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中国公学校史专著，文风易读好看，中国公学是大学独立、自由精神的最佳写照！

《光荣与梦想(中国公学往事)》以时间为经，以人物活动为纬，讲述了初起于留日学生爱国风潮，最终消逝在日军侵华炮火中的中国公学近30年的校史。一大批人大鼎鼎的中外人士或执教于此(胡适、梁启超、沈从文)，或求学于此(胡适、冯友兰、吴晗)，或讲演于此(罗素、梁启超)……见证了它由创立、发展，到升格为大学，直至炯消云散的历史变迁，堪称一个时代的缩影。本书由章玉政著。

《光荣与梦想(中国公学往事)》以时间为经，以人物活动为纬，讲述了初起于留日学生爱国风潮，最终消逝在日军侵华炮火中的中国公学近30年的校史。中国公学是中国近现代史上较早的私立大学之一，由爱国留学生发起、依靠民间集资创办的一所私立学校，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在这所存在时间不到30年的学校，先后有一大批现代史上大名鼎鼎的中外人士与它有密切联系，他们或执教于此(胡适、罗隆基、沈从文……)；或求学于此(胡适、冯友兰、张兆和、吴晗、罗尔纲……)；或讲学演说于此(梁启超、于右任、罗素……)。

《光荣与梦想(中国公学往事)》围绕中国公学校史上几个重要掌校人(职位等同于校长)创办、发展这所学校的历程，讲述了它成立、升格为现代大学，乃至烟消云散的历史变迁。同时，作者章玉政在叙述每一个历史人物办学之余，对他们的人生故事、重大经历也倾注了大量笔墨。

导读 中国公学：近代大学的光荣与梦想

序篇：少年胡适在中国公学

扎着小辫子的“新人物”

“做一个完完全全的国民”

脚气病“催”出白话先锋

退出公学，自办新学

“应有天涯感，无忘城下盟”

姚宏业：我之死，为中国公学也

“湘省士风，云兴雷奋”

不取消规则，就集体归国

中国公学的诞生

一腔热血化碧波

不葬岳麓，不足以惊国人

郑孝胥：中国公学的“官方代言人”

办学伊始“雪中送炭”

“牵线搭桥”共渡危难

出任监督主持大局

四方“联姻”筹建校舍

渐行渐远吊诡人生

王敬芳：斜阳屋色红于火，不见当年起屋人

四处求人的“财政大臣”

“明年必筹得公学建筑金”

孙中山开了张空头支票

不忍见亡友遗泽湮没

“王敬芳不过某党系人”

“斜阳屋色红于火，不见当年起屋人”

梁启超：大学的梦想与实践

缘续中国公学

酝酿升格大学

邀请罗素“助阵”

罗素提前谢幕

终挂大学招牌

舒新城：“新教育运动”的想象天堂

踯躅于新旧教育之间

“一见钟情”结缘中公

风潮再起力挽狂澜

道尔顿制开辟“自由园地”

情书一天能接十数封

何鲁临危受命任校长

胡适：临危受命，开创黄金时代

戴上“紧箍”

“不要抛弃学问”

“自由天堂”

平生风义

人权论战

“鹦鹉救火”

“与公学何干”

“不许辞职”

迁回北京

杨亮功：公学中兴的幕后功臣

偶然入中公

啃下“硬骨头”

学生“挑”名师

传奇“夫妻档”

“铁腕”正学风

奔走为立案

缘定胡适之

沈从文：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第一次上课，见你们人多，怕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忽然爱上了你”

“你的顽固即是你的幸福”

“许我在梦里，用嘴吻你的脚”

“乡下人喝杯甜酒吧！”

马君武：站在转折的风暴口上

两写校歌

“新娘出嫁”

突遭免职

风潮骤起

教授被捕

左右为难

火上浇油

一声叹息

尾声：象牙之塔的最后挽歌

朱经农：牺牲自己，来作缓冲

邵力子：惟是教育，首重精神

潘公展：反对抗日，被扔石头

樊仲云：两虎相斗，各受其伤

蔡元培：弦歌已远，梦犹飘零

胡适：停就停了，何必恢复

后记

中国公学大事记

胡适担任中国公学校长，基本上是无为而治，校务工作基本交给副校长杨亮功处理。杨亮功在一篇回忆文章里说：“胡先生主持中国公学，除有关校务的重要政策须亲自参与决定外，余多不大过问。胡先生自兼文理学院院长，并兼每周两小时的功课，他每星期四来学校一次，重要校务，多在此时商讨。有时学校有重要集会，或纪念周请外人来校讲演，胡先生亦随时到校主持。”

这是胡适一生之中最闲暇的时间。据胡颂平说，胡适约有100万字的学术论著，都是在任中国公学校长这几年完成的。胡适自己也说这是他的大生产时期。

胡适少年成名，一生在多个领域开风气之先，引领潮流，但他对于自己的角色定位始终是个“穷书生”，以读书、著述、教授为平生最大的追求。

在中国公学毕业生史次耘的脑海里，一直铭刻着他第一次见到胡适的情景：

民国十八年夏我考入中国公学，记得第一次去校长室见适之校长时，他穿一件白色的夏布长衫，很是潇洒的样子，我便开门见山向他请教如何读书研究的问题，他说：“做学问并不难，最要紧的须持之以恒，把一个问题彻头彻尾去研究，更要具有实事求是、寻找真理的精神。”他说话时，语调清晰，态度和蔼，温文儒雅，给我第一次印象，觉得他是一位做学问的好校长，私自庆幸能进入中国公学读书是有福的。

虽然社会事务繁忙，且不常到校，但胡适还是坚持兼任中国公学文理学院院长，并为学生开设“中国文化史”课程。每周四，他到校一天，上午处理校务、接待宾客或学生，下午上课。这门课，没有现成的讲义，胡适每次上课抱着一大堆参考书，从容不迫，侃侃而谈，很快就口口相传，以至成了公学里最火的一门课程。据当年曾选修这门课的江厚垲回忆：

每逢上这一课，全校更加热闹起来，选课的固然准时上课；不选这一课的同学，也来上课，甚至学校附近的“水产”、“商船”、“同济”的校外学生，也有慕名而来听课的，因此，这一课只好在大礼堂上课，把个能容千余人的礼堂，挤得水泄不通，连窗口都站满了人，可是听讲的虽然人多，而全场却鸦雀无声地静听这位胡圣人（那时候有人做文章，这样称呼他）滔滔不绝的演讲。上课时间，都在午后二时，若是在夏天，正是“夏日炎炎正好眠”的时候，然而，听胡先生课的人，从没有感觉疲倦而睡觉的。因为在心理上先就具有崇敬的观念，加之所讲的内容，又很充实而生动，最重要的，还是胡先生讲课的时候，每讲一段，都夹上几句诙谐、风趣，或者幽默的话，引起哄堂大笑，一笑之后，气氛轻松了，精神又恢复了。

这几乎是胡适时代中国公学学生共同的记忆。在中国公学旅台校友会编辑的《私立中国公学》一书里，多篇文章都提到聆听胡适上课的场景，其中罗佩光的回忆最具“现场感”：

胡先生那时不过三十七、八岁，夏天均穿西装，秋冬多穿浅灰色的哔叽长袍，英俊潇洒，笑口常开，春风满面，给人一种平易近人可亲可敬的印象。他授课从来不发讲义，由学生自作笔记。每次到课堂上来，都抱着五、六本厚厚的参考书，如《宋元学案》《明儒学案》、顾炎武《日知录》、戴震（东原）的《孟子字义疏证》和《原善》、梁任公的《清代学术概论》等，每讲到要引经据典的地方，很熟练的将参考书翻开，摘要写在黑板上，让学生抄写。

近阅杨副校长亮功先生所作《胡适之先生与中国公学》一文中说：“胡先生常告诉人，他每次上一小时的课，必须有四小时至八小时的准备”（见杨著《早期三十年的教学生活》）。近代文化史每周二小时，我想他至少要花半天到一天的时间准备，所以讲授的内容才那么丰富熟练生动而有系统，尤其他说的南方官话，发音清晰，口齿流利，很容易令人听懂。

他在开讲的时候，必先将要讲的内容，提纲挈领的概说一遍，或将大纲写在黑板上，然后逐段一句一句慢慢的讲，非常清楚明白，抑扬顿挫，甚为动听。讲到特别重要的地方，略为提高声调，庄重地加以说明。兴致高时，笑逐颜开，间或夹杂几句诙谐风趣的话，引得大家哄堂大笑，轻松愉快。讲到最后，再摘要复述一遍，增强听讲者的印象，并借此告一段落。而且在时间上，控制得非常恰当，下课钟一响，正好“刹车”，绝不致“有头无尾”或“拖泥带水”。

令中国公学学生们常常萦系在怀的，还有胡适充满温情和鼓励的题字。据中国公学毕业生张和重回忆，胡适每次到校的时候，都会在处理校务和授课之余，抽出一两个小时给同学们写字。只要自备纸墨，总是来者不拒。后来因为索字的人越来越多，学校便出台一个规定：每幅字要收两块钱的润笔费，由胡适先生带回家去写。所有的收入，供作学校图书馆添购书籍之用。

胡适所写的大多是勉励同学的白话词句，或是做学问的态度方法之类，如“为学要如金字塔，既能博大又能高”“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待人要在有疑处不疑”“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七分证据，不能说八分话”。这些条幅或对联，伴随着很多中公学生走过了激情满怀、豪情万丈的青春岁月，点燃了他们内心虽稚嫩却远大的梦想，影响深远。P158-160

中国公学：近代大学的光荣与梦想

胡适一生曾担任过两所大学的校长，一所是众所周知的北京大学，另一所则是湮没无闻的中国公学。

1952年12月23日，寄居美国多年的胡适应邀返台讲学，其间专程抽暇出席中国公学校友会举办的欢迎会。对于胡适本人来说，北大校长的辉光固然令他骄傲，但他执掌中国公学两年的过往却同样是一份荣耀、一份牵挂。

在胡适和这帮校友的心目中，尽管中国公学名气并不大，且早在几十年前就已伴随日军的炮火烟消云散，却因其特殊的历史地位而注定成为一种永恒，正如胡适在当天的致辞中评价说：“中国公学的‘校史’，实在可以算作中华民国开国史和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的一部分，它的光荣、它的价值，将是不朽的、崇高的。”

这是胡适所有的骄傲之所在，也是中国公学所有的骄傲之所在。事实上，作为近代中国最早的私立大学之一，从酝酿筹划的那一天起，中国公学就承载着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关于家国、关于大学的恢宏梦想与期许，深深地烙上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鲜明印记。

“教育救国”的呼喊与追寻

中国公学的命运，其实就是国家民族的命运。

中国的近代高等教育，是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与满脸鄙夷中诞生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教育救国”的共识下，退无可退的清廷痛定思痛，决定“双管齐下”：一方面在国内模仿西方大学创设一些新式学堂，如1895年创办的天津中西学堂，成为近代中国大学的肇始；另一方面，派遣大量年轻学子到日本留学，从1896年到1905年约十年间，至少有五万人在日本接受了各式教育，寻求崛起之道。

当时境地下，国人向西方学习，拜列强为师，显然并非出于本心，而是一种无奈而现实的选择：一旦时机成熟，振兴国内教育，才是真实的追寻。中国公学的诞生，便带有这样的意味。1905年12月，因抗议日本文部省颁行《关于许清国人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大批留日学生愤而回国，商定在上海自办一所学校，“以谋造成真国民之资格，真救时之人才也”。

学校定名“中国公学”，取意于“中国人公有之学校”，既带有强烈的对外自立色彩，又寄寓着鲜明的家国情怀：“中国公学不啻为中国民族能力之试金石也者，如能成立发达，即为全国之人能力优胜之代表也；如不能成立发达，亦即我全国人能力劣败之代表也。”在创办者们看来，中国公学就是国人独立梦、崛起梦的承载者和践行者，若不能成功，中华民族的未来也就无从谈起了。

胡适曾经说过：“中国公学的创办，在表面上是因为一部分留日学生反对日本政府取缔留学生的规定，大家回到上海，自动地举办学校，但实际上，这批留学生都是革命党人。教员中有于右任先生、马君武先生……这都是当时革命的中坚分子；同学中，大部分都参加了革命工作，如像但懋辛、熊克武……以及参加黄花岗之役的饶辅廷烈士，都是当时的同学。”一时间，中国公学确实成为了一个名副其实的“革命大机关”。

辛亥革命事起，中国公学里的革命力量更是如雨后春笋般悄然崛起，学生中约一半人都参加了革命党，“树勋立业之人多有出自中国公学者”。1911年夏，实际主持校务的干事王敬芳赴南洋群岛募捐，动员说服侨商“认捐银一百七十余万圆”，其间听闻孙中山亦正在海外积极筹款，遂慷慨承诺将此笔募捐移作革命军费。此举令孙中山十分高兴，当即也慷慨承诺，“俟成功后，本党照偿原款，并更加补助”。

由于这一因缘，在中华民国成立之后，尽管各省经费紧张，但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革命领袖一如前诺，毅然加入中国公学校董会，积极为之奔走募捐。黄兴、熊希龄更一度出任掌校之职，欲振公学雄风。中国公学在中华民国开国史上的地位，由此奠立。

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曾许诺拨办学基金300万元，只可惜，旋因“二次革命”潮起，中国公学校舍一度被占，只得暂行停办，补助基金亦无着落。此后数年，由于国内政局动荡不安，中国公学不时受到冲击，一直处于苟延残喘、步履蹒跚的挣扎阶段，停停办办，办办停停，所需费用，全赖校长王敬芳四方奔走，东挪西借，极力维持。

1921年，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研究系接手中国公学，决意告别政治，借助教育，投身新文化改造大业之中，“学生诸君当人人有自任心，极力从培养能力方面着想，总须将自己发展到圆满，方可对于中国不必悲观”。

在研究系执掌中国公学的七年内，“教育救国”不只是一种梦想，更成为一种实践。梁启超、张东荪等人筚路蓝缕，大胆突破，策划邀请西方哲学大家罗素到中国讲学，为中国社会的改造提供全新的视角。

只可惜，平静的校园总是无法抵挡战乱的侵扰。1927年2月，国民革命军挺进上海，吴淞又成战区，中国公学再度停课。代理校长张东荪也避走公共租界。群龙无首之际，一帮毕业班的学生动员校友何鲁接任校长，这样又维持了一年多的时间，后由没有任何政党背景的胡适接掌校务。

当时国民政府刚在南京奠都，时局稍稍稳定，中国公学迎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在胡适的主持下，中国公学坚持倡导民主和自由的办学风气，创造了学校历史上显赫一时的“黄金时代”。这也是中国公学最出人才的时期。

就在胡适辞职后不久，日本关东军借口“柳条湖事件”，悍然向中国东北发动进攻，翌日侵略沈阳。一时间，救亡压倒启蒙，校园里再也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  国民政府奉行的“不抵抗政策”，为中国公学带来了灭顶之灾。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军突然由上海租界出发，向闸北发起攻击，继而又进攻中国公学的“大本营”——吴淞，令其损毁殆尽，从此一蹶不振。

尽管“教育救国”的梦想一度遭遇挫折，但并没有终结。在后来的数十年里，中国公学的校友们始终秉持坚定的信念，与国家民族共存亡，抛头颅，洒热血，传薪火，孜孜不倦地寻求着国家的强盛、民族的独立，为中国近代的革命史、教育史写下了一个个美丽的传奇。

政治生态的投射与跌宕

国内时局的变迁，必然投射到各方政治势力的角逐与较量上。而中国公学，亦成为当时中国政治格局的一个缩影，见证着不同势力的兴衰存亡，书写着政治生态的盘根错节。

早期的中国公学，虽然是改良派与革命派并存，但两派势力均以“教育救国”为己任，并未过多掺入自身所属政治群体的主张。在管理体制上，实行学生自治，颇有试行民主政治之意。全校不设校长，只分执行部、评议部，“开会时，往往有激烈的辩论，有时直到点名熄灯时方才散会”。

1907年底，实际主持校务的王敬芳、张邦杰、黄兆祥三干事未经全体同学同意，决定修改校章，取消评议部，职员改由监督聘任。这无疑是对中国公学传统民主政治的一种挑战。双方僵持不下，最后167名学生干脆退出中国公学，自办了一个中国新公学，针锋相对，继续进行着学生自治的民主实验。

此次分裂，以新、旧中国公学合并为结局，并催生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较早的校董会，使得学校的管理规则又回到了民主政治、独立自由的基础上来，正如胡适后来所说，“这段为民主的教育制度而奋斗的历史，在中国教育史上也有其应有的地位”。

政治派系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进入中国公学，当始于梁启超的接手。在此之前，中国公学由王敬芳出任校长，但其精力已逐渐转移到福中公司的运营上，常在北京，根本无暇顾及中国公学。这为政治上颇为失意的梁启超提供了休养生息的大好时机。

梁启超及其同道所属的研究系（前身为进步党），是民国政治中与国民党针锋相对、冲突不断的一支重要力量，最终不敌北洋政府与安福系的联手出击，在新国会中全面败北。

梁启超接掌中国公学的初衷，仍是视之为“文化运动、社会事业、政治运动之重要基本”，期冀有朝一日重新组党，在政治上东山再起。尽管梁启超素来主张新教育改革，但由于这一出发点的设定，一旦改革影响到政治的主张，便不惜将之牺牲。

对于这一点，应邀到中国公学主持中学部大局的舒新城异常清醒，他后来曾写道：“他们当初虽不曾明白说要把中国公学作为政团的干部，但在下意识中希望要把它作为政团的基础，当时不能免的。而任何出钱出力的人必得要干其适合本愿的事业，也是普遍的心理。若果这事业干到与本愿相违的时候，第一是撤换代理人，第二是停止不干，这也是最普遍的办法。”

在中国公学任内，舒新城始终保持着超然的态度，全力推进新教育运动，主张实施道尔顿制，在新学制及课程设置方面提出许多新举措，但最终未能获得校方的完全支持。

唯一值得欣慰的是，在梁启超、张东荪的操持下，中国公学顺利完成了由中学向大学升格的重任。这是中国公学从艰难草创走向事业重振的一个鲜明标志，也是研究系在中国公学立下的最大功绩。

1927年4月，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并于次年完成了政权形式上的统一。为进一步巩固政治地位，国民党党部大力推行党化教育，这与当时正在中国公学里推行民主、自由理念的胡适产生了极大的冲突。1929年发生的“人权论战”，更令这一矛盾公开化、政治化。但当时国民党势力并未强大到可以纵横捭阖的地步，因而与知识精英之间的冲突更像是互相叫板。

局势的变化，出现在胡适辞职离去之后。1930年5月，马君武接掌中国公学，依旧坚持教育独立的方针，与国民党党部势力保持着“不合作”的态度，力图为教育留下一块净土。

但此时校内各种势力派系林立，甚嚣尘上，纷纷扰扰，风潮不断，以致校董会束手无策，只能听凭国民党党部势力的全面介入，“成了一个党员吃饭机关”。这是中国公学历史上最令人痛心的时刻。

其后，中国公学执掌人几经更迭，从邵力子到潘公展，到樊仲云，到熊克武，到吴铁城，各方势力，轮番登场，却终究未能重续中国公学的辉煌。“一·二八”事变的日军炮火，更如雪上加霜，直接撕碎了中公人的复兴梦。

在二十余年的办学历程中，除胡适掌校期间外，中国公学校内的风潮几乎从未断绝。各种利益群体、派系力量通过不同的途径，纷纷涌集到这个有着深厚革命传统的校园里，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上演着各自的大戏。主角与配角的轮换变更，便取决于其在政治舞台上的跌宕起伏。

当然，这种政治变迁的投射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中国公学实行民主政治所产生的不可避免的“副产品”，但学校的主业毕竟是办学，学生的主业毕竟是读书，过多地介入政治，同样是一种舍本逐末的做法，而无暇在学术成就、人才培养等层面有更大作为。

中国公学虽然在革命史、教育史上颇具地位，但日后声名不彰，留下无限遗憾。这，或许就是历史的悖论吧！

近代大学的光荣与梦想

1914年，身在美国的胡适写下《非留学篇》一文，重新检讨晚清政府的留学政策：“政府不知振兴国内教育，而惟知派遣留学。其误也，在于不务本而逐末。”在这篇文章里，他明确提出要增设大学，以造新文明为目的。

大学，是近代知识分子共同体的渴盼。美国康奈尔大学英文老师亚丹先生曾问胡适：“中国有大学乎？”胡适无言以对。在当天的日记里，胡适不无悲愤地写道：“国无海军，不足耻也；国无陆军，不足耻也！国无大学，无公共藏书楼，无博物院，无美术馆，乃可耻耳。我国人其洗此耻哉！”

其实，当时国人已纷纷在为筹设各种性质的大学而努力。中国公学便是其中之一。按照早期创办人之一姚宏业的说法，中国公学瞄准的是“为中国第一等学堂，为世界第一等学堂”，所要努力超越的目标是美国的耶鲁大学、日本的早稻田大学等世界名校，“不然者，民气将永不伸，即学术将永不振，而中国亦将永无强盛之日”。

只不过，当梦想照进现实，依然充满无奈和辛酸。由于缺乏足够持续的财力支持，中国公学自诞生起便捉襟见肘，经常没米下锅。姚宏业甚至为此蹈江自尽，希望激发国人的关注，共同维持扶助中国公学。如此状况下，创设大学，自然只能是一种奢望。

此后数年，中国公学一直在时局动荡、经费匮乏、风潮迭起等各种乱象中艰难跋涉。1913年冬，早期三干事之一王敬芳因不忍见中国公学无端凋零，遂牵头复校，并邀集好友胡汝麟（字石青）成立福中公司，每年拿出两万元，作为中国公学的常款补助，使其得以勉强维持了一段时间。即便如此，仍只能先行恢复商科专门及中学，离大学还有一段距离。

直到梁启超接掌中国公学，经过种种努力，终于成功地将中国公学由中学“升格”为大学。这是中国公学从艰难草创走向事业振兴的一个重大转折。根据梁启超等人的设想，要把中国公学办成与北京大学、东南大学鼎足而立的第一流大学，且要造出“一种特别精神，特别色彩”。

这一时期，中国公学聘请了不少具有国际教育背景的知名学者，如俞颂华、李石岑、杨端六、郭梦良、马寅初、刘秉麟等人，皆是各领域名重一时的不二人选，使得中国公学逐渐在大学阵营里站稳脚跟，赢得了一定的声誉。

中国公学真正进入“黄金时代”，始于1928年4月胡适出任校长。在副校长杨亮功的全力辅佐下，胡适带领中国公学同人励精图治，自我革新，并继续倡导民主政治氛围的营造，学生人数由最初接手时的300余人，迅速增加到1300余人，为历年所未有。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胡适执掌时期，也是中国公学最出人才的时期。吴晗、罗尔纲、吴健雄、黎昔非等一批日后颇有盛名的年轻人，在吴淞江边的这所学校里接触到了梦想中的“自由天堂”。

耐人寻味的是，中国公学自诞生以来，风潮便从未断绝，唯独在胡适执掌期间“学生增至三倍，不曾罢一天的课”。

胡适对于中国公学最大的贡献，是还原了大学的本来面目：坚持学术和思想的独立与自由。据学生罗尔纲回忆，胡适时期的中国公学不挂国民党旗，星期四上午不做国民党纪念周，“学校广场走道旁，竖有许多木牌，给学生贴壁报用。那些壁报，有无党无派的，有国民党员的，有左派的，有国家主义的。胡适一视同仁，任由学生各抒己见”。

后来发生“人权论战”，其实不过是这种大学精神的具象呈现。在与政治力量的角逐中，胡适始终保持着知识分子的理性、平和与独立，宁可牺牲一己的私利，不愿放弃内心的坚守与信念。

正因为此，在中国公学遭日军炮火焚毁之后，尽管胡适一直不太赞成校友们的复校努力，但无论身在何方，无论人在何时，总是不忘强调一点：“我们目前应做的工作，是发扬中国公学的历史价值，确定我们母校在中国革命史和中国教育史上的地位。”

斯人已远，余音绕梁。在历史的长河中，中国公学的诞生与衰亡，有如昙花一现，关于公学的那些事、那些人、那些过往，却沉淀在岁月的记忆里，永远闪耀着炫目的辉光。

中国公学的命运，其实就是那个时代的生动写照。这里，寄寓着一座大学的梦想，寄寓着一群学人的梦想，历久而弥新，从未改变。

章玉政

2013年12月

这本书，终于写完了。

从酝酿选题到搜集材料，再到如今正式完成书稿，不知不觉之间，竟已过去一年多的时间。恍然如梦，却又依稀清晰。

和我之前的所有历史写作一样，写中国公学，完全是出于一种偶然。在研读胡适先生的著作时，偶尔会接触到这几个陌生的字眼。想去翻查更多资料的时候，竟发现无从查找。

于是，我便有了一种跃跃欲试的冲动。在历史写作中，我总是喜欢选择那些过去不太引人注意但在我看来又别有意义的选题，打捞“历史上的失踪者”。在我看来，中国公学就符合这一标准。

正因为这些“失踪者”过去不太引人注意，所以在查找资料时，才会有别样的艰难和快乐。我记得快到动笔的时候，都还没找到非常关键的《中国公学第一次报告书》，几乎查遍了国内的图书馆，都不见收藏。一度，真是差点想要放弃。幸好，一个偶然的机会，发现了蛛丝马迹，最终拿到了这本书的电子版。感谢上海社科院李家涛先生。

尽管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中国公学的声名并不显赫，却自有其独特的历史地位。我最感兴趣的，不是办学二十余年此起彼伏的风潮，不是光鲜走在前台的社会名流，而是风尘仆仆中艰难的奔走，是琅琅书声后的小情趣，是小人物记忆中的鸡零狗碎。我觉得，正是这些片段，才构成了真实的历史。

我对于自己的历史写作，一向没有什么野心。宏大叙事，于我如浮云。我喜欢在漫不经心的史料爬梳之中，寻找到一些不为太多人知晓的细节，’然后慢慢拼凑，凑成一幅隽永的历史画图。

这样的写作，在我过去的经验中，一般都是轻松而愉悦的。想写的时候，就写一点；不想写的时候，就放一放。然而，这一次写作，却进行得异常艰难。每写一章，都如同经历一场战争，激情、困顿、厌倦、才思，交相混合，疲惫不堪，如临深渊。

而一些未曾预期的变故，又令我一度陷入精神的困顿之中，难以自拔。直到有一天，无意中读到木心先生的那句话，“一字一字地救出自己”，豁然开朗。原来，我还可以这样骄傲地生活。

终于写完了。

最想感谢的人，是给我莫大信任的饶佳荣兄。我们因书而结缘，虽不曾谋面，却如同故交。对于我书稿写作的一再拖延，你始终抱以最大程度的鼓励与包容，从而让我在万般困窘之下依然能够从容地写作。我觉得，这是我写作这本书最大的收获。

还要感谢并不相识的严海建先生，你关于中国公学的博士论文给了我许多的启迪与指引。

西方有位哲人说过，“我看得远，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上”。我或许并未走得更远，但很多前辈对于中国公学的勾勒、回忆和打捞，为我写作这本书提供了不少的便利。对于重要的征引，我已尽量在书中做了注释，但挂一漏万，疏漏之处还望能够得到作者和读者的谅解。

感谢谢泳、傅国涌、解玺璋三先生慨然应允为小书写下推荐语，这是你们对于一个年轻人莫大的鞭策与鼓励。我将永远铭记在怀。

感谢汪成法、王慧、赵明玉对于本书初稿的审读与校正，你们的每一个意见，我都已充分考虑并吸纳到了最后的定稿里。感谢编辑陈波、陈胜伟，你们的细致认真和精益求精，让我更深地体会到了“铁葫芦”的努力与坚守。

感谢吴小乐、张锋两挚友冒着酷暑到图书馆帮助查阅历史图片的深情。每次想到你们，就想起了我们曾经一起度过的青春，那些欢笑、那些泪水，都如此鲜活地留存于内心最柔软的地方。

感谢每一位读完此书的人。写这本书，是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关注到中国早期的高等教育梦想，关注到中国近代学人的大学实践与追寻。此书或许还很浅陋，期待能听到更多批评的声音。你们坚持读完了这本书，就是对我最大的肯定。

感谢我的家人，感谢长兄章玉兵，感谢妻子陆敏和女儿章陆一杭，谢谢你们一直的陪伴。无论生活多么艰难，无论岁月如何变迁，我对你们的爱与感激，永远不会改变。

天亮了，真好。

2013年4月22日凌晨写于淝上躬耕斋

在这里，我们看见的不只是胡适、杨亮功、沈从文、张兆和这些师生的背影，更是那个时代大学的生机和活力。大学何为？即使遭遇动荡不安的外部环境，依然可以成为抵抗横逆的精神堡垒，散发出诱人的思想自由、学术自由的魅力。在大学精神已碎成一地鸡毛的时代，安徽章玉政君写下的《光荣与梦想：中国公学往事》，与其说是一种回望和怀念，还不如说是致敬与反省。

——历史学者 傅国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