考古工作者指出了一条综合考察之路。

另一篇关于史学的书评是我国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撰写的《读乐嘉藻(中国建筑史)辟谬》一文，作者对错误百出、“连一部史书最低的几个条件都没有做到”的三卷本《中国建筑史》，择其要点，进行了有理有据的辩驳，条分缕析，清本正源。他认为对这样的一部书，如果不去批评它，那就“太损中国人治学的脸面”了。从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了尊重科学，一身正气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形象。

还有书中选收的梁漱溟的《<人心与人生>初版自序》一文，也有着它特殊的意义。《<人心与人生>初版自序》作于1926年5月31日，发表在1927年1月19日《晨报副刊》，然而，《人心与人生》一书却是在50年后才写成的。1927年1月8日，作者在《初版自序》的“附识”中说：他当时已应北京学术讲演会和北京大学哲学系同学会的邀请，拟在寒假期间为他们做连续讲演，讲题定为《人心与人生》，刚好是作者准备着手写定的旧稿，他很想籍这次讲演的契机，促成《人心与人生》这部书稿。他先发表序文，是为了让拟听讲演的人们知道讲题的来由。讲演如期进行了，而书稿却一直未正式着笔撰写，只保存下了讲词记录。60年代初，作者虽然开始着笔写作，却因各种原因，时写时辍，直至1975年夏天始告完稿。1984年9月，学林出版社出版了《人心与人生》一书，作者只在《书成自记》中，略述了成书的经过，而早年的《自序》却未能收入书中。了解了《人心与人生》的成书过程，或是阅读了《人心与人生》全书之后，再去读他早年的《自序》，我想：每个人都会有一些感慨的。  这本书给我们的第四个印象，是它具有极好的史料价值。书中所选作品都是初次发表的，当它们被主人结集出版的时候，多少总会有改动的地方。如：周作人写的《论救救孩子——题长之<文学论文集)后》一文，收入他的《苦茶随笔》时，题目改为《长之(文学论文集>跋》。又如：唐锼的《<推背集>前记》一文，收入《唐锼杂文集》时，文章增补了大段的文字。相比之下，鲁迅的作品是改动最少的，因此，给我的印象也最深刻。如：在鲁迅的《(呐喊>自序》中，有一处描写老朋友钱玄同与他交谈的话，初发表时是这样写的：“有一夜，他翻看我那古碑的钞本，发了研究的质问了。”这句话到了《鲁迅全集》中，就变成了：“有一夜，他翻着我那古碑的钞本，发了研究的质问了。”我反复诵读，总觉得初发表时所用的“翻看”似乎比《全集》中的“翻着”一词更精彩，更传神。从版本学的角度看，可以说这本书不仅为文学研究工作者和文科教学工作者提供了现代作家作品初刊的史料，而且为文学爱好者提供了比较阅读不同版本序跋作品的乐趣。

从现代文学史的角度看，本书所选的作家作品是有局限性的，而这也恰好反映了我们所选的民国报纸副刊的局限性。这些作品的组合，或许并不能使读者感到满意，那么，就请您把宝贵的意见告诉我们，不久的将来，我们也许还有弥补缺憾的机会。

本书的资料搜集工作是我们编选组共同完成的，我们曾经为查找到的每一篇精彩作品而感到喜悦。作为本书的编者，我所做的只是精选作品和集成的工作。这套丛书的结集出版就是我们愉快合作的最好纪念。

孙玉蓉

1997年7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