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部黑色的法国版《爱丽丝漫游奇遇记》。作者葆拉·康斯坦，任教于艾克斯-普罗旺斯大学。她已经出版长篇小说十余部，作品被翻译成了二十多种文字。葆拉喜欢旅行，她经常被世界各地大大学邀请去主持各种关于文学创作和女性写作的讲座。另外，葆拉在艾克斯-普罗旺斯创建了“吉奥诺法国南方作家中心”。同时她还担任了费米娜奖、吉奥诺奖等五项文学奖的评委。

　　七岁的克雷蒂安娜随着父母来到了卡宴，她的父亲将出任这里的监狱最高长官。典狱长管府邸就是克雷蒂安娜的家。那些最冷酷无情、最多愁善感的苦役犯陪伴她度过童年，他们用粗麻布给她缝制裙子，用断头台和食人鲨鱼的故事给她上历史课。克雷蒂安娜的童年没有布娃娃作伴，她把癞蛤蟆、流浪狗、沙滩上被困的鱼当作了好朋友。在这块环境恶劣，却充满着奇异的土地上，克雷蒂安娜完成了她童年时代的驱魔仪式。

卡宴苦役犯监狱典狱长官的女儿已经拥有了一个七岁的小姑娘可能有的那么多记忆，因此她作为典狱长女儿的最初记忆便准确地定格在那块转船跳板上头，它在夜间连接起横渡大西洋的客轮和卡宴苦役犯监狱的平底船。亚马逊河倾泻的泥浆使得大客轮无法靠岸，只能将几名乘客卸到一艘底部平坦的小船上去，小船吃力地在深水中航行，迎击巨浪。

从前，有一些画面就像那些随风聚散的云朵般流动，人们以为能认出它们的形状，却在一眨眼间再也找不回来。从前，有一些人们以为自己曾经经历过的故事的不完整的片段，而别人却让你们相信了故事从不曾存在过。从前，在她脑子里只有一些沉睡的梦，它们呻吟着延伸开来，她拉也拉不住，一些酸楚的甜蜜在她嘴里弥漫，随着她的唾沫被吐了出来，还有一些淹埋着的悲伤，她一闭上眼睛就能将它们碾碎。

但是就在克雷蒂安娜把脚踩到用编织的绳索和木板条做成的梯子上时，在她紧紧抓住那条又粗又硬，用来作扶手的磨光的绳子上头时——按照人们嘱咐她的那样，那不可逆转的记忆程序便开始启动。她开始紧锣密鼓地将一切铭记在心中，而不留一点空间给其他任何事情，甚至顾不上身体的发育，人们发现她的生长发育都变得不正常，贫血而且矮小，以至于当她离开苦役犯监狱时，她比刚到的时候还要瘦弱，甚至个头都更矮了。记忆力的畸形发展之下，人们发现她的智力也和身体一样停止了发育；至于情感，已经完全停留在原始的状态，仅仅能表达一颗尽管活跃却很干涩的心灵。

记忆如同一株食肉植物般飞速地繁殖，吞噬了她的头脑，带给她那些患脑积水的儿童们感受到的剧烈疼痛。她所看到和听到的一切，仿佛潮水漫过她的脑海，摧毁她的智力，淹没她的感官。恐惧在其中标示出一些奇形怪状的细节，极端的色彩和不协和的声音，既无头绪也无缘由。

记忆变得疯狂。它走得越来越快，越来越深刻，也越来越遥远，如同亚马逊河一般，驱走所有的河流中的水、一切土地上的淤泥和云朵中的雨滴。它奔涌的激流中，卷走那些连根拔起的大树、鲜活的牛和盲目的鱼、破碎的船只、住在漂移小岛上沉睡的渔夫。就像亚马逊河一样，记忆也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它陷在自己的浪涛中，它的形成只是为了成为它自己，为了填补所有的空间，占据永恒，夜鹰的呜咽、断蹄公牛的哞哞叫声或棕色猴子的笑声都扰乱不了的永恒。

爬到绳梯中间时，克雷蒂安娜犹豫了。大客轮在大海中掏出一个令人头晕目眩的空洞来，把一切往里头吸。要想顺利过去，本应该倒退着下来，不去看它。但带头的是卡宴苦役监狱的典狱长，他面朝大海从绳梯上下来，这样就能几个大跨步跳上平底船。现在他抬头看着她，她也就别无选择了。水手们迎接典狱长下船的口哨声震天，人们加速朝着那艘在大海中不堪重负的小船驶去，他们本应更小心些的。她真想奔跑着逃开这盖过海浪沉闷撞击和小船噼啪作响声的凄厉噪声。在油灯的淡红色光线中，几百只胳膊伸出了他们毫无血色的手，苍白的掌心朝着她，就像一些火焰在召唤她。

克雷蒂安娜硬着头皮前行。她攀牢了绳索，从一块板子踏到另一块板子上，全神贯注，高度紧张地避开那些空洞。梯子的裂缝比木板条还要宽，人们从缝隙里能看见与水面上那群躁动不安的鲨鱼，它们一路尾随大客轮而来，比热腾腾的大海追逐得更紧，探照灯照射下，它们在透明的浪花中翻转身躯，露出白花花的肚皮来。

她看到妈妈的鞋子就在自己的正上方，跨越空隙，移动稳健。这是双白色的大鞋子，就像护士们常穿的那种，厚实但很舒适，可以快速无声地在医院的方砖地上行动。小女孩的记忆功能正是在对这双鞋的赞赏中才刚刚开启，因此这记忆也显得更为精确，如果不是因为她对这双鞋有着绝对清晰的记忆，那么典狱长妻子穿着一双护士鞋踏上监狱似乎是很古怪的，除非是为了完成危险的转船她才特意穿上它们，把它们当作登山鞋。但她还穿着制服，戴着头巾和蓝色的披风，在长长的白围裙前系了个交叉结，因此她这一身几近修女的装扮昭示出她是绝不会轻易踏进另一个世界的。

最后人们把她们接住，抱起来，然后将她们放下，撤走绳梯，解开了缆绳。小平底船起先还很难摆脱开大客轮，水流把它卷进船体下方。在经历了好几分钟的剧烈而混乱的搏斗之后，发动机开始超速运行，船篙拉得紧紧的，船桨以最强劲有力的方式操作划动，小船终于脱离了大船的肚子。

漆黑的夜色中，大客轮如同一座光芒四射的高塔，始终矗立在大海中，阻碍了人们看到其他东西，甚至都看不到身着白色镶金饰带礼服的典狱长和官方人士，迅速到来的黎明的第一道微光紧紧附着在这华服上，人们逐渐朝海岸靠近，本来满是泥浆的水面这时都已经变得粘稠，水面上的小船在黎明微光中变得如虚似幻，仿佛满载着光线从一颗不为人知的星球而来。

P1-5

她们来了

她们来了！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起，一大批年轻的法国女作家涌现出来，她们是法国当代文坛的“新一代”：安娜·戈达尔、阿涅斯·德萨特、葆拉·康斯坦、玛丽·尼米耶、弗朗丝·雨泽、克莱尔·卡斯蒂蓉等等，她们的作品迅速征服了年轻一代的读者，频频摘取法国各大文学奖项，连传统高傲的学院派评论家们都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宣布她们找到了法国当代女性的“新声音”。

法国女人，从十九世纪末的乔治·桑到二十世纪的西蒙·德·波伏娃，就始终站立在世界新女性之前列，从生活方式到哲学思想，用她们的行动亦用她们智慧、深刻、隽永的语言。

曾经带着文字，她们来过：玛格丽特·杜拉斯，弗朗索瓦兹·萨冈，玛格丽特·尤瑟纳尔，安妮·埃尔诺等等，她们的作品激起过我们的共鸣，引发过我们的思索，并深深地影响了我们的阅读甚至写作方式。

然而，由于受到翻译及各种其他困难的阻碍，我们能读到的法国当代女性作家较之于其大群体而言只是很小的一部分。而且这些作家在中国出现的身影大多是孤单的、寂静的和短暂的。很多读者对法国女作家的最新印象仍停留在杜拉斯那里。

杜拉斯逝去已经十余年了。现在，法国女性作家的新生力量已经成熟起来。该是我们认识新面孔的时候了！这套法国当代女性作家系列装有两个镜头：一个深长焦，一下子推进到给每一位一次特写，让我们把她们读透；一个大广角，给个性迥异千姿百态的她们一个集体照，让我们把她们看全。

在对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激进一代的继承和反思中，“新一代”们继续秉持着女性特有的敏感和纤细，关怀着社会最脆弱的地方，人性最隐秘的角落，并找到了自己独特的声音来为所有的“人”的灵魂呐喊。她们在各自的作品中思考着存在的定义，过去与现实的联系，不同人之间的关系(母女、夫妻、朋友等)，表达中的困惑，理解与被理解；剖析着爱情和欲望，回忆和梦境，孤独和不安，欢愉和痛苦。

读文学作品既是在读生活，又是在读思想；既能观人，又可以自省。入选这个系列的数十位法国女性作家，她们生活在与我们平行的时代，她们的处境，承受的压力，遇到的困惑，与我们多少相似。愿这套丛书可以为我们提供一面对照的镜子，一扇对话的窗口。

当你还不怎么熟悉她们的时候，她们已经向你迎面走来。

一本不到十万字的小说，却在我手中逗留了将近半年才得以译成，整个过程中翻翻停停，小说也反反复复读了数遍，译文更是“咬文嚼字”做了多番审查修改。其中也曾遇到许多翻译的难题，求助了不少法国友人，终于将书中某些晦涩或生僻的文字理解得较为透彻，而今想想，还是应当记录下来，一是可为下次的翻译工作提供借鉴或警示，二是在一番抓耳挠腮、绞尽脑汁之后也要回味一下当时翻译中的乐趣，或者说“苦趣”。

《典狱长官的女儿》一书的标题就先给了我一个“下马威”，仿佛刚把书一拿到手，就明白了这些文字不是那么好对付的。法语中原书的标题是“La fille du gobemator”，“gobemator”这个单词就让我费尽了周折，因为它在法语中并不存在，只有在西班牙语中有一个“gobemador”，而英语中这个词指的是美国某个州的州长。翻阅各种语言的资料并且阅读完全书后，我才找到了它的含义，而作者用这个词则是为了渲染出一种相对于法国人而言的异国情趣，因为卡宴苦役犯监狱位于当时的法国殖民地法属圭亚那。

作者Paule constant喜欢自己创造单词，例如“pataouasse”、“zombic”、“tittotes”、“tittites”这些词，不仅在任何字典中都找不到，而且也没有任何参考资料，译者只能根据对上下文的理解进行音译，给出一个大致的形象来；另外她在语法句式上也非常讲究，煞是需要一番琢磨，必要时往往就要求助于法国同行们。例如，第一章有一个句子讲述克雷蒂安娜对于母亲的鞋子的印象，作者起首就用了一个法语中条件式过去式的第二式倒装作为让步状语从句，然后套用d’autant plus que的句式表示原因与递进，接下来才是主句，然后再补充一个表示条件的虚拟式从句。这样一句话，法国同行们也读了好几遍才明白，不光是因为采用的时态和语态极为书面话和高雅化，而且有些句式具有普鲁斯特的从句套从句的风格，这给翻译造成了很大的难度，一方面是要忠实地表达原文的含义，另一方面则要让译文通顺流畅，不能生硬拗口，也不能矫枉过正。这个时候的翻译工作，仿佛是在寻找两种文字和思维方式之间的和解，每个译者也许都会做出自己的选择，那么我选择了保留原来的复杂句式，尽量按照原文来断句，而不是把作者的长句截成便于读者理解却失去了原文韵味的短句。

翻译并不是零碎地解释和堆砌文字的机械性工作，而是建立在对作品通篇的把握之上，词句固然是根本，但上下文的语境、作者特有的经历与观念都会通过作品体现出来，因此在翻译过程中，很多时候需要译者掌握一定的文化和时代背景知识。例如在本书中出现的卡宴及其周边的地理环境(包括河流、地貌等等)，我必须查阅关于法属圭亚那的人文资料，才能准确把握书中的一些专门地名和典故。有一个单词“pripri”曾在书中出现两次，每次都与沼泽地有关系，但在法汉字典上并没有这个词的翻译，通过查阅法语百科全书，找到了这个词是一个专有名词，而它的法语解释是“savane innondee”，下一步就是继续在百科全书上查找“savane”一词，原来这个词也是地理学上一个专有名词，叫作“萨王纳稀树草原”，面对这样的单词。只能采取意译的方法，而且在找寻准确含义的过程中可谓迂回曲折。

此外还有关于注解的问题，像“德雷福斯案”、“布列塔尼”和“无玷始胎”等这样的名词对我来说已经是不需要查阅任何资料便能理解的词汇，但对于那些对法国文化、法国地理和西方宗教不怎么了解的读者来说，适当地加上注释有助于对作品更好的理解。

翻译是件乐事，却也是苦羞。先是阅读原文，完全浸入异国语言与文化里，跟着作者去冒险去想象去感受，而转瞬间，键盘上则需敲打出本国文字，可谓用外语来思维，中文来表述。不免是一场语言与精神的冲突碰撞，火花也是从中而来，苦恼更是从中而来。作为一名年轻的译者，战战兢兢希望自己最起码能实现译文的“信”与“达”，而“雅”则是用尽气力却常常力不从心。就像这本小说中的小姑娘学习数学时一样，书中的文字也像一营强悍有个性的士兵，而译者心里想的当是如何去驾驭驯服这些士兵，不说要战绩辉煌，起码不能让译出的文字溃不成军。这一营兵里，还真有那么些个桀骜不驯的，译者便是要怀着不能草率放弃的决心，与之斗争良久，直到最终将它们融入到文字大军中去。

李华

2008年2月27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