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犹太人，除了“叛徒”的坏名声，还会使人很容易联想起夏洛克，那位面目丑陋而又铁石心肠的守财奴。在整个欧洲历史上，犹太人都是臭名昭著的借贷人。可谁会想到，他们是被迫成为债主的呢？而且他们的成功崛起绝非偶然。
32个世纪以前，犹太民族便使其根本的原则——单一的、无具象的、看不见的、威严的上帝——跨越了漫漫边界，形成了从近东的半沙漠牧场一直到迦南的城市和乡村文明。传统，就像人性一样，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从老一辈那里接受来的大量成分，被同化、被传递着；适应了其他文化成分并与之融为一体。一次次地被筛选、剔除和改造着；导致侧重点的转换和引发出新的必然结果；在明显僵滞不变的状态中，延续了很长时间，而又被按照新的观点，不断地加以改变。传统，一直保持同一性这一精髓，因为正是靠同一性，它才保有自己的潜力、价值和活力。在当今世界仍具生命力的传统中，犹太教是最古老的传统之一——也许就是最古老的。伊斯兰教和基督教这两大世界性宗教都是以古代犹太教为源头分化而来的，约于14个世纪以前和19个半世纪以前，分别自成一体。
犹太教，同每一独特的传统一样，必须被理解为某一曾经面临政治、经济和地理诸环境的独特联系状态的群体的成员对人类关心的终极问题所作出的创建性反应。而且，犹太民族的历史经验非同寻常。犹太教既处于西方文化主流之中，又独立于其之外，它提供了对于强有力宗教观念的起源和对它们的精心阐述，以及对弱小脆弱的民族矢志不渝且生存不息的洞见，而这是一个被迫不断面对其无法直接控制的形势适时地调整自己的弱小民族。
犹太人起源于一个半游牧部落和氏族集体。在某些时期里，主要是农民和战士；在以后的许多时期里，他们主要是城市手工艺人和商人，有时广泛散布于小的乡村和城镇里，有时集中在少数几个地理区域或世界上的主要城市中。有几个世纪，犹太人的身份主要是血统的无可置疑；有几个世纪，他们热情地寻求皈依者，或者在那时，犹太人实际的忠诚包含着强有力的个人选择因素；另外一些世纪，是以歧视、仇恨和施虐于犹太人为特征的；同时，交替有相对安全的时代，此时，属于犹太少数派便具有实质上和心理上的优势。犹太人扎根于最初的家乡有1500多年，后来在大部分的时间里流浪他乡，不仅产生了新型的犹太人，而且产生了无数的思想文化精英和金融家。
在反闪族基督徒的心目中——除了犹大勾结罗马人杀死耶稣外——时隐时现有一个夏洛克的形象，从正在挨饿的信奉基督教的寡妇手里榨取最后一枚硬币，面目丑陋而又铁石心肠。
在整个欧洲历史上，犹太人都是“臭名昭著”的借贷人，强行向人们索要过度的利息吗？
简单的答案是：“是的”，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如此。“从比利牛斯山到苏格兰，从大西洋到易北河，这中间各地的犹太人，大都是靠放高利贷生活的，从12世纪到15世纪都是这样的。”萨罗·巴伦及合著者1975年在耶路撒冷出版的《犹太经济史》一书中就是这么说的。
而根据现代标准，按同一本书中的资料，中世纪的利率都是相当高的。英国的标准利率一般是每周每磅两个便士，也就是年利率43.33%，而在1244年，奥地利的弗雷德里克二世所放贷款年利率为173.33%。意大利人的头脑大部分还是清醒的，当时的利率从15%～25%不等，而且其利息总数永远也到不了本金的总数。
可是，夏洛克的这个问题更复杂一些，它不仅仅是“他们是否贷款？”“他们是否要了高利？”对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是的。”可是，他们通常都有一个秘密的合伙人。
对于中世纪的基督徒来说，高利贷是一种罪恶。因此，犹太人常常都是代人受过，为信奉基督的国王去进行高利贷的活动，因为高利贷是一项利润极大的生意。犹太人放贷收贷，国王再向犹太人课以重税，因为给予了他们这种收放贷的权利；在实际运作中，国王经常拿走利润的大头，而犹太人不过是取其蝇头小利，而且经常挨打。“从犹太人身上取来的收入是皇室收入的大头”，詹姆斯·帕克斯牧师在《中世纪的犹太人》一书中这样说道。如果公众对犹太借贷者的仇恨沸腾起来，基督教的国王又会出卖犹太人，让暴民去攻击他们，甚至将所有的犹太人都赶去流放，英国的爱德华一世1290年就是这么干的，国王路易九世(即圣路易)1253年在法国也是这么干的。
另一种赢得公众喜欢的办法，就是将犹太人的欠账一笔勾销。《犹太经济史》一书中写道：“基督教统治者一向把犹太人当作其高利贷的代理人，他们从犹太人身上拿走大笔高利贷收入，然后，他们又时常宣布，对个别或者所有的犹太人的债务实行延期偿还。”
可是，王子和国王们经常还是尽力避免损失自己的利润。
这在教皇英诺森三世的统治时期是明确无误的——他想办法奖励东征的十字军战士，为此颁布了一道命令，要所有的犹太人取消参加东征的武士们的贷款利息。法国国王腓力二世拒绝在出发前与“我们的人”了结债务，并于1214年向所有即将参加东征的武士发布命令。“我们的人”这个说法听上去令人奇怪，可是，由于犹太人没有权利，从技术上讲，他们经常是国王或者当地军阀的“私有财产”。
为什么犹太人都跑去放高利贷呢？历史学家帕克斯牧师将这种职业的转移，一直追溯到了公元1096年第一次东征时对犹太人的迫害。
P5-7
自由是一个稀有和脆弱的被培育出来的东西……对自由最大的威胁是权力的集中。
——米尔顿·弗里德曼
政府的职责范围必须具有限度。它的主要作用必须是保护我们的自由以免受到来自大门外的敌人以及来自我们同胞们的侵犯：保护法律和秩序，保证私人契约的履行，扶植竞争市场……以及有效地保证言论、宗教和思想的自由。
——米尔顿·弗里德曼
哲学家苏格拉底每天黎明即起，披起大氅，走到中心广场与人进行谈话和讨论。在簇拥着他的弟子中，有一个贵族的后代名叫色诺芬。色诺芬是个有心人，他把每天从苏格拉底那里听来的一些有关奴隶主应该如何增加财产的思想片断记录下来，并结合自己管理庄园事务所积累的经验，编辑成一本书，题名为《经济学》。从此，“经济学”(egonornics)一词，也就是由此处的希腊文(onkonomos)转译而来。
最初的经济学所要解决的问题，实则上是有关家庭财产管理这门学问的。后来，在斯图亚特、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西斯蒙第、马歇尔、凯恩斯等大师们的推动下，经济学大厦逐渐建立起来。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归纳起来就是三个假定和三个原理。三个假定是：经济人假定、资源稀缺假定和保护个人产权假定；三个原理是：利益最大化原理、供求原理和等价交换原理。运用这六条规律分析经济问题时，还需要用三个方法：即成本收益分析法、均衡分析法，以及帕累托标准。所谓的帕累托标准，是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于1897年在研究资源配置时提出来的。意思是说：在某种既定的资源配置状态，任何改变都不可能使至少一个人的状况变好，而又不可能使任何人的状况变坏。否则，就是帕累托累进，而不是帕累托标准。经济学就是在这三个三的支配下，不断地变化，仿佛中国人的八卦，博大精深、变幻莫测，成为每一个经济学家的必修课。围绕政府职责的争论，成为了传统经济学和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分水岭。按照亚当·斯密的说法，他把政府的职责定义为守夜人，是市场经济的守夜人，如果一切正常，守夜人可以去睡觉。如果发生情况，守夜人必须迅速出击。而真正的经济学家，按苏格拉底的说法，是质疑和挑战当道流行的观点，是价值和德行的最高形式。
中国的经济思想虽然有悠久的历史，但经济学成为独立的科学历史却很短。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改革，都是政治家而非经济学家主导，大多数的中国经济学家还处于经济学的蹒跚学步阶段，很少有独立的见解，而且还未彻底摆脱中国文人做谋臣策士的附庸地位，大多是鹦鹉和喜鹊。正如一位北大教授所言：“弗里德曼的回忆录中说他给芝加哥大学学生的作业，很多是他自己也不知道答案的开放问题，以鼓励学生的创新。但我在北大任教期间，发现北大普遍推崇高分学生而非创新才能，造成追逐名家而非追踪前沿的风气，兼容并包而无竞争淘汰，非常不利于科学传统的成长。”因此，中国需要一流的经济学家，也需要从犹太人那里借鉴经济学的真谛。
必须让经济学活起来，必须深入思考究竟是什么东西开发了犹太人的经济学天赋，只有读经济学时宛如畅饮甘醇的香槟，中国经济学才真正有希望。
贺雄飞
2009年春天于北京
“人们不会为了世界性问题投河自尽、开枪自杀或者发疯的。”
——车尔尼雪夫斯基
“在我的书中有笑，可是在我的心中没有。”
——左琴科《幸福的钥匙》
候鸟来了，又去了。年年春节，他们匆匆忙忙，从沿海的世界工厂返回内陆的田野村庄。
2008年，中国和世界一样，正遭受着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所不同的是，美国叫失业，而中国叫下岗职工或农民工找不到工作。7000万农民工，610万大学应届毕业生，这是一个多么庞大的数字。
改革开放三十年，7000万农民工，外加几千万下岗职工，以及8亿农民，这些人究竟得到多少经济增长带来的实惠？危险的贫富两极分化，信仰危机和道德沦陷，严重的环保问题和资源枯竭，愈演愈烈的权力腐败问题……难道改革开放三十年真的是“圈地运动外加农民工”吗？
谁来拯救我们的股市？房价会出现拐点吗？如何让农民出头？外加不容忽视的“三工”问题，中国究竟要向何处去？
这是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公民不能逃避的问题，也是考验人们智慧和灵魂的时刻。正如托马斯·潘恩在《美国危机》的开头所言：
这是考验人们灵魂的时刻，那些岁寒不经霜的士兵和只能见阳光不能见阴霾的爱国者们，在这个危机中将会动摇退缩而不敢再为国效劳了，但是那些坚持下来的人们，现在理应得到人们的爱戴和感激。暴政就像地狱一样不易被战胜，然而我们慰藉自己：斗争愈是艰难，胜利就愈加荣光；获得愈廉价的东西，我们也就愈轻视，恰恰是昂贵才赋予每一件事物以价值。
1776年12月末，美国独立战争进行到白热化的时候，华盛顿给北美大陆的士兵朗诵了《美国危机》的第一篇。当读到临近结尾的时候，全场鸦雀无声。士兵们都已热血沸腾。拿破仑曾经说，士兵是靠自己的胃来行军的，然而1776年12月的严冬，北美大陆的军队是靠他们被重新鼓舞的灵魂来行军的。随后他们井然有序地拥上集结好的船只，在漆黑的深夜渡过特拉华河，奇袭了英军的营房，取得了转折性的胜利。而今，在这个全球都面临危机的关键时刻，我们每一个人需要以百倍的信心和智慧闯过难关。
犹太人是一个伟大而古老的民族，也是全世界最聪明、最神秘、最富有的民族，从他们一以贯之的忧患意识和危机哲学中，我们能获得巨大的启迪。尤其是截止到2008年，共有22位犹太人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们对人类经济行为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参照标杆，让我们可以坦然面对一切苦难和黑暗。萨缪尔森、弗里德曼、克鲁格曼……这些显赫的名字，都是人类经济史上的骄傲。
真正的现实是非现实的，这些犹太预言家的声音永远不会湮没，他们对经济学的贡献，为我们打开一扇敞开的门、迎来一片希望和一次呼吸，给我们这些虚弱的人身上带来新的力量。
今天穿得最暖和的许多人是披着羊皮的狼。他们的日子很好过，他们不害怕经济危机。当人类真正得了时代的道德痉挛症时，社会变成了一个麻木的喜鹊社会，大部分人习惯于对别人的痛苦闭上眼睛。但只要闭上眼睛，我们就会听见深渊的呼啸声。
卡夫卡说：“心脏是一座有两间卧室的房子，一间住着痛苦，另一间住着欢乐。人不能笑得太响，否则笑声会吵醒隔壁的痛苦。”问题是，经济危机来临的时候，人们还能笑得起来吗？
著名的犹太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萨缪尔森在自己的专著《经济学》一书成为畅销书后，曾沾沾自喜地嘀咕说：“如果我能给这个国家写教科书的话，那么就让其他人为国家拟订法律条文吧！”战争是一件太残酷的事，不能把它完全交给军队；经济学是一件太严肃的事，不能完全指望政客和某些蹩脚的经济学家。
凯恩斯一生未遭遇过书写的困难，晚年时有人问他，如果能重来一次，他会做些什么不同的事，他回答说：“我会喝更多的香槟。”凯恩斯虽然不是犹太人，但这句话却道出了经济学的独特魅力。经济学不应该是枯燥的，应该宛如芬芳的香槟，带给人快乐和智慧。
贺雄飞
2009年5月8日于北京陋室
在2008年，中国和世界一样，遭受着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谁来拯救我们的股市，房价会出现拐点吗，如何让农民出头，不容忽视的“三工”问题，中国究竟要向何处去？这是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公民不能逃避的问题，也是考验人们智慧和灵魂的时刻。
犹太人是一个伟大而古老的民族，也是全世界最聪明、最神秘、最富有的民族，从他们的忧患意识和危机哲学中，我们能获得巨大的启迪。尤其是截止到2008年，共有22位犹太人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们对人类经济行为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参照标杆，让我们可以坦然面对一切苦难和黑暗。萨缪尔森、弗里德曼、克鲁格曼……这些显赫的名字，都是人类经济史上的骄傲。
真正的现实是非现实的，这些犹太预言家的声音永远不会湮没，他们对经济危机的预测与反思，为我们打开一扇敞开的门、迎进一片希望和一次呼吸，给我们这些虚弱的人身上带来新的力量。
犹太人是一个伟大而古老的民族，也是全世界最聪明、最神秘、最富有的民族，从他们一以贯之的忧患意识和危机哲学中，我们能获得巨大的启迪。尤其是截止到2008年，共有22位犹太人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们对人类经济行为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参照标杆，让我们可以坦然面对一切苦难和黑暗。萨缪尔森、弗里德曼、克鲁格曼……这些显赫的名字，都是人类经济史上的骄傲。
真正的现实是非现实的，这些犹太预言家的声音永远不会湮没，他们对经济学的贡献，为我们打开一扇敞开的门、迎来一片希望和一次呼吸，给我们这些虚弱的人身上带来新的力量。
