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铁凝的文字在当今文坛，无异于山涧清泉，给繁忙的心灵带来一丝自由呼吸的空间，令人置身其中，感悟生命的纯真。她的文字，没有华丽的修饰，亦无虚伪的做作，唯有质朴。阅读铁凝的小说，宛若身边的朋友，在耳边，娓娓道来，诉说着日常琐事，讲述着她的经历，她的见闻。既没有时代的隔阂，也无心灵的阻碍，让读者在不知不觉中融人她所构建的文学世界中，随着小说中的人物同喜，同悲，一起愤怒，一起经历生活的百态。本书是她的长篇小说代表作之一。

铁凝是当代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是当代中国文化的代表人物。我们遴请多位著名画家插图，以图文本丛书形式出版她迄今为止创作的四部长篇小说。以这种形式出版一位作家作品，在新中国六十年的文学史及出版史上，尚无先例。

本书为丛书之《无雨之城》。

葛佩云的生活方式基本保持了二十年前她在乡村的样子。她不讲究穿戴，不讲究饮食，不用化妆品，不爱逛商店，不会使用很多种家用电器尤其害怕吸尘器和滚筒式洗衣机的巨响；她不关心政治，不留意丈夫在电视屏幕上的形象，不穿高跟鞋不喜欢出去上班，从来不给任何人写信也没有接到过任何人的信：她只穿布底鞋而且为防止鞋垫跑出来老是在鞋窠旯里摁上一枚图钉；她不抽烟不喝酒不打麻将，和丈夫做爱时永远默默地睁着眼。

这是一个对周围事物没有任何影响力的女人，同样她也很难被周围的事物所影响。比如她的往鞋窠旯里摁图钉，她的丈夫普运哲就多次提醒过她，提醒她改掉这个习惯，说她现在的身份不同以往，她是副市长夫人。她微微一笑说：“要是走着走着路鞋垫从鞋里跑出来，不是更不像副市长夫人？”她并不是有意要和丈夫作对，只是相信以图钉固定鞋垫最为稳妥，这方法是从前她在家乡读小学时，从一个乡村女教师那里学来的。

葛佩云只读过四年小学，后来父母双双瘫痪，她就退学在家，一边照顾父母一边下地干活儿，成了全村最可怜的孩子。后来普运哲下放到葛佩云的村子，分配在生产队喂牲口，有村人打听到他的底细，知道他是城里一个工厂的技术员，在厂里犯了事(大约是对“四人帮”不敬一类的事)才被打发来的，就把葛佩云给他做了介绍。介绍人说，你们两个人一个出身好家境不好，一个虽是城里人可一身的问题，两人互相将就一下成个家吧。那一年葛佩云二十六岁，普运哲比她大两岁。

葛佩云和普运哲成了家，有了女儿。不久葛佩云的父母双双病逝，普运哲充当孝子，按照乡间习俗为他们披麻戴孝，摔盆打幡送了终。普运哲的仁义孝顺赢得了村人的敬重。人们早已忘记他本是个被改造的对象。他们相信他的见解，乐意采纳他的主意。当方圆几百里的农民连赶集卖花生米都不敢时，普运哲已经半是公开半是秘密地为大队办起了塑料加工厂。他通过村人的一个在北京约仁堂药房做事的亲戚，带上重礼去北京，一举取得向约仁堂提供蜜丸注塑包装盒的专利，村民的生活悄悄地富起来。后来做了市长夫人的葛佩云常常惊异自己的丈夫那时就熟悉了这种套数。当一九七六年那个著名的十月到来之后，当中国人已经相当公开地探讨生财之道，相当公开地羡慕富裕生活的时候，普运哲已经举家离开乡村。他先是被任命为县工业局局长，以后又做过副县长，然后是长邺市经委副主任、主任、副市长，直至今天的常务副市长。

葛佩云跟随着丈夫从乡村到城市，经历了一系列眼花缭乱的起伏，目前被基本固定在这幢单门独院、上下两层、五室一厅的市长住宅里。对于这样的生活变更，她惟一不断在心中重复的感叹就是“善有善报”。她和普运哲都是善人。普运哲的才能和内心，葛佩云并没有更多的了解，她只知道他是可以信赖的，跟着他她就受不了罪。既然守住丈夫过日子就是目的，她又有什么必要增加对他的了解呢？去年当惟一使她受过累的女儿顺利考上北大外语系之后，葛佩云就更没有什么可以挂心的事了。

她无所事事：隐约的自卑感又使她不愿意和其他几位市长夫人来往，她的大部分时间是关起门来看电视。她常常把自己看得昏天黑地迷迷糊糊，直看到电视屏幕上下起雪花，她也歪在沙发上睡了过去。深夜开会归来的普运哲几次见过电视“下雪”而葛佩云昏睡的场面，这场面令他心中充满无奈的疲惫。他闭掉电视轻声叫醒她——只有他自己明白他的这种轻声与其说是对妻子的关怀，不如说是职业习惯所致——他时刻留意着自己在市民面前的形象，这种留意甚至转化成在家庭里的下意识。这时他觉得葛佩云像是随意沦落在街头或者车站的一个市民。

他们洗漱，然后上床，大部分时间各睡各的，大部分时间普运哲被公务搞得精疲力竭。偶尔他也主动地亲近葛佩云，那时她并不拒绝也谈不上愿意。然后他们各自做着各自该做的，他们从不交流各自在这方面的感受。再说他们也确实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尤其葛佩云，对此更没有过从里到外的快乐。多年来对此她只产生过一次轻微的异常感，那是她第一次睡在席梦思床上，那时她只觉出一阵阵头脑的晕眩和腿脚的自在。她并没有把这种感觉讲给普运哲，她想也许这是下流的。之后，她便觉出和在土炕上没什么两样。

普运哲通常在事情过后舒缓地抽一支烟才能入睡，只有一支烟才能使他刚才那颗皱皱巴巴的心得到放松。然而她究竟有什么过错呢？普运哲一边抽烟一边想。她从不惹是生非，也没有任何个人的、亲戚的事麻烦他，她甚至缺少正常的消费。但是普运哲却感到他那颗皱皱巴巴的心是越来越皱巴了。他想，这便是忍受吧。

近来葛佩云也逐渐地看出了这一点。

首先是深夜归来的普运哲不再把沙发上的葛佩云轻声唤起；然后当普运哲提出分房睡觉时，葛佩云也没有表示不愿分。从此他睡到了葛佩云的楼上。还有，从前普运哲的衣服都是衣柜里有什么就穿什么，现在他常常讲出款式写信让在北京念书的女儿购买。就连脚上的袜子他也做了更新，他不再穿葛佩云为他购买的那种半透明尼龙丝袜，他会根据不同的鞋变更不同的袜子：有时候是纯羊毛和半羊毛，有时候则是纯棉线袜。他也不再穿那种某家鞋厂赠送领导试穿的酱色皮鞋，有一回他竟穿了一双长邺市官员从未涉足过的乳白色软底皮鞋，这双鞋使葛佩云心中一阵无端地郁闷。粗中有细，女人总是优于男人的。

葛佩云不是一个精明的女人，可她是个女人，是个有丈夫的女人。葛佩云不是一个职业妇女，可丈夫的职业使她耳濡目染也养成了一种判断商品的本能。环顾他们这五室一厅的住宅，环顾她一身上下，从衣料、毛衣、毛线、毛毯，到手表、打火机、吸尘器、洗衣机、提花窗帘、补花台布、电饭煲、高靠背餐椅……几乎全部属于旁人的赠送。许多年来葛佩云就好像生活在一个由旁人的意愿组装的货品仓库里。她已习惯这样，因为那些送礼上门的人大多与她有着同样的审美情趣，所以她的接受只能使她省心，使她免却站在百货商场的柜台前犯踌躇。

但是对于这双白皮鞋，葛佩云本能地发觉它并非出自那些普通送礼者之手。她看出它的与众不同，又从心理上本能地排斥它，她把它看成是自己这个营垒的对立面。它新鲜、陌生又咄咄逼人，它被普运哲精心地挂在大门背后的鞋架上带着一种挑衅的气势。于是在一个早晨，葛佩云借故鞋架上穿不着的鞋太多，把那双白鞋拿了下来。

P9-11

读者面前的这套图文本丛书，是由我的四部长篇小说和四位画家特为小说所作的插图组成。创意者当属湖南文艺出版社。

关于这四部长篇小说，我不打算在读者面前多嘴；想要饶舌几句的，是文字以外的“图”。

我在《怀念插图》一文中曾经写到，在我童年和少年的阅读记忆里，小人书和带插图的小说占有很重要的位置。比方上世纪六十年代看贺友直先生绘制的连环画《山乡巨变》，有一个中间人物名叫亭面糊的与人喝酒，画面上两人围一张破方桌，桌中央一碟下酒菜。那碟中的菜不过是贺友直先生随意画出的一些不规则的块状东西，却叫我觉得特别香，引起我格外强烈的食欲。这可笑的感觉一方面基于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另一方面由于我对“吃”的特别敏感，因而忽略了贺友直先生在连环画创作上的造诣本身。但不管怎样，连环画《山乡巨变》已被我牢记在心了。又比如少年时读前苏联很多带插图的惊险小说，觉得正是那些画得很“帅”的插图帮了我的忙，使我能够更加身临其境，对特务和“好人”有了如同看电影般的直接认识，也使小说变得更加生动而有光彩。很多文学作品的插图，就因为它们自身特有的审美价值，还被单独印制成明信片以供爱好者欣赏。上世纪七十年代我曾觅得—张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白夜》的版画插图明信片：白夜时分的涅瓦河畔，少女倚住桥栏，微垂着头等待着对她有过允诺的恋人归来……黑白画面传达出的那种单纯而又惆怅的情调，唤起人一种莫名的宁静和忧伤。我把它压在书桌玻璃板下很名年。

我第一次读孙犁先生的小说是在二十岁以前。当时除了被孙犁先生的叙述所打动，给我留下印象的便是画家张德育为《铁木前传》所作的几幅插图。其中那幅小满儿坐在炕上一手托碗喝水的插图，尤其让我难忘。小满儿是《铁木前传》里的一个重要女性，我以为她是孙犁先生笔下最富人性光彩的女性形象。画家颇具深意地选择并画出作家赋予小满儿的一言难尽的深意，他作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那帧插图的艺术价值并不亚于孙犁先生这部小说本身。我曾经觉得，中国画和油画相比，后者在表现人物深度上显然优于前者。但张德育先生的插图，用看似简单的中国笔墨，准确、传神地表现出一个文学人物的血肉和她洋溢着别样魅力的复杂性格，实在让人敬佩。张德育先生为创作几张插图，还专门去冀中乡村体验生活。这种对待艺术的严肃态度，今日闻之，感慨更多。

今天的我们生活在媒体爆炸的时代，网络、电视和各种影像叫人目不暇接，插图和小人书也渐渐离我们远去。我仍然怀念这些如今看起来经济效益低下、又是“费力不讨好”的绘画品种，不单是对旧日的追忆，我坚信那些优秀的插图和小人书永远会有它们独立的价值。它们不是机器的制造，而是出自人心的琢磨和人手的劳动，因此散发着可嗅的人的气息，真正是画家的血肉同他所塑造的形象之间饱满的融合。

感谢鲁迅美术学院的四位画家李征、徐宝中、刘天舒、王慧娜为我的小说所付出的创造性劳动，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在电脑不断“挤压”着人脑的现实中，艺术家这番耗费了大量时间、体力和想象力的劳动尤为宝贵。这些被再度创造的作品对我来说，更有一种文学不能替代的价值。

感谢湖南文艺出版社，在一个追求“快”的时代，却特别选择了这样一种“慢”而“笨”的形式。责编亦不辞辛苦，寻觅画家，登门求索，用心执着。

我还要特别感谢著名画家、中国文联副主席冯远先生，当他得知这套书的创意后，热情地帮助联络画家，且细心向笔者和出版社逐一介绍几位画家各异的创作风格。每逢想起，便十分感动。

想要告诉读者的还有，成此短文时，我尚未看到四位画家的插图作品，因此对他们笔下的创造更有一种新鲜的期待。这感觉就如同人们在生活中的愿望：虽然我们正在生活，但我们总还有理由去喜欢和享受那被创造过的生活。艺术家的劳动即是这样的创造之一种。

2008年8月17日

铁凝写了四部长篇小说，犹如种了四棵大树。《玫瑰门》是种植在悬崖上的松树，有一种奇峻之美。《无雨之城》是春意盎然时节在江畔插下的杨树，有一种悠闲之美。《大浴女》是满树红花的凤凰树，有一种神圣之美。《笨花》是华北平原上的一棵大槐树，有一种凝重之美。

——贺绍俊 著名文学评论家 曾任《文艺报》常务副主编 《小说选刊》杂志主编

刘天舒为《大浴女》的插图采用木刻形式，颇有鲁迅时代的意味，在人物形象的刻划上不重具体的形象，而着重心理活动和肢体语言。通过黑白、动静之间的对比来营造气氛。附着画面的文字独具匠心，既是心理的暗示和对原著的联想，也是画面上的一片灰色，中和了强烈的黑白反差，同时也是插图艺术独有的手法。

徐宝中和王慧娜的插图采用素描手法，在风格上都有东北的乡土现实主义油画的造型特征，这种表现拉近了生活的距离，有浓厚的地域特色。但在具体的处理上，两者还是有很大的不同。徐宝中的作品除了个性化的造型方式外，在情境表现上则是力求真实地再现文学的情节。他似乎是截取现实场景的一个局部，将镜头近距离地对准人物，人物的活动处于一个情节的瞬间，这个瞬间连接了故事的前后关系，如同经典的剧照，准确地把握了故事的高潮。这种不求完整的构图也加强了画面的现场感，使读者通过画面直接进入情境的联想。王慧娜的插图灰色运刚较多，好像有一种时间的距离，从记忆中浮观出来的画面。她作品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人物形象的刻划，略显夸张的表情描绘入木三分地表现了人物的性格，不同性格的对比也深刻地反映了那个时代人的境遇，善良与虚伪、美好与丑恶，部刻划存人物的表情上，真正做到了对文学作品的视觉诠释。

李征的插图采用水墨的形式，深厚的笔墨功底和扎实的造型能力使人感到现实主义传统的回归。李征的风格在忠实于原著的基础上还原“历史”，他不追求特定的情节，而是将历史定格在真实的场面，环境、道具、服饰，甚至人物的形象，都像是历史的复原。这说明他不仅仔细地研究原著，还对那个时代的乡土文化进行了考古般的研究。

——易英 著名美术理论家 中央美院博士生导师 《中国美术研究》杂志社社长 《世界美术》杂志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