宦官
讲起三国的纷争来,大家都知道其乱源起于后汉。后汉末年为什么会乱呢?大家都知道其根源是灵帝的宠信十常侍,因此而政治紊乱,引起黄巾的造反。因黄巾的造反,而引起刘备和孙坚的起兵。又因灵帝死后,少帝即位,国舅何进要诛戮宦官,而引起董卓的进京。因董卓的十常侍乱政图进京,而引起废立之事,又因此而引起袁绍、曹操等纷纷起兵讨卓,天下就从此分裂了。然则后汉的祸源,最大的便是十常侍,这还是人谋之不臧。写《三国演义》的人,说什么“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好像有什么定数似的,恐怕未必其然了。然则宦官究竟是怎样一种人呢?历来读史的人,怕知道宦官之为害者多,知道宦官的来源者少。我不妨借此机会,和诸君谈谈。
所谓宦者,大家都知道是曾经阉割的人。近代的俗语,亦称为太监。那是因为在明朝,他们所做的官,有二十四个,都称为某某监之故,这是不难解的。然则何以又称为宦者呢?在后汉时代,这一种人,威权很大,败坏政治很利害,所以写《后汉书》的人特地替这一班人做了一篇传,《后汉书》(宋刻本)名为《宦者列传》,《宦者列传序》里说:“中兴之初,宦者悉用阉人。”这句话,和我们通常的见解有些不符。通常的见解,都以为宦官就是阉人,现在却说光武中兴之后,宦官才全用阉人,那么,自此以前,宦官就并非阉人了。所以有人疑心这“宦”字是错的,说当作“内”字。然而他这句话,实在是错的。
宦字的意思,本来并非指阉割。而宦官二字,亦本非指阉割的人所做的官。
我们所谓五经,中间有一部唤做《礼记》。《礼记》的第一篇是《曲礼》,《曲礼》里有一句:“宦学事师,非礼不亲。”学就是进学校,宦是什么呢?
须知道古代所谓学校,和现代全然不同。现代的学校,必须要传授些知识技能,古代的学校则全无此事。古代的学校亦分为大学小学,所谓小学,只是教授一些传统的做人道理以及日常生活间的礼节,如洒扫应对进退之类。又或极粗浅的常识,如数目字和东西南北等名称之类。根本说不上知识,更无实际应用的技能。
至于大学,其中颇有些高深的哲学,然而宗教的意味是很浓厚的。《礼记》里又有一篇,唤做《文王世子》。《文王世子》说:当时大学中所教的,是诗、书、礼、乐。这并不是现在的《诗经》《书经》《礼记》等等。须知古代的人研究学问的很少,而古人的迷信,却较后世人为深。当时的人对于一切问题的解释,都含有迷信的意味。所以在后世,学术和宗教是分离的,在古代则是合一的。所以古代的学问只存于教会之中,而教育权也操在教会手里。古代教会中非无较高深的学问,然总不能全脱离宗教的意味。至于实用的知识技能,则是他们所看轻的,学校里并不传授。所谓诗、书、礼、乐:礼即宗教中所行的礼,乐即宗教中所用的乐,诗就是乐的歌辞,书大约是宗教中的记录。在古代,历史和宗教中的经典,也是分不开的。印度和西藏都是如此。古代学校中有所谓养老之礼,其仪式非常隆重。天子对于所养的老人,要自己割好了肉,捧着酱送去请他吃。吃了,还要自己斟酒,给他漱口,就因为他是一个宗教中的长老,与不带迷信色彩的师长不同。《礼记》上还有一篇,唤做《王制》。《王制》里有一句说:“出征执有罪,反释奠于学。”释奠是一种祭祀之名。发兵出去,打了胜仗,回来却在学校里去举行祭礼,就可见古代学校不是一个学术机关,而其宗教意味极为浓厚了。古书上说学校制度的地方很多,不能全说他是子虚乌有,然而从没见古书上记载一个人在学校里学到了什么知识技能,就是为此。
然则古人没有应用的知识技能么?不然。我们知道:所谓三代之世,已有较高度的文明,其时有许多事情,已非有专门知识技能不能办,就是现在所传的几部先秦子书,其中包含专门的知识技能也颇多,不能说全是后人伪造的。然则古人的知识技能,从哪里来的呢?这就是从宦之中得来。
古人解释宦字,有的说是学,有的说是仕,的确,这二者就是一事。因为在古代,有些专门的知识技能,就是在办理那件事的机关里,且办事且学习而得的,从其办事的一方面说,就是仕。从其学习的一方面说,就是学。
读者诸君,总还有读过《论语》的,《论语》的《先进篇》有一段,说:“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子曰:‘贼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子路再鲁莽些,也不会主张人不学就可以办事。子路只是看重且办事且练习,而反对不能直接应用的知识,和现在的人看重应用技术,而藐视高深学理一般。这就是重视宦而轻视学。汉时皇室的藏书,由刘向和他的儿子刘歆编成一部书目,谓之《七略》。班固《汉书》的《艺文志》,大部分就是抄录他的。他对于每一类的书,都有推论这种学问从何发源及其得失的话。其论先秦诸子之学,都以为是出于一种官署,就是为此。然则宦就是在机关中学习做公务员。公务员中,自然有出类拔萃,有学术思想的,就根据经验,渐渐地成立一种学术了。P5-8
历史学家 严耕望
论方面广阔,述作宏富,且能深入为文者,我常推重吕思勉诚之先生、陈垣援庵先生、陈寅恪先生与钱穆宾四先生为前辈史学四大家。
知名学者 虞云国
史学大师吕思勉既有代表其学术高度的《两晋南北朝史》,又有通俗读物《三国史话》,各擅胜场,令人叹绝。比起吕思勉那样著作等身、创见迭出的大师,我等只有汗颜的份儿。
《三国演义》是一部最受人们欢迎的历史小说,人们所熟知的三国的史事和人物,大都缘于《三国演义》,而不是来自于正史的记载。但是《三国演义》毕竟是一部演义体的历史小说,人们从《三国演义》中获取的信息,或者用演义中的观点来评说历史人物,就会造成许多谬误的历史知识和历史观念。所以,吕先生很想将自己的研究所得,用通俗浅近的语言来讲述三国的历史,这既可纠正人们的谬误历史观念和知识,也很能引起大家的兴趣。
20世纪30年代末,苏北游击区为发展文化事业,创办江苏文化社印刷所,并组成编辑部负责编辑出版图书刊物。吕先生的学生杨宽先生当时正参与编辑部的工作。为了“替这个游击区所办的文化社造声誉”,杨先生邀请一些著名学者为这个文化社写几本通俗读物。杨先生就约请吕先生写一本《三国史话》(参见杨宽:《历史激流中的动荡和曲折一杨宽自传》)。于是,便有了这本《三国史话》的写作和出版。
《三国史话》最初是以单篇的形式发表在上海科学书店出版的《知识与趣味》上,那是上海成为“孤岛”之后新创办的一种科普文化读物。自1939年的创刊号起连续刊登。1943年,《三国史话》作为文化社的丛书之一,由上海开明书店初版发行,至1946年印行了第二版。1947年,因《现实周报》主持人曹亨闻先生的约稿,吕先生又写了《司马懿如何人》和《司马氏之兴亡》二篇,作为《三国史话之余》,分别刊于《现实周报》的第一期(1947年7月25日)和第二期(1947年8月1日)上。《孙吴为什么要建都南京》原题为《南京为什么成为六朝朱明的旧都》,刊于1946年5月3日的《正言报》,《晋代豪门斗富》原刊于1947年《现实新闻》双周报第十一期。1987年,吕思勉史学论著编辑组将此二篇编入《三国史话之余》,与《三国史话》一起,收入《论学集林》,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但是,不论是《三国史话》,还是《三国史话之余》,均有不少删改。2001年,《三国史话》收入辽宁教育出版社的“新世纪万有文库”新版重印,其中第1至第16篇,系按1943年开明书店的初版本重印,而其17至20篇的《三国史话之余》,则参照《论学集林》版印行,然删节之处未能恢复补正。
此次新版重印,前16篇,仍按《三国史话》开明书店的初版本加以校对。《孙吴为什么要建都南京》一篇,曾以原题《南京为什么成为六朝朱明的旧都》收入《吕思勉遗文集》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但也有一些删节,其中论述明朝的都城选择、汉代翼奉等议论迁都等的问题,实在很值得现在研究中国史的学者重视,此次重印都加以恢复。《司马懿如何人》《司马氏之兴亡》和《晋代豪门斗富》也补正了删改部分。附录的20篇,其中第一篇《后汉乱源与三国始末》录自吕先生《白话本国史》的第二篇中古史的第一章,其余19篇是吕先生有关三国历史的史学札记,原刊于吕先生的《论学集林》和《吕思勉遗文集》等,又收入新版的《吕思勉读史札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个别删节的地方,现都按原稿加以补正。
李永圻张耕华
2006年8月记2009年2月改
这是一套写给年轻人的国学读本。
“国学”之名,始自清末。其时欧美学术进入中国,号为“新学”、“西学”等,与之相对,人们便把中国固有的学问统称为“旧学”、“中学”或“国学”等。
晚清民国时期,东西方文化会通碰撞,人文学术勃兴,产生了一批大师级的学者,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他们的著述,历经岁月洗磨,至今仍熠熠生辉。我国古代经典,浩繁艰深,而这些著作无异于方便后人接近经典、了解历史与文化的一座座桥梁,其价值自不待言。
遗憾的是,出于诸种原因,这些著作,有的版本繁多,错漏杂见,有的久不再版,一书难觅。有鉴于此,我们特组织出版“跟大师学国学”书系,从中遴选出一些好读易懂、简明扼要的作品,仔细编校,统一装帧,分批推出,以飨读者。
这些作品,大多是一版再版的经典,不仅在文化学术界历来享有盛誉,也在广大读者中间有较高知名度;另有一部分,出自当日名家,影响很大,但1949年后未曾重印,借此次机会,将之重新推荐给大家。
这些作品,有的是为高中生所撰的教材,如张荫麟先生《中国史纲》;有的是为青年学生所作的讲演,如章太炎先生《国学概论》和梁启超先生《中国历史研究法》;有的是应约为青年人所写的通、俗读物,如吕思勉先生《三国史话》——都是大家名家面向年轻读者讲述,不作高头讲章,也不掺杂教条习气。这正应了曹聚仁先生记录章太炎先生所作国学讲演时所说:
任在何时何地的学者,对于青年们有两种恩赐:第一,他
运用精利的工具,辟出新境域给人们享受;第二,他站在前面,
指引途径,使人们随着在轨道上走。这也是本书系立意所在——让年轻一代享受大师们的文化成果,学习大师们的治学方法,感知大师们的智慧才情。朱自清先生说得好:“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做一个有相当教育的国民,至少对于本国的经典,也有接触的义务。”这对当今社会的年轻人来说,也许是一个并不过时的提醒。
我们希望,这些作品能在新的时代,帮助年轻朋友熟悉经典,认识中国的历史与文化。
中华书局编辑部
2009年4月
本书是历史学家吕思勉先生生前所写的惟一一部通俗性的史学作品。作者以丰富的历史知识为基础,从文学和史学的角度,对三国史上存在过的与三国文学中塑造的人物、事件、战争及地理环境作了细致的区分,对许多重大的历史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辨析,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见解。吕先生治史,注重对社会的综合研究,最能融会贯通,评论历史往往独具只眼,是故本书成为易中天先生品三国的重要参考资料。
附录中还收入吕思勉先生有关三国历史的20篇札记,供读者参考。
你想了解易中天品三国中屡屡提到的历史学家吕思勉先生吗?你想知道电视屏幕上提到吕思勉文字的最原始出处吗?那么,就请看《三国史话》吧!在书中,作者以丰富的历史知识为基础,从文学和史学的角度,对三国史上存在过的和三国文学塑造的人物、事件、战争和地理环境之间作了细致的区分,对许多重大的历史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辨析,并提出了不能完全信从史书记载和文学记载的观点,是一部难得的三国通俗读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